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俄國革命與民粹主義

十月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口號下民粹主義的大釋放

我們現在常說，十月革命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實踐，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全面的繼承和發展。其實，馬克思主義遠離了先進的歐洲故鄉，在向落後國家的勝利進軍中，首先被文化背景大不相同的俄國改造，以列寧主義取代了馬克思主義。在還沒有出現「列寧主義」這個名詞的時候，當時各種立場的人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我們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以權力等同於真理，把符合人類長遠利益的科學精神變成了政治功利主義，或者人為塑造成封閉的宗教神學，對列寧主義的認識一直處在「政治正確」氛圍中。

以普列漢諾夫為首的老一代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列寧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俄國人如果認同了列寧在1917年的主張，只能證明這30年在俄國宣傳馬克思主義是失敗的。」米留科夫說，相對於歐洲無產階級革命來說，列寧、托洛茨基領導的這場運動更像普加喬夫。切爾諾夫認為，列寧主義就現實來源接近特卡喬夫要多於接近馬克思。特卡喬夫曾斷言，「將在俄國發生的革命決不會按西方的方式進行，因而不能套用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不發展正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有利條件，俄國沿著民粹派的道路走下去，不會成為資產階級立憲國家」。實際上列寧自己也稱十月革命為「農民式的革命，農民式的大民主」。別爾嘉耶夫認為，俄國革命的勝利，使原本不具備俄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獲得了幾乎與民粹主義、斯拉夫主義接近的風格，俄國徹底轉向東方的源頭在於列寧。「民粹主義換了一種形式進入到列寧主義中來」。俄國共產黨宣言的起草者司徒盧威說，表面上看與民粹主義進行鬥爭的是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戰無不勝、所向披靡的民粹主義吸引並同化了馬克思主義，民粹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差別至多是政治綱領和社會學意義上，這種差別完全不具有文化哲學意義上的差異，在道德上俄國馬克思主義秉承了民粹主義功利主義傾向，「數十年來他們始終保持著民粹主義的精神氣質」。義大利共產黨創始人葛蘭西認為，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是一場否定馬克思《資本論》中某些觀點的革命」。

對這些評價我們完全可以用這是反列寧主義的誹謗來予以回答，但是要看到上述人物立場各異，但是他們的共同點在於都認為，在馬克思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間，列寧主義更接近於後者，客觀地說，這個評價是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的，要駁倒它決非易事。中國理論界最常見的答覆是，俄國馬克思主義是從民粹主義脫胎出來以後就與其決裂，並與自由主義聯手對民粹主義進行了猛烈的批判。

這的確是事實，早期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對民粹派的五大特點（1、俄國特殊論。2、政治上的人民專制。3、經濟上的村社社會主義。4、手段是為目的服務的。5、黑社會式的精英黨）都極端厭惡，並且完全與之劃清界限。首先，公開宣稱自己是西化論者，文化論戰中的西方派，自稱「西方社會主義」，普列漢諾夫的名言是：「特殊論」是停滯和反動的同義詞，俄國的進步力量都凝聚在西歐主義的大旗下，我們是自由主義之友，民粹主義之敵。

第二，民粹派奉行精英領導群氓，用特卡喬夫的話說「革命」就是把少數人的意志強加在習慣在黑暗中生活的群氓身上，車爾尼雪夫斯基說，革命成功後如果「人民需要沙皇的話，可以再造一個沙皇」。社會民主黨反駁說，政治自由、政治民主是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民粹派扭曲個人的獨立價值扼殺個人精神自由並不亞於沙皇。

第三，民粹派認為只要革命消除了「個人主義」，原本深藏在農民身上的「社會主義」本能就會顯露出來，加以整合自然會走向統一意志驅動下的集體經濟。普列漢諾夫認為，這是皇帝——國王的國家社會主義，是宗法式的社會主義，人身依附下的公有制是全能專制國家的基礎，馬克思的集體是自由人聯合體，個人並不淹沒在集體之中，民粹主義的集體主義是壓制個人的集體，扼殺個人的集體，以集體的人格代表對個人實行專政。要發展獨立農莊，走市場經濟，土地只能在中農中間進行分配，決不能分到貧農或無法成為農場主的懶惰農民手中。

第四，民粹主義行為方式是「通過『惡』達到善」，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為了最終目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計，負負得正，「以惡抗惡就可以得到善」，否則君子永遠鬥不過小人。俄國社民黨堅決譴責這種「涅恰耶夫式」的工作作風。普列漢諾夫認為，一定要脫離黑幫習氣，目的正確手段要光明正大。

第五，在黨務活動上以民意黨為榜樣，黨的領袖是絕不允許背叛的絕對權威，精英黨要高度集中、嚴守紀律，限制黨內爭論。這就是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在黨建問題上的爭論的核心，受第二國際影響的孟什維克認為，德國社民黨為我們樹立了榜樣，民主建黨、政教分離、允許黨內爭論、有派。列寧受其兄亞歷山大·烏利揚諾夫的影響在對民粹派理論口誅筆伐的同時，卻對民粹派組織模式情有獨鍾，認為那種集中、秘密、紀律、限制爭論的組織是黨必須堅持的，他的解釋是，由真正的革命家組成的黨組織越堅強，黨內的不堅定性和動搖性就越少。「共產黨只有……在黨內實行近似軍事紀律那樣鐵的紀律，才能履行自己的職責。」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把俄國翻轉過來」的政黨，「西歐型的社會民主黨不適合俄國準備奪取政權的任務，因此俄國需要新型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列寧稱讚民意黨是「我們大家應當奉為模範的出色組織」。列寧的做法被同是社民黨內的左派的托洛茨基、盧森堡等人認為是搞「農奴制」、「搞戒嚴」，正是這種黨務方式與行動準則為布爾什維克向民粹主義的過渡埋下伏筆。可以說除了這最後一點有分歧外，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民粹派綱領性的東西都逐一進行了批判。

