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日報》苦禪大師與吉林情緣

苦禪大師珍藏的「銅柱墨」

苦禪大師收藏的顏真卿「神道碑」原拓本和柳公權「玄秘塔碑」原拓本

李燕先生在講述苦禪大師對好太王碑的高度評價李苦禪大師生前曾數次欲過山海關，到我省的集安看一看，可是每次行到關前都因事而返，直到１９８３年仙逝，這個願望終未實現。１９９２年夏秋之交，苦禪大師的兒子李燕先生借到吉林講學之機，千里迢迢從北京來到長白山腳下的古鎮集安，在碧波蕩漾的鴨綠江畔，終於見到了神交已久的巨碑「好太王碑」。他撫摸著碑上的文字，感慨萬千，父親的音容猶在眼前。苦禪大師曾多次說過：「我一輩子多少次要親自去吉林的集安看看"好太王碑』。我不光喜愛它古拙豐厚的書法，更關心它的有關內容……可惜我沒機會出關（山海關）啊！」國畫大師李苦禪為何對「好太王碑」情有獨鍾？日前，在北京市西城區李燕的工作室，記者不僅有幸看到了苦禪大師收藏的四種「好太王碑」拓本，而且也進一步了解了苦禪大師在金石碑學上的深厚造詣以及大師的人品藝品。苦覓禪思「好太王碑」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初，年方３０多歲的李苦禪在《神州國光集》上看到了羅振玉撰寫的有關高句麗「好太王碑」釋文以及相關的傳說，引發了思古憂今的激情，於是，他從書法入手，開始了搜集研究「好太王碑」的相關資料。但是坎坷的經歷幾番打斷了苦禪大師的研究工作。李燕說：「"七七事變』後，家父參加了北平的地下抗戰，被日寇以"通八路嫌疑』罪名抓進監獄，遭受酷刑，但是父親始終堅貞不屈。出獄後，發現家裡收藏的學術資料被抄得精光，心疼至極。抗戰勝利後，家父又開始搜集有關資料，存於一位山東老友家中，不料解放之初盡被其家人當作"封建東西』付之一炬！」苦禪大師心中始終惦念著「好太王碑」。據李燕回憶，上個世紀５０年代中期的一天，人到中年的李苦禪興沖沖地抱著一個大牛皮紙包跑回家中。當時家裡正擺桌椅要吃午飯，苦禪大師把桌椅挪到一邊，騰出地方，急切打開牛皮紙包，現出一疊四張巨幅拓片，這是整幅「好太王碑」早期「鍋煙子」（鍋底灰）拓片。由於房間太小，只能鋪到地面一幅一幅地看。只見苦禪大師汗流浹背，一邊看，一邊念，一邊高興地給家人講述碑文上壯美的神話傳說以及好太王討伐百濟和倭寇的歷史，並囑咐李燕以後在搜集金石拓片時一定留意與此碑有關的資料。上世紀６０年代初，李燕先生從琉璃廠購得一套「好太王碑」裁裱成冊的原拓本，分兩函四冊裝裱，苦禪大師一見即為之題籤，並提筆臨摹。同時指出，由於原裱的人文化水平有限，所以該拓本中錯裝、倒裝、甚至反裝之處不少，囑李燕抽空一一校對，用硃筆釋文校批，以利後人研究。不久，李燕先後在北京舊書廠肆購得民國初年的「好太王碑」石印縮小本兩冊。苦禪大師在整幅縮印本封面上題：「近方研究"好太王碑』，巧遇縮小本，益感對校便利，幸甚！幸甚！嘗謂北京為全國人文薈萃中心，苟致力於諸學術，有所徵求文獻資料，稍經留心，無不附合願志者。辛丑（１９６１年）秋八月苦禪即識」。又在《舊拓好太王碑》縮印本上題：「字完整，尚少缺泐，或是初拓。此碑拓工多粗率，裱工多顛倒、行誤等。實則字行尚未甚殘泐也。燕兒購於廠肆，壬寅（１９６２年）正月禪記。」李燕先生說，苦禪大師對「好太王碑」拓本十分珍愛，尤其喜歡觀其書體，在上個世紀60年代，曾每日不輟研習兩年，並把其古樸方正、氣靜神凝、雄厚高美的氣韻揉進書畫當中。苦禪大師認為，在我國眾多的古代碑刻書法中，「好太王碑」獨具面貌，堪稱是書法藝苑中的奇葩。