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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嘯虎，愛思想網專欄學者，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研究員，安徽大學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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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圍棋的變化多如星辰，不可窮盡。但圍棋是何時被我們的祖先發明的呢？迄今眾說紛紜，沒有定論。戰國末年的先秦典籍《世本.作篇》曰：堯作圍綦。這是迄今唯一可查的也是最早的一個說明圍棋發端時期的文獻記載。1964年版的《大英百科全書》也認可這種說法，甚至根據它自己的考證將其確切年代定在公元前2356年，距今4300餘年。按照史載堯的生卒年齡算，即是說這位活了140歲的帝堯是在其90歲那年創造了圍棋。他的兒子丹朱很喜歡下圍棋（丹朱善之），當然也有認為堯是因為自己的兒子丹朱愚笨而特意發明圍棋，"以教丹朱"。可是，這個時期的考古並沒有發現圍棋的遺迹，但跟圍棋類似或可能與圍棋相關的文物卻有出土面世的。
比如，1974年甘肅永昌縣鴛鴦池考古遺址就出土了好幾種原始社會末期，也即公元4150年前，屬於仰韶文化類型的陶罐，其中一些就繪有不少黑色、紅色甚至彩色的方形條紋圖案，線條均勻。縱橫交錯，格子齊整，形狀很象現在的圍棋盤。這些方形條紋圖案上面的縱橫線條一般有十一至十三道（現在的圍棋盤是十九道，但是逐步發展而來的）。考古學家將這種罕見的圖案稱之為（圍棋）棋盤紋圖案。
公元前4150年這個時間與史載堯造圍棋的時間差不多，僅晚了150年。兩者之間是否有關聯或者說這些陶罐上的棋盤紋是否受到過不久之前"堯造圍棋"的影響尚無定論。但我覺得，幾千年前在陶罐上要畫出如此方正圖形並在其中畫出如此平行的、線條明確的縱橫棋盤狀圖案不大可能是當時造罐工匠的心血來潮，而顯然是受到生活中某種啟示或指示的影響的。我想，這種啟示很可能就是在那個年代剛誕生不久卻頗受少數貴族人群歡迎的圍棋吧？（人們在其它地方的某些出土文物上也看到繪有縱橫交叉的線條圖文，但那些線條都是隨意而繪，像籬笆一樣傾斜交叉，沒有繪有四個邊，更沒有與四個邊平行的線條圖案。像下圖那樣的繪有與其四邊如此規整平行條紋的也與圍棋盤最為接近的圖案是迄今考古中絕無僅有的--作者注）
雖然堯造圍棋後近2000年均罕有文獻或實物證明圍棋在中國是如何存在和發展的，就連類似於永昌鴛鴦池出土陶罐棋盤圖案的文獻或實物證明也沒有。（真不知是何原因？但我相信這段圍棋發展空白今後考古一定會填補的--作者注）但到了2500年前的春秋時期，圍棋在中國確實就已經相當普及了。那時候一般生活無憂的有閑階層可能都會下圍棋了。
比如，最早記載圍棋的古籍是成書於公元前400多年的《左傳》，它在《襄公二十五年》中說："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耦同偶，意為對手--作者注）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涉及圍棋的比較可靠的文字記載，描述的時間是公元前548年。史家能以描述下圍棋的人的神態去形容人們做事猶豫不決的壞處顯然表明當時圍棋在社會上已很流行了。再如，成書於公元前300多年的《論語·陽貨》也借孔子口吻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這裡將春秋晚期各國有閑階層的閑暇生活描述無遺。根據東漢的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的"弈，圍棋也"，這裡的弈者及（博）弈者都是指下棋的人，也即棋手。可見春秋戰國時期，圍棋在中國已很興盛是確證無疑的了。可惜的是，迄今沒有發現這個時期的任何有關圍棋的文物出土。
