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煒：陝西人的地方志和白鹿原

　　近五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白鹿原》1993年6月問世(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1月，十七萬字的長篇創作談《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寫作自述》出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為什麼十八年後才在書中談這部長篇的創作，陳忠實解釋說：「如果自信作品基本展示了自己的體驗，就沒有必要作那種多為解釋作品的後記」，「這種理解可能屬於一種偏見，卻幾十年難以改變」。由於這個原因，《白鹿原》問世後許多出版社約寫「自傳」都被他謝絕。

　　2004年冬天，陳忠實的老朋友、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魏心宏乘來西安主持研討會之機再提此議，陳似有心動，最後仍然作罷。還是改刊後急欲搶佔賣點的《江南》雜誌表現生猛：「不料到2007年春天，《江南》雜誌張曉紅電話約稿，讓我寫一些有關《白》書寫作前後的有趣的事。我稍微做斟酌之後便答應試一試。」5月寫成的首篇文章被陳忠實作協同事、《小說評論》主編李國平拿去連載，於是便一發不可收拾。

　　這個故事不讓人驚奇，當代作家檔案中的很多故事與此大同小異。不過「十八年」這個時間段卻具有微妙意味。十八年，足令這個當紅作家從批評家和媒體的吹捧包圍中平靜下來，冷眼打量自己走過的三十年文學道路。小說《白鹿原》與創作談《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以下簡稱《尋找》)兩本書之間，就這樣出現了一種相互審視的距離，形成一個對讀的景觀。

一、小說與地方志

　　《尋找》告訴我們，陳忠實1942年出生在陝西西安郊區灞橋，1962年畢業於西安第三十四中學。高考落榜後，回鄉任毛西公社小學和農業中學教師，長期做公社基層幹部。他一直遺憾沒念大學，小說創作道路不太順暢。

　　陳忠實1965年春在《西安晚報》副刊發表散文《夜過流沙河》，1973年在《陝西文藝》發表《接班以後》、《公社書記》等小說，曾是當地栽培的「工農兵作者」。他的《信任》獲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他還寫過一二十篇中短篇小說，但頂多是全國二流作家和陝西本地知名作家。

　　在小他七歲和十歲且名滿天下的路遙、賈平凹面前，陳忠實只能緊跟後塵毫不鬆懈。他不聰慧然倔勁十足，丁玲20世紀50年代的「一本書主義」對他刺激很大。況且灞橋與他終生崇拜的柳青蹲點的長安縣毗鄰，常年生活在這位小說巨匠身邊，誰都難讓自己緊繃的文學神經鬆弛下來。他在《尋找》中發狠地說：「我想給我死的時候有一本墊棺作枕的書。」這書指的就是《白鹿原》。

　　但陳忠實對長篇小說這想像中的「史詩」一直心存畏懼。在他的文學觀念中這種小說只能出自19世紀的文學巨匠之手，出自柳青之手。1985年後的陳忠實渴望著新的出發。《尋找》說：

　　西北大學教授蒙萬夫告訴他，「長篇小說是一個結構藝術。其實在我不單是一個結構問題，我既想見識長篇小說的結構方式，也想看看各路作家的語言選擇，甚至如何開頭和結尾才恰到好處。我已十分切近地感到某種畏怯，第一次寫長篇，人物和內容又那麼多，時間跨度也那麼長，寫砸了就遠不是某個中篇或短篇不盡如意所可類比」。

　　他對如何駕馭史詩性的小說規模心中沒底，可禁不住在文學前輩的光環下蠢蠢欲動：「我自然會想到柳青和王汶石，他們對渭河平原鄉村生活的描寫，不僅在創作上，甚至在純粹欣賞閱讀的詩意享受上，許多年來使我陷入沉醉。」

　　他記得1974年在南泥灣「五七幹校」鍛煉時，除「毛選」外，還「悄悄私帶了一本《創業史》」，藏在窯洞里細細琢磨了半年——「這兩位作家對我整個創作的影響，幾乎是潛意識的。」而將長篇小說落實到人物塑造，他認為柳青貼著人物寫歷史的做法對他影響最大：「柳青的『人物角度』寫作方法，是作家隱在人物背後，以自己對人物此一境況或彼一境遇下的心理脈象的準確把握，通過人物自己的感知做出自己的反應。」

