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源培：敬畏民心 敬畏權力

　　讀史可以明鑒。在歷史學家克羅齊看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今天我們重溫甲申，再讀《祭》文，應當具有新的認識，就是對民心、對權力應當保持高度的敬畏之心，正確地運用政權往往比奪取政權更加困難。圍繞這個問題，「趕考」的中國共產黨人仍在不斷上下求索的征途中。

　　自1368年朱元璋（明太祖）稱帝，明朝共經歷十六帝，統治長達276年，卻在1644年被推翻，這看似突然，實屬必然。事實上這是一個矛盾逐漸積累的過程，明室久已失掉民心。腐敗病入膏肓是導致覆滅的根本原因。崇禎皇帝對於老百姓，雖然屢次下《罪己詔》，申說要愛民，但都是口惠而實不至，沒有具體的做法和落實，結果是空談誤國。他雖然覺察到腐敗的可恨，並加以痛斥，但是，崇禎害怕觸動既得利益集團，不願意進行徹底的改革。據史載，雖有識之士屢進諍言、廣獻良策，但皇帝用人依賴宦官，輕信妄斷，反將他們看成「事端小人」，不予任用。崇禎不斷下《罪己詔》也好，時時搞一些「減膳、撤樂」的小玩藝也好，不過是為了「作秀」而已，並不想從根本上加以改變。政治不休明，腐敗橫天下，加上連年不斷的自然災害，這些歷史條件的大綜合，使得民心喪失，成就了李自成大順王朝的改朝換代。

　　李自成和張獻忠一夥被明朝視為「流寇」。朝廷用兵剿寇，而民間老百姓卻是在期望「寇」「剿兵」。戰爭已經成為一場人心得失的比賽，而天秤越來越偏向「寇」的一面。李自成和張獻忠不同，《明史》稱讚他「不好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作風又敢做敢為，勇於擔當，勇猛具有膽略；擇善於用人，各方面採納諍言良策，深知「取天下以人心為本」的道理。其時，中原大地正遭受嚴重災荒，階級矛盾極度尖銳。李自成沿途散財賑貧，發粟賑饑，禁兵淫殺，「收人心以圖大事」。雖然農民起義軍初始力量單薄，但由於提出「均田免賦」等口號，獲得廣大人民的歡迎，部隊迅速發展到百萬之眾，作戰更是越戰越強。與崇禎身邊「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相反，闖王部下擁有眾多要角，得到不少人才歸附，如李岩、牛金星、宋獻策、劉宗敏、顧君恩等人。崇禎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陽稱新順王，次年正月，建立大順政權。不久就攻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可以說這是得民心、順民意、重民生的結果。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雖然大順政權年號「永昌」，但其生存並不「大順」，壽命更不「永昌」，存在只有短暫的40餘天。究其原因，毛澤東指出是犯了「勝利時驕傲的錯誤」，被勝利沖昏頭腦，出現了濫用手中權力的現象。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全不在意，山海關僅派幾千士兵鎮守，而幾十萬士兵卻在京城裡享受作樂。以為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沉淪於對權力的過分陶醉之中。李岩曾進言：「欲圖大事，必先尊賢禮士，除暴恤民。今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澤在民已久，近緣歲飢賦重，官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湯火，所在思亂。我等欲收民心，須托仁義。揚言大兵到處，開門納降才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斬首。一應錢糧，比原額只征一半，則百姓自樂當矣。」李自成悉從之，客觀上順應了人民反對腐敗的要求。可悲的是一旦權力到手，卻跳不出權力濫用導致腐敗的「周期律」。進京後，李自成便進了皇宮。丞相牛金星忙的是籌備登基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將軍劉宗敏忙的是拶夾降官，搜括贓款，嚴刑殺人。紛紛然，昏昏然，貪圖安逸享受，迷離於生活腐化；軍紀失掉平常的秩序，竟弄得「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富也」。腐敗產生宗派鬥爭，領導層發生分裂，當牛金星等人正在大考舉人的時候，宋獻策、李岩兩人卻在反對制科。這使得吳三桂這樣的機會主義者得逞，勾結滿族入關，聯合進攻農民起義軍。李自成迎戰失利，退出北京，兵敗南下，永昌二年（1645年）在湖北通山被地主武裝殺害。

