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國家的形成：一場遠未完成的歷史使命

——左與右：五十步與百步之間（四十六）　　本文是何新、蕭功秦和徐友漁的比較研究的一個結論，要不要發，筆者思考了一些時日。本文的言說，對於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初過來的學人不會感到困惑，而對於在經歷了20世紀1980年 代啟蒙主義與1990年代的後現代主義的對立與轉換的年輕一代的學人來說，會有不少困惑的。何新、蕭功秦和徐友漁等三人同屬於「文革老三屆」那代人，但卻在當代中國的「現代化」研究 上，走向了三條不同的學術進路。在筆者看來，不管他們的思想觀點走向如何，他們事實上已在當代中國社會歷史走向的坐標系中留下了坐標點。問題的關鍵是，歷史早已穿越這些（包括他 們三人以前的先行者）坐標點，但，現代國家的形成，仍然是一場遠未完成的歷史使命。因此，將他們三人的思想觀點當作一個歷史現象來研究（從個體與歷史互動的視角，既關注整體又關 注整體之下潛存的個體）是有意義的。因為社會、人文科學同自然科學一樣，只有在前人艱辛的肩膀上才能攀上險峰。　　一　　歷史前進到1980年代，學人們對現代化的理解，已不再是1960年代的「四個（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了，而增加到第五個現代化，即「人的現代化」。當然， 「人的現代化 」並不是1980年代在中國的一個突發異想——幾乎是近現代中國的一個永恆的主題。這可以從19世紀末中國學人們帶著激情迎接20世紀的到來的言論中可以讀到這一歷史信息。當時許多刊物 直接就叫做《二十世紀》、《新世紀》、《二十世紀大舞台》，有識之士曾發出千古問詢：新世紀中華民族希望在那裡？結論是，人！實現人的現代化（提高人的素質）。這是一個用不著去 考證的問題。　　因此，在契入這篇文章主題之前，有以下三點先提醒博友們：　　第一，「人的現代化」並不是人們在1980年代第一次提出，而是重新提出。在先鋒思想家們那裡，針對著「以經濟為中心」而提出的「人的現代化」包括制度現代化與「物」的現代化的矛盾 自我同一問題。更多的是對於「人的現代化」 與「物」的現代化的程序性目的性的思考。而在當時，「人的現代化」是以國家現代化為載體的。　　第二，1980年代「全盤西化」的語境，在官方辭彙中是個「貶義詞」，意指「資產階級自由化」； 但在「現代化」研究的多數學人看來，「全盤西化」是個「褒義詞」，他們的思想傾向是， 「全盤西化」對應著反對與批判傳統文化，「全盤西化」在當時幾乎沒有1990年代的後現代或反現代意義上內容。　　第三，1980年代的學人們的思想觀點在「五個現代化」基礎上有一個現代國家這一共同學術指向。在8963+1之前，他們就存有分歧，在8963+1之後，他們走向分裂。　　為便於言說，本文儘可能鎖定1980年代「全盤西化」的語境下的那代學人們的心路歷程，而1990年代具有後現代或反現代意義上內容的「全盤西化」的語境下的另一代學人們的心路歷程，則 放在在下一文中再敘述。　　二　　對於「人的現代化」 與「物」的現代化這一矛盾自我同一體的程序性目的性的思考，彷彿是上蒼冥冥之中對人類命運的一個安排。在前面的《從牛頓的世界觀說到現代化的發展的新史觀問題 》一文中講到，1972年，美國馬薩諸塞理工學院的丹尼斯-米都斯領導的一個十七人小組向羅馬俱樂部提交了一份題為《增長的極限》的報告，以及1981年，美國的傑里米-里夫金與特德-霍華 德聯著了《熵：一種新的世界觀》一書。可以理解為西方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已從「物質」的世界圖景重新「反思」 「人的現代化」問題與「物」的現代化這一矛盾自我同一體。而在中國， 1971年「九一三」 事件（林彪是個聖象製造者又是聖象砸碎者）是一個轉折點，「文革老三屆」整體的「一」 之下潛存思想種子開始萌動，各種手抄本、沙龍活動以地下的形式開始登台。 今天再回往這段歷史，可以把1971年「九一三」 事件看作是中國的「文革老三屆」中們從「精神」 的世界圖景「反思」 以國家現代化為載體的「五個現代化」問題的開端。　　促成這一變動的另一社會大環境是，可以借用上海知識界「三劍客」之一朱學勤在1990年代為尋找「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而講到的「68年人」的說法。1968年確實是一個不平凡的年頭。此前 ，「紅衛兵」一直是「文革」的「摧枯拉朽」、「橫掃」、「炮轟」的主力，「誰主沉浮」的「主」，但到這一年，他們總算「閑」下來了。如何處置人數巨大的「紅衛兵」——知識青年就 成了當局的一塊心病。此前的1967年下半年北京、上海已開始揪「五-一六分子（紅衛兵變味的稱謂）」，從1968年春季開始，全國各地大規模進行的「三查」運動，即清理階級隊伍，繼而工 宣隊進校，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使「紅衛兵」如同退潮和漲潮幾乎同樣快的速度被剔除出中國的政治生活。