　　但他糾結的是，新時期文學已大異於柳青、王汶石的文學年代，「十七年」的「柳青傳統」應該擱在自己文學世界的哪個位置上，變成不容迴避的嚴峻問題：「首先必須擺脫柳青和王汶石」，「我仍然喜歡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但現實主義寫作方法必須豐富和更新，尋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鮮活的現實主義」。

　　柳青和王汶石都是陝西「本地人」。確切地說，「柳青傳統」應該是一種本地人的「文學傳統」。許多一生專註個人家族及其「地方志」的作家，最後都成為了偉大的作家，例如魯迅、沈從文、柳青、福克納和馬爾克斯等等。路遙、賈平凹也都是從這裡走向全國的。80年代末「告別革命」的思潮開始從北京傳到西安城，這時陳忠實正醉心於美國人賴肖爾的著作《日本人》。

　　不過，《小說評論》編輯李國平認為另一本書也許能解開作家心中的困惑：「書名為『興起與衰落』。這是青年評論家李國平推薦給我讀的，他大約風聞我在查閱西安周圍幾個縣歷史資料的舉動，讓我讀一讀他已讀過且以為很有見解很有深度的這本書。

　　這是研究以古長安為中心的關中歷史的書，儘管歷史教科書向每一個讀過中學的人普及了長安曾經的幾度輝煌，然而作者對這塊土地的興盛和衰落的透徹理論，也給我認識近代關中的演變注入了活力和心理上的自信。」他承認，「剛剛興起的一種研究創作的理論給我以決定性的影響，就是『人物文化心理結構』學說」。

　　這種理論所闡釋的「地方志」實際是對家族、革命、傳統、情慾和習俗人性的忠實記錄，它是當地老百姓千百年來的「日誌錄」。被「文化心理結構」理論所提醒所關注的「地方志」，因此悄悄繞開新時期文學創新探索的潮流，同時掃清了他與柳青、王汶石之間的歷史障礙，被借用到《白鹿原》的構思過程之中。陳忠實正是從這裡走出了被路遙、賈平凹籠罩的陰影。這才是他重新出發的地方。

　　1986年4月到1988年清明節，陳忠實輾轉三縣埋頭查閱地方志。1986年初春他蓋完新屋，便迫不及待背起挎包，趟過家門前的灞河(春水有刺骨的感覺)，再穿過對岸的村莊，乘上去藍田縣城的班車。溝壑縱橫的白鹿原在車窗外展開，又一一閃過，「歷經風雨剝蝕，這座古原的北坡被沖刷成大溝小溝。大溝和小溝之間的台地和溝梁，毫無遮蔽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任我觀瞻任我閱覽」。這是19世紀長篇小說里的自然和歷史場景，它們令作家激動。這種史詩般宏偉的陝西的山川河流曾在柳青《創業史》和路遙《平凡的世界》等小說中多次出現。

　　陳忠實是懷揣著這塊19世紀偉大長河小說的模板踏上查閱地方志征途的。反過來說，藏在資料館的長安、藍田和咸寧三縣神秘莫測的地方志，也在這裡指引他，激勵他身懷抱負去重建心目中理想的長篇小說。他知道，他這是在重建個人意義上的「白鹿原」的「歷史」：

　　春草夏風秋雨冬雪裡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司空見慣到毫不在意，現在在我眼裡頓然鮮活起來生動起來，乃至陌生起來神秘起來。一個最直接的問題旋在我的心裡，且不說太遠，在我之前的兩代或三代人，在這個原上以怎樣的社會秩序生活著?他們和他們的子孫經歷過怎樣的生活變化中的喜悅和災難……

