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全球史研究關注的問題

自從全球史興起以來，生態環境問題就成為全球史學者關注的一個重要話題，也由此取得了一些相關研究成果。威廉·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1976年），從環境、疾病和人三者的互動關係角度探討了人類文明的變遷。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的《哥倫布交流：1492年的生物和文化後果》（1972年）和《生態帝國主義：900－1900年歐洲的生物擴張》（1986年），從生態學、生物學、地理學的視角考察了歐洲人在近現代的世界性擴張。克萊夫·龐廷的《綠色世界史：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1991年），從生態學視角考察了人類歷史的變遷及其重大環境問題。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1997年）和《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2005年），探討了地理和生態環境對歷史的影響，解釋了歷史上及現代社會在解決環境問題時，為何有的獲得成功，有的走向失敗。約翰·麥克尼爾的《陽光下的新事物：20世紀世界環境史》（2000年），從土壤、空氣和水三個方面考察了20世紀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拉馬昌德拉·古哈的《環保主義：一部全球史》（2000年），回顧了世界各地環保運動的歷史，並分析了美國、歐洲、蘇聯、印度、中國、巴西等地環保主義的異同。唐納德·休斯的《世界環境史：人類在生命群落中變化著的作用》（2001年），探討了人類社會與生態系統之間關係的歷史變遷。約阿希姆·拉德卡的《自然與權力：世界環境史》（2002年），探討了人類從最初與自然的和諧，到破壞和改變自然，最後力圖保護自然的歷程。另外，約翰·麥克尼爾、威廉·麥克尼爾的《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2003年）和大衛·克里斯蒂安的《時間地圖：大歷史導論》（2004年）等全球通史類著作中，生態史的視角及相關內容也佔有重要地位。

在這些研究中，全球史學者所持有的一個基本理念，就是把人當作生物圈中的一個生物體，從生物學和生態學的角度來理解人與環境的關係。30多年來的全球環境史研究實踐表明，把人當作生物體置於其生存關係情境之中來考察，成為環境史學者理解世界歷史變遷的一個重要維度。

約翰·麥克尼爾在《環境史研究現狀與回顧》一文中指出：「由於一些生態過程的發生和發展是全球範圍的，而一些與自然環境相關的文化趨勢也具有類似的特點，因此，在全球的層面展開環境史研究，無疑具有很多學術上的優點。」這表明了全球史視域中的環境史，不同於地方性或區域性的環境史。首先，全球史學者對環境問題的關注，超越了民族國家的情感，從全球史關懷人類命運的理念出發，將人當作全球生態系統中的一種生物，從宏觀層面來理解和探討人與環境的關係史，並且通過回顧歷史來反思現實、展望未來。例如，唐納德·休斯在《全球環境史：長遠視角的思考》一文中，著眼於未來而探討了世界環境史中的四個主題，即人口增長帶來的問題、地方性和全球性的環境政策、生物多樣性受到的威脅、能源及原料的供給與需求。他指出，每個主題都向人類提出了挑戰，而四個主題合在一起構成了人類生存的危機，人類應針對危機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其次，全球史學者從文明互動的視角出發，注重跨文化交流中的生態環境問題及其生態後果。例如，克羅斯比對歐洲擴張的研究，探討了歐洲與美洲、澳洲之間相互的生態影響，尤其是歐洲人把天花等疾病帶到美洲和美洲的玉米、土豆等糧食作物傳播到歐亞大陸，對世界歷史產生了巨大影響。這種全球視野下的生態環境史研究，回答了傳統史學和民族國家環境史所不能解決的問題。第三，全球史學者注重對全球化過程中全球性環境問題的探討。全球史作為對全球化浪潮的一種史學反應而興起，其關注點自然包括全球化過程中的生態環境問題。眾所周知，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帶來的生態環境破壞，隨著全球化發展而進一步加劇，土壤流失和地力下降、森林減少、空氣污染、水污染和水資源缺乏、氣候變暖等等，這些都成為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全球性環境問題。大衛·克里斯蒂安在《時間地圖：大歷史導論》中對全球化帶來的環境影響所作的評述，代表了全球史學者的共同心聲：「20世紀人類社會的規模及其生產（以及破壞）能力的規模使得現代革命對環境的影響不僅是區域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環境對於人類影響的重要指數在過去300年呈現同樣幾何級數增長。」因此，在大多數全球環境史著作中，全球性環境問題幾乎成為共同關注的重要內容。（劉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