歷史已經走到這麼一步：借著「紅衛兵」之手，擊垮了「資產階級司令部」，也就 是打倒了一批黨、國家和軍隊的領導人之後，另一批新的黨、國家和軍隊的領導人已結成「神聖同盟」崛起於北京紫禁城了。而到了1968年的「紅衛兵」——知識青年，已經不是一段時間在 電影、電視、小說中描述的打砸搶那一類人了。他們中有一批人開始懷疑與思考了。從1969年開始就是他們的上山下鄉的「歷史」了——從此開始，使他們的思考更有了歷史與現實的意義。　　直到今天，人們對於「紅衛兵」——知識青年最早開始懷疑與思考的那批人往往關注的是思想變動的整體動態，而較少關注在整體動態之下的個體與歷史的互動以及產生思想的原因與機制。 因此，在說何新、蕭功秦和徐友漁之前，我們來先說一下楊小凱、張木生、遇羅克三個背罪而坐牢的人吧，雖然他們都夠不上朱學勤在1990年代尋找「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的標準。　　先說楊小凱吧。2003年，7月7日清晨7時49分，這位被公認最有可能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華裔教授，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因肺癌醫治無效，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家中平靜離世，終年55歲。楊小凱 帶著坎坷的歷史離開了人間，同時帶走了他那可貴的批判精神。他坐過十年冤獄卻自學成才；他沒有上過大學卻創立了國際性學派；他研究科學晚年卻信奉基督。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２日，他 寫了一篇《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主張中國實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體（認為民主政體應該是民選的），這篇文章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當時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的第二把手在看 到了《中國向何處去？》以後，就連忙在當時的省級幹部中打招呼，進行定性。很快，他的文章被報送到了中央文革。1968年1月24日晚上，有些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湖南廳接見湖南省革 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與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組織代表，就宣布鎮壓湖南的一個名為「省無聯」的造反組織問題，做了一些很嚴肅、語氣很重的講話與指示。在接見中，某某幾次點到了「一中 的楊曦光（楊小凱）」與《中國向何處去？》一文，說那是「反革命的『戰馬悲嗚』」。 某某還斷言說：「他的理論，絕不是中學生，甚至不是大學生寫的，他的背後有反革命黑手！」幾天 以後他就被「欽點」抓進監獄，直到1978年初刑滿釋放。《中國向何處去？》這篇文章不光使他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給他的家庭帶來巨大災難。　　當年的楊小凱不到20歲哩！這不能不引起人們們去探究他的思想基始起點的問題。　　按今人的眼光，當年的楊小凱不過是寫了另一條「道路」——同樣是激進的左的理想主義的大字報。他不過是對這個世界應該怎樣作出了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的選擇，還沒有挺進這個世 界會怎樣發展的層次（按楊小凱自己的說法，這要等到坐牢以後）。用現在流行的語言說，他的思想僅僅穿行在價值世界中，還沒有挺進到「真理」 世界中。　　歷史前進到1968年，象楊小凱一樣的闖進價值世界的青年已有相當一批人了。如1968年秋天，20歲的張木生寫出了5萬字的文章《中國農民問題學習——關於中國體制問題的研究》。在這篇文 章里，張木生批判了斯大林體制，批判了學大寨的偏頗，並對當時中國的體制問題提出了質疑，雖然有些含蓄，並得出一個結論——「包產到戶確實可以增產」。文章很快被油印傳播，北京 知青中颳起一陣「張木生旋風」。 他為此背罪而坐牢。張木生1965年由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高中畢業後即「文革」前就到內蒙古插隊——上山下鄉。因為有了「文革」前就上山下鄉的經歷 ，相比而言，張木生闖進的價值世界就比楊小凱現實得多了。　　