　　《尋找》敘述這位名氣不大的地方作家，覺得自己就像兩千多年前為寫《史記》踏勘北國山川河流的陝西鄉黨司馬遷，正經受著寂寞屈辱和含辛茹苦的走訪生活：

　　我到長安縣查閱縣誌和黨史文史資料的時候，正是暑熱的8月。

　　走過大街進入一個村子，再走進掛著寫有「旅舍」二字的一個農家院子，在主人引領下上了一幢簡易單面二層樓，樓梯是粗鋼棍焊接而成的，房間有木板床和一張桌子，還有臉盆和熱水瓶……

　　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閱覽過程裡頭暈眼花……

　　有了在藍田的經歷，對於「一次只能借閱一本看完再換」的政策，不僅再無異議，而且很為這種負責的精神感動了。我便小心地翻揭那些太薄太軟的紙頁，摘抄其中有用的資料，然後小心翼翼地用報紙包裹起來，送回縣資料館，再換一本來，每天在縣城裡往返跑路，腳上的勁兒一直很足。

　　查閱資料就像沙裡淘金，翻閱者則如失去方向在大海上茫然顛簸的帆船，整日勞而無功或幾日才偶有所得的事情會經常發生。人對歷史的研究，猶如與歷史之間無緣無故的博弈角斗，那是經受萬重困境才能與遙遠未來情景凝望的孤獨心情——古往今來的許多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大概都有過相類似的文字記載。

　　我住在藍田縣城裡，平心靜氣地抄錄著一切感興趣的資料，絕大多數東西都沒有直接的用處，我仍然興趣十足地抄寫著，竟然有厚厚的一大本，即一個硬皮活頁筆記本的每一頁紙抄了正面又抄背面，字跡比稿紙上的小說寫得還工整。

　　我說不清為什麼要攤上工夫抄寫這些明知無用的資料，而且顯示出少見的耐心和靜氣，後來似乎意識到心理上的一種需要，需要某種沉浸，某種陳紙舊墨里的咀嚼和領悟，才能進入一種業已過去的鄉村的氛圍，才能感應到一種真實真切的社會秩序的質地。

　　1986年到1988年之間，三縣資料館外面的文學世界正喧騰翻滾著「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的滔天巨浪，新潮批評家兩眼緊盯一幫敢於藝術探索的青年作家。陳忠實呆著的這個「歷史死角」不在這個架構之內。他似乎被人拋出了歷史之外，但是又以這種方式回到歷史當中。他可能深感委屈。文學史從來就是以一些作家的委屈，來成就另一些作家的事業。壓抑是它最古老的機制。

　　1952年柳青(陝西榆林人)從北京的《中國青年報》回到陝西長安縣皇甫村蹲點，一呆就是十四年，在那裡寫出傳世之作《創業史》。司馬遷(陝西韓城人)在漢武帝建元初年開始查閱史料並遊歷各地，到漢武帝征和二年基本完成了《史記》的著述。

　　他們是處在不同時間點上的三個人，我不太想辨析他們各自不同的意義。令人感興趣的倒是「某種沉浸」的「耐心和靜氣」的陝西人身上所散發的歷史的氣息。小說既然脫胎於歷史紀傳，它必然就會與歷史簽訂有某種原始而神秘的協議。在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和新歷史「現實主義文學」的猜測之外，我有點點相信它同時也是一種古老的地方志範疇里的「現實主義文學」。在這方面，《白鹿原》大概應該被稱作一部貫通著司馬遷和柳青某種文化血脈和傳承性的長篇小說。

二、白鹿原地方志里的人物

　　由於具有「文化心理結構」理論所闡釋的「地方志意識」，陳忠實再看他司空見慣的家鄉就不一樣了：

　　我頓然意識到連自己生活的村莊近百年演變的歷史都搞不清脈絡，這個純陳姓聚居只有兩戶鄭姓卻沒有一戶蔣姓的村莊為什麼叫做蔣村。我的村子緊緊偎依著白鹿原，至少在近代以來發生過怎樣的演變，且不管兩千年前的劉邦屯兵灞上(即白鹿原)和唐代諸多詩人或行吟或隱居的太過久遠的軼事。