1917年由於斯托雷平改革造成的特殊的歷史時刻，布爾什維克對民粹主義的揚棄發生了顛倒，從自由主義之友、民粹主義之敵變成了民粹主義之友、自由主義之敵，從批判「人民專制」走向無產階級專政，從弘揚政治自由走向踐踏政治自由，認為「民主妨礙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建立，在公民權利和自由習慣缺失的專制國家比西方民主國家更容易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從反對土地國有、村社化到「把村社放在第一位」。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發展》1899年、1908年兩個版本：從「村社對農民的危害很大」到「解散村社對農民的危害很大」；從6個自由到4個禁止；從反對俄國特殊論走到和民粹主義搶「俄羅斯民族特殊論」的潮頭，最後把原來的師傅擠下歷史舞台，1917——1918年對民粹主義的三次大分化，聯合左派社會革命黨打擊社會革命黨，聯合最高綱領派、村社共產黨鎮壓左派社會革命黨，每次都是取其原教旨主義、宗法性強的一派打擊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一派。一直到把社會革命黨全部關進監獄，一直到對封建主義、農民、資本主義、議會主義等一系列問題發生重大的變化。（十月革命中頒布的土地綱領都是社會革命黨的。）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局面是斯托雷平改革改變了俄國的利益格局，使俄國的政治派別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於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公正性、掠奪性、以犧牲廣大農民的利益而保證向權貴資本主義道路上發展，強烈地觸發了人民的反改革情緒，俄國的反體制運動於是從知識分子方面轉到了下層民眾方面。怎麼看待這場群眾自發的「民粹主義」運動呢？普列漢諾夫認為，這是個罕見的歷史時刻，農民想使歷史車輪倒轉，但鑒於它具有反暴政的革命意義，也就是說農民反改革的村社復興運動是推翻沙皇的革命因素，對此我們採取寬容的態度不去反對就是了。列寧說不對！在經濟上反動的東西，在歷史上可能是正確的。我們不但不反對，還要站在這場運動的潮頭來領導它。從奪取政權考慮，首先對民粹派的態度要轉變，但是仍然要斥責他們，這是爭奪領導權所必要的，過去我們說他們的綱領不行，現在我們要說他們是自己綱領的背叛者，換句話說，過去我們是站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上批判他們，現在我們要站在「超民粹主義」的立場上批判他們。普列漢諾夫反對說，如果對這場運動持一種民粹主義的讚賞態度，那麼這場以「人民名義」完成的革命的後果將是：1、政治上的怪胎，是一個共產主義基礎上革新了的皇帝專制，2、革命後公社所有的土地將比現在多3倍，這樣就會成為向更高級社會形態發展的障礙，雖然從歷史否定之否定的角度似乎會更容易，但中間的缺課，「超越歷史階段」早晚要補課的，3、革命後我們又回到自然經濟，但同時西方也就不能影響我們，俄國的傳統色彩將會更濃。

在這一過程中，列寧主義從黨務上的民粹主義發展到意識形態的民粹主義，由否定民粹主義到肯定超民粹主義，從而完全脫離了社會民主黨的軌道。普列漢諾夫說，我們和舊列寧沒有分歧，與新列寧的分歧在於，他推翻了他過去推崇的東西，而贊成他過去反對的東西。季諾維耶夫說，我們看到了一個奇怪的化妝舞會，無產階級革命黨指責的社會革命黨的人民專制、國家社會主義，現在恰恰是他自己正在大力倡導的，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認為的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這兩支左派的分歧（第二國際和共產國際），被我們一直奉為正朔的「共產黨」有很多內容都是民粹主義的。

俄國民粹主義的緣起

經典民粹主義以俄國民粹主義為代表，它是我們認識民粹主義的門徑。要想了解俄國民粹主義，首先要了解俄國的傳統農村。

俄國農村是一個公社的世界（在俄語中米爾——村社和世界是同一個詞），農民則是米爾公社社員，米爾實行土地公有、定期重分，有勞動組合和共耕地，並且實行「徵稅對社不對戶，貧戶所欠富戶補」的連環保制度，具有村會選舉和村社審判等「小共同體」的自治功能，甚至住宅都必須建在一起。讓我們中國人不可想像的是，米爾成員對村社的義務要超過對國家的義務。共同體給每個人安排了不容競爭也不可改變的位置，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束縛——保護」功能的統一，由此形成了一種「俄國式的集體主義傳統」，既對抗國家主義也壓制個人主義。

這種傳統對俄國社會文化有極大的影響，使之形成了深層的歷史積澱：首先，村社的平均意識、輕商抑商傳統與「不與私有化共謀」的民族理念，「寧可全部土地歸沙皇，只要不歸地主」的村社觀念更直接產生了「好沙皇」情懷。俄國人常以鄙視的態度看待經商者，認為那隻不過是「貪婪的猶太人的營生」，在民族認同中有普遍的仇富心理和反西方傳統，他們認為，富人都是惡棍，財富是腐蝕人類靈魂的東西，從心底里嚮往一種貧窮和樸實無華的社會模式。

其次，在民族性格中，村社生活使俄國人重視鄰里關係的和諧，這使俄國人成了一個重感情的民族。因此俄國人性格外向，浪漫有餘理性不足，所以近代俄國在文學史上群星燦爛，卻罕有偉大的哲學家。處事行為中浪漫有餘、易大嗡大轟、一蹴而就，缺乏理性思維、缺乏妥協精神和持久耐力，總是力求用快捷的方式解決問題，因此容易導致群眾性歇斯底里運動。

再次，村社的集體觀念導致的抽象的人民崇拜、體驗苦難、底層意識和土地崇拜，對抽象人的「愛」和具體人的「恨」是並行不悖的，在精神共性中獨立個人是不和諧的原子，「愛」大多數和「恨」個人是可以自然轉換的，由此又導出了從宗法角度對西方民主自由的鄙視，民粹派的一句名言是：「自由的概念只與集體有關，個人對集體來說是沒有自由的，對個人說，自由就是對集體的服從，只有把個人溶於集體中才能獲得最大的自由。」