然而，圍棋棋盤並非一開始就是現在這種縱橫19道線361個交叉點的樣子則是確定無疑的，而且想必也經歷了一個棋盤由小到大，棋子由少到多，變化由簡到繁的逐步演化和發展的過程。但是圍棋的這種變化與發展具體又是如何體現的呢？我想，除了通過歷史文獻和考古實物加以印證以外，必要的、符合邏輯的分析和推測還是少不了的吧？
經檢索，迄今考古中發現的最早的圍棋實物是1998年在對陝西省西漢年間（公元前200年）漢陽陵南闕門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出土的一塊帶有殘損的陶質圍棋盤。呈不規則五角形。其殘長２８．５厘米至５．７厘米，寬１９．７厘米至１７厘米，厚３．６厘米。棋盤兩面均為陰刻直線。因是殘片，這個棋盤只能看出不止13道格局線，而是更多。根據殘留部分分析，這也很有可能是一塊縱橫15道甚或是17道線的棋盤。詳見下圖：
從這塊陶質圍棋盤殘片看，西漢時期的棋盤就已經至少有15縱橫道線了。有沒有可能是17道線呢？我想，一切皆有可能。而且據考古人員說，從其質地及線條的粗糲程度看，似乎是在當時的一塊鋪地方磚上臨時刻划出棋道線條的。所以這塊棋盤雖出土於皇家陵園，但並非皇家之物，很可能是漢陽陵的守陵人為能閑暇時下棋信手刻劃而成的。由此推斷，在距今２０００多年前的西漢時期，圍棋不僅如春秋戰國時那樣是貴族有閑階層的遊戲，而且已流行於類似守陵人這樣的平民百姓之中。
1952年於河北望都一號東漢墓中發現的一件石質圍棋盤則比較完整。此棋盤呈正方形，盤下有四足，格局縱橫各17道。作為漢魏時期圍棋盤格局大小的一個罕有物證，這個棋盤與東漢三國時的魏國人邯鄲淳所著《藝經》中描述的"棋局縱橫17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圍棋盤的記載是一樣的。這個棋盤的發現表明至少在東漢時期，圍棋就已經發展到縱橫17道線的格局了。
另外，1975年在山東鄒縣發掘的西晉劉寶墓中，竟然有一副裝在灰色陶盒裡的基本完整的圍棋子，黑白色天然海卵石磨製的，圓形，共289子（也有說272顆棋子），與17道棋盤是相適應的。因為15道棋盤用不了這麼多棋子，而19道棋盤這棋子也不夠。可見，無論是棋盤實物還是棋子實物的出土都說明，無論在東漢（公元25年-220年）還是在兩晉時期（公元265年-420年），都是流行17道圍棋盤而不是15道或者更多道線的棋盤的。
當然，圍棋在中國的發展也不是均衡的。可能由於信息閉塞以及風俗習慣使然，雖然中原地區17道棋盤早在東漢時期就已普及，但有的地方一直到唐代（公元618-907年）甚至遼代（公元907年-1125年）卻還在繼續使用15道甚至13道的棋盤。這在考古上也時有發現。比如，湖南湘陰出土的15道唐代圍棋盤和內蒙出土的遼代13道格局的圍棋方桌以及1972年於新疆吐魯番出土的唐代《仕女弈棋》圖上所顯示的15道棋盤等。也有分析認為，這些13道或15道棋盤的流傳地多為中原文化對其影響較為滯後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這與當時（唐代或遼代）或以前（東漢及三國時期）中原地區早已廣泛使用17道棋盤的歷史事實完全可以並行不悖。
我認同這種分析。因為古代中國各地發展極不平衡，文化方面的差異尤其突出。何況圍棋這類難登官牘正史的消遣博弈類的遊戲之物呢？（湘陰雖不屬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但不排除可能因墓主喜歡以此博戲而非下棋而僅屬個案的可能性--作者注）因此，這些出土的唐以後時期的少於17道的圍棋盤實物並不能代表當時中原地區沒有通行17道或19道線的圍棋格局。