　　我生活的渭河流域的關中，經過周秦漢唐這些大的王朝統治中心的古長安，到封建制度崩潰民主革命興起的上個世紀之初，他們遺落在這塊土地上的，難道只有鑒古價值的那些陶人陶馬陶瓶陶罐，而傳承給這兒的男人女人精神和心理上的是什麼……

　　就像柳青在長安縣皇甫村苦苦尋覓符合「合作化運動」歷史尺寸的主人公梁生寶，以及梁三老漢、改霞等人物那樣，陳忠實深信鄉村軼事和縣誌里也必潛藏著自己小說里的那些靈魂人物。但與柳青明顯不同，他把「合作化運動」的歷史設計改造擴充到兩千年王朝興衰和村莊近百年演變的這個大架構之中。作家查閱走訪的地方志，就這樣開始為我們敘述符合《白鹿原》歷史尺寸的那些人物了。

　　既然要發現一個「不一樣」的家鄉，《白鹿原》里的靈魂人物白嘉軒以這種形象出現在小說架構中就變得順當自然。《尋找》說，在找村裡幾個爺爺輩的老漢了解村史家世失望而歸後，

　　「我和近門的一位爺爺交談時，把範圍縮小到他和我的這個陳姓的門族裡。他約略記得也是從老人嘴裡傳下來的家族簡史，這個門族的最早一位祖先，是一個很能幹的人，在他手上，先蓋起了這個陳姓聚居的村莊里的第一個四合院，積累囤攢了幾年，又緊貼在西邊建起了第二個四合院，他的兩個兒子各據一個，後來就成為東門和西門。我是東門子孫無疑。

　　「到我略知火燙冰寒的年紀，我的東門裡居住著兩位叔叔和我的父親。西門人丁更為興旺，那個四合院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八家院，這位說話的爺爺就是西門的。東門西門後來再未出現過太會經營治家的人，因為後來聚居在這個四合院里，沒有再添一間新房，也就無人遷出老宅，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

　　「我在弄清家族的粗略脈絡之後，這位爺爺隨意說出的又一個人令我心頭一顫。他說他見過我的曾祖父，個子很高，腰桿兒總是挺得又端又直，從村子裡走過去，那些在街巷裡在門樓下袒胸露懷給孩子餵奶的女人，全都嚇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進村人的院門裡頭去了。我聽到這個他描述的形象和細節，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激動和難以抑制的興奮。

　　「此前我已經開始醞釀構想著的一位族長的尚屬模糊平面的影像，頓時就注入了活力也呈現出質感，一下子就在我構想的白鹿村的街巷、祠堂和自家門樓里踏出聲響來；這個人的稟賦、氣性，幾乎在這一刻達到鼻息可感的生動和具體了。也就在這一刻，我從縣誌上抄錄的『鄉約』，很自然地就融進這個人的血液，不再是乾死的條文，而呈現出生動和鮮活。」

　　那兩年無論是在騎車、吃飯喝茶，在地里鋤草、培土、澆水和一人獨處時的陳忠實，滿腦子裝的都是這個人。

　　與白嘉軒這塊千百年鄉村秩序的「基石」，以及「鄉約」所代表的規範約束村民和自我修身的傳統文化精神相對照，小娥這個人物的構思則被安排為鄉村社會價值觀的另一維度。埋頭抄錄地方志時的陳忠實想到，與《創業史》里長安縣的先進女青年改霞不同，這個人物與地域性有著更為原汁原味的連接。

　　他發現一部二十多卷的縣誌，關於貞婦烈女的卷本竟然有四五本之多。

　　「我在那一瞬有了一種逆反的心理舉動，重新把『貞婦烈女』卷搬到面前，一頁一頁翻開，讀響每一個守貞節女人的複姓姓氏——丈夫姓前本人姓後排成××氏，為他們行一個注目禮，或者說輓歌，如果她們靈息尚存，當會感知一位作家在許多許多年後替她們嘆惋。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閱讀過程中頭暈眼花，竟然產生了一種完全相悖乃至惡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這時浮上的我的心裡。