可是，由於該碑發現的太晚了，發現後不久又被日本帝國主義著力刻意封殺，因此，一些書法傳承者只專註於「名碑法帖」，冷落了「好太王碑」。儘管如此，「好太王碑」上那些似隸似楷、遒古樸茂、頗具篆味的文字，與先秦書風一脈相傳，又與魏晉諸碑刻有不同的風格，在碑帖研究上可算作是一個冷門。「好太王碑」是中國東北古代高句麗第十九代王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的墓碑，立於東晉安帝義熙十年（公元４１４年），是用一整塊角礫凝灰岩稍加修鑿而成，略呈方柱形，高６.３９米，幅面寬１.３４至２米不等，它四面環刻漢字碑文，共４４行１７７５個字，除去裂隙、剝落損壞者外，目前尚可辨識者１５９０字左右。碑文記述了「好太王」一生的功績和有關高句麗起源及建立政權的傳說，１５９０餘年來，它以高大雄偉的身軀，一直矗立在我省集安市東郊。據有關專家介紹，高句麗歷史上目前已知的有文字文物僅存世3件，好太王碑是其中記敘內容最為豐富的一件。由於石碑源於高句麗政權鼎盛時期，史實記載比較完整，涉及面廣，且文獻資料對這一民族的記載又很少，因此，「好太王碑」對研究高句麗的政治、軍事、文化、制度、傳統都有很重要的意義。「好太王碑」歷經高句麗朝代更迭，興盛衰亡，逐漸被人們遺忘。直到光緒三年（１８７７年），重新被發現的好太王碑已經被千餘年的「蒼苔漫沒」。由於多次焚燒清苔，古碑遭到破壞，後來又多次捶拓，塗抹石灰、修補文字，給石碑造成了損害。因此，好太王碑的早期拓本尤為珍貴。李燕說，由於此碑發現甚晚，且碑體附著物很多，故極少好拓本，而早拓且好的拓本能保持整幅（未裁裱裝冊）者尤為稀少。日本侵略者竊據東三省時曾完全壟斷了對此碑的一切權力，不准他人染指。抗戰勝利後內戰又起，世人無暇顧及此碑。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將「好太王碑」並周圍古迹列入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除少數經有關部門批准後拓成的資料外，再無私人拓本，故此碑早期拓本益顯珍貴。採訪過程中，記者曾致電集安市博物館館長崔明。崔館長說，集安市博物館藏有三種「好太王碑拓本」，最早的是１９２８年前後用毛頭紙拓成的，墨的質量較差，但文字還清楚，其餘兩本則拓於上個世紀60年代。從現狀看，碑的第一面和第二面交角，距碑基２米左右的地方損傷最大，崩掉裂口達３５厘米左右，並導致裂紋傾斜向上延伸，這是發現之初保護不利造成的。後來又經多次捶拓，直接危及了「好太王碑」的原貌。所以，早期拓本對研究「好太王碑」是很有幫助的。耿鐵華先生是通化師範學院高句麗研究院的教授，早年曾在集安市博物館工作過，是國內研究「好太王碑」的專家，他曾發表《好太王碑新考》、《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等論著。看了記者拍的照片後，他認為，苦禪大師收藏的整幅「好太王碑」拓片比較有特色，整體均勻，有些字比較完整，特別是裂痕邊的字跡較清晰，沒有變形，可以說，是一幅相當不錯的拓本。年代可推斷為１９１０年以前，也有可能是１９００年前後拓的，由於拓片的情況較好，對「好太王碑」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苦心珍藏「銅柱墨」採訪中，李燕先生及夫人孫燕華女士多次提到吉林省的琿春，他們雖然沒有去過，但對琿春這個地名卻非常熟悉。