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書法藝術在甘肅若干重大發現

肅府本淳化閣帖

　　說到甘肅對中國書法藝術的貢獻，不能不提及在甘肅這塊有深厚文化積澱的土地上，對古代文字發展和書法藝術獨特的考古發現。書法就是書寫的方法，其中包括古代甘肅在書寫方面工具的發現。書法藝術就是它書寫的文字在藝術與鑒賞方面的獨有價值，以及在歷代書界的地位評價。有人說，甘肅在書法上成就不大，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有些發現還佔有領先或獨有的地位。在甘肅省博物館舉辦的《「鯤鵬之動」新中國成立60周年考古發現成果展》上與《蘭州碑林》大批碑刻實物證明了甘肅也是古文字與古代書法藝術成就突出的省份之一。現在列舉一些事實依據：

　　被稱為「彩陶的故鄉」的甘肅，已經出土了新石器時期數以萬計帶有刻畫符號的彩陶，這些刻畫符號已經具有了文字的性質，它是研究漢字起源的重要依據，是中國書法藝術的基因。

　　在大地灣之後，又在甘肅合水九台遺址發現了公元前14世紀--公元前11世紀的陶器上的「+」、「×」、「個」等字形或符號。

　　甘肅出土的大量商周先秦時期的青銅銘文既是研究鐘鼎銘文的珍貴史料，也是研究書法發展內在規律的實證。甘肅考古重要發現的有涇川商代袋足鬲銘文、禮縣雷神廟商代保父辛鼎銘文、隴東商代父癸提梁鹵銘文等就是當時書法風格的佐證。而靈台縣西屯鄉出土的24件西周青銅器銘文、寧縣出土的中生鬲銘文和師伯盨銘文明顯體現了銘文書法發展的變化和規範的趨向。

　　在書學史上，早在商周時代，就出現了竹（木）簡手寫體文字的存在，將他們編綴起來就成了「冊」.而最早證明它的實物就是「解放前在甘肅居延地區出土的永元兵器冊，有七十七枚前後相續的（木）簡，完整無缺。」（引自《古文字趣談》，陳煒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反映先秦時期甘肅出土文物中銘文器物有禮縣大堡子山秦墓葬群中的鼎、簋、鎛，現在部分藏於甘肅博物館。尤其是「在甘肅出土的青銅器物中知名度最高的為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秦公簋。秦公簋器、蓋聯銘，器內銘文五行51字，蓋內銘文53字，合而成篇。」「秦公簋用筆方圓兼備，圓筆流暢，方筆使轉自然；在結體上安排規範，與上海博物館和甘博物館所藏秦公鼎、簋銘文相比字法更加成熟，不再以筆畫多少決定字形大小，每字大小則基本相同。」（詳見張永基、劉雲鵬著《甘肅書法史》第33頁）無疑此為後來秦始皇的書同文的小篆體開了先例和作了鋪墊。

　　據甘肅博物館介紹，「建國後，秦至魏晉十六國的甘肅考古發現，有天水放馬灘、居延金關、敦煌懸泉、敦煌馬圈灣等出土了大批秦漢簡帛文書，其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保存狀況之良好均居全國之首。」「甘肅省居延考古隊1972年--1974年和1976年、1980年、1986年6次調查發掘，獲得了三萬枚漢簡。」「1990年--1992年甘肅文物研究所在敦煌與安西縣交界處發現簡牘文書25000枚。並在懸泉發現有文字的殘紙多件，為西漢武帝至西晉時期的遺物，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書寫用紙，上有古隸字，清晰可見。」（以上均摘自甘肅省博物館《「鯤鵬之動」新中國成立60周年甘肅考古發現成果展》）其中，天水放馬灘（也叫牧馬灘）出土的秦簡甲乙兩種《日書》共448枚，是目前我國保存最為完整的兩部秦代《日書》，物證了隸書書體在秦國的書寫主流地位和書體古樸雄厚和寬博疏朗的風格，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和藝術價值，是「隸變」,並逐步規範的發端，意義重大。此外，天水出土的秦權量和在鎮原縣發現的秦昭版銘文，都是研究篆體書法的精品。

　　竹木簡牘是漢代書法藝術特有成就的實證。而發現最早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在甘肅地區出土的三大漢簡：敦煌出土的《流沙墜簡》、《武威漢簡》、《居延漢簡》。從書法的藝術角度看，具有「用筆誇張、隸意濃厚的藝韻。」（高羔《甘肅是書法藝術的沃土》見2011年2月16日《蘭州日報》）這些「寶貴的書法珍品，對研究漢代書法，特別是對研究漢代字體的源流變化，都是極有價值的寶貴資料。」（《中國書法史略》，包備五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從此也為我國建立了一門真正意義上的新學科「簡牘學」.