最有意思的是，就在前些天（12月中旬）最新的考古新聞報道說，在南昌西漢海昏侯（漢武帝之孫劉賀？）墓里竟然還發現了一塊棋盤。據考古方面人士說，"這個棋盤約20厘米見方，出土的位置是娛樂用具庫。"還說，從這可以看出，圍棋在西漢時期，已經成為了高等貴族的一種娛樂方式。"從歷代墓葬中，可以看出，隨葬物品一般為墓主經常用的東西，所以從這可以看出，下棋是海昏侯的一大愛好。"（詳見下圖）
可惜關於這塊在圍棋史上十分重要的棋盤的考古信息迄今只有這麼一點兒。從這個照片既看不出棋盤的材質，也看不出棋盤的道數。但可以肯定的是，從照片上的棋盤露出的14道線看，這塊棋盤至少有15道線。有沒有可能是17道線呢？我想可能性是有的，但如果是17道線，那就不僅表明漢陽陵出土的那塊棋盤殘片可能也是17道線，而且表明中國的圍棋盤在西漢時期而不是現在認為的東漢時期就已經是17道線格局了。一下子將17道圍棋盤歷史提前了200多年，這不是一個重大的考古發現又是什麼？我相信不要多久，這塊圍棋盤的真面目以及圍繞這塊圍棋盤的考古分析資料都會逐步問世的。我很是期待相關信息的進一步披露。
暫且撇開最近那個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的未露真面目的圍棋盤不說，前述的這些考古發現都表明，中國的圍棋至少在東漢以及稍後的兩晉時期（公元265-420年）都是縱橫17道線的棋盤。但自那以後的某個時期，也可能就是在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或隋朝（公元581-618年）或唐朝初期的這二百年時期吧（具體請詳看後面的分析），在這段時期里，中國圍棋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革命性的升華，即圍棋盤從縱橫17道289個交叉點一下子升格到了縱橫19道361個交叉點！
這不是一個小事件。圍棋盤從縱橫17道各增加兩條線到縱橫19道，將棋盤上可以落子的交叉點從289個增加到361個（增加了72個交叉點），不僅天文級數般地增加了圍棋的變化，而且也必然會從根本上顛覆原來肯定存有的那些圍棋的定式和習慣著法。當然，圍棋棋盤的這種擴容也必然會極大地擴展對弈者的棋局視野和海量增加他們對下棋路數進行演化的計算量，不僅下棋的競技性亦會因此而陡增很多，而下棋的樂趣可能也會相應地成倍放大。但如果說圍棋盤真的是從公元420年至618年這個時間段從17道線發展到19道線的話，那麼這還需要人們繼續以歷史事實，即出土文物或歷史文獻來說話方可。
不過奇怪的是，也有文獻資料顯示圍棋盤格局發展成為縱橫19道是從東漢開始的，而不是考古實物證實的南北朝隋唐時期。這讓人們在研究圍棋發展史時感到十分困惑。
比如，北宋李逸民《忘憂清樂集》甄選了前代及本朝名家弈譜五十餘圖局。其中記載的"孫策詔呂范弈棋局面"、"晉武帝詔王武子弈棋局"等棋譜圖局，為中國現存最早的圍棋棋局。有意思的是，這兩個棋譜局面上顯示的都是19道而非17道棋盤。如果《忘憂清樂集》所載的這兩幅棋譜都是真實的，那麼就可以表明中國早在東漢末年西晉初年就已經有了19道棋盤。但這會是真實的嗎？一直以來學界都有人對此提出質疑，認為棋譜上只有寥寥43步棋的"孫策詔呂范弈棋局面"棋譜是後人托偽的。因為從所有的出土文物考證來看，東漢末年三國乃至西晉時代，中國並無縱橫各19道線的圍棋盤問世，迄今出土的都是17道線棋盤。
那麼人們可能會問了：既然中國圍棋東漢末年和西晉時還只是17道棋盤，那麼19道棋盤又是何時形成的呢？有沒有可能出現在稍晚些時候的南北朝晚期呢？我覺得有可能。理由是有歷史文獻支持。比如，被認為成書於公元五世紀左右（相當於南北朝晚期）的《孫子算經》上有一句話說："今有棋局方十九道，問用棋幾何？答曰：三百六十一。"《孫子算經》這本書雖然作者不明，但多認為是南北朝時期成書的。所以，那個時候圍棋有19道線的棋盤是有可能的。