一個問題是，難道楊小凱、張木生等人天生就具有「胸懷全球、放眼中國」的對「中國問題」的宏大的言說能力嗎？　　非也。他們也同那個時代的許許多多青年一樣，有一個家庭、學校、社會等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播下「種子」——後來，這顆「種子」在經風經雨後一點一點地發芽、一點一點地抽苗成長的 過程。這些人大都從小立志做個「接班人」。楊小凱是高幹子弟，他的父親曾做過省委常委、組織部長。1959年，打倒「彭黃張周」，他父親其實是其後的第五個人。而張木生的父親曾經給 周恩來、董必武當過秘書。「國家」，如同母親，確確實實從小就存留於楊小凱、張木生這批青年人心中，長大後，他們彷彿都已作好一切為了「國家」的準備。　　今天回過頭來看，家庭、學校、社會等在他們那代人幼小的心靈中播下「種子」，確確實實成為那代人後來的社會實踐的「種子」。同楊小凱、張木生家庭出身反差極大的遇羅克的事件同樣 也說明了這一點。北京人遇羅克，生前是北京人民機器廠學徒工，做過代課教師等多種臨時工。他於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和另19名政治死刑犯，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十萬人大會 上，被宣判死刑。他同楊小凱、張木生等人不同，他的思想不僅闖進到價值世界，而且挺進到「真理」 世界。他的父親是水利工程師，1957年被打成「右派」。正因為如此，數次報考大學， 雖然成績超群，但都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在時間概念的準確性上，遇羅克的大量思考早在「文革」前就已暗暗形成，而楊小凱、張木生等人在「文革」中進行思考，1968年進入「禁區」。 1966年2月13日，遇羅克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反對姚文元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文革初期的「血統論」， 使得很多人僅僅因為出身的問題 就受到殘酷地迫害。遇羅克以他的《出身論》（在1967年1月18日《中學文革報》第1期上刊載），直指這一影響著當時整個中國這種「血統」論調。他在文中指出：「在表現面前，所有的青 年都是平等的。」在他的另一文章《談鴻溝》中，他更是明確宣稱「無論什麼出身的青年，都應該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文章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確，呼喚平等與尊嚴，籲求基本的人權。這 在當時的中國顯然是離經叛道的。在今天看來，遇羅克用有生的生命（只停留了28年）贏得了無生（永恆）的精神。遇羅克的思想境界在朱學勤所尋找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中有幾個所能 達到！？　　青年人對理想主義的追求，幾乎一個永恆的主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一追求。這是因為人們判斷自己所追求的價值標準會隨歷史而變化，所以歷史會怎麼發展遠比理想的目標更重要。 遇羅克如果能夠倖存於人間，面對激流奔涌的1980年代以來的歷史進程，會作出怎樣的選擇，只有上帝知道。而英年早逝的楊小凱早已投進上帝的懷胞，他選擇遠離在他青少年時代視同母親 一樣的「國家」，是母親一樣的「國家」不要他，還是他再不認視同母親一樣的「國家」，只有上帝知道。而晚年的張木生執著於延安時代的毛、劉的「新民主主義」的「升級」，是否意味 著他仍執著於青少年時代立志做個「接班人」的那份情懷，同樣只有上帝知道。　　因此，從發生學意義上去考察共和國前夕到整個195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的產生思想的原因與機制時，除了關注這一代人經歷過的驚人的坎坷與曲折，承受過苦難的考驗和風雨的打擊外，還應 特別關注因思想基始起點不同而引起的三條不同的思考與學術進路：一條是楊小凱、張木生等人的以「國家」為出發點與目的地作為思想基始起點；另一條是遇羅克等人的從社會底層的日常 生活再現活生生的人們的苦難的社會的秩序作為思想基始起點；介於前述兩條道路之間的「中間」地帶的第三條思考與學術進路。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本文的言說思路很重要。如，在「文 革」中艱苦自學的何新，1970年和1973年由於對「文革」 及江青發表「攻擊」言論而兩次被打為「反革命」， 挨過斗、坐過牢。但何新的父親曾是1980年代主管意識形態與理論的中央首長 的老部下，基於此，筆者將他劃為楊小凱、張木生等人那條思考與學術進路。