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乾隆盛世：被播下的鴉片戰爭的種子

一

　　出使中國這一年，馬戛爾尼勛爵五十五歲。從二十七歲作為特使被國王派往俄羅斯起，他已經從事外交二十八年了。他歷任愛爾蘭事務大臣、格瑞那達總督和馬德拉斯總督，早已經是外交界骨灰級人物。漫長的外交生涯已經使他厭倦。「後來政府委他作孟加拉總督，他辭不就任。就權力和報酬而論，孟加拉總督是大臣所能推薦的最高職位了。」(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不過出使中國這個任命，卻令他一下子興奮起來。

　　原來，馬戛爾尼勛爵是一個「中國迷」。事實上，那個時代的歐洲，每一個貴族沙龍里都會有一個中國迷。

　　從羅馬時期開始，歐洲人就對中國懷抱著濃厚的好奇心。通過越洋而來的絲綢，他們對這個古老國家已經展開了無窮的想像。對歐洲人來說，中國似乎是另一個星球上的國度，中國的一切，似乎都是那麼神秘。人們傳說，在遙遠的東方絲國，人們從一種奇特的樹皮中抽取絲線，織出美麗的絲綢。(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

　　直到馬可·波羅時代，西方人才真切地觸摸到了中國。1275年，二十一歲的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穿越歐亞大陸到達開平府，在這裡見到了令世界震撼的蒙古大汗忽必烈。他向歐洲人彙報說，中國幅員廣闊、物產眾多、黃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綾羅綢緞。

　　1522年，麥哲倫打通了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線。從那時起，一批又一批身懷傳教熱情的傳教士抵達中國。他們向歐洲寄回大量書信，彙報他們的驚人發現。傳教士們說，中國幾千年來一直由孔夫子的思想所指導，由開明君主們所統治，社會富庶而和平，人民勤勞而禮貌。這些說法令剛從中世紀蒙昧中覺醒過來的歐洲人眼界大開。一股「中國崇拜」的熱潮迅速燃遍歐洲。歐洲許多的大學者都對中國文化如醉如痴，他們認為中國的一切，從制度到道德，都比歐洲優越。伏爾泰在他的小禮堂中供奉上了孔子畫像，並且向歐洲人宣稱：「世界歷史始於中國。」萊布尼茨被稱為「狂熱的中國崇拜者」，他認為中國擁有「人類最高度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技術文明」。他的學生沃爾夫則認為中國就是現世的烏托邦。

　　馬戛爾尼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中國迷。他已經走遍了世界各大洲，從加勒比海到印度，但從未踏足中國。此前的1786年，他已經在詩句中這樣表達了對中國的嚮往：

　　彷彿我遊覽中國幸福的海濱，

　　攀登她無比自豪的傑作萬里長城。

　　眺望她波濤洶湧的江河，

　　她的都市與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

　　越過北方疆界，探研韃靼曠野，

　　不列顛冒險家從未到過的地方。(《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他曾經在夢中遊歷了這個世界上最神奇的國家，如今居然有機會讓夢成真，他怎麼會不激動萬分呢？

　　二

　　經過九個月的行駛，英國使團終於抵達了中國海面。

　　空前絕後的乾隆盛世，在英國人眼中是什麼樣子呢？

　　他們首先注意到的是這個東方大國的人口眾多和市井生活的繁榮。從馬可·波羅時代起，這一點就一直為歐洲人所驚嘆。關於中國的人口，長期以來在歐洲是一個謎。馬可·波羅說，汗八里城的「人數之多……是世人想不到的」。(《馬可·波羅遊記》)這已經讓歐洲人產生懷疑，明清時傳教士的說法更令人難以相信：全人類人口的三分之一會集中在一個國家之內，而這個國家的面積雖然廣大，也不過是整個陸地面積的十二分之一。不過英國人的訪問為歐洲得出了定論：「人們給予這個國家人口數量的上限不僅是可能的，甚至是真實的。」(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人口眾多最有力的證明是自然資源的稀缺。英國人剛剛抵達中國就感覺到了這一點。