此說也有輔證。比如，敦煌出土的南北朝北周時期的《棋經》也說："棋子圓以法天，棋局方以類地。棋有三百一十六道，放周天之度數。"這裡"三百一十六道"的表述可能是"三百六十一道"之誤，因為沒有哪兩個相同的數相乘可以得出316（15x15的積僅為225，而17x17也只有289個交叉點）。這裡的"放"字亦為"仿"字誤。
《孫子算經》和敦煌《棋經》都是南北朝時期的作品，雖然作者均佚名，但這兩部有關計算和圍棋的著作實在了不起。前者提出的"物不知數"命題及其演算法震鑠古今，被稱作"中國的剩餘定理"。後者雖僅有殘卷七篇半（原文為八篇），159行字，卻將誘征、勢用、釋勢、棋制等圍棋要訣一一加以詮釋並將孫子兵法戰略戰術思想巧妙地用在下棋上，使得原本屬於一種智力遊戲的圍棋更具有戰爭之際進行實戰演練的意味了。
最能證明圍棋已經發展到19道線格局的歷史文物於1959年的河南省安陽北郊發掘出土。這個墓葬屬於隋代開皇十五年的張盛。此人生於北魏景明三年(公元502年)，卒於隋開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去世時位居征虜將軍、中散大夫。有意思的是他很喜歡下圍棋，死後還用一個供把玩的小型白瓷圍棋盤陪葬（見圖）。這個棋盤呈正方形，盤面上刻有縱橫直線各19道。有人說這是迄今發現的時代最早的19道棋盤。但仔細看，這19道線均已深深地刻划到四個邊的邊緣處了，如果用它下棋的話，棋子顯然是無法下到棋盤邊上站住的。但這個圍棋盤確確實實刻劃有縱橫19道線痕呀。因為如果是17道線的話，制瓷工匠一般不會將線條刻畫到棋盤邊緣的。但為何這個棋盤會這麼製作呢？難道圍棋正好在那個時期從17道發展到19道格局的嗎？我覺得這也許是可能的。根據這個分析，如果我說這個隋代墓里出土的圍棋盤可能是一個正處於圍棋從17道朝19道棋盤過渡期的考古樣本代表也未嘗不可的吧？
從前述棋盤的演變過程看，圍棋顯然有一個逐漸由簡到繁的發展軌跡。因為棋盤越大，變化就越多，棋局也就越複雜，而博弈者互相鬥智的競技性也更加強烈了。但問題也出來了，即如果圍棋就是從南北朝晚期至隋唐早期從17道發展到19道線的，那麼當時究竟有哪些因素促使圍棋出現這個飛躍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很傷腦筋，因為迄今似乎既沒有歷史文獻說到此事，也很少有現代人研究過此事。不過至少有一個理由可以支撐南北朝隋唐時期圍棋出現這一飛躍性發展的社會原因，那就是當時是繼兩晉之後中國歷史上圍棋發展的一個最為普及和繁榮的時期。這方面的文章已經很多了。以後也有機會撰文專論此事。所以這裡不再贅述。
現代也有人分析過圍棋盤為何會從17道線擴展到19道線問題。比如，人稱圍棋博士的何雲波先生就大致分析過這個問題。他在一篇文章中說，
"有人曾作過計算，在十七路盤上下棋，圍三路共需48子，圍出112目，平均每子的價值為2.33目，圍四路需40子，圍出81目，每子價值為2.03目，子效差值為0.30目，三路有利：十九路盤，圍三路56子，136目，平均2.43目，圍四路48子，121目，平均2.65目，子效差為0.22目，四路有利。"他接著為了突出19道棋盤的子效，還分析了21道棋盤圍棋子力的優劣，最後得出結論說，"據此斷言，十九路盤是最佳路數，因為它在三、四路間落子，其子效差最為接近，在守地與取勢之間最為均衡。"（摘自何雲波《圍棋盤的奧妙》，《國學周刊》第53期第3版）
何先生這裡是以"有人曾作過計算"的方式分析此事的，也是從圍棋的子力或叫子效上作此分析的。平心而論，這個分析不能說沒有道理，而19道盤的子效相對而言事實上也是較大的。但這種分析並不能完善地回答棋盤為何要擴展升格這個問題。因為這種因棋盤道數的局限性導致的子力或子效的發揮程度，不管是高還是低，對於對弈雙方來說都是平等的，下棋時並不會因為子力不夠高這一問題影響到對弈某一方的發揮。倘這種說法成立，下棋者顯然並不會因此而生髮出擴展圍棋盤道數的改革動力。因為只要棋規（包含棋盤制約）體現了對弈者雙方的公平和公正，而不是有利於哪一方、不利於另一方，擴大棋盤之類的改革顯然是缺乏動力的。沒有必要嘛。何況17道線289個交叉點的棋盤的變化空間也已經大到天文級數，大到人的計算無以復加程度了。顯然，圍棋從17道擴展到19道的根本原因並不在於子效大小，而是另有原因。國際象棋盤只有64格，局促得很，迄今也未見擴大可能也可從另一側面說明了這一點。由此可見，僅僅從子力或子效角度就得出南北朝晚期或隋唐早期人們之所以將17道棋盤升格為19道棋盤的原因的結論，其說服力顯然還是不夠的。我們得從其他角度來加以分析。
