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慣性下，知識階層如何由妻、妾到妓、賊

06-06

謝無願

幾十年前，大概連陳寅恪那樣悲觀的智者，也無法預料今日中國的知識界會如此烏煙瘴氣，會如此在自我賤化的基礎上，被這個社會蔑視到這種程度。《小康》雜誌日前的社會調查表明，專家的誠信程度與地產商之流等量齊觀，排到了這一社會評價的最後之列，遠遠落在「小姐」的後面。這不過捅破了一層紙，沒人認為這有什麼不合理，好像也沒人覺得意外。這些年來對知識界中很多人的醜惡作為，人們已確已熟視無睹。但是，這堪稱是前所未有的人類奇觀，更是這個社會活潑潑的悲劇。

當然，中國知識分子中正派之士依然是有的（不然這個社會也許就徹底完蛋了），上述調查結果會讓這類人心酸不已。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知識界幾乎已完全喪失其本來應有的、超乎現實制約之上的基本價值理性，更遑論理想。也正因為如此，在天平的另一端，或抄襲剽竊、雞鳴狗盜，或搖尾諂媚、甘為權貴奴婢與幫凶的另一種人，才多如過江之鯽，無恥、無行的分量越來越重。

作為一個社會階層，中國的知識界如此墮落，原因不少，傳統文化基因上的缺陷，可以看做是關鍵的先天性內因。

本來，從基本的社會分際上來說，無論何時，相對於一個社會的權力政治文化而言，任何學術思想（主要指與人文科學及其邊緣學科）、文藝本質上都屬於亞文化，應與統治階層的主流文化拉開必要距離，甚至有某種有形無形的對壘，如此，它們才有存在的真正價值；而且以此為前提，知識階層本身，天然上就應存在對現實的批判性，保存一份自由的精神，以及社會理性、理想。只有這樣，知識分子們才有獨立特行的精神資本，才稱得上是社會精英，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自然而然地成為普羅大眾之師。

不幸的是，我們的文化傳統更多的是讓知識分子反其道而行之。不能說中國傳統文化中完全沒有理想與自由精神，表面上看，如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兼善天下」，「孔顏樂趣」，如道家之「物物而不物於物」，「與天地精神共往來」之類都是。但是，這些都被約束在不得違背統治文化的樊籠之中（按李澤厚先生的說法，連莊子也是服膺「王道」的），如果說儒家在「克己復禮」的前提下，其文化理想主要體現為個人道德修養的升華，在此指導下讀書人充其量不過是個溫良長者而已，道家更將人引入純粹的主觀體驗與幻化之中，與現實隔得更遠。而這些似乎已足夠傳統知識分子在自得其樂中消磨一生，所謂「達則兼善天下」，做到的實屬鳳毛麟角，至於李白的「天子呼來不上船」，也不過借詩吹牛而已，讀書人最想做的，還是「致君堯舜上，為使風俗淳」，說到底，仍是皇上的幫閑那一套。

除了文化傳統之外，專制政治體制長期「一元化」的嚴重製約，不許知識分子與民間有顯著的「亞文化」出現，像歷代的文字獄之類，則是關鍵外因，這個不多說。反正一內一外兩大因素加在一起，使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不可能像西方同仁那樣，在神權與政權二元化的社會思想軌跡上，由經典神學的敷演開始，走出一條大體合乎知識界天性的獨立自由、批判和理想主義之路。

所以在中國歷史上，「江山半歸屠狗輩」，知識分子完全不可能主導社會，而只能被專制政權所主導，即使進入體制內，也只能被同化，絕不可能如美國建國前後傑克遜、富蘭克林等一群知識者，能在很大程度上以知識分子的理性來建立新世界、統領社會，至多只能像上世紀40年代後期國共對峙時的知識界團體一樣，充作「第三勢力」，噹噹和事佬，一旦江山底定，就被人一腳踢開。

這樣的傳統基因延續二千年，形成了知識界精神依附、缺乏獨立價值取向的明顯精神慣性。而世道變遷，到了現代，不幸又碰上巨大無邊、對社會與人身的控制能量史所未見的政治權力體制，中國知識階層更在馴良的基礎上，發展了空前的奴性。

必須說明的是，在中國現有的政治權力體制形成之初，由於其政治文化相當程度上合乎當時的社會要求與民眾（包括知識分子）的「解放理想」，也即這個政權處於青春期的時候，作為亞文化的文藝、學術，曾與主流文化有了較好的合流。在當時，這樣的合流是有社會合理性的，也基本上是良性的，所以孫犁、周立波、趙樹理等描繪當時主流生活的作品，才能如此之美；即使稍後的《我的祖國》之類的「主旋律」，為何能動人，也因為不失真誠。

可是隨著主流政治文化幾十年來逐漸嚴重異化，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意識形態遮羞布，與民眾生活顯著背離，雖然上述的合流依舊，卻已根本變了質。此時，在意識形態的誘迫和人身的控制下，知識界就成為純粹的權力附庸，只能在權力的陰影下亦步亦趨，只能粉飾太平，為權力的胡作非為張目。如此，又造就了除傳統文化慣性之外，中國知識界第二種不良的、比前者更為惡劣的現實慣性。

應該說，在傳統所促生的負面精神慣性之下，傳統知識界（即以前的士人階層）還能保持一份主觀上的洒脫之氣，保持一些氣節；但到了現在，面對一古一今雙重負面慣性互動，加上所謂市場化帶來的誘惑，中國知識界已底氣全失，無論精神上還是行動上，想不都徹底淪落都不行。

以人倫關係來比喻，如果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現政權初興之時，由於有上述所說的良性合流，知識分子那時還能勉強算為「妻」的話，到了前者大局已成的50年代之後，就成了「妾」了，因此要批你就批你，要屈你就屈你，悉隨所便。

而到了充滿「特色」的市場化一來，那麼多的所謂知識分子除了混飯吃的一丁點墨水之外，更迷失了本性。雖說合流仍在，畢竟人心不同，任何一方都明白這不過是一種交易，腦滿腸肥的既得利益集團也沒那麼大興趣來理會他們了，而知識界在市場的刺激下慾望強大，多少人希望下海也撈一把，多少人指望膀上權力好稍嘗甜頭，多少人在象牙之塔中，為一絲絲利益爭得頭破血流。到了此時，那個充斯文、扮沉靜的妾，當起來就很不是滋味，很多人在精神上把自己放逐到滾滾紅塵中了，也即成了「妓」。

同時，隨著社會道德危機的深化，比之一般民眾，中國特色的犬儒主義在知識分子身上更變本加厲地發作出來，不要臉的程度隨之登峰造極。這時，很多讀書人不僅為權貴攫取、吞噬社會利益充當前鋒，叫囂幫閑、把門望風，更墮落為忽悠專家、剽竊能手，因而在妓之外，還成了賊。

所以，將他們排在妓女之後，半點也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