還有，在東西兩大文明夾擊下造就的獨特的民族訴求和強國訴求，決定了它的「民族身份辨認性」較為突出，有強烈的彌賽亞（救世性）情結。總之，在村社裡，平均與剝削、「民主」與專制、權利與義務取得了美妙的協調，同時又體現了斯拉夫傳統，因此在俄國根深蒂固。

19世紀上半葉隨著農奴制危機的加深，反抗農奴制的革命民主主義在平民知識分子中蔓延，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主張農民連同土地一起解放，通過自己特殊的農民村社，走上一條非資本主義、非西方發展模式的農民社會主義理論都非常流行。1861年自上而下的農奴制改革，因為改革的方式極不公正，貴族以割地形式把部分村社土地攫為己有，農民還需為得到另一半土地繳納贖金，從這個意義上說，農奴制改革與其說是農奴得到了自由，不如說是地主得到了自由，改革以後地主經濟快速地向資本主義經濟邁進，它的發展方向是以追趕歐洲的現代化為目標，但是卻以犧牲俄國農民利益為特徵，農民不但仍然處於無權的地位，而且原來的溫情世界被打破，貧富分化快速加大，農民在失望中掀起了抵制改革和爭取土地與自由的鬥爭。

與社會情緒激進化相應的是平民知識界發起了「民粹主義」運動，他們積極充當農民利益的代言人，反對這種非人道的改革，要求恢復原有「抑強扶弱」和社會平等的傳統。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發展在俄國不是歷史的必然，只是一種偶然現象，是不和諧、是禍害、是倒退和腐蝕人類靈魂的污泥濁水。俄國傳統中的「平均」和「民主」是極其寶貴的財富，在村社集體主義的土壤上培養出的「社會主義」是對抗西化、自由化、資本主義的天然屏障，是通往理想王國的橋樑。他們「相信俄國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國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農民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他們認為實現社會主義的主要力量不是工人階級，而是「按本能、按傳統來說是共產主義者」的農民，因而農民是俄國革命的動力。他們還說歷史是英雄創造的，整個人類的進步是「芸芸眾生」盲目地跟隨「那些能夠批判地思維的精英」。

民粹主義的「村社社會主義」反映了俄國農民反對農奴制和沙皇專制制度的要求，爭取土地和平等的樸素願望，用恩格斯的話說，在政治上是正確的，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革命理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譜寫了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但是他們的主張在經濟學形式上是錯誤的，他們不懂得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企圖「倒轉歷史車輪的」，「寧肯讓農民繼續停留在因循守舊的宗法式的生活當中，也不要在農村中給資本主義掃清道路」的想法是愚蠢的、會被時代拋棄的。

縱觀整個俄國歷史上的民粹主義可以分為理論、思潮、運動、體制，四者間又獨立又聯繫幾個方面，又有革命民粹主義、自由主義民粹主義、警察民粹主義、社會革命黨、新民粹主義等五種類型。

民粹主義研究在我們目前的黨史教科書中有一些「盲點」，以往的民粹主義研究是基建於「革命民粹派」與「自由主義民粹派」兩個概念上的，據說19世紀70年代的民粹派是革命民主主義，而80－90年代民粹派逐漸「轉到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去了」，成為墮落的「自由主義民粹派」，從而標誌著民粹派運動的衰亡。所以因為一般歷史教科書中的介紹，人們對巴枯寧、特卡喬夫並不陌生，對丹尼爾遜、沃龍佐夫也有所聞，其實現實遠非這麼簡單，就是僅就人員組成來說也一直延伸到20世紀30年代。

「兩段式論」後面最突出的是「警察民粹派」，它的特點是它的「警察性」，即政治上的專制傾向。它打著「人民的」、「社會主義的」旗號反對民主政治中的政治自由、議會民主、公民權利等原則。他們聲稱立憲政治只是富人的工具，貧富不均條件下的民主是虛偽的，西方的自由與民主是抽象的、毫無疑義的，是政客們腐敗的遊戲，根本不具有什麼普世價值，西方的政黨政治是「有害於人民群眾本身利益的」，人民當家作主不過是皇帝的新衣，遠不如一個高高在上的主宰來「抑強扶弱」、「為民做主」更合乎正義，所以社會主義者甚至可以認為，對於人民來說，在兩害中間，專制的沙皇畢竟比立憲的沙皇要好些，因為它可以使那些「貪婪的私有者」害怕。選舉選出來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很不公道，俄國的統治機關不是選舉的，一切有專制沙皇來管，沙皇高於一切人，既高於窮人又高於富人，因此對一切人都是很公道的。

提出這種理論的往往是一些所謂的正統理論捍衛者，他們把「人民專制」奉為理想模式，在他們看來法國的雅各賓專政這個標本應該廣泛推廣，對不順服這個專制者將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則，「誰不和我們站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誰反對我們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而對敵人就應該用一切手段予以消滅。」

十月革命後蘇聯對民粹主義的批判一直都很高調，但是細觀起來只是在打擊民粹主義旗號下批判他們向自由主義轉化的一面，直到1930年在「勞動農民黨」案件中新民粹主義的主要人物被從肉體上消滅為止，雖然在俄國以「民粹主義」命名的活動不再存在了，但是民粹主義本身、尤其是警察民粹主義的那些價值反而在斯大林體制的框架下得到空前強化。以往的研究有很多誤區和錯誤論斷，比如「兩段式論」、有些代表人物的定位，一邊接過他們的思想一邊批判他們背叛自己的綱領，甚至把在蘇維埃政權下黨外人士對社會主義的探索都網羅在「民粹主義」的罪名下，給人造成一種假象，好像蘇聯批判民粹派很賣力，但實際上是在列寧主義的旗幟下把民粹主義的消極一面更加發揚光大。

