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書法--書體及特色

　　敦煌文獻同甘肅漢簡一樣，譜寫了中國民間書法演變、發展的絢爛歷史。其主要特徵在於:一是由於大部分為佛教經卷，所以書法風格被賦予了特定的內涵和意義，這是由這七百餘年間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和審美趨向所決定的。東晉南朝以後，文化中心南移，南方興起玄學等思潮，而在這裡，依然保持著以往的儒學傳統，所以敦煌書法書風的演變自然地融進了北碑時尚，即已由兩漢時期先民們天籟精神下的浪漫不羈變為梵音佛樂中的老成持重。二是由於兩晉、南北朝數百年間戰亂頻起，7至9世紀曆時二百年的吐蕃統治及其他少數民族佔領敦煌，加之隸變已經完成，書法的書體已基本完備，所以在書體演變程度上顯然放慢了腳步，而是主要朝著書體楷化和風格的塑造穩步前進。三是由於書法材質變為以紙代簡，書寫運動幅度、筆勢、墨性等發生了變化，因而書者情趣、書法意態等產生了不同於竹簡木牘的特點。

　　敦煌寫經的作者，除了少數士族顯貴之外，多為接受過書法的基本訓練或嚴格考核的寺院經生、經生手或僧侶，儘管他們社會地位卑微，並不大通字學，書寫中俗體、錯別字迭出，但就書法水平而言，決不乏堪與書法名家比肩抗行的精品佳作。

　　敦煌文獻的書體有楷書、草書、行書、篆書以及各種過渡性書體，還有一些美飾類墨跡。而最為顯著的則是「敦煌經書」，即狹義上的類楷書的經書體，或稱之為寫經體、經生體。書體的演進、書法藝術的發展是與時俱進(變)的。隸變在漢代完成以後，接踵而來的是楷書的走向臻熟，而邁出的第一步即先是「魏楷」興起的轉型。反映在敦煌書法中，從早期尚存帶有分書意味的一些「漢楷」樣式，隨之逐步地形成以魏楷為基本而自成體系、頗具特色的經書體，突出地反映了敦煌書法特有的本質風貌。

　　下面，我們依大體時序，分別對敦煌書法的書體及其具有風格特色的一些墨跡，簡要地進行討論。

　　(一)敦煌經書

　　經書體，顧名思義，是指抄寫經籍的書體。廣義上包括楷、草、行等書體；但從狹義講，人們習慣上只是把寫卷較多的類楷書的書體稱為經書體。它是自「漢楷」而後，形成於佛門寺院並具有明顯時代特徵的主流書體。由於宗教的需要，加之敦煌古代特殊的歷史條件，決定了它必然帶有濃郁的宗教色彩和甘肅先民鮮明的性格特徵。書法的創造發展在民間。經書體反映出，它不僅翔實地記錄了漢字在隸變完成以後向唐楷過渡的全過程，而且真實地顯示出民間書家對漢字及書法的發展所起的重大推動作用。

　　經書體是兩晉以來寺院抄寫經籍的主要書體。為了表示對佛的虔誠，抄經者總是嚴格程式，工整抄寫，只是時代不同風格亦不同。從經書體的演變發展過程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魏晉南北朝時期(305580)，即自西晉經十六國、北魏、西魏至北周，這二百七十多年為第一階段；隋唐時期(58l780)的二百年為第二階段；吐蕃至宋時期(78l1006)，即自中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吐蕃佔領敦煌及張、曹二氏歸義軍時期，經晚唐、五代延至西夏統治時期，這近兩個半世紀為第三階段。

　　第一階段的代表作品，有前涼昇平十二年(368)的《道行品法句經》、晉《三國志·步騭傳》、皇興二年(468)的《康那造幡發願文》、北魏《大般涅槃經》、興安三年(454)的《大慈如來告疏》、延昌元年(5l2)的《成實論》、正光二年(521)的《大方等陀羅尼經》、540年左右的寫本《賢愚經卷第二》、北周保定元年(561)的《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八》以及歐陽詢《化度寺邕禪師塔銘》拓本等。基本特點是，多數墨跡構形上縱而趨方，結體緊湊尚存分書(漢隸)意味，轉而融進北碑書風，呈現出一派古雅、峻整、樸厚的風格。