　　敦煌是震驚世界的藝術寶庫，也是中國書法藝術的寶庫。以敦煌漢簡、張芝索靖書法、經洞寫經、石窟題記、刻石本等為代表的敦煌書法藝術，在中國書法史上佔有了獨特的重要地位。正如書界評論時所指出的「敦煌書法數量之巨大，書體之多姿，風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嘆為觀止。」「敦煌堪稱一座龐大的中國書法基因庫，它對於研究五千年書法史，特別是書法演變和最終形成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均見2009年9月17日《蘭州晨報》刊載《敦煌書法：流沙輕掩翰墨沉香》一文）

　　敦煌出土的的西漢時期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的漢簡，開創了行草書法筆意的先河。

　　據報道，到目前為止，在發掘的秦漢簡牘數量已達65000多枚，佔全國出土漢代簡牘的六分之五。它在書法發展重要的「隸變」期，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開啟了後世的楷書、行書、草書的先河。

　　另外，在甘肅境內也發現了不少帛書、壁書等之類的書法文物。

　　考古發現的隋代敦煌90多件寫經，不僅「孕育著新書風的誕生」,而且「為唐代書法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引文見《甘肅書法史》第160頁）而唐代促進了敦煌寫經書法的繁榮。大量的敦煌遺書體現了書法名家和和民間書家書體與書風的發展，留下了唐代藝術價值很高的書法大家的經典作品，對中國書法藝術作出了重大貢獻。其中包括唐太宗的《溫泉銘》、歐陽詢的《化度寺碑》、柳公權的《金剛經》、臨王羲之的《蘭亭序》等多部作品。

　　在這裡不能不提及在敦煌出土的柳公權最著名的《金剛般若經》出土拓本一事。這是法國伯希和於1908年在敦煌石室中發現的卷裝唐拓本。現在收藏在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原石早已亡失不傳。根據拓本記載為柳公權四十七歲所書，其小字楷書介於歐顏之間，比玄秘帖等字體更細，結構緊密、書風勁媚，開創了唐代書法的新風。

　　隋唐時代的甘肅的碑刻墓誌，例如清水出土的《李虎墓誌》和臨洮的《哥舒翰功勛碑》等，大量的書法文物既是當時書法發展的例證，也是對中國書法藝術的傳承和貢獻。

　　從以上事例綜合看，古代的甘肅從文字產生、發展，文字書寫的書體、工具等實物，都足以可以說明它對中國古代的書法是有重大貢獻的。這些都是寶貴的書法珍品，對研究古代特別是秦漢之前的字體的源流變化，都是極其有價值的。

　　當然，在甘肅有些還是國寶級的文物，例如：列入全國重點保護單位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銘》，為西夏文碑，因稱《西夏碑》。武威文廟中的《大周故青海王墓志銘》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成縣的《西狹頌》摩崖石刻，是著名的書法藝術國寶級文物。此石刻刻於漢靈帝建寧四年六月十三（公元171年8月2日）。內容為記修治西狹險路的紀文。書法結體自然，筆法方折勁挺，筆畫舒展，風格雄勁古穆，氣勢宏大，在書界地位很高，是碑派取法的經典範本。

　　《肅府本淳化閣帖》，其中收有相傳中國最早的書作--倉頡書一。此帖是朱元璋第十四子朱瑛受封為肅庄王駐節蘭州時，朱元璋從內府調出的宋拓本賜予肅王的。後來在萬曆年間，肅王后人將寶帖精摹於石上，是為《淳化閣帖》「肅府本」也稱「蘭州本」.其它分布在甘肅各地的數以萬計的摩崖石刻和碑刻，都是重要的文化遺產，對於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都具有歷史性的價值。蘭州碑林收集珍藏的古代石刻作品，就是它的一個代表和縮影。其中大書法家文徵明83歲所書詩稿的岷縣《文徵明詩碑》、《御制大崇教寺碑》，涇川縣的《華嚴海印寺碑》、《重修回王山王母宮頌》、《南石窟寺碑》，武威《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銘》，正寧縣的《承天觀碑》等都是甘肅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現存各地的像敦煌的元代《莫高窟六字真言碣》、《乾寧碑》，武威《前涼晉太守梁舒墓表》、《大唐古代樂王上柱國慕容明墓誌》等對於研究書法藝術，都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寶貴實物珍品。

　　另外，在甘肅，尤其在敦煌發現的八思巴文，回鶻文、藏文、突厥文、吐蕃文、西夏文、粟特文、梵文吐火羅文、希伯來文等多種古代民族文字手書經卷，都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被譽為「中國古代的書法庫」,名實所歸。

　　在考古發現中對書法書寫工具的發現研究也有重大突破。2010年12月6日在蘭州召開的第四屆東亞紙張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對在甘肅陸續發現的旱灘坡紙、肩水金關紙、馬圈灣紙、居延紙、敦煌紙以及在敦煌甜水井發掘寫有文字的三張麻紙，這些漢代的「古紙」,都是在「蔡倫紙」之前，不僅對我國的造紙史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料，將中國的造紙術提前了300年，而且對由漢代轉型的書法飛躍發展時期的書法藝術佔有應有的地位。

　　當然，名揚中外的書法工具之一的洮硯，出在甘肅也是我們的驕傲。

　　甘肅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秋子，在評價甘肅古代書法的貢獻時認為，在中國書法史上，甘肅書法從遠古、上古到中古時期，扮演著領舞的角色，產生過輝煌的成就和十分重要的影響；在兩漢的四百年里，甘肅書法以絕對優勢領先於全國；從魏晉到宋代的七百年中，甘肅書法進一步創造了中國書法的長戲大劇；在明清五百多年間出現了大批書法家，對甘肅書法的傳承發展起了引領的作用。以上這些看法是符合古代甘肅書法實際的。（來源：大西北網-科技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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