革命民粹主義

革命民粹主義，也叫「積極行動的民粹主義」。1861年農奴制改革的結果使原來對沙皇懷有期望的俄國知識分子大失所望，紛紛從「利益協調倡導者」轉向「積極的行動者」，他們對暴力革命的狂熱日益加劇，以革命顛覆主張取代了改良，「暴力變革」的公式已為當時的民粹主義者普遍接受，至此民粹主義從一種理論思潮擴展到運動，成為俄國的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史學界一般把革命民粹主義運動分為大體上以十年為基數的三個階段：小組階段、到「民間去」運動以及「民意黨」的恐怖活動階段。（這是一般教科書都會提到的）

60年代末是小組活動時期，民粹派的小組遍佈於各大學，他們受巴枯寧、柯魯泡特金、拉甫洛夫等人「知識分子對人民欠有無法償清債務」和「農村才是戰場」理論的影響，到70年代的運動是以「到民間去」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數千名革命青年和一些貴族到民間去，策動農民造反，全國至少有37個省捲入這一運動。這可以說是民粹派學說的第一次全面檢驗。民粹派相信農民中蘊藏著「共產主義的本能」，用三兩年時間很快就可以完成「社會革命的」目的。但是這一腔熱血很快在農民面前碰了壁，知識分子與農民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使農民本能地排斥這些「精神失常者」的行為，農民仍然是「好沙皇」的信奉者，僅1874年就有一千多名「宣傳員」被捕，具有反諷意味的是許多民粹派是被當地農民告發而被捕的。從1873——1879年因「社會革命宣傳」案件而受審判的人就有2500人。在沙皇和農民的夾擊下，「到民間去」運動遂告失敗。

運動失敗以後，民粹派首先意識到必須把各個小組聯合起來，於是1876年成立了一個秘密的民粹派團體——「土地與自由社」。該組織最大的特點是它奠定了我們耳熟能詳的「集中制」組織原則的雛形：秘密、集中、互相監督、少數服從多數、嚴守紀律（在此之前涅恰耶夫也曾提出過要以極端專制、鐵的紀律的小型革命支部覆蓋全國，但是沒能付諸實踐）。著名的「土地與自由社」與後來的「民意黨」領導人之一，亞·德·米哈伊洛夫說，正是從這個時候起，秘密活動變成了一門「完整的科學」，這門科學對與專制制度作鬥爭特別適用。「土地與自由社」失去了到農村發動群眾的熱情，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少數「革命家」同政府的拚死一搏上，以個人恐怖活動作為主要的鬥爭手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發生了多起刺殺沙皇和反動官僚的事件。

1879年「土地與自由社」分裂為兩個獨立的組織：「民意黨」與「黑色土地平分社」。民意黨是80年代革命民粹主義的主要組織，該組織把恐怖手段視為最重要的「鬥爭形式和生命力」。在黨綱第五條第二款上專門論述「破壞與恐怖活動」的必要性，它明確指出要實現任何途經的變革，都離不開「獨立革命的成果和藉助於密謀取得的成果」。它的另一大「貢獻」是發展了土地與自由派的「黑社會式」組織原則，並且鼓勵採用以任何方式同「惡」作鬥爭，在他們看來將來的「善」是通過現在的「惡」來達到的。1884年民意黨停止活動，傳統上認為的革命民粹主義運動結束。

革命民粹主義者的分化，使部分民粹派從目的和手段上向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轉化，成為完全對立的派別，這就是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與「警察民粹主義」。1882年「黑色土地平分社」分裂成一些小組，以普列漢諾夫、阿克雪裡羅得、查蘇利奇等人經過幾年的探索以後轉向了馬克思主義，他們在鬥爭方式上仍然是「革命」的，但是革命的目的不再是民粹派的反對政治自由的「人民專制」和反對市場經濟的「村社社會主義」。

就在同一年「民意黨」在沙皇的嚴厲鎮壓下徹底失敗，倖存的中堅分子大都流亡國外。他們中最狂熱、最鐵杆的革命分子吉霍米羅夫、卡拉馬洛夫等人經過一段反思以後發現，其實沙皇政府中最反動的那一部分人也和他們一樣熱衷於弘揚「村社集體主義」精神，抵抗西方個人主義的瘟疫，恢復斯拉夫民族特殊的傳統。既然革命無望，何不轉而依附當局，於是公開出版了《我為什麼不再做革命者？》理論性懺悔著作。這些人回國後一頭扎進保皇主義的陣營，從革命的聖鬥士變成了傳統的衛道士，很快完成了從「雅各賓的民粹派」到「波拿巴民粹派」的轉變。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不再是革命者，但仍然堅持民粹主義傳統價值。

談革命民粹主義一般都要提到的三個主要代表人物分別是特卡喬夫、巴枯寧和拉甫洛夫。這三個人實際的理論訴求差異非常大，以後的分化使其追隨者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在當時他們在堅持革命和相信農民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以及相信村社制度這些基本點上是一致的。

文學評論家特卡喬夫，他一生中主要受三個人的影響：他們分別是國內的涅恰耶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和國外的布朗基。特卡喬夫是個狂熱的俄國的布朗基主義者，他對國內的資本主義發展充滿了恐懼和不安，認為必須馬上、毫不拖延的進行變革，任何猶豫不決、任何拖延耽誤都是犯罪。如果現在不幹革命，資本主義的發展將推遲革命，也許永遠就幹不成了，革命家不是準備革命，而是幹革命。他把涅恰耶夫「人民懲治協會」「以惡抗惡」那一套發揮到極致，一般認為「民意黨」的綱領和鬥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特卡喬夫，而布爾什維克又是民意黨紀律的堅決主張者，列寧當年深受其兄民意黨敢死隊員亞歷山大·烏里揚諾夫的影響，對民粹派的集中、秘密、紀律、限制爭論組織模式十分欣賞，並明確指出「民意黨」是「我們大家應當奉為模範的出色的組織」。