　　「在彰顯封建道德的無以數計的女性榜樣的名冊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殘，便產生了一個純粹出於人性本能的抗爭者叛逆者的人物。這個人物的故事尚無影蹤，田小娥的名字也沒有設定，但她就在這一瞬躍現在我的心裡。我隨之想到我在民間聽到的不少蕩婦淫女的故事和笑話，雖然上不了縣誌，卻以民間傳播的形式跟縣誌上列排的榜樣對抗著……這個後來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這樣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他由此發出感嘆道：「這些女人用她們活潑的生命，堅守著道德規章里專門為她們設置的『志』和『節』的條律，曾經經歷過怎樣漫長的殘酷煎熬，才換取了在縣誌上幾厘米長的位置」。

　　在「文化心理結構」和「告別革命」理論的雙重啟發下，宗族社會與革命運動是陳忠實給《白鹿原》安排的兩條主線，宗族與革命則是這部長篇的基本架構。如果說田小娥的「放蕩」是對白嘉軒鄉約巨大壓抑性的某種自我調節，那麼革命歷史板塊的錯動，則是對傳統中國社會變局撕裂性的猛烈推送，陳忠實認為正是宗族社會與革命運動的相互較勁，才能繪製出20世紀初葉到中葉中國社會歷史的全圖。鹿兆鵬和黑娃的形象是虛構的，然而白靈則來自作家對地方志的勤奮抄錄。「地方志」凝望著這個本鄉革命烈女的生與死，而這個烈女也會不辜負這個白鹿原的厚重期許。創造過「周秦漢唐」輝煌史的白鹿原，從來都是不斷湧現慷慨悲歌之男女的非凡之地。

　　反過來說，沒有少男少女英氣勃發的地方志，又怎麼有資格成為值得「文化心理結構」和「告別革命」理論觀照並與之相匹配的研究對象?沒有它們之間的相互審視和熱烈討論，《白鹿原》的歷史精神氣也就將喪失殆盡。這部在90年代初的文壇上引起轟動，接連被各種讀者層次所認可，獲得「茅盾文學獎」，又稱為人民文學出版社二十年來「長銷書」的長篇小說，究竟還有什麼存在的意義和餘地呢?

　　在《尋找》「十三·原上的革命」一節中，陳忠實詳細記述了宗族社會叛逆者白靈形象(她是白嘉軒女兒，另一個宗族社會叛逆者是鹿子霖的兒子鹿兆鵬)孕育產生的過程。1987年初夏，陳忠實到傳說中的白鹿原腹地孟村小鎮糧店尋覓第一個中共支部秘密誕生的事迹，據說這支部是由一位在北京某大學接受馬列的青年創辦的，他還發展了兩個黨員。

　　但歷史猜測畢竟是猜測，即使寫小說也要將史料做實。正當史料斷線而作者的尋訪再陷死胡同的時候，作家張敏寄來他主編的薄薄的刊物《革命英烈》。「在這本包裝簡單的小開本刊物上，我讀到了張景文烈士的事迹。她是白鹿原上人，在西安讀書加入了中共，因為身份暴露被國民黨特務追捕，地下黨把她送到劉志丹在南梁開闢的革命根據地，大約一年左右時間，在『極左』路線執行者發起的『清黨』運動中被懷疑為『特務』活埋了」，「文章不足1000字，作者是一位同樣被懷疑為『潛伏特務』的女戰士寫的，她和張景文被關押在一孔窯洞里，此前並不熟悉，關押的兩三天時間裡，才得知是白鹿原上某村子的人。她眼看著張景文被拉出去活埋了」。

　　陳忠實承認，「我的捶拳吁嘆的失控心態，就在這一刻發生」。但是「從最初閱讀這份簡單的回憶文章的震驚里平靜下來，一個鮮活的女革命者就橫在我心裡了」。「這是一個女性，一個能從白鹿原走進劉志丹革命根據地的女青年，我能充分感知需要怎樣的思想和勇氣」。「我後來才意識到，這種切近感和親近感對我寫白鹿原發生的革命，可以說是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我在未來的小說《白鹿原》里要寫的革命，必定是只有在白鹿原上才可能發生的革命」。

