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罷官到「文革」興起

陳曉楠：一九六五年，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了文革序幕，而吳晗和他的「三家村」同伴們就成了文革祭壇上最早的犧牲品。「文革」開始前，蘇雙碧一直在吳晗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他曾親自見證了從批吳晗到文革興起的全過程。文革後，他致力於研究這段歷史，是第一個撰文為吳晗和「三家村」鳴冤的人。蘇雙碧：我一九六一年大學畢業，分配在歷史協會工作。當時吳晗是歷史協會的會長，協會沒有專職幹部，從我開始，就有了一個專職幹部，陳曉楠：那個時候，吳晗還是北京市副市長，著名的明史專家，與共產黨有著深厚歷史淵源的民主人士，民盟黨員。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在上海提出，要提倡「海瑞精神」。海瑞是明朝的大臣，以敢於直言上諫著稱。負責宣傳的胡喬木一回到北京，就找到明史專家吳晗，請他撰文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蘇雙碧：這個吳晗，自從他參加民主同盟以後，他對共產黨是堅信不移，對毛主席是敬若神明，所以他就馬上動筆寫了。陳曉楠：吳晗欣然受命，寫出了《海瑞罵皇帝》。可恰恰在這個時候，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卻因為直言進諫被免了職，被毛澤東說成是「假海瑞」，吳晗只好匆匆在文章之後加了一段「要提防假海瑞」的話才發表出來。這件事過後，吳晗並沒有發現海瑞的話題多了幾分敏感。一九六一年，他應馬連良的邀請，創作了京劇《海瑞罷官》。蘇雙碧：一九六二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罷官》，說這齣戲有嚴重的政治問題。她找到了中宣部和文化部。江青當時提出來要批這個《海瑞罷官》。而且找了四個部長、副部長，中宣部、文化部，四個部長、副部長談話，說要批吳晗的《海瑞罷官》。這四個部長、副部長聽了以後沒有把它當一回事，當時主席對這些問題沒有表態，就是江青在那邊接頭，主席沒有明確表態這些事。主席既然不表態，誰也搞不起來。另外誰也不會去聽江青的。到了一九六五年，形勢發生了變化。毛澤東轉而支持江青秘密去上海組織這場批判。後來，江青也在文章中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去組織這篇文章。在上海，柯慶施和張春橋對江青給予了大力支持，他們找到學術界的棍子姚文元，由姚文元捉刀上陣。文章在嚴格的保密措施下寫了七八個月，每一稿由張春橋夾在樣板戲磁帶裡帶到北京，毛澤東本人就審看了三次。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文匯報》上登了出來。此時，身在北京的吳晗對此一無所知。當時上海的《文匯報》到北京一般要第二天看到。看到後，憑我當時的了解，和當時的認識，我是沒有太吃驚。為什麼沒有太吃驚呢？我認為姚文元不是一個什麼了不起的，完全就是一個學術界的小棍子。他打了好些人，今天打吳晗就是了，沒有太把它當一回事。大概第二天呢，就算第三天了吧。我就跑到吳晗那兒去，一個想安慰安慰他，一個想聽聽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去了以後呢，他不像以前精神狀態那麼好，精神狀態很沮喪。後來他就跟我說，他說這是有來頭的。我說，這個是什麼來頭？他就搖搖頭，不說，走了。再過幾天，北京大學的教授邵循正，也是比較有名的一個教授，是他的同學，特地從中關村跑到城裡來看吳晗，結果在這之後馬上就通報出來。陳曉楠：通報什麼？蘇雙碧：通報邵循正去看吳晗。這樣我就大吃一驚。原來吳晗已經被監視了。這個文章出來以後，在北京市委裡頭有什麼反響？文章出來的當天，北京日報社長范瑾就給北京市委打電話，跟鄭天翔打電話。鄭天翔是分管北京日報的。范瑾問鄭天翔，怎麼辦？上海已經登出來了，這該怎麼辦？