「暴動派」巴枯寧在立即革命這一點上與特卡喬夫不謀而合，鼓吹「熱愛破壞就是熱愛建設」，人天生是要造反的。當有人問道，如果他成功地實現了他的計劃，創造了他想要創造的一切以後還會做什麼？巴枯寧回答說「那我就立刻開始又一次摧毀我所創造的一切」。但在暴動的歸宿問題上兩人卻有原則的分歧，巴枯寧著眼於農民，特卡喬夫則看中的是「少數密謀分子」。

溫和的具有人道傾向的貴族出身的數學教授拉甫洛夫被認為是70年代革命民粹主義中的「右翼」，傳統上把他叫做「宣傳派」、「準備派」。其實在反對專制制度問題上，他不但主張直接採取政治行動，甚至在必要的時候他並不反對使用「恐怖手段」。他1882年加入「民意黨」，並認為它是俄國唯一能夠培養出社會力量的革命黨。他參加第一國際和巴黎公社，與馬克思、恩格斯相識並深受其影響，是俄國早期民粹派中最接近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他的許多論述對普列漢諾夫等人脫離民粹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對俄國革命的作用有其民粹派中少有的冷靜與理智。他認為不能通過人工的革命去「促進歷史，」即便能夠獲得勝利，歷史的欠債總是要補償的。他反對當時在革命家中流行的以「為達到目的一切過程都可以忽略不計」的陰謀策略，更反對特卡喬夫的那句名言「我們考慮的是應該留下多少人」。他認為「在社會革命中暴力是必要的。但是應該儘可能地把它降低到最低限度，如果社會的一切物質力量轉到了獲勝了的政黨手中，而它的黨員占居民的絕大多數，新制度的敵人僅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擁有勢力的話，那麼對敵對分子採取的強制手段也可以降到最低限度。不管新的暴力政權以什麼為基礎，我們不希望以新的暴力政權代替舊的暴力政權」。

革命民粹派發展的最高階段——社會革命黨

19世紀80——90年代民意黨失敗以後，俄國又出現了新一輪的民粹派組織，它們多以「社會革命」來命名，這是因為在當時「社會革命」與「積極行動」幾乎是同義詞。這些「前民意黨人」的重新組合過程是，先產生了一系列的地方性團體，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切爾諾夫和斯列托夫組織的「農業社會主義同盟」，1902年就以這個團體為基礎，在海外成立了全國性的社會革命黨。1905年12月社會革命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綱和黨章並表明自己的立場是，俄國是一個農民的國家，作為農民的政黨其目的是推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把土地變成全民的社會財產交給農民平均使用。

社會革命黨並沒有承襲「民意黨」的高度集中的「黑社會式」組織模式，由於加入第二國際，受西歐社民黨的影響，他們採取的是「組織上的虛無主義和黨內民主，沒有硬性明確的組織界限和強制性的紀律約束」。這種組織上的「聯邦制」色彩，導致該組織縱向聯繫鬆散和團體內部的多元性，斯托雷平改革後更具體地分為以切爾諾夫為代表的中派、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勞動派」以及具有無政府主義激進色彩的「最高綱領派」。對此切爾諾夫總結說，社會革命黨和布爾什維克共同「瓜分」了民粹派的遺產，布爾什維克得到的是鐵的紀律約束的「組織原則」，而社會革命黨則繼承了「恐怖主義」搞暗殺的鬥爭手段。僅在1905——1907年革命的兩年半時間裡，社會革命黨就搞了200多次恐怖活動，以至於這一時期，沙俄的政治苦役犯與流放者中，該黨成員佔了大部分。

「社會革命黨」正像它的名稱一樣，以「毫不妥協的革命立場」為爭取「土地和自由」在進行不懈的努力。與民粹派運動低潮時期的妥協傾向的「自由民粹主義」、「合法民粹主義」乃至與沙皇合流的「警察民粹主義」截然不同，它的革命性不僅沒有衰落，而且如果把「革命」理解為激進的反抗立場的話，在斯托雷平的反村社改革激起了社會上「村社復興運動」的新條件下，一貫具有村社捍衛者形象的社會革命黨重新成為當時最典型的「革命者」。

在三次革命當中，社會革命黨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二月革命後社會革命黨支持並參加臨時政府，克倫斯基先後擔任臨時政府司法部長、海陸軍部長和總理，切爾諾夫任農業部長。這時社會革命黨的影響超過了其他一切政黨（包括布爾什維克），成員多達一百萬，是當時俄國最大的政黨，並控制工兵代表蘇維埃和農民蘇維埃以及地方新政權。在十月革命中他們與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共同組建彼得格勒革命軍事委員會，有7人參加委員會，2人進入核心局，同時也是許多地方起義的領導人。

一戰以前社會革命黨內部各派沒有什麼原則分歧，他們主要在國家杜馬和農村組織方面工作。一戰爆發以後部分社會革命黨人因不同意黨中央的護國主義立場導致內部分歧，1917年12月左派社會革命黨分裂出來成立獨立的政黨，與布爾什維克建立同盟。但是兩者的合作是短暫的，先在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發生了「最尖銳最劇烈的衝突」，左派社會革命黨在1918年討論「和約」問題的蘇維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會上退出人民委員會，緊接著，因不同意布爾什維克政府實行「糧食專賣法」的糧食壟斷政策與其徹底決裂。「三仙巷事件」以後，左派社會革命黨在布爾什維克的全面封殺下分裂，其左翼組成了村社共產主義黨和民粹派共產主義黨繼續與布爾什維克合作，其他人轉入地下活動。1923年社會革命黨宣布解散，切爾諾夫等人流亡國外（他們仍在辦雜誌探索社會主義模式，切爾諾夫寫了一系列很有價值的專著，但是畢竟只是「事後諸葛亮」。由於封殺和排斥，我們也只是在蘇東劇變後才看到這些深刻的總結）。