　　他相信正如前面敘述過的：「柳青的『人物角度』寫作方法，是作家隱在人物背後，以自己對人物此一境況或彼一境遇下的心理脈象的準確把握，通過人物自己的感知做出自己的反應」這一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原則仍然是適用的。「這種切近感和親近感對我寫白鹿原發生的革命」具有決定作用，在我看來這正是陳忠實創作《白鹿原》的詩眼，是這部長篇深沉的靈魂。

　　與90年代後中國當代小說家的長篇小說架構大多取法於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不一樣，陳忠實雖也曾一度迷戀馬氏，但他終於醒悟還是要回到自己文學的老祖宗柳青那裡去。「革命」必須「接地」，白靈必須是「本地兒女」，「中國現實」也未必一定要用「魔幻現實主義」來包裝來炫耀來限定。「卡彭鐵爾的宣言讓我明白了這一點，現代派文學不可能適合所有作家。」

　　從「地方志」里走出來的「人物」必須也應該是「本地人」，這是現實主義文學的原理之一。但它們又處在本地革命與宗族相衝突的真實的歷史情境中。90年代「重返宗族」與「告別革命」的雙重性歷史架構，正是陳忠實創作《白鹿原》時必須去探索的歷史架構。

　　然而對作家來說，個體與全部的辯證關係是最難把握的歷史關係，在「本地人」與「九十年代思潮」這種重複疊加的兩重架構中，我們想90年代的作家都面臨著自己位置的重新勘定。

　　同樣讓人想到的是，在「今天」這個現在時間點和「過去」這個過去時間點上，在「本地」與「外來」這兩種情景和思潮的交互節點上，陳忠實的長篇小說創作究竟有多大的迴旋空間和敘述空間?也許對人物世界的進一步細讀是不得不進行的工作。

三、白靈、鹿兆海和朱先生之死

　　「自信平生無愧事，死後方敢對青天」——《白鹿原》的題記讓我在小說里走近了這非同凡響的三個人。而且如果拿《白鹿原》與《尋找》對照閱讀，這座古原人士的生與死就變得慷慨悲壯了，變得無比高尚起來了。小說藝術的感性化和形象化，能讓地方志走出冷冰冰的縣資料館，超越於沉睡多年的資料堆，變成活生生的歷史本身。

　　白靈是白鹿村族長白嘉軒最寵慣的女兒。他原想按白鹿村祠堂鄉約的教訓，把她調教成一個相夫教子的本地恭順女人的。未想「五四」風起，白靈吵鬧著要到西安城讀新學堂；又待革命風暴席捲，這位熱血女子先參與救助省城的死難者，後在投身國民革命時與村約鹿子霖之子鹿兆海情投意合私訂終身；再到國共分裂，她被鹿兆海兄長鹿兆鵬誘惑，與兆海絕交，投入兆鵬懷抱，並在革命生涯中懷上兆鵬骨血。但弔詭在於，老練世故的兆鵬竟然讓當國民軍青年軍官的弟弟兆海做掩護，一路把白靈母子送到劉志丹的南梁根據地。劇情跌宕起伏，親情戀情革命情交錯混雜激烈撕扯，感人肺腑動人心魄。

　　陳忠實充分調動現實主義文學與柳青「人物角度」寫法，再用「文化心理結構」撬動家族史黨史禁忌，令讀者對這位深情執著卻成極「左」路線「冤鬼」的可愛女子大懷同情悲憫之心。我讀小說兩次垂淚，一是為「白靈之死」，另一個是為「鹿兆海之死」，不是完全沒有緣由的。且看小說敘述(白靈此時在被囚窯洞裡面對抓捕她的畢政委)：

　　白靈冷笑一聲說：「我早已不考慮我的下場了。我的下場早都擺在那兒了。我今天死比前半月前一月死沒有兩樣，唯一的好處是我把罵你的機會等到了!你處死我，你也同時記住：你比我渺小一百倍!」