記者有些詫異，問其究竟，得知苦禪大師的收藏中還有一個珍品與吉林省有關，那就是著名金石家、書法家吳大澂於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年）在中俄琿春勘界後製作的「銅柱墨」。李燕小心翼翼拿出一個小玻璃盒，打開盒蓋，剝開幾層棉紙，露出一個直徑約３公分，長約１０公分的圓柱形墨塊，只見它通體赤金皮、並凹鑄小篆四行，文字俱填石綠色。雖然歷經百餘年的物事滄桑，但是這塊墨仍完好無損，在陽光下熠熠生輝。墨塊的赤金皮上，篆文書體厚而古拙，氣勢豪放，它默默無聞地記錄了一百多年前發生在琿春的一段歷史。光緒初年，中俄邊界十分混亂，尤其是琿春河至圖們江口的５００餘里地段竟無一個界碑，有的地段雖有界碑，但是沙皇俄國一再命人偷偷將石界碑向南移，每次都是趁夜色刨出界碑，用馬向南馱，當地百姓稱之為「馬馱碑」。俄國不斷蠶食中國邊境領土的做法引起了當地人民和愛國官吏的極大憤慨。在吉林督辦邊防事務的吳大澂聞知此事怒火中燒，多次向朝廷建議，與俄國劃清界址，限令俄方將從前侵佔琿春界內的地方一律交還。１８８５年，吉林邊境再次緊張，光緒皇帝諭令熟悉吉林東部邊界情況的吳大澂會同琿春副都統依克唐阿為正副使，前往中俄邊境與俄國代表交涉。經過長達近半年的艱難談判，中俄勘界宣告結束。總的來說，在吳大澂的堅持和努力下，這次勘界達到了預期的目的，收復了１８６１年以後被沙俄侵佔的大部分領土；據約糾正了私移和錯位的界牌，明確了邊界線具體的走向；爭取了圖們江的入口權。鑒於以往「馬馱碑」的教訓，吳大澂和依克唐阿特命人鑄成一個「定海神針」似的巨型銅柱。１８８６年６月２１日，吳大澂在琿春監立「土」字碑當天，於岩杵河至琿春要道的長嶺子上豎起了銅柱界碑，銅柱高十二尺一寸五分，寬三尺零三分，上刻吳大澂親筆篆書：「光緒十二年四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吳大澂、琿春副都統依克唐阿奉命會勘中俄邊界，既竣事，立此銅柱。」銘曰：「疆域有表國有維，此柱可立不可移。」銘文表達了對沙俄越界侵疆的嚴正警告，以及中國嚴守此界，決不後退的決心。立柱後，吳大澂依然放心不下，又命人依此柱原型縮小，做成一批「銅柱墨」傳佈於世。果然，１９００年英法聯軍入侵北京，北邊失防，俄兵公然將銅柱碎為兩段，運至伯力博物館。讓沙俄沒有想到的是，「銅柱墨」——這個侵略者的「恥辱柱」和被侵略者的「國恥銘」仍存於世間，沒有被中國人民遺忘。然而，歷經百餘年的磨難，存世的「銅柱墨」實在太少了。李燕回憶說，苦禪大師當年購得此墨後，十分珍視，他不時取出來給子女們看，並講述「銅柱墨」的來歷，告誡子女們：「別忘國恥呵！」兩代藝術家的精神品格一條白練在山石間凌空而下，遠處是蒼茫起伏的山巒，瀑布的上方，聳立著一塊赭紅色的天峰，蒼勁的松枝附石而生。天峰上，三隻蒼鷹傲然於世，粗壯的爪子緊抓石壁，龐大的身軀蘊藏著無限的動力，眼大而深邃、稜角分明，它們或雄視遠方，或低頭凝思。這是苦禪老人作於１９７９年的《松鷹》，畫面水墨淋漓，磅礴放逸，氣象萬千。山鷲、雄鷹、寒鴉、漁鷹，這些「大黑鳥」們在苦禪大師的筆下靈動了一生，超越了一生，也陽剛猛進了一生。19世紀末，苦禪大師生於山東一農家，取名英傑。從小他就愛聽關於玄鳥的古老傳說，田野、河畔，逮兔子和魚的老鷹、漁鷹深深印在了英傑幼小的藝術心田裡。１９２２年，２３歲的英傑考進了國立北京美術學校西畫系，導師是徐悲鴻，同年又拜師於齊白石，幸運地得到了徐悲鴻和齊白石兩位大師的指點。他白天學畫，夜間靠拉人力車維持生計，生活極其艱苦，為此同學贈他一個藝名「苦禪。」