社會革命黨在鬥爭形式上依然保持了「革命民粹主義」的鬥爭性與革命性，但是作為一種理論卻與革命民粹主義的正統形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是因為民粹派正統理論具有害怕「時間對俄國革命不利」的「時間恐懼症」，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本主義發展使俄國在20世紀初躍升世界第五位，成為中等資本主義國家，有關繞過資本主義的「俄國特殊道路」之說信奉者日少，形勢已經把嚴重的問題擺在了面前：村社解體了，民粹派怎麼辦？在俄國已經走上資本主義的情況下，「村社社會主義」還有立足之地嗎？社會革命黨的理論家在對革命民粹主義和自由民粹主義理論和實踐進行總結之後，形成了自己的行動綱領和理論，它是對民粹主義正統理論的大修正。

第一，以「勞動原則」取代「公社原則」。我們前面講過，傳統民粹派對農民的尊崇具有濃厚的整體主義色彩，他們推崇的是農民公社，是「公社世界」中的農民社會，而不是農民個人，他們對一個個具體農戶的「個人主義」要求持敵視的態度，因此在農民的兩大美德即「勞動」與「集體主義」中，傳統民粹派最看重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他們歷來是把「公社原則」置於「勞動原則」之上的。而社會革命黨則認為，勞動戰勝剝削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首要階段。

第二，提出了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的區別，明確革命可以分兩步走。第一步首先應該實現的是「人民——勞動主義」的「最低綱領」，在這個階段不是用「集體主義」戰勝「個人主義」，而是用「勞動原則」戰勝剝削原則，具體說就是消滅地主經濟，使土地由地主手裡轉到勞動人民手裡，至於勞動人民佔有和使用土地的形式已不是最重要的事。這時並不是社會主義，經過幾十年「個體主義」的發展時期，直到「自願的合作化成為集體化的高級形式」，才可以實現「第二步的最高綱領」，這時「通過集體主義社會在本質上的吸力來逐漸使他們進入社會主義。」這樣社會革命黨便把舊民粹主義的一次性「社會革命」論變成了由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分別指導的兩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打倒地主，第二次革命才是打倒資本家，第一次可以以個體勞動農民為動力，第二次革命才要求他們成為「公社」成員，這樣就解決了「個體農民」從革命的對象變成革命的動力這一大難題。

這期間社會革命黨最重要的貢獻是「土地社會化」理論的提出。他們認為，應該依靠俄國農民的村社生活傳統和勞動觀念，按照農民習慣上認為「土地是無主的，誰勞動誰就有權使用」的習俗，把俄國現有的土地私有制改造成「社會化」。「土地社會化」的優點在於採用了非集中和個人權利和諧共處的原則，可以避免「國有化」的集中壟斷和官僚化。它的操作步驟是：首先是把土地變成不能買賣的全民財產，然後把土地委託給用民主方式組建的村社以及以相同原則結合成的地域聯盟管理，由這些機構按照「平均、勞動」的原則在耕種者中平等地分配土地，然後通過勞動合作組織，使農民走上集約化的統一模式。

這個設計方案符合俄國平均主義傳統，適應當時反對斯托雷平破壞村社的不公正改革的社會情緒。眾所周知，十月革命中實行的土地綱領，就不是列寧在《四月提綱》中提出的「土地國有化」的主張，而是「按照社會革命黨所規定的方式」解決了土地問題，用列寧的話說，這個土地綱領「完全是按照社會革命黨人的委託書照抄的」。（社會化與國有化最大的區別在於，抵制來自國家的壟斷，但是這種模式到了共產黨有把握控制整個社會的時候，就發生了質變）。

第三，社會革命黨除了在村社、農民土地問題上對民粹主義傳統進行修正，同時相應地在其他問題上也使「民粹主義變得歐化了」。改變了傳統民粹派過去動輒強調俄國獨特性的斯拉夫主義傾向與對「西方社會」的敵視，逐漸向馬克思主義靠攏。首先，承認資本主義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創造性工作並製造了能夠改變社會的無產階級力量。其次，拋棄了反對政治自由、認為它僅僅是資產階級工具的徹頭徹尾的民粹派觀點，而把政治自由列為其「最低綱領」政治部分的核心，表示該黨要為政治自由而奮鬥，他們已經意識到，「如果不把政治要求放在第一位，在實現政治要求之前無論是土地社會化、八小時工作制以及最低綱領中其他經濟要求都是不能實現的」。

早期列寧認為，承認資本主義的進步，熱心政治自由，為發展資本主義的「最低綱領」而奮鬥的社會革命黨人，要比一味仇視資本主義、熱心反自由的「人民專制」、為恢復「公社世界」而奮鬥的舊民粹主義更接近自由主義。但是列寧從這些「自由主義」的變化中看到的不是民粹派的墮落，反而稱之為「進步」，稱之為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並明確指出這些修正了傳統的新民粹派是「革命知識分子」，是「俄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極左翼」。而且列寧後來還特別指出社會革命黨中正是以切爾諾夫為代表的中間派最傾向於「遵循馬克思主義」，傾向於「從小組習氣向政黨過渡」，傾向於「以社會民主黨的原則為依據」，他甚至認為，「關於這個宗派向社會民主黨方向轉變的問題，現在只是時間問題」。社會革命黨的這些「自我修正」，體現了他們「向社會民主黨學習的願望」，和與時俱進的進步。

總之，社會革命黨是民粹主義在20世紀初受文化西方化、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諸潮流的影響，尤其是受斯托雷平改革中「村社危機」的影響而出現的一種修正模式，由於歐化之風日益浸染了民粹派知識分子，逐漸淡化了其傳統色彩羅斯，由於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臨時性理論聯盟對民粹主義論戰的勝利，使堅持革命立場的民粹主義日益向自由民主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靠攏。換句話說，革命民粹派的「復興」與自我「修正」是新形勢下各政黨各思潮重新定位中最突出的現象。它表現了兩個兩位一體的特徵：其一是民粹派的社會影響與活動能力大大提高，以及革命性與19世紀末相比明顯增強。其二是民粹主義的自由主義化與它的革命化、社會民主主義化並行不悖。因此可以說「社會革命黨」標誌著革命民粹派主義運動的最高階段。