　　今天我們再祭甲申年，如何面對新的歷史條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呢？我覺得有以下兩點最為要緊：

　　第一，敬畏民心。歷史活動中民心最重要。民能載舟，也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表面上看到的是王朝興衰更替，在深處起作用的是人民大眾，都是民心向背所致。中國傳統官德以其特有的歷史意識，將它上升到「天意」的認識層次。為此，孟子多次強調：「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又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儒家傳統視此為「天意」，在唯物史觀看來，乃是歷史的客觀規律。孟子又提出「民貴君輕」的民本主張，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君主」不好可以換，「社稷」不行可以進行變革，而作為立國之基的「民」，則是永遠無法替代的「本」。對民要施仁政，不可施暴政，治民之道在於養民和富民。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群眾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這就要求密切聯繫群眾，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關心群眾疾苦。這一切都不能掛在嘴上，一定要落實到實處，力戒「口惠而實不至」，搞「虛功」。近幾年來，我們注意到執政黨所面臨的「四種考驗」和「四大危險」，其中最大的考驗就是脫離人民群眾，對脫離群眾可能產生的危害缺少深刻認識，這是十分危險的。因此，必須敬畏民心，順乎民意，方能鞏固江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檢驗我們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終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實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這是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是黨和人民事業不斷發展的重要保證。」

　　第二，敬畏權力。敬位意識是中國傳統官德的一個重要內容。所謂「慎乃有位」、「敬於有位」、「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等，說的都是對「位」要有一種警惕和不敢懈怠的德性，當官既不能不作為，也不能亂作為，更不能以權謀私。但是，由於封建制度的性質使然，歷朝歷代的皇帝無論多麼重視「清官」治政，都不能有效地防止腐敗。「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明朝因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蕩，最後政權垮台，其中腐敗就是一個重要原因。李自成雖以「反腐」起家，建立的大順王朝卻因腐敗而瓦解。其中的教訓自然十分深刻。對於國家權力，馬克思認為它是階級社會的歷史產物，是寄生在社會肌體上的「贅瘤」，是從「社會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的力量，它在歷史上日益同「人民大眾相分離」，並造成官員「由社會公僕變成社會主人」。[1 ]列寧為了與剝削階級國家相區別，把社會主義國家叫做「半國家」，即是走向逐步消亡的國家。但是，只要國家存在，就存在著與社會（人民大眾）脫離的可能性，這是人們必須警惕和敬畏的。唯有從這一歷史定律出發，我們才能認識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

　　權力始終是作為一把「雙刃劍」存在的。共產黨人奪取國家，掌握權力，但不是國家迷、權力迷，是為了把國家權力當作更好地服務人民群眾的工具，而不是異化為以權謀私的特權。由於權力在手，追求享受、奢侈浪費之風就可能蔓延；由於權力是一種最稀缺的資源，就有可能進行「政治尋租」，蛻化變質為「商品買賣」和「權錢交換」，導致腐敗叢生。所以孟德斯鳩才認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2 ]哈耶克也認為：「所有的權力都容易腐敗，絕對的權力則絕對的腐敗。」[3 ]所謂絕對的權力，就是沒有監管的權力。人民群眾對腐敗是深惡痛絕的。如何對權力進行監管？一是不能像崇禎那樣停留於發《罪己詔》，用「唱廉」代替「反腐」；二是不能像大順王朝那樣，一朝權在手，便把腐敗行；三是不能像李自成那樣，防治腐敗只止於個人保持「清正」式的人治，而要靠人民的監督，要將德治與法治相結合，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當務之急是如鄧小平所指出的：「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係。」[4 ]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6.

　　[2]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154.

　　[3]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129.

　　[3]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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