　　1793年7月初，英國艦隊抵達第一片中國領土舟山群島。由於遇到落潮，「克拉倫斯」號只得在一個叫六橫島的小島邊拋錨稍停。英國人想「利用等候潮水的時間上岸對中國領土進行第一次的觀光」。於是他們爬上了六橫島。爬過海邊陡峭的石壁後，他們在山下發現了一塊人工填海填出來的小平原。很顯然，為了造出這塊小平原，本地的居民們沒少費力氣。「為了防止海水的沖洗，前面築了一條三十尺高的土堤。但這塊平原的面積並不大，我們懷疑花費這樣大的力氣搞出這麼小的一塊土地來是否合算。平原上種的是稻米，耕作得很是精細。」(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這就是展現在英國人面前的典型中國國情：土地稀缺，人口密布。這有點出乎英國人的預料。在他們的印象中，中國固然人口眾多，但同時疆土也極其遼闊。他們完全沒有預料到這個東方大國的人口壓力已經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

　　隨著後面行程的深入，他們越來越體會到土地對中國人的珍貴：

　　中國的全部土地，只有極少數例外，主要是種植人吃的糧食。沒有大的牧場，也沒有專為種植牲口吃的燕麥、豆類和蕪菁等等。除了皇帝的御花園外，全國很少公園和其他公共娛樂遊玩地帶。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公路既少又窄。全國沒有公地。大地主們也不肯划出大塊土地來不事生產而改作娛樂或者運動的場所，所有的耕地從不休耕。(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確實，傳統中國似乎從來沒有「公園」和「休耕」的概念。土地在我們眼中，唯一的使命就是生產糧食，養活更多的人口。

　　歷史學家們認為，乾隆五十八年實際的人口數比政府統計的三億七百萬還要多。乾隆晚年中國人均耕地的樂觀估計是三畝半。而同時期的英國，人均佔有耕地十畝，高於中國三倍。此外，當時英國還有八百萬英畝荒地，也就是說，全英國每人尚能擁有一英畝(合6.2畝)的土地儲備。整個歐洲情況與英國相似，「歐洲是—個遍布草原、休耕地和森林的地區，它從來不缺少可耕地。」(謝和耐《中國社會史》)了解了這個事實，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英國人對中國的耕地緊張狀況如此驚訝了。

從上岸的第一天起，英國人就開始持續不斷地驚嘆中國的人口眾多。使團總管巴羅說：「要說有什麼令人驚嘆的話，那就是人口之眾多。自到達之日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都蜂擁到岸邊來。」(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每到一處，大路邊總是站滿了看客。根據一路上的見聞，副使斯當東判斷，中國的人口密度比歐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還要多三分之一。也就是說，馬戛爾尼到達中國時，中國人口估計在三億五千萬左右。

　　三

　　英國人的第二印象是中國社會生活的緊張繁忙和商業的興旺發達。

　　到達舟山群島後，不熟悉中國海況的英國人在浙江海岸停留了幾天，為的是等中國官員為他們尋找到北上的領航員。

　　利用這個時間，他們來到一里地之外的一個小縣城觀光。

　　這個小城名叫「定海」。長年處於徵戰中的英國人首先注意到了這座小城的防禦結構：「除了城門口有幾個破舊的熟鐵炮而外，全城沒有其他火力武器。」英國人當然想不到，四十多年後，他們將要用大炮攻擊這個小城，打響鴉片戰爭的第一戰，而他們記錄的這些內容為後來的英軍提供了重要參考。

　　他們主要關注的還是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定海非常近似威尼斯，不過較小一點……城內服裝店、食品店和傢具店很多，陳列布置得相當講究……整個城市充滿了活潑生動的氣氛。為了生存的需要，人人都必須做工。事實上人人都在勞動，無人過著寄生的生活。我們看到男人們忙碌地走在街上，女人們在商店裡購貨。」

　　一群金髮碧眼的怪物出現在東方小城的街頭，我們可以想見其轟動的程度。「無數好奇群眾爭先恐後地把我們包圍起來……我們最後走到一個廟宇去躲避群眾。」巴羅的描寫總是更生動：「人人都想把頭伸到轎窗前來滿足一下好奇心，咧著嘴笑嘻嘻地喊一聲：紅毛！」(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這些睜大眼睛好奇地盯著英國人的定海百姓哪裡能想到四十多年後將要來臨的災難。

　　在浙江海岸稍作停留後，使團船隻繼續北上，抵達大沽口。在這裡，他們換乘吃水淺的中國小船，沿白河前往北京。

　　來到北京，英國人馬上被迎面而來的商業氣息拍了個跟頭。副使斯當東說：「(北京東郊)鋪石的街道上擠滿了人。商店，作坊和顧客之多，處處表示出興盛繁榮的氣象。」「街道上的房子絕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裝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商店門外掛著角燈、紗燈、絲燈或者紙燈，極精巧之能事。商店內外充滿了各種貨物。」(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巴羅的記載則更加詳細生動：