又如，蕭功秦，1965年畢業於上海虹口中學高中部後，因為出身問題未能被北京大學錄取，被分配到上海區的一 家機械廠當學徒，於是在工廠開始了12年的艱苦自學的歷程。基於此，筆者將他劃為遇羅克等人的那條思考與學術進路。而出身不好又當過紅衛兵頭頭司令，在「文革」中也開始艱苦自學的 徐友漁，親歷了「文革」風雲並於恢復高考後首批進入學術界。基於此，筆者把他界定為前面所說的「中間」地帶的第三條思考與學術進路。　　三　　前面部分，實際上從側面比較了何新、蕭功秦和徐友漁因思想基始起點不同而走向不同的思考與學術進路的問題。下面再比較他們的學術觀點問題。　　何新、蕭功秦和徐友漁分別是「新國家主義」、 「新權威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在時間概念的準確性上，何新的「新國家主義」同「新新民主主義」一起，在1980年代，比蕭 功秦的「新權威主義」還要早先浮出水面。徐友漁的「新自由主義」直到在1990年代才浮出水面，他似有「加盟」已經存在的「新自由主義」陣營而後來居上者的態勢。這三條不同的思考與 學術進路按照一般的理解，可以簡練地概括如下：何新與蕭功秦相比，他缺少一個民主發展的方向，他以「集權」作為目標，反對任何對國家強權的限制；蕭功秦的「新權威主義」也推崇國 家強權，但是這種「強權」只是恢復國家秩序的手段——是一種「強權過渡」，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走向民主憲政； 徐友漁不同於何新的「國家立場」，也不同於蕭功秦「強權過渡」，他站在 「社會民間的立場」上對民主與市場大力推崇，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走向民主憲政。　　在筆者看來，這種理解實在是太膚淺了。最起碼的是，何新也有他心目中的民主政治的目標。關於他們三人心目中的民主政治的目標究竟是什麼的問題放在本文的第四部分來做比較說明。這 里先說他們三人在1980年代具體的思考與學術進路問題。也就是先看他們三人在1980年代同那個時期的整體學術傾向的非同步與同步在什麼地方。　　先說何新吧。在何新的腦袋中少有按部就班而多有跳動跨越的東西。他同錢學森有過通信的交往，這至少可以說明，他的社會、人文科學的知識結構中，也有自然科學的功底。1970年代末至 1980年代初，學術界已有不少人認為，科學的世界觀與科學的方法論有一整套新東西，這套東西是建立在上個世紀科學發展的最新潮流之上的。應該用這套東西來解釋歷史，解釋中國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而不要用以前那些陳詞濫調，那些老教條來解釋。他們想給中國提供的是一個基於最新自然科學成果之上的世界觀和歷史觀。正因為如此，在當時有不少歷史和理工科出身， 而不是學哲學和文學的「雅士」「躍進」了理論界。也正因為如此，何新作為一個純粹的自學者，同1978年考取南京大學歷史系元史專業研究生的蕭功秦和1977年考入四川師範大學數學系及 1979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徐友漁，就有了一個比較的平台。1977年恢復高考，何新被錄取到黑龍江一所大學，但不到一年，便自動退學，回到北京。他認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學裡 耗費4年時光，謀取一個文憑。命運證明他的自信是對的。今天看來，如果沒有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那股為解釋歷史，解釋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而打造新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的潮流，何 新就不可能成為當今世界上著名的戰略思想家。　　若以文本與北京那個空間為準，1980年代有五大「山頭」： 中國文化書院（由馮友蘭、張岱年、朱伯、湯一介等教授共同發起，聯合了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 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學院等單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數十位著名教授、學者一道創建的一個民間的學術研究和教學團體，於1984年10月成立於北京。