鄭天翔琢磨了一下，說，可以轉載。可是到了第二天，北京日報出來了，沒有轉載。鄭天翔就問，為什麼沒有轉載？范瑾對他說，鄧拓不同意轉載。到第三天報紙出來，姚文元的文章出來的第三天，十二號，鄧拓召集范瑾、李琪這些人開了一個會，做了三條界定。一條，就是先摸一下上海的底，他們為什麼發表這篇文章？這個摸底嘛，因為上海抵製得很厲害，保密很厲害，所以沒有摸到任何情況。第二條呢，就是請示彭真，彭真當時不在北京，請示他發表不發表？結果請示了以後，彭真認為先不發表。還有一條，各批各的，不是主席也說要批吳晗嗎？他上海批上海的，我們北京批北京的。這樣的話就界定了一個由鄧拓跟李琪分別寫文章，來批吳晗的歷史觀。是這樣。做了這三條決定。陳曉楠：實際上，最憤怒的人也許是彭真，在沒有任何通報的情況之下，對他的副市長進行批判，這幾乎是對他的公然挑戰。彭真並不知道，他所採取的這種堅決抵制的態度，正在激怒毛澤東。坐鎮上海的毛澤東本可以下令讓各地轉載，但是他就是要看看，北京到底會做如何反應。蘇雙碧：到了二十幾號，毛主席在上海生氣了，說，北京不轉載，出小冊子，看他怎麼辦？就說把這個文章出單行本。然後呢，上海就給北京打電話，看你要征訂多少？北京也感覺到。但是，北京也不知道是毛主席的意見，認為一本小冊子有啥了不起的，就不搭理，也不說要也不說不要，就不搭理。所以，毛主席說出小冊子還是不行，還是抵制的，還是不行。當然這個情況後來周恩來知道了，知道在上海的毛主席有意見，就召集在北京的彭真還有各個報社的總編輯來開會，部署一下轉載姚文元文章。陳曉楠：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的第十九天，《北京日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解放軍報》被迫轉載了這篇文章。四大報紙在轉載的時候，分別加上了自己的按語。《人民日報》的按語是由周恩來親自斟酌敲定的，為了淡化姚文元文章中殺氣騰騰的政治色彩，周恩來有意把文章刊發在了人民日報第五版的《學術討論》專欄中，而且在按語中也盡量把這場批判歸入於學術討論的範圍內。到這個時候，其實連周恩來也不知道，毛澤東批《海瑞罷官》真正用意何在，更不要說北京市委和吳晗本人了。吳晗與毛澤東的關係是融洽的。毛澤東很推崇他撰寫的《朱元璋傳》，並且曾經寫信建議他把朱元璋寫得好一點，因為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雖然吳晗並沒有照辦，但毛澤東對他始終是尊重的。蘇雙碧：吳晗跟毛澤東的關係，一九四八年到石家莊去的時候，毛澤東親自接見他兩次，還給他寫的信，還親自看了他的《朱元璋傳》的稿子。《毛澤東選集》四卷出版的時候，他特別簽署的，請吳晗給他指正，簽了自己的名字的一本書給他。所以，原來關係上還是可以的。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就是這個。本來他是死心塌地跟著你走的，你對他也還不太壞，怎麼突然翻臉不認人，一下子把他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我是那麼看的，為什麼一九六五年初開始要批《海瑞罷官》，後來就拿吳晗開刀？我認為這裡頭很重要的是主席的戰略部署。毛澤東主要就是要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搞劉少奇。要把劉少奇搞掉，要把這幫人搞掉，這樣的話他就找一個突破口，所以就找到吳晗。他的目的絕對不是為了搞吳晗，他跟吳晗沒什麼冤讎，他就是為了順藤摸瓜，搞了吳晗搞鄧拓，搞了鄧拓搞彭真，彭真一搞，劉少奇就跑不了。陳曉楠：六十年代初期，毛澤東對他欽定的接班人劉少奇逐漸產生不滿，從那時候起，毛澤東已經開始考慮收回他賦予劉少奇的權力。但是，在黨內經營多年的劉少奇也早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氣候和勢力，從中央到地方，他擁有一支精幹有力的幹部隊伍，而北京市市長彭真正是他手下的第一員得力幹將。早在三十年代，當劉少奇在北方局主持工作時，彭真就在他的手下擔任要職。從那時起，彭真就成了劉少奇心腹班底的第一號人物。