　　經書體發展到第二階段，已由隋大業四年(608)的《大般涅槃經》、大業九年(613)的《勝鬘義記》等尚未成熟的楷書，逐漸形成為典型的唐楷。代表作品如唐咸亨三年(672)的《妙法蓮花經卷第六》、咸亨四年(673)的《佛說大葯善巧方便經卷上》、唐高宗儀鳳元年(676)的《金剛般若經殘卷》和顏真卿青年時代的開元二十三年(735)的《閱紫錄儀》、玄宗《御注金剛經》、典型唐楷《思益梵天所問經卷第一第二》、《合部金光明經卷第三陀羅尼最凈地品第六》、《佛性海藏智慧解脫破心相經》、《說苑反質第二十》、肅宗乾元二年(759)的經史寫本《古文尚書卷第五殘卷》等。書法進入唐代以後，名家輩出，廣為影響，書法的社會意識急劇增強，反映在敦煌書法中，也是謹守法度，民間書法也向士族顯貴書法靠攏，逐漸形成大同書風。

　　經書體楷書發展到第三階段時，寫卷書體多樣化起來，所以像前此以往的唐楷書體相對較少。代表作品如唐昭宗大順元年(890)的《論語鄭玄注卷第二殘卷》等。柳公權於長慶四年(824)所書《金剛經》碑拓，是他四十六歲時的代表作，也是敦煌文獻中保存下來的士族書法瑰寶，楷法森嚴，清勁俊秀，規矩中有變化，方峻中有靈氣，儼然「唐尚法」的典範書風。

　　(二)敦煌草書

　　敦煌是草書的發源地，東漢晚期的「草聖」張芝、「亞聖」張昶「兄弟二聖」和西晉「章草宗師」索靖等皆為敦煌人，所以敦煌有著草書傳統。但是，敦煌文獻中的一些經書類草書作品，與他們並無直接的承傳關係，既無相傳張芝所書《冠軍帖》那樣的連綿激蕩的今草形式，更無相傳索靖所書《月儀帖》那般「標準章草」的模樣；既不同於孫過庭的宗王草法之勁利書風，更沒有張旭、懷素那般浪漫不羈的狂草蹤影，而完全是別具特色、書風獨佔的草書風格。故，本文提出「敦煌草書」的概念。

　　按說，抄寫佛經是極為嚴肅的事情，依照程式、書寫工整是起碼的要求，亦示以對佛的虔誠。但到唐代，由於書法的社會風氣十分濃郁，名家眾多且影響甚深，連清靜的寺院佛堂都被漬染，所以像草書、行書等體現著浪漫主義的書體也成為抄寫經籍的書體形式，真可謂「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此其一。其二，從敦煌文獻中有一些名家字帖摹本和書法理論殘卷等情況分析，唐以來的敦煌，已不僅將草書、行書等書體作為抄寫經籍的書體形式，並已形成了「敦煌草書」的書法風氣，而且已然變成了一座龐大的書法學院，眾多僧侶、經生手被深深地籠罩在又一個「鴻都門下」，成為有勢力的民間書法集群。儘管他們大多未能留下姓名花押，但就書法水平而言，有些絕對不在名垂青史的大家之下；也正因此，敦煌才為後世留下了諸多光耀千秋的書法瑰寶。