　　穿過城門走上那條大路之後，我們眼前馬上就展現了一種非常奇特的景象。大路兩旁各是一溜屋宇，全為商鋪和貨棧。門前展示著各自的獨特貨物。商鋪前一般都豎著大木柱，柱頂高過屋檐，柱身刻著鎦金大字，標明所售貨物以及店主的誠信名聲。

　　流動的匠作如補鍋匠，剃頭匠，鞋匠和鐵匠，賣茶、水果、米飯和其他吃食的攤販，以及商鋪門前展示的貨物，把一條寬闊的大路擠得只剩中央一線……

　　……一切都在移動。大路兩側也塞滿了巨大的人流。或買或賣，或以貨易貨，各取所需。眾聲喧嘩，既有小販的吆喝，也有其他的爭吵……捧貨筐的小販，演雜技的，變戲法的，算命的，走方郎中和江湖醫生、說相聲的和賣唱的，擠成一堆。(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雖然英國是商業大國，但乾隆時代中國國內商業的繁盛仍然令英國人大開眼界。雖然中國歷史上一直實行輕商主義，但中國人的商業本能從來沒有被熄滅過。事實上，每當天下太平之後不久，中國各地的商業都會迅速勃興。乾隆時期的商業繁盛在中國歷史上並非首次，不過由於其巨大的人口基數和財富基數，卻肯定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人目睹並見證了乾隆盛世的一個側面。

　　馬可·波羅驚嘆中國是「塵世可以想見的最繁華的地方」。十八世紀末來到中國的英國人卻驚訝地發現，與黃金遍地的傳說相反，中國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窮困之中。

　　如前所述，使團一路上享受的是皇帝最慷慨的禮遇。剛到大沽口，兩名中國官員帶著大量作為禮物的食品，在此迎候，其數量之多令英國人驚訝。以至於使團副使斯當東認真地記下了禮品的內容。這個見面禮出乎英國人意料。按西方外交慣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團的出訪費用是自理的。但到了中國後，他們卻意外地享受到免費而且極為豐盛的供應。過於豐盛的禮物似乎證明了馬可·波羅筆下中國超級富庶的記載。然而，運送食物的中國船隻載著那兩名官員剛剛離開不久，一個意想不到的場面就徹底改變了英國人的估計：因為中國人送來的食物過多，並且「有些豬和家禽已經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國人把一些死豬死雞從「獅子號」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熱鬧的中國人一見，爭先恐後跳下海，去撈這些英國人的棄物。「但中國人馬上把它們撈起來，洗乾淨後腌在鹽里」。(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他們主要關注的還是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定海非常近似威尼斯，不過較小一點……城內服裝店、食品店和傢具店很多，陳列布置得相當講究……整個城市充滿了活潑生動的氣氛。為了生存的需要，人人都必須做工。事實上人人都在勞動，無人過著寄生的生活。我們看到男人們忙碌地走在街上，女人們在商店裡購貨。」

　　一群金髮碧眼的怪物出現在東方小城的街頭，我們可以想見其轟動的程度。「無數好奇群眾爭先恐後地把我們包圍起來……我們最後走到一個廟宇去躲避群眾。」巴羅的描寫總是更生動：「人人都想把頭伸到轎窗前來滿足一下好奇心，咧著嘴笑嘻嘻地喊一聲：紅毛！」(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這些睜大眼睛好奇地盯著英國人的定海百姓哪裡能想到四十多年後將要來臨的災難。

　　在浙江海岸稍作停留後，使團船隻繼續北上，抵達大沽口。在這裡，他們換乘吃水淺的中國小船，沿白河前往北京。

　　來到北京，英國人馬上被迎面而來的商業氣息拍了個跟頭。副使斯當東說：「(北京東郊)鋪石的街道上擠滿了人。商店，作坊和顧客之多，處處表示出興盛繁榮的氣象。」「街道上的房子絕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裝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商店門外掛著角燈、紗燈、絲燈或者紙燈，極精巧之能事。商店內外充滿了各種貨物。」(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巴羅的記載則更加詳細生動：

　　穿過城門走上那條大路之後，我們眼前馬上就展現了一種非常奇特的景象。大路兩旁各是一溜屋宇，全為商鋪和貨棧。門前展示著各自的獨特貨物。商鋪前一般都豎著大木柱，柱頂高過屋檐，柱身刻著鎦金大字，標明所售貨物以及店主的誠信名聲。