十月革命後的民粹主義——「新民粹主義」

十月革命後的新民粹派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已經轉向自由主義理論的「實踐的民粹派」，他們來源於19世紀80——90年代革命民粹主義失敗以後，一些放棄「主義」轉而從事工作的民粹派，也就是阿波拉莫夫倡導的「小事理論」。這種理論認為既然在政治領域無法有作為，「社會革命」的積極行動目標一時達不到，不如退而求其次，不和沙皇政府來硬的，而是腳踏實地的從事一些實際工作，從「小處著眼」地幫助農民。他們不是通過革命方式、而是通過參加地方自治局的活動，在政府與農民之間架起一道橋樑，關心農民的疾苦、解決農民實際生活問題，比如給農民提供貸款、組織銷售農產品、提高農民的知識水平和農業技術、改善農民醫療條件等方式逐漸使農民提高勞動能力，走獨立發展的道路。

另一部分是社會革命黨的學者成員。十月革命勝利後他們脫離原來的組織為蘇維埃政府服務，但是他們的理念和價值認同並沒有隨之改變，他們認為十月革命的意義只在於從斯托雷平式的暴政下挽救了農村公社，為實現「村社社會主義」創造了條件，而且革命後為了抑制農村自發勢力，蘇維埃政權在集體化條件成熟之前，採取了「把村社放在第一位」的政策，這也為民粹派所擁護。因此革命後民粹主義思想一度相當活躍，在群眾中、學術界乃至黨政機構都有影響，當時民粹主義宣傳也是合法的。

由這兩股力量組成的以擁護蘇維埃政權為前提的民粹派就是所謂的「新民粹派」。和此前的民粹主義派別最大的不同在於，十月革命後的「新民粹派」已不是獨立的政治派別，也沒有獨立的組織活動，在政治上是完全依附於蘇維埃政府的，它只是一種思想學術流派。

新民粹派出現的社會背景是，十月革命後俄國不僅仍是農民國家，而且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內戰、饑荒，大批的工人返回農村，在戰前最好時候俄國大型工業的僱傭工人也超不過300萬，到內戰結束的時候，只有1／3的工人還被僱傭。就是這些人中大部分也由於工廠開工不足而無所事事，成為領取救濟金的窮人，只有農民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完整的保留下來，而且由於工人返回農村，農民比重大增。另外，革命不僅消滅了地主，打擊了富農，使農村中農化，加之對斯托雷平改革的反動，農民又回到古老的村社中。戰時共產主義階段人為抑制商品貨幣關係，貨幣的使用量極度萎縮到戰前的1／70。俄國從普魯士道路上退下來，又沒有走上美國式的道路，而是回到了35萬個村社的自然經濟中去了。布爾什維克儘管在理論上不滿意村社，當時為了抑制農村的自發勢力一直實行「反對獨立農莊化」的政策，企圖把全國變成全俄規模的重分土地公社。十月革命的勝利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勝利，另一方面也標誌著與西方資本主義對峙的俄羅斯精神的復興，這種政治經濟氛圍都有利於民粹主義的活躍。但是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幾年，1929年黨外經濟學家比較集中的財政部和農業部開始清洗，1930年，在由新經濟政策向斯大林模式的「大轉變」和全盤集體化的運動的高潮中，蘇聯宣布破獲了一個「反革命地下黨」——「勞動農民黨」，新民粹主義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均在其中，15名學者在沒有公開審判的情況下被處以死刑，至此，冠以「民粹主義」稱呼的思想流派在俄國絕跡。但是民粹派的政治經濟等主張在斯大林模式中得以變本加厲的發揚光大（以「人民」名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統一意志驅動的單一經濟體系」，領袖崇拜、鐵的紀律、只有一個頭腦的政黨。查韋斯一語道破：「民粹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這些「前社會革命黨」的「新民粹派」學者之間差異很大，其主張也是五花八門，最典型的大約有這麼幾種類型：

一、組織——生產學派。這一派在新民粹主義者中人數最多，其代表人物是新經濟政策時期最著名的農業經濟學家——恰亞諾夫。恰亞諾夫認為村社農民是俄國這類不發達社會的希望所在，是社會發展與進步的主要動力，任何一種可取的發展計劃都不能違背他們的利益，否則農民革命將粉碎這類計劃，也就是說像俄國這樣的國家，無論革命還是建設，都既不能脫離農民又不能不改造農民。恰亞諾夫學說中最引人注目的理論創新是農民經濟運行中的「微觀理論」與「宏觀理論」。

所謂「微觀理論」指單個農民經濟運行規律、即農民家庭內勞動與資源分配的經濟邏輯。恰亞諾夫認為，農民經濟中沒有勞動力市場，不知道平均利潤率觀念，由於農業生產有季節性，農民所擁有的資本就是可觀的無用時間。從這種「無用時間」中產生了農民經濟的另一個規律，即勞動無限密集化的趨勢，在生計的壓力下，農民家庭會在同樣的單位面積上投入越來越多的勞動力，以致造成勞動效益下降，即所謂的「邊際報酬遞減」，革命前俄國農業中這一趨勢十分明顯。「無用時間」與邊際效益遞減「一方面被用以證明小農的貧困是這種經濟內在規律所決定的，（言外之意是不應歸罪於資本主義或殖民化）另一方面說明農民經濟有極強的適應能力，在勞動不斷密集的條件下，對小農家庭來說不存在過剩的勞動力，而且資本主義大農場難以用其生產率的優勢排擠掉這些小農」，進而又為「小農經濟穩固論」找到根據。恰亞諾夫反對小農經濟經不起風吹雨打的說法，他認為非資本主義的小農將按照自己的經濟邏輯進化下去，發展為一種非資本主義也非社會主義的「理想」的農民經濟。

恰亞諾夫學說中影響最大的還是他的「宏觀理論」，其核心就是農戶人口結構「周期性變動」說。他認為革命後村社並不存在階級分化，貧富差別是由於「人口結構的周期性波動」造成的，即勞動力的多寡和贍養人口的比例在家庭中的變動導致一個家庭貧而富、富而貧的周期循環。