　　白靈被活埋就在那天晚上，天上下著雪。其餘有關活埋她的細節和情節都無法查證。執行活埋她的兩個游擊隊隊員後來犧牲在山西抗日陣地上。

　　《尋找》對這位可愛可敬可悲的弱女子的命運感喟道：她「怎樣蕩滌威嚴的氏族祠堂網織的心靈藩籬，反手向這道沉積厚重的原發起挑戰，他們除開堅定的信仰這個革命者的共性，屬於這道原的個性化稟賦，成為我小說寫作的最直接命題」。

　　然而世事滄桑，歲月輪迴。幾十年後白嘉軒老人竟還活在世上，年輕女兒卻早早橫死。他默默迎來的是被他逐出家門的女兒的真實死訊：「五個穿四兜制服的幹部和一個穿灰色軍裝的軍人來到白鹿村」：「百靈同志犧牲了……白嘉軒『噢』了一聲，微微揚起脫光了頭髮的腦袋，用只剩下一隻明亮的眼睛瞅著藍天上的太陽沒有說話」。「白嘉軒這時才問：『靈靈怎樣死的?』六個人商量好了似的，全都不說死亡的具體情況」。又問具體時間，答曰「十二月。」老人指出這是陰曆十一月初七。對方頗為驚詫。「白嘉軒以不可動搖的固執和自豪大聲說：『我靈靈死時給我託夢哩……世上只有親骨肉才是真的……啊嗨嗨嗨……』渾身猛烈顫抖著哭出聲來……」這是白靈在父親視野里的人生的變軌，恐怕也是大歷史輪迴中的白鹿原子弟的必然命運。

　　鹿兆海是白鹿原上真正的情種。他是朱先生白鹿書院教出來的至純至正的青年。他和白靈同為西安城念書的熱血青年，在救助死難者時陷入熱戀，但又因政見不同分道揚鑣。兆海因此決定終生獨身，他對白靈發起毒誓：「你可以隨意嫁人。我嘛……我還是恪守誓言，非你不娶。你嫁了人我就發誓再不娶妻……」與老練世故的兆鵬相比，這對青年男女的鮮明特點就是「單純」。

　　兆海因為單純加入國民革命，最後壯烈犧牲在中條山抗日前線。白靈因為單純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嫁給兆鵬，最後冤死。這是單純青年的橫死，這是熱血理想與複雜年代之間的格格不入，正是這種巨大反差才令人頓足心痛惋惜。

　　朱先生決定替從白鹿書院走出的這位忠義悌孝弟子守靈。「朱先生問：『兆海的靈柩啥時間運回原上?』白孝文說：『明天。先由全縣各界弔唁三天，最後召開公祭大會，之後安葬。』朱先生說：『我明天一早就上原迎靈車，我為兆海守靈。』白孝文提醒說：『姑父，兆海是晚輩……』朱先生說：『民族英魂是不論輩分的……兆海呀……』朱先生雙手掩臉哭出聲來……」這是陳忠實從地方志中抄錄出的最動人的一節，他的深意是對革命是非曲直做最坦率的討論。

　　然而陳忠實深知歷史遠未提供這種討論的正常環境，他於是像司馬遷那樣使用了春秋筆法，使用了小說曲筆。這樣，在兆海、兆鵬、朱先生等人物身上就建立了一個「相互參照法」的閱讀性架構。作家隱而不露，他讓讀者進入這個架構，與他一同來到蒼茫的白鹿原上，面對百年中國，在這幾個歷史節點上做出比較分析。

　　耐人尋味的是，作為白鹿原的兒孫，陳忠實決定小說的邏輯安排順從鄉約和宗族血緣的規定，他想讓兆海按照文化傳統的禮儀歸葬鄉里。「白嘉軒的喉嚨有點哽咽：『兆海是子霖的娃娃，也是咱全族全村的娃娃。大家務必給娃娃把後事……辦好……」