當彭真在晉察冀主政時，主編《晉察冀日報》的正是才華橫溢的鄧拓。五十年代，當鄧拓因為沒有很好地配合反右宣傳，而被毛澤東從《人民日報》總編輯的位置上趕下來時，是彭真把他要回了北京市委。在批吳晗的問題上，包括劉少奇和在內，他們的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要保護吳晗。蘇雙碧：鄧拓告訴彭真，說，吳晗很緊張，吳晗思想很緊張。彭真就說，緊張什麼？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錯了就改，錯了就檢討，對了就堅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哪怕他是中央主席。他這些話都講出來了。管他是中央主席，連毛主席他得也服從真理。陳曉楠：為了配合上面批吳晗的要求，鄧拓煞費苦心，寫了一篇從道德觀的角度批吳晗的文章，發表在《北京日報》上，北京市委同時決定成立以鄧拓為領導的批吳晗小組，蘇雙碧也參加了進來。蘇雙碧：成立當天，鄧拓召開一個會，在這個會上鄧拓講了一些話，這些話現在看來那都是頂著，頂得很厲害的。一個，他說，姚文元文章也不見得都是對的，吳晗的文章不見得都錯的，所以你們寫文章不要受這個框框的限制。另外呢，寫文章呀，要個人寫，不要集體寫，這個寫作組不研究選題，沒有選題，你愛寫什麼就寫什麼。再一個，他甚至說了羅隆基、章伯鈞，姚文元他們的觀點也不是定論，他突然就把羅隆基、章伯鈞拿來，說明他氣憤到什麼程度，因為羅隆基、章伯鈞當時是大右派，沒有平反。他是故意整一下姚文元，就是說，你跟他們一樣的，意見沒有定論。陳曉楠：這個小組存在了有多長時間？批吳晗的小組？蘇雙碧：一直存在到大概有兩個多月，也就兩個多月的時間。我在裡面呢不到一個月，可能就一個月，一個月的時間。一九六六年過新年以後，大概是元月二、三、四號，我到北京日報去，突然接到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的一個電話，他說，你立即過來一下。我就趕快從北京日報跑到北京市委去。李琪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電燈也沒開，臉色挺陰暗。他讓我坐下，我都有一點害怕，感覺出什麼事了。他就跟我說，上面決定要批鄧拓。他說，老鄧這個問題如果解決了，我們日子就好過了。陳曉楠：北京市那種隱藏在批判之下的保護態度進一步激怒了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底，他談到《海瑞罷官》時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此言為批《海瑞》定下了調子。彭真絲毫沒有感覺到毛澤東對北京市委的憤怒。他專程跑到上海，試圖向毛澤東解釋說吳晗和彭德懷其實沒有任何歷史關係。毛澤東認可了他的話。而這之後，彭真就真的以為此事可以偃旗息鼓了，於是以「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名義，草擬出了《二月提綱》，希望將批判拉回學術的範疇，不要再進行政治的攻擊。蘇雙碧：《二月題綱》在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一獲得通過，彭真便急急趕去向毛澤東彙報。彭真、胡繩、陸定一親自到武漢去給毛主席做了彙報。主席看了以後，沒有明確地說同意還是不同意，可是在那個彙報的人寫的日記裡頭，筆記裡頭，明確記的是主席同意了。彭真也認為問題解決了，給主席看，一個，沒有發表反對意見，能說吳晗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嗎？那麼在我看來呢，毛主席是絕對不會同意這個提綱的。因為他旨在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鬧得越大越好，二月提綱把它規範了，就不會再大了，按照一定的軌跡來搞這場運動，搞成一場學術討論。所以他看了以後，他把留在他那邊的材料，有七八個材料，他批了，交江青保存，就說明他當時一個態度了，也沒有退回去，就保存，保存了就可以算賬。