首任院務委員會主席是梁漱溟）、《 新啟蒙》者（「理論務虛會派」、「異化派」，在當時，獨立進行思考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堅信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但是他們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是人性化的、人道的馬克 思主義）、《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中國科學院的一批研究者，1984年主編包遵信，1987年金觀濤出任主編）、「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主編甘陽，成立於1986年秋，這派人是北京 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習當代西方哲學的剛畢業的一批研究生）、《二十世紀文庫》（鄧朴方主編，編委會成員大都是同1976年「四五」有關的人士）。在這些「山頭」中，蕭功秦是《走 向未來叢書》的編委，徐友漁是「文化：中國與世界」的編委。以文本為準，何新不屬於上面的任何一個「山頭」中的人。他的確是一個闖蕩學術江湖的「孤獨與挑戰」者。　　何新最先的「挑戰」是在歷史領域。1979年他應聘到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任代課老師，教授古代漢語及古代財經文選。一年以後到中國社科院。先在科研局作零活，由於陸續發表了一些有影響 的論文，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1981年他受聘擔任歷史學家黎澍的助手。1982年以後開始獨立從事研究工作，先後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學所工作，被聘為助理研究員（1985），副研究 員（1987），研究員（1990）。對於何新的這段經歷，多數人從「才華」的視角去認識他，很少有人從一個理論貧乏的時代造就了他進而解讀他。同樣著眼於文本，可以證明那是一個理論貧 乏的時代。在一個聲稱理論上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大國，幾乎從延安時代起，一本「《聯共布爾什維克黨史》」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而直到1979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才翻譯出版。也許，此前只有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正是這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成為「理論務虛會派」、「異化派」們的理論武器。也許 ，這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不出版或放在另外一個時間出版，就沒有馬克思主義是人性化的、人道的馬克思主義這面旗幟，也就不會有「周揚事件」——這也有力證明著那是一 個理論貧乏的時代。正是在這個理論貧乏的時代何新成長為國內少有幾個人能夠真正讀懂馬克思主義的人。當時何新提出，在中國作為「封建社會」在春秋戰國時代已解體，而且在中國西周 也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的階段。這個觀點對於人們習慣於「原始」—— 「奴隸」—— 「封建」——「社會」——「共產」的公式的人來說，無疑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儘管何新 再三聲稱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理論幾乎觸動著他的每一根神經。如果不理解這一點，就走不進何新心目中的那個民主政治 的世界圖景！？　　下面再來說蕭功秦。在拙作《巨國國效應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一文中，筆者已詳細地說明了蕭功秦的「新權威主義」的出台及其學術生命問題，這裡不再重複。眼下，他的「新權威主義」 正火熱。他的理論大家都比較了解。因此，這裡講點題外話。蕭功秦的《家史中的百年史》寫過這麼一段話：「我在北京參加了一個關於憲政與社會主義的學術討論會，見到了胡耀邦長子胡 德平，我還與他握了手。胡德平當時就坐在離我不遠的座位上。當他發言時，我突發奇想，如果徐向前與胡宗南，由於不同的原因，沒有阻止我們兩人的父親前去太原，他們這兩個分屬不同 陣營的、彼此並不認識的人，將都會身處於1948年10月的太原，說不定還會見上面。如果是那樣的話，就不會有我與胡德平坐在一起開會的可能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戰爭中人的命運，這 也是我們複雜而多義的人生。」蕭功秦的高祖在太平軍里當過「營排級幹部」。他的祖父有三個子女：伯伯、父親與姑姑。