恰亞諾夫還認為，小農經濟在私有制下不能鞏固，只有在村社基礎上發展合作社，利用村社傳統發展小農之間的合作，可以使農業生產集中化。誰都知道俄國的集體耕種不是有了集體農莊、國營農場以後才有的，而是來自村社傳統。但是這個過程的完善與提高是不能由農民自己來完成的，因為農民落後，是「黑暗愚昧的群眾」，必須要有科學家的佈道和灌輸，這些科學家不僅要在技術上幫助農民提高生產，而且要組織農民進行社會變革，「組織——生產學派」由此得名。

二、康德拉季耶夫的行情理論與農村改造論。康德拉季耶夫是著名的「合法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杜岡－巴拉諾夫斯基的學生，二月革命後曾是臨時政府糧食部部長助理。十月革命後兩度入獄，後進入財政人民委員部，參與了一系列重大財政經濟問題的決策，並起草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農業部分，他領導的行情研究所集中了一批當時最有才幹的黨外經濟學家，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康德拉季耶夫主要從事微觀經濟研究，他最著名的論斷是「長波理論」。他在分析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大量統計數據以後得出結論，在發達商品經濟中存在著平均為期54年的周期波動，經濟發展的興衰與其運行階段有密切的關聯。他認為蘇維埃經濟不能不受國際經濟形勢制約，在長波中的衰落期的情況下，蘇聯的發展不可能很快，因此他反對不現實的「高速度」。該理論使他在西方知名度很高，以至於為研究他的這一理論形成一個學派。後來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景氣短暫、危機頻繁的事實，尤其是1929年起連續數年的「大蕭條」的事實似乎也證明了他的語言，也極大地增強了「長波理論」的吸引力。

然而當時在國內他並不是由於「長波理論」而知名，作為「新民粹主義者」康德拉季耶夫與一般民粹主義者一樣，把「非資本主義」的、「勞動類型」的農民視為蘇聯農業的基石，但是與恰亞諾夫的「生產——組織學派」不同，康德拉季耶夫十分強調當時村社份地農業的弊病，對其發展潛力十分悲觀，他也不像恰亞諾夫那樣否認農村分化，在他看來市場經濟下一定程度的分化比宗法式的平均好，應該支持「強有力的農民」脫穎而出，他要求蘇維埃政府放寬對獨立農民的限制，認為獨立農民是俄國農業生產率和商品率提高的希望所在，他甚至認為斯托雷平改革後農業效率提高就是「獨立農場」功勞。他在為國家計委制定的15年遠景規劃中提出，在蘇聯第三個五年計劃結束時「獨立農民要比村社佔有優勢」，到1941年這種「效率高的勞動農戶」應不少於3500萬人。可見在農村發展道路的整體觀點上，康德拉季耶夫的思想與傳統民粹主義的村社社會主義觀點已有很大的差異，他的「重農」傾向與其說是民粹主義的，不如說是自由主義的魁奈式的重農學派。

用統計方法研究市場動態及其規律是康德拉季耶夫的專長，他在國內熱心用這種方法向農民提供市場信息，他所領導的「行情研究所」發行的「行情問題」，被稱為「農民索引」，這份雜誌收集了各地農產品成本、價格、市場供求變化等方面的統計信息定期發表，這對於指導新經濟政策下的個體農民適應市場需求、搞活經濟有很大的意義，但是隨著「大轉變」的來臨，以市場指導農民生產的做法自然與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衝突，1928年行情研究所被解散。

三、尤羅夫斯基的「商品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尤羅夫斯基是這三個思想流派中距離民粹主義最遠距離馬克思主義最近的一支，把他歸於「新民粹派」只是由於十月革命前他與上述二人一樣，同是社會革命黨的成員。與恰亞諾夫、康德拉季耶夫在專業背景上也不同的是，他是貨幣金融學家而不是農業經濟學家，並且與黨外經濟學家大都致力於應用經濟學不同的是，他對通常只在黨內展開討論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理論問題有獨到的建樹。十月革命後尤羅夫斯基脫離社會革命黨積極為蘇維埃政府工作，新經濟政策時期他是財政部部務委員，國家計委主席團委員，是革命後奠定新的貨幣金融體系的主要設計者之一。他重視市場經濟下的價值規律，主張國家計劃與市場機制的協調，在這批「新民粹派」當中，他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最深，尤羅夫斯基是第一個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仍然起調節作用的人。

新經濟政策是以允許市場經濟發展為特徵的，但是由於這個轉變最初是作為一種迫不得已的「退卻」而實行的，具有明顯的被動性。當時蘇聯還來不及理順貨幣金融系統，市場貨幣關係十分混亂，於是從1922——1924年蘇聯進行了多次幣制改革，建立了新的貨幣體系。尤羅夫斯基是這一系列改革的設計者，通過改革他看到正常的商品貨幣關係對蘇維埃經濟的成敗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他認為「商品貨幣規律」即使在戰時共產主義條件下都在起作用，在新經濟政策中就更不在話下，於是提出了「公有制＋商品交換＝蘇維埃經濟」的著名公式。

他說，社會主義經濟本身就是一種「商品貨幣經濟的特殊形式」，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就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這是我們直到1982年才提出來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並不是歷史上最後一種商品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市場作為標準和調節者」被保留著，而價值規律「作為經濟中的基本因素」仍然在起作用，計劃可以影響市場，但不能代替市場，蘇維埃的壟斷同一切壟斷一樣，同樣必須受經濟規律制約。這些現在社會主義經濟學界共識的理論，在56年前是具有開創性的意義的。

其實，這些「新民粹派」是在20年代「這樣試試，那樣試試」的探索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都是在承認蘇維埃政權的前提下以「發展、人道、減少彎路」作為宗旨，遺憾的是，這種可貴的探索付出了血的代價。

作者簡介：金雁，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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