陳曉楠：「二月提綱」出台之後一個月，毛澤東開始在會議和談話當中痛斥北京市委包庇壞人，並且說，如此下去的話，將不惜解散北京市委。這時候，彭真才意識到這不是一場不關痛癢的文化批判，實際上當吳晗、鄧拓他們一個一個被批倒之後，下一個就要輪到他自己和北京市委。為了挽救北京市委，挽回自身，彭真在四月十六號不得不孤注一擲，做了最後一搏，他率先發動了對「三家村」的大規模批判。在這一天的《北京日報》上，用了三個版面大舉批判鄧拓、吳晗和廖沫沙。「三家村」指的是北京市委副書記鄧拓、副市長吳晗和統戰部長廖沫沙，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他們三人以吳南星為筆名，在北京市委的《前線》雜誌上開闢了「三家村札記」的專欄。這個專欄的始作俑者是鄧拓，他成功地在《北京晚報》上開闢了《燕山夜話》的專欄，所以才萌生了三人一起寫雜文的想法。蘇雙碧：這三個人互相之間平時並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這三個人不是非常好的好朋友嗎？不是非常好的好朋友，就是以文會友，就是因為大家都寫雜文，正好北京市委《前線》雜誌要開個專欄，所以鄧拓就把他們兩個找來，就這個事情把他們連在一塊了，平時各干各的，互相都很尊重，但是，不是好朋友。實際上，從六六年的三月份開始，毛澤東已經在秘密部署批判「三家村」了，彭真這樣做旨在表明心跡。那麼這個大批判以後，全國許多地方都認為北京市委這下要主動一點了，所以新華社已經擬了一個通稿，把北京市委的按語什麼的發通稿，《人民日報》也準備要轉載。結果，當天晚上中央來個通知，對北京市委批「三家村」的文章一律不予轉載，大家原來該幹什麼還幹什麼，就不讓轉載。不讓轉載那就是說中央不支持了。就是說，北京市委也不做自我批評，也不檢查，其實他自我批評檢查很多的，說不做自我批評也不做檢查，所以不去理他。到了四月十九號就正式通知了，停止彭真的工作。所以彭真就匆匆忙忙回到北京市委來了一下，傳達了一下，說，從今天起有什麼事不要找我了，彭真跟市委的關係到這時候就斷了。市委就成為無政府主義狀態了。陳曉楠：北京市委癱瘓後，全國掀起了批「三家村」的熱潮。從中央到地方，從各大報紙到街頭標語，充斥了對「三家村」反黨集團的不實指責。在一波高似一波的批判聲中，鄧拓清醒地意識到自身政治生命的完結。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五一六通知」發表後兩天，鄧拓在家中自殺身亡。蘇雙碧：其實，真正直接觸動他死的原因你覺得應該是什麼？最主要的是戚本禹那篇文章，講他是叛徒。所以他把給他的誣陷看成是上頭對他的結論，在鄧拓自殺的前夜，妻子丁一嵐也在隔壁忍受著痛苦的煎熬。記得丁一嵐跟我說，而且她就知道鄧拓在給上面領導寫信，準備要自殺。但是她當時就是感覺到鄧拓太痛苦，怎麼勸他？無所措詞，是勸他承認錯誤？勸他去做檢討？鄧拓是絕對做不到的，他不會去做檢討，也不會去承認錯誤，我也不能這樣勸他，就是鄧拓自己想呢，死是一個開脫。完了對這個社會是一個開脫，所以在這種矛盾的情況下面，她沒有到隔壁房間去勸他。陳曉楠：你是說鄧拓在準備自殺之前，他夫人已經感覺到他想走這條路了？蘇雙碧：是。但是她就沒有勸。她勸他可能也是說了，但是沒法從根本上勸他，就是勸他不死。陳曉楠：一九六六年四月，毛澤東讓他的秀才班子寫出一份關於撤消「二月題綱」的通知，這個通知，就是後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在這個通知中，對即將到來的文化大革命做了振聾發聵的宣告。蘇雙碧：當時決定搞這個「五·一六通知」的時候，毛主席叫陳伯達起草過這個通知，陳伯達起草的時候寫了一句話，就是根據中央什麼什麼決定，撤消幾月幾號發表的，什麼時候發表的，《二月提綱》，就一句話的通知。毛主席看了也生氣，他說這些太簡單了，不能說明問題。所以陳伯達又去起草，字數比這個多一點，把這個前前後後說得清楚一點，給主席看。主席說，這個不行，你從技術上說明撤消這個文件，這很容易，理論上你沒有說明。陳伯達後來回來嚇了一跳，說，要做一篇大文章了。要做一篇大文章，不是他一個人能夠寫出來的。所以中央就當時決定成立一個起草文件的小組。陳伯達為組長。