伯伯是1923年中共黨員，在大革命時的黨證號是湘字77號，也就是 說，他是湖南省的中共第77位入黨的黨員，是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入團介紹人。他的姑姑與母親，在大革命時還是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居然都參加了衡陽的共青團。馬日事變發生後，他的家中 遭大難，伯伯被捕，被關進死牢。他的父親在上海失去了家庭接濟，就成了失學青年；失學之後，偶然看到有個無線電學校在招收新學員，不但可以免去學雜費，而且還有生活津貼，於是去 投考並被錄取；入學後，他的父親才知道那是軍事學校，容不得他有那麼多自由；由於成績優秀，轉入黃埔六期；抗戰中期，他的父親34歲就當上了將軍。1949年12月，他的父親在成都起義 ，1950年12月，即起義一年後，他的父親隨部隊從四川墊江出發北上，不久開赴朝鮮戰場。1954年是共和國歷史上平靜的一年。他的父親在這一年去世。從蕭功秦的《家史中的百年史》可以 讀懂他1965年畢業於上海虹口中學高中部後，因為出身問題未能被北京大學錄取，被分配到上海區的一家機械廠當學徒，在工廠開始了12年的艱苦自學的歷程的動力來源了。家庭、學校、社 會等究竟在蕭功秦的幼小的心靈中播下了什麼「種子」，只有他自己知道。筆者在前面將蕭功秦的思考與學術進路歸於遇羅克等人的從社會底層的日常生活再現活生生的人們的苦難的社會的 秩序作為思想基始起點的那一類型，但要特別注意的是，蕭功秦的遠大抱負同遇羅克等人絕對不能同日而語的。有人認為蕭功秦是「書齋論政」的「校園學者」，他們那裡知道，身在上海的 他的學術風格，大有「南風北上」的氣魄！？如果不理解這一點，同樣也就走不進他心目中的那個「新權威主義」的終極的民主政治的世界圖景！？　　接下來還是多說一點徐友漁吧。兩年前，筆者寫過一篇對新左派與自由主義派批評的長文，即《左與右：五十步與百步之間（三十三）——對新左派、自由主義派、泛中國特色派的梳理與思 考》一文。筆者將徐友漁歸於同秦暉、朱學勤、劉軍寧、汪丁丁、任劍濤等一路人。在當下的語境中，許多被社會視為保守主義的自由主義憲政思想家們，骨子裡卻是激進主義的。社會上對 徐友漁的評價集中在如何走向民主憲政方面，認為他沒有蕭功秦「新權威主義」那樣穩妥。徐友漁也成了一些 「不明真相的人」打擊與污衊的對象，使得正常的學術論爭變成了政治宣洩。這 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在筆者看來，徐友漁同大多數「新自由主義」者比較起來，骨子裡最缺乏的是激進主義，這可能是個特例，也可能他頭上的激進主義的牛角早在「文革」後期已被磨平。這可從他考研究生選 擇研究方向上得到證明。開始他想報考于光遠的研究生，這意味著做學問與改革，尤其是經濟體制改革聯繫最密切。但最後他放棄這個打算而是選擇學習當代西方哲學，這同他認為應該重啟 嚴復的事業，在思想文化的最深層次實行變革有關。也許他想尋找真正的文化革命的途徑。他頭上的激進主義的牛角早在「文革」後期已被磨平，還可以從他在1980年代具體的思考與學術進 路中得到更好得說明。　　這個問題可以說得更詳細些。在1980年代那些「山頭」中，中國文化書院，在思想傾向上是「新國學派」，「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在思想傾向上是「新人文主義派」，《新啟蒙》論 叢是理論務虛會派，在思想傾向上是「異化派」，《走向未來》編委會，在思想傾向上是「新方法論派」， 《二十世紀文庫》在思想傾向上是「現代化派」。 前面兩個「山頭」 一「中」一 「西」，可以說是絕配。中國文化書院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傳統文化應該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所以應該恢復和弘揚傳統文化，它是以弘揚與復興國學為 己任的。 「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特點就是介紹當代，也就是20世紀西方的人文主義思潮。在前面已講到，徐友漁是「文化：中國與世界」 「山頭」中的人。這個「山頭」是一個 1980年代非官方語境的「全盤西化」者，他們的思想傾向是，反對與批判傳統文化者。他們選擇了一條積極而穩妥的「全盤西化」的思考與學術進路。這班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習當 代西方哲學的剛畢業的一批研究生認為，學術建設不是幾年的工夫就完事的，因此他們根本看不起當時其他人發表的研究成果，覺得在沙灘上建大樓是立不住的。他們下的決心是：翻譯他二 十年再說。因為他們是真正打算放眼世界之後再潛心研究中國，特別重視西方學術思想的引介。另外，在1980年代那個特定的時空中，無論是《走向未來》編委會，還是《二十世紀文庫》的 「山頭」中的人，都沒有成為弗洛伊德和海德格爾的粉絲，也很少有人參與「異化」和「人道主義」討論，似乎只專註於「社會科學」，而較少關注「人文科學」。