　　「敦煌草書」的代表作品當以盛唐時的《因明入正理論後疏》最為精彩:字字獨立，但字中極盡連帶使轉、起伏變化，結字簡約圓秀，用筆純熟自然，通篇二萬餘字一氣呵成且無改漏，章法茂密，氣韻通暢，顯然出自某位學識淵博、功力精深的敦煌書法巨擘之手，絕對堪稱不朽傑作。其次，有盛唐時的《恪法師第一抄》，不乏王羲之筆意，與孫過庭《書譜》息息相通。堪為今草傑出作品。再次，有大致書於772年前後的佛學論著《大乘起信論略述》，似開元代書家康里巎巎草書風格的唐佛經寫本《妙法蓮花經明訣要述》。其共同特點是結字渾圓，體勢清朗，用筆流暢，率意自然，當為出自粗通草法的一位經生之手，篇中雜有行書乃至楷書筆意，草書顯然尚不夠成熟，但恰恰因此而更見變化，獨具風格。

　　隋唐時期，由於王羲之聲名顯赫而噪南播北，連遠在西陲敦煌莫高窟的經生們也推崇尊學，時成風尚。所以在敦煌文獻中，還有幸留下三幀《王羲之十七帖》的摹本殘跡，即《龍保》、《瞻近》和《得足》。從三帖中一些字的結體、風格等來看，似出自一人之手，行筆勁健流暢，生動自然，頗得「書聖」筆短意長之神韻，堪為敦煌書法中難得的寶墨佳品。其他草書墨跡還有見唐貞觀十五年(641)的《蔣善進臨智永真草千字文》等，亦不乏骨力雄強且「半得右軍之肉」的妙作之神采。

　　(三)敦煌行書

　　敦煌文獻中的行書墨跡數量頗多，用途也很廣泛，不僅用來抄寫經文，還應用於一些輔助性經籍注釋、疏義、略述及寺院的經濟文書等諸多方面。

　　敦煌行書以行楷為多，行草相對較少。行楷的代表作品，依大體時序，一是西涼比丘德祐於405年所書《十誦比丘戒本》，大致與二王同處一代，書法極具特色，堪為珍品；二是西魏大統三年(537)的《東都發願文》，書者令狐寶系敦煌令狐豪族、書法世家的一員，行筆流暢洒脫，線條飄逸俏美，可謂南北朝時不可多得的行書墨跡；三是唐天寶十四年(755)的《騎都尉秦元制受告身》，一眼可得其太濃的顏(真卿)味，實是書法佳作；四是盛唐時寫本《高適詩選》，系曾久居西北、任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幕府書記時所作的反映士兵疾苦和邊防生活而流傳於敦煌地區的詩歌抄本，用筆沉雄峭拔，方圓兼使，大方自如，富有特色。此外還有如《歸義軍衙府酒破歷》、張大千珍藏的《張君義勛告》以及《溫室經疏》等，也都各具書法風格。

　　行草書代表作品，首先是西魏大統二年(536)的《法華經義記》，流暢瀟洒，跌宕多姿，不乏二王風氣；其次是隋仁壽元年(601)的《攝論章》，極富節奏韻律和線條變化，是改變了北魏以來的基本筆法卻仍略帶分書筆意的行書佳作。另外，裹藏於敦煌文獻中的貴族書跡，即甘肅籍的唐太宗李世民於643年前後所書的《溫泉銘》唐代拓本，原碑早佚，宋以來只有文獻見聞，直到敦煌藏經洞發現才得以昭世。以行書入碑，唐太宗當為第一人。是銘用筆圓勁，線條清麗，一派「書聖」大風，不愧遒媚機敏之佳品。實際上，敦煌書法中的行書墨跡為數不少，除上述代表作品外，尚有北魏時的《勝鬘疏》，唐代的《眾經別錄》、《春秋經傳集解》、《開門要訓》、《蘭亭序幕本殘卷》，五代時的《曹元忠狀》，曹氏歸義軍時期的《節度使某官發首燃燈文》、《正月十五日窟上供養》等等，都可謂敦煌書法之佳品，考慮到篇幅，這裡就不再一一展論了。但值得一提的是，敦煌文獻中約有二萬頁(以縮微膠片一張為一頁計)多種文字的硬筆書法，其中一些漢文也不乏可鑒價值，如中唐和晚唐時期的二紙契據類墨跡等。這說明，一是唐代時民間也盛行硬筆書法；二是這些硬筆書法僅為書寫實用墨跡，與當今的硬筆書法有著不同的內涵；三是硬筆在唐代也是一種(類)書寫工具，與毛筆具有相同功能。敦煌研究院研究員李正宇由斯入手，多方考察探究，梳古捋今，得出「硬筆書法是我國書法的母體」的結論，成為頗具新意的一說。

