中國歷代禁書題解(孟子)戰國時期.孟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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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孟子》是記述孟軻言行以及他和當時門人或弟子互相問答的書。孟子，名軻，戰國時鄒（今山東鄒縣）人。大概生於公元前372年，卒於公元前289年。他「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曾周遊列國，到過齊國、騰國、宋國等，極力說服諸侯採納他的政治主張，以實現其拯救天下的遠大報負。但他最終也沒有實現其政治理想。在四處碰壁之後，「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荀列傳》）關於《孟子》的作者，歷來有三種說法：一種意見認為，該書是孟子本人自己著述的，東漢趙歧，宋代朱熹持此說；第二種意見認為，是孟子死後他的門徒萬章、公孫丑共同記述的，這種看法以唐代的韓愈和宋代的蘇轍為代表；第三種意見認為，是孟子與萬章、公孫丑之徒一起記述的，而主要作者是孟子本人，最早闡明這一觀點的，是太史公司馬遷。較而言之，太史公的判斷是較為合理的。司馬遷在《史記·孟荀列傳》中說：「孟子作《孟子》七篇」。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卻說：「《孟子》十一篇。」趙歧為了弄清《孟子》到底是幾篇，便給這十一篇分列真偽，他在《孟子題辭》中說：「又存《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托也。」由於趙歧認為《外書》四篇是膺品，不給它作註解，所以後來讀《孟子》的人便不讀它，於是這幾篇就逐漸亡佚了。至於現在所傳的《孟子外書》四篇，則是明代人姚士磷所撰，所以梁啟超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中指出，它是「偽中之偽」。《孟子》一書共七篇，即《梁惠王》上下篇、《公孫丑》上下篇、《滕文公》上下篇、《離婁》上下篇、《萬章》上下篇、《告子》上下篇、《盡心》上下篇。《孟子》的篇名和《論語》一樣，撮取篇首二三個字為篇題，沒有什麼意義。《孟子》七篇本沒有分上下兩篇，到東漢趙歧著《孟子章句》，才把七篇各分為上下兩卷，後人加以沿用。《孟子》每篇之中有若干章，章和章之間沒有什麼邏輯關係，各自獨立為章。《孟子》一書以問對、答辯方式展開，以駁論為主要的論證方法。它翔實地記載了孟子的思想、言論和事迹，是研究孟子思想和先秦文學、歷史、經濟、哲學等的重要著作。全書共三萬五千字，它說理精闢，論證嚴密，文字流暢，不僅是一部儒家的經典著作，也是一部優秀的古代散文集。孟子繼承、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和學說，在儒學的發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孟子的學說，雖然在當時曾被認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無法付諸政治實踐，但他和思想卻對後來近兩千年的封建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到宋朝獲得了僅次於「至聖」孔丘的「亞聖」地位。《孟子》一書，到了宋代，與《論語》、《中庸》、《大學》並稱為「四書」，成為儒家的重要經典之一。性善論是《孟子》整個思想和理論的基礎。《孟子·告子上》說：「人生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正如水向下流一樣，人總是向善的，而有的人不善，並不是他的本性決定的。對人性的善的表現，《孟子·告子上》中這樣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這就是說，人性善，就在於仁義禮智這些善的品德，是人性所固有的。人有不善，是因為失其本性，不能完全發揮其本性的緣故。《孟子》又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證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上》）《孟子》認為人性有善端，即本然的善的萌芽。仁、義、禮、智四端完全是天賦的，是與生俱來，人心固有的。因為人性中有善的萌芽，因此人都是向善的，可以為善的。在性善論的基礎上，孟子對「仁」的學說做了新的闡述。他說：「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孟子·盡心下》）仁就是人們固有的惻隱之心，不忍人之心。孟子進一步說：「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仁也者，人也（《孟子·盡心下》）」，「夫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也（《孟子·告子上》）。仁是天賦予人的最可貴的品質，也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孟子講「仁」，是與「義」並提的。孟子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上》）仁是安身立命的基礎，義則是人生應遵循的大道。他提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騰文公下》）居天下之廣居是仁，立天下之正位則是指禮，只有這樣才能「行天下之大道」，「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盡心上》），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孟子》講性善，而要真正做到善，就要修養。修養學說，是《孟子》思想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孟子》強調知恥，「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孟子·盡心上》）人不可以沒有羞恥之心，如果不知道天下有羞恥事，那就真正是無恥了。「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孟子·離婁下》）知恥才能知道怎樣做是對的、怎樣是錯的。《孟子》講求養心寡慾：「養心莫善於寡慾，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盡心下》）欲少的人，雖然也有失去其本心之善的，但很少；欲多的人，雖然也有能不失去本心之善的，但那也很少。因此，要養心，保住本心之善，就要，減少慾望。《孟子》主張「自省」，檢查自己是否做到了仁義禮智忠敬等等。並進一步提出了「誠」：「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通過自我反省，使天賦的善性體現在自己的思想言行中，這是修養的境界，從中會得到最大的快樂。《孟子》還提出養浩然之氣。《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孟子·公孫丑上》）這種氣，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靠每日修養積累而成。有了浩然之氣，才會「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講殺身成仁，孟子則提出「捨生取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這提出了仁義高於生命的價值觀。此外，《孟子》還提出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和「以天下為己任」。（《孟子·告子下》、《孟子·萬章上》）孟子的倫理思想運用到政治理論中，就形成了以民為本的「仁政」思想。「仁政」，就是愛民之政，王天下之政。《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萬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又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心則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之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離婁上》）在《孟子》看來，得天下，保天下，治天下，王天下，都要以得民為本。這就是他的民本思想。孟子主張「王道」，反對「霸道」。「王道」，就是指「仁義」、「仁政」。「霸道」，就是指各諸侯國之間的兼并戰爭。他提出「保民而王」的口號，認為國君只有與民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結束兼并戰爭，使百姓安居樂業，才能鞏固自己的王位，也才能統一天下。孟子是我國封建社會初期偉大的思想家。他繼承並發揚了孔子的政治倫理思想。他的「民貴君輕」、「性善」、「仁政王道」等思想，對我國歷代統治者的施政綱領有很大影響。他的「浩然正氣」、「威武不屈」的修養觀念，陶鑄了封建社會眾多的仁人志士，也造就了我們民族高尚的精神品格。《孟子》一書是「擬聖而作」，兩漢人把它看作「傳記」，即輔助「經」的作品，地位僅次於「經」。五代後蜀主孟昶把《孟子》列入了十一經刻石，宋太宗又加翻刻，這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唐代稱《孟子》為「兼金」，考試也從《孟子》中出題。南宋朱熹把《孟子》列入四書，地位更加提高。自元代有了科舉考試後，規定必須在《四書》內出題，《孟子》便成為讀書人背得滾瓜爛熟的「聖人之言」。孟子的地位雖曾高至「亞聖」，但在歷史上，《孟子》一書也曾遭遇不幸。明太祖朱元璋，對孟子的重民思想極不滿意，甚至說如果孟子活到了今天，非加以嚴辦不可。1394年，明太祖叫人把《孟子》中所有有關重民思想的章節全部刪去，改名為《孟子節文》。共計刪除八十五條，並且規定士人不準學習這些被刪去的章節，更不準用它作考試題目。有一段時間，孟子牌位也被逐出孔廟，經人勸說才得恢復。《孟子》一書遭專制統治者的禁毀，更顯示出其重民思想的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