在那個時期，徐友漁等人 確實是已潛下心來，介紹著存在主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主義、伽達默爾方法等。另外，在1980年代那個特定的時空中，徐友漁等人與現實政治關係保持著一段距離，不象其他「山頭」中的 人與現實政治關係聯繫得那麼緊密。如，《二十世紀文庫》的「山頭」中的不少人，早在1970年代初期就反對「文革」路線；在1976年的「四五運動」中，他們積极參与和推動這個運動；他 們隨後又投入了民主牆運動和高校競選運動；他們集反對「文革」極「左」路線、反對「四人幫」、反對「凡是派」等歷史責任和歷史榮譽於一身，在當時具有廣泛的影響。就思考與學術進 路而言，如果體會不到徐友漁的踏遍坎坷路仍不平的心境，就讀不懂他極力「鼓吹」的「新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的世界圖景！？　　四　　行文至此，筆者始終保持這樣一個心態：世界上不存在也不能存在一種理論，一種方法能解決所有問題；解決問題的理論與方法，註定是非唯一的；尋找單一理論、單一方法解決問題的企圖 是註定要失敗的。　　正因為如此，筆者在關注他們對於真理的激動人心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的深切的同情的同時，在他們的價值世界中的民主政治的世界圖景的背後，看到了現代國家的形成，仍然是一場遠未完 成的歷史使命——這一真真實實的歷史現實。筆者在關注他們，不僅因為他們沿著不同的思考與學術進路為人們展示了不同的民主政治的世界圖景，更重要的是他們幾乎殊途同歸——對原來 那個人們認為正確的民主政治的世界圖景的掙脫，走向他們各自心目中的世界圖景——他們的差別僅僅是有的人離開原來那個世界圖景近些，而有的人離開得遠些，而有的人前腳已離開原來 那個世界圖景，後腳又深陷於其中。如果將時光逆轉30-40年，曾經踏於時代浪頭的學子們，他們的思想是何等的解放！他們的思想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分歧，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紐結：　　——否定極左及否定「文化大革命」！？　　原來的民主政治的世界圖景是離人們那麼的近，又是那麼的深入到人們的骨髓。　　這裡，需要沿著他們的思考與學術進路，對原來的民主政治的世界圖景更進一步地深入思考與研究。1988年何新在《危機與挑戰：中國現代化的艱難之路——讀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一 文中說道：　　——當代中國不僅處在一個改革的時代，而且處在一個需要反省的時代——不僅有必要認真反思剛剛度過的、就整個世界歷史來說也是罕見地慘絕人寰的「文革」 十年噩夢，不僅有必要認真 清理、反省和重新評估我們的全部歷史和文化，而且尤其有必要冷靜客觀地重新認識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中國人為追求一個現代化的理想之夢，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作出了驚人的犧牲，但 卻至今距此目標為期甚遠！　　直到今天，何新上述話語仍有不少新意，因為至今還少有人思考以下兩點：　　——前十七年（1949-1966）既為「文革」 又為「改革」 播下了種子！這顆種子在傳統中國的土壤中發芽成長分別結出「文革」 與「改革」 的不同的果子，這究竟為什麼！？　　——放眼20世紀，從清廷、北洋政府、自由知識分子到國民黨和共產黨一致地支持涉及中央與地方關係上的地方自治，但到1949年以後，卻突然從領導人講話、政府文獻、報刊社論中完全銷 聲匿跡，這究竟為什麼！？用「民主集中制（列寧制定的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原則）」取代「地方自治制」，是否為「文革」埋下了潛在的因素！？「民主集中制」在「改革」中的命運將如 何！？　　對這些問題的不同的回答，將會顯示出人們不同的民主政治的世界圖景。　　在這篇文章結束時，重複一下開頭那句話：社會、人文科學同自然科學一樣，只有在前人艱辛的肩膀上才能攀上險峰。既然現代國家的形成，在中國，是一場遠未完成的歷史使命——這是一 個真真實實的歷史現實，而歷史會怎麼發展遠比理想的目標更重要，那麼，你就不必「定於一尊」地傾向某一思考與學術進路，而將他們的思想觀點當成調色板上的三原色，儘管調出你所喜 歡的色彩紛呈的思想觀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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