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些全都到裡頭去了。後來這個小組的成員就是後來的文革，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成員。那麼這個「五·一六通知」改了多少遍，那些最厲害的，最重的話全都是毛主席自己加的。陳曉楠：「五一六通知」說，這場文化戰線上的鬥爭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最後，通知警告說，那些被培養為接班人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們的身旁。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文革正式開始了。蘇雙碧：在「五·一六通知」以後，對「三家村」的批判就從思想上的批判轉入肉體上的批判，一天批鬥最多三次，差不多每天都有一次，一批判就是「噴氣式飛機」，「噴氣式飛機」就是兩個手綁在後頭，知道吧。所以批鬥的時候都是很慘的。在吳晗沒抓起來以前，三天兩頭要到家裡去揪人，去揪來批鬥。紅衛兵一衝進去，叫吳晗在太陽底下跪著，拿皮帶抽他。他那麼一個老頭哪受得了？他女兒小彥那時候才十幾歲，看到這樣，一撲上去躺在她爸爸身上，她求人家，她說，你不要再打我爸爸了，他受不了。那個造反派裡頭也有些個別年歲大一點的，就答應她，說，這次絕對不打他，結果斗完回來以後，吳晗笑嘻嘻地跟她說，我多虧了小彥，所以今天我沒挨打。陳曉楠：一九六八年春，吳晗被關進監獄，夫人袁震也進了勞改隊。家裡只剩下小彥姐弟。蘇雙碧：一天晚上，袁震被放回去看看家。結果一家人挺高興的。萬里知道袁震回來了，趕快叫家裡人熬了一鍋紅豆粥，送給袁震。袁震和兒子、女兒三個人喝完了紅豆粥挺高興的，結果沒想到那天晚上半夜就發病了，趕快送到醫院去。說起是吳晗的老婆，醫院裡頭也不敢搶救，也不進行搶救，所以就沒有救過來。快到天亮的時候，袁震眼睛睜開了，小彥就說，咱們身邊只有一個蘋果了，什麼東西都沒有了，我把這個蘋果削削給你吃一點？袁震搖搖頭說，不，她說，想喝一碗粥，結果小彥趕快去找醫生去，說能不能讓廚房熬一碗粥給媽媽？醫生也不答應，過不久袁震就死了。死的時候小彥跪在那兒哭。哭著哭著，發現袁震眼睛的兩邊兩滴眼淚，所以她就感覺到她媽媽死不瞑目。後來做夢也好，什麼也好，老是夢到她兩滴眼淚。而且到處問人家，人死了還會不會流眼淚，她就幻覺了，她感覺到她媽媽可能沒死，就這樣。陳曉楠：一九七八年「四人幫」垮台已經兩年，但是「文革」卻沒有被否定，這時候蘇雙碧已經從北京市委調到了光明日報當記者，而作為吳晗的老部下，他覺得有責任讓吳晗的冤屈得到昭雪，，但是他找到的知情人都因為害怕擔責任，不願意寫文章。蘇雙碧：結果有一個人，中宣部里有一個思想比較解放的局長黎澍，他說，如果知道批吳晗的背景，他就可以寫。後來我說，開玩笑，批吳晗的背景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有什麼不了解的呢？但是就是提出這樣的要求，黎澍感覺還應該去努力。黎澍就說，誰最了解批吳晗的背景呢，彭真最了解，所以應該去找彭真了解情況去，但是不知道彭真在哪裡？當時就找到他同樓的一個高幹的女兒，她知道彭真在陝西商洛地區招待所。所以第二天黎澍就叫人買了兩張飛機票，派了他的一個人跟我一快去趕到西安去找彭真。人還沒去，飛機票買了，第二天要走，當天晚上接到陝西來電話，說彭真的問題沒有解決，不願意對任何問題發表意見。彭真不同意見，所以這樣也不行了，也不行了沒辦法走，幾條路都堵死了，後來我說我自己來吧，後來我自己花了兩天多時間，寫了一篇《評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在《光明日報》發了。陳曉楠：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十三年，第一篇為吳晗和《海瑞罷官》平反的文章終於面世了。一年後，吳晗夫婦和「三家村」獲得正式平反。個人簽名：成績是你，困難是我。史版歡迎你！君子不可始亂終棄！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