　　朱先生之死是《白鹿原》全書的高潮。他像作品所有故事、人物、衝突的匯流排頭，把全書緊緊串聯在一起。這位白鹿原的大儒，忠義的象徵，所有鄉黨的道德楷模，卻生在一個風起雲湧改朝換代的非凡大時代。他避世白鹿書院，默默為文化傳統守節。他文雅儒弱，但儼然是紛亂巨變的白鹿原的定海之針。在白嘉軒內心深處，他是「白鹿原最後的一個先生」。在鄉民心目中，他是鄉約的制定者和守護者。由他起草的鄉約中的「德業相勸」一節這麼寫道：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修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敬長上能睦親鄰能擇交遊能守廉潔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眾集事能解鬥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凡有一善為眾所推者皆書於籍以為善行。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結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好禮樂射御書教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鄉約是中國教化約束鄉民並自我修身的最古老的鄉村協議之一。它是道德的邊界，是做人的相互約定。起草並遵守鄉約教義的朱先生就像一面鏡子。

　　在這面無聲的鏡子前，我們讀到白嘉軒對宗族祠堂文化遺傳的堅守，鹿子霖道貌岸然掩蓋下的淫蕩，田小娥的越軌，鹿三的忠厚，兆鵬的機動主義，孝武能事父兄的質樸，還讀到黑娃和孝文最終的浪子回頭。

　　這面鏡子更被轉化為陳忠實的「文化心理結構」理論所闡釋的「地方志意識」：「一個最直接的問題旋在我的心裡，且不說太遠，在我之前的兩代或三代人，在這個原上以怎樣的社會秩序生活著?他們和他們的子孫經歷過怎樣的生活變化中的喜悅和災難」。

　　20世紀上半葉白鹿原的時代驚變、紅旗翻卷，多少兒女的出走與重返，在具有循環規律的兩千年的中國歷史中原不過是一個瞬間的移動。歷史不過是若干回「興起與衰落」的循環與往複，每個人的命運都被規定在這裡面。一個共時性的結構把歷時性的結構看得清清楚楚。孤立在白鹿原深處的朱先生的白鹿書院，正是這麼一座無比沉著的歷史瞭望哨。

　　《尋找》解釋說：「朱先生是這部長篇小說構思之初最早產生的一個人物。」他的「生活原型姓牛，名兆濂，是科舉制度廢除前的清朝最末一茬中舉的舉人。我在尚未上學識字以前就聽到這個人的諸多傳聞。」「牛才子是程朱理學關中學派的最後一位傳人，對關學派的繼承和發展有重要建樹的一位學人。關學派的創始者張載，有四句宣言式的語錄流傳古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也就是說，朱先生的存在一方面約束著白鹿原人們的反叛與躁動，另一方面又賡續傳遞著中國古代的文化血脈，但他知道這是一種絕望的反抗。像中國歷史無數次的「興起與衰落」、廢除與重建一樣，他知道自己就站在舊歷史的最後一頁，新的一頁將毅然決然地把自己掩蓋。

　　這是一個無情無義的自然規律。朱先生預感到天命將盡，淡然吩咐夫人朱白氏給自己洗頭剃鬚：「朱先生死了。懷仁率先跑到前院，看見父親坐在庭院里的那把破舊藤椅上，兩臂搭倚在藤椅兩邊的扶欄上，剛剛剃光的腦袋倚枕在藤椅靠背上，面對白鹿原坡。」

　　我讀完《白鹿原》和《尋找》全書，將其中紋理脈絡一一對照，便隱隱感覺這部長篇不完全是新歷史主義小說、魔幻現實主義小說，也不僅僅是柳青《創業史》的再生轉世。它乃是從地方志上抄錄的關於白鹿原的小說，興嘆於歷史的建立與衰落，落淚於各種人物的出走死亡與掙扎，是陳忠實自己關於故鄉「灞橋」的故事。「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是它最值得注意的秘密。

　　在今後歷史上，它大概就是《西遊記》之於江蘇淮安，《三言》、《二拍》之於蘇州，《金瓶梅》之于山東臨清，《紅樓夢》之於南京北京，《廢都》之於西安，《人生》之於陝北等等之類的文學名著。在人生和創作上的連連受挫之後，在「告別革命」思潮的前因後果之中，這部長篇小說藏於西安灞橋人陳忠實的心中之久矣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