作為齊白石的得意門生，他始終銘記老師的教誨：「學我者生，似我者死。」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他苦心研究明清以來的花鳥畫傳統，學習齊白石的藝術精神，追求八大山人的「意象」造型，到了三十年代中期，藝術個性初見端倪，齊白石在其畫作上題道：「英也（李苦禪）過我。」１９３７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淪陷。３８歲的李苦禪斷然拒絕偽「新民學會」的拉攏，辭去日偽「公立」學校教職，靠賣畫為生，並積极參加中共領導的地下抗戰活動。上個世紀40年代，李苦禪以洒脫放逸的畫風蜚聲畫壇。五六十年代，由於當時「左」的思潮影響，寫意花鳥受到排斥。對此，苦禪大師樂觀應對，他一面傾心教學，一面繼續埋首於寫意花鳥的探索。也就在這個時候，他在北京的舊廠肆搜集了大量金石碑貼拓本，每日如饑似渴地讀碑帖、欣賞銅器圖文和磚石刻畫的拓片，極盡其能感受金石美，體會碑帖背後深不可測的文化內涵。即使是在「文革」時期，也偷偷地研習碑帖；年至八旬，仍舊臨池不倦，總感覺「還不夠」，直至逝世前的６小時，才放下筆墨。苦禪，苦心孤意，「禪」其藝術。他雖師承白石老人，一脈相承地把金石美融入到寫意畫當中，但他只是「融合前人和老師的筆墨，畫自己的東西，創自己的筆法。」他認為，做人要老實，做畫卻不能太老實，要創新，另闢蹊徑。他說：「書至畫為高度，畫至書為極則。」他的字從碑來，如刀劈斧斫；他的畫乃寫來，融書法繪畫於一爐。長期手摹心追，融會貫通，從而形成了自己古樸、雄渾、厚重、高雅、大氣、磅礴的藝術風格。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苦禪大師不僅進入了藝術創作的高峰期，也迎來了他人生藝術的春天。他以力能扛鼎的筆力和酣暢淋漓的墨色直抒胸臆，其作品飽含旺盛的生命力，藝術上也達到了返璞歸真的境界。他晚年的作品古拙、含蓄、老辣，堪稱上個世紀８０年代初北方大寫意花鳥畫新的里程碑。此時，他筆下的雄鷹造型簡練、意象變形，充滿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機，令人振奮，催人向上，被認為是人格的化身，是英雄的象徵，其畫風充分體現了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受父親的熏陶，李燕夫婦不僅繼承了先輩的文化藝術事業，也承襲了先父的一脈家風和人格品格。苦禪大師去世後，他們不僅向國家捐獻了大師的作品和收藏４６０餘件，身為全國政協委員，李燕還一再為保護傳統文化奔走呼號。他和夫人孫燕華女士經常接待群眾的來電來信，白天調查走訪，深夜撰寫提案，保護了一大批如紀曉嵐、李大釗、齊白石等文化名人的故居。他們更是嘔心瀝血拯救民間文化，像當年苦禪大師搜集碑刻拓本一樣，自費拍攝京城的說唱藝術電視專題片、買下了整套的皮影戲及各種戲曲戲本、賣畫幫助老藝術家們出版書畫集等等。「人無品格，下筆無方。」有了精神品格，才有作品的境界與靈魂。苦禪大師的愛國之情、赤子之心，前有古人，後有來者。民國初年印製的好太王碑石印縮小本整幅原拓好太王碑苦禪大師收藏的傳國重器《散氏盤》《虢季子白盤》等原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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