有沒有這種可能，即比如說，經過數百年圍棋技術的發展，到了南北朝晚期及隋唐時期，也是中國歷史上圍棋最為普及、圍棋技藝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當時的愛好圍棋的士大夫們在對弈中可能經常感到17道盤天然存有某種有礙對弈雙方棋力公平發揮的地方，所以才試著將圍棋盤從17道線擴大到19道線以圖解決這個局限性問題呢？也就是說，17道棋盤可能因存有天然的、容易造成對弈雙方棋藝發揮不平等的障礙或叫局限性而導致一些具有開創性思維的棋手去試著將其擴展2道線至19道線的。而19道線棋盤又恰好可解決了17道棋盤的所有欠缺。如我們按照這個思路進行分析，也許可以得出古人發明19道線棋盤的真正的原因吧。
其實，只要熟悉圍棋的人都知道，17道棋盤的局限性較大。如四個角星位之間僅有9道線，而9道線使得掛角立二拆三後再拆邊就只能拆一而不能再展開拆二了。而這次拆一在實戰中又形同於再次掛角，但因棋盤制約，對弈的被掛角那一方則無法對掛角一子實施夾攻而只能自行守角或另外拆邊了。而且，由於在立二拆三基礎上再次拆一還無形中強化了立二拆三，對方即便想打入這個拆三，由於又多了一個拆一，這種打入要想成功不吃虧就幾無可能。或者說，在多了一個拆一這種情況下打入立二拆三的話，打入方，也即進攻方總是要虧損的。久而久之，下的人多了，17道線棋盤上的這種變化就顯得既不合理也不公平了。或者說，這種下棋方式顯然有利於掛角一方去擴展實地，而被掛角一方則因棋盤限制無法對掛角方實施有效攻擊，只能朝另一個方向躲讓，顯得非常不公平。由此可見，17道線棋盤是有利於掛角一方而不利於被掛角一方。這種不公平其實也束縛了下棋雙方施展攻防變換手段的手腳，這樣不僅極大地限制了圍棋技藝的發展，也極大地減少了圍棋的變化及其給對弈雙方帶去的對弈樂趣。
而19道盤就不存在這些問題。因為其每個角上星位之間都有十一道線，每個邊立二拆三後不僅都可以再拆二，甚至還可以再拆三去掛另一個角。即便對方打入夾攻，被夾攻一子也有較大的空間左右上下騰挪，或進角佔地，或跳起取勢以進行轉換。而被掛角一方也會有更多的空間和機會去選擇或進攻或防守，或守地或取勢，從而有利於對弈雙方公平對弈並在棋局的攻與守、地與勢上易於達致棋局的變化及其平衡。
當然，以上關於17道盤與19道盤在對弈公平性和攻守平衡性上的分析，雖然從圍棋技藝本身來說是站得住腳的，但如拿來作為南北朝晚期人們選擇將17道棋盤擴展到19道棋盤的歷史原因的主要依據則仍顯不夠。因為這也是一種猜測，儘管相對而言比較合理，但迄今也沒有發現任何歷史文獻記載南北朝隋唐時期出現的這場圍棋革命的動因，更沒有記載這場革命究為何朝、何國、何棋手發端？不過，隋朝張盛墓出土的那件可愛的19道線刻畫到邊的小白瓷圍棋盤則向我們提供了隋代前後正處於這場圍棋革命的過渡期的那個極具想像力的空間。
至於在不遠的將來現在的19道線圍棋盤會不會擴展到21道線的問題，我覺得既然19道線已經充分提供了對弈雙方公平展示各自棋藝的足夠的空間，而且其變化已多達人類已知宇宙的不可窮盡的天文級數，那麼在最近一百年內討論這個問題可能都是毫無意義的。
圍棋之道，博大精深，但都隱藏在圍棋之"道"之中。所以說，圍棋之"道"，實非小道也。
作者新著《我在伊朗下圍棋》一書已於2015年8月在北京華文出版社出版。
謝謝閱讀責任編輯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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