　　(四)敦煌篆書及其他

　　比較而言，敦煌書法中的篆書墨跡為數極少，僅發現幾頁殘卷，這裡藉以《千字文殘卷》作代表。《千字文》是南朝梁周興嗣撰寫的集識字、習字為一體的字書教本，歷來以王羲之第七世孫、寺僧大書家智永以真、草二體所書的本子最為著名，敦煌文獻中即有前述的《蔣善進臨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跡，但篆書《千字文》頗為少見。此殘卷的發現，可謂填補了隋唐間《篆書千字文》僅有史乘載述而無跡鑒的空白，具有凡響不同的意義。此殘卷給人一種有似見到戰國時期楚系文字中的《岣嶁刻石》般的感覺，同樣可用「奇譎詭異」來作評論，有學人稱其為「篆書奇字」，就是因其書寫頗為奇特，甚至雜有民間迄今流傳的「蚊腳篆」、「香爐篆」等俗篆之意；其中的「丹青」二字又簡直是楷書寫法，故真當為奇特之書了。

　　討論篆書必然想到篆刻。敦煌文獻中還有一批為數可觀的唐、五代時的篆刻印鑒，不僅填補了目前極稀見的唐印之白，而且也顯示出各種極盡法度的精彩印風。不過在筆者的思想中，篆刻依然同書法分離，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所以還是以後另作討論。

　　敦煌文獻中有一元代至正八年(1348)的莫高窟造像《六字真言碣》(又稱《六字真言碑》，亦可謂珍品之跡。上額為漢字楷書「莫高窟」三字，碑心為四臂觀音像，上、左、右三方用梵、藏、漢、西夏、八思巴蒙古、回鶻六種文字各刻「崦嘛呢八咪吽」「六字真言」等，其碣的形式布局及內容等十分罕見。「六字真言」系喇嘛教教徒認為的經典之根源，謂經常反覆吟誦可以積累功德，待「功德完滿」即可解脫。此碣用六種文字刻立，當主要是為方便和滿足當時敦煌多民族佛教信徒誦念之需。從書法角度看，也反映了民族文字與漢文字同光共輝的現實和書刻風格。尤其兩側和下部以漢字細密書刻的西寧王及妃子、太子、沙洲路及河渠司提領、大使、百戶、僧人、長老、工匠等八十餘位功德主姓名書跡，展現出自然無拘的書法風姿。

　　同甘肅漢簡一樣，敦煌文獻亦可謂書法的海洋和百科全書，我們僅僅擷其兩枝三葉做了個引述。事實上，敦煌文獻中還有更多頗具特色、十分精彩的書法墨跡，而且有著許許多多在變中的過渡性書體原型，充分、多彩地展現出古代敦煌地區以至三隴民間書法的創造精神、天籟精神和自由精神。總之，敦煌書法是非常豐富的，極有藝術價值的，還有待去做進一步的挖掘、梳理和研究，不斷發現、總結其隱藏著的書法奧秘，以啟迪、指導我們當今的書法創作和甘肅書法「敦煌風」的構建與形成，並對書法藝術的發展以借鑒和思考。

　　余秋雨在其《文化苦旅·莫高窟》中說:「為什麼甘肅藝術家只是在這裡擷取了一個舞姿，就能引起全國性的狂熱？為什麼張大千舉著油燈從這裡帶走一些線條，就能風靡世界畫壇？」所以，敦煌書法，給予我們的啟示同樣也是很大、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