流動的匠作如補鍋匠，剃頭匠，鞋匠和鐵匠，賣茶、水果、米飯和其他吃食的攤販，以及商鋪門前展示的貨物，把一條寬闊的大路擠得只剩中央一線……

　　……一切都在移動。大路兩側也塞滿了巨大的人流。或買或賣，或以貨易貨，各取所需。眾聲喧嘩，既有小販的吆喝，也有其他的爭吵……捧貨筐的小販，演雜技的，變戲法的，算命的，走方郎中和江湖醫生、說相聲的和賣唱的，擠成一堆。(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雖然英國是商業大國，但乾隆時代中國國內商業的繁盛仍然令英國人大開眼界。雖然中國歷史上一直實行輕商主義，但中國人的商業本能從來沒有被熄滅過。事實上，每當天下太平之後不久，中國各地的商業都會迅速勃興。乾隆時期的商業繁盛在中國歷史上並非首次，不過由於其巨大的人口基數和財富基數，卻肯定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人目睹並見證了乾隆盛世的一個側面。

　　馬可·波羅驚嘆中國是「塵世可以想見的最繁華的地方」。十八世紀末來到中國的英國人卻驚訝地發現，與黃金遍地的傳說相反，中國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窮困之中。

　　如前所述，使團一路上享受的是皇帝最慷慨的禮遇。剛到大沽口，兩名中國官員帶著大量作為禮物的食品，在此迎候，其數量之多令英國人驚訝。以至於使團副使斯當東認真地記下了禮品的內容。這個見面禮出乎英國人意料。按西方外交慣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團的出訪費用是自理的。但到了中國後，他們卻意外地享受到免費而且極為豐盛的供應。過於豐盛的禮物似乎證明了馬可·波羅筆下中國超級富庶的記載。然而，運送食物的中國船隻載著那兩名官員剛剛離開不久，一個意想不到的場面就徹底改變了英國人的估計：因為中國人送來的食物過多，並且「有些豬和家禽已經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國人把一些死豬死雞從「獅子號」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熱鬧的中國人一見，爭先恐後跳下海，去撈這些英國人的棄物。「但中國人馬上把它們撈起來，洗乾淨後腌在鹽里」。(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在英國人到過中國以前，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中國人被認為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萊布尼茨說：「他們服從長上，尊敬老人，無論子女如何長大，其尊敬兩親猶如宗教，從不作粗暴語，尤其使我們驚奇的，中國農夫與婢僕之輩，日常談話或隔日會面之時，彼此非常客氣，其殷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貴族……」歌德說：「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比我們這裡更明朗、更純潔也更道德。」伏爾泰通過《中國孤兒》這樣表達他對中國人的看法：「我們的國朝是建立在父權與倫常的信義之上的，是建立在正義、榮譽和守約的信義之上的。孝順忠信禮義廉恥是我們立國的大本。」(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余建華《17—18世紀西歐啟蒙思想家的中國文化觀探略》。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

　　與傳教士所描述大相徑庭，那些伺候他們的中國人給英國人留下了這種印象：「撒謊、奸詐，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臉紅。」「他們一有機會就偷，但一經別人指出就馬上說出窩藏贓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飯時，我們的廚師就曾想厚顏無恥地欺騙我們。他給我們上兩隻雞，每隻雞都少一條腿。當我們向他指出一隻雞應有兩條腿時，他便笑著把少的雞腿送來了。」(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英國人注意到，在沒有官員的場合，中國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員出現，立刻就變了：「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了另一個人。」(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巴羅說，「這些事例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了中國人自誇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過就像我先前說過的，其錯當在於政治制度，而不在於民族的天性或者氣質。」「就現政權(滿清)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巴羅認為，中國人缺乏自尊心，是因為政府從來沒有把百姓當成成年人來看待，而是當成了兒童和奴隸。「在這樣的國度里，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為麻煩了官府來教育自己而謝罪。於是榮譽觀和尊嚴感就無處可尋了……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於無形。」

　　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這種專制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六

　　馬戛爾尼使團雖然沒有完成他們的使命，但它卻將大量的關於中國的情況帶回了英國。英使團為後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記錄。馬戛爾尼寫下了大量的公文報告、書信與出使日記，副使喬治·斯當東和約翰·巴羅，甚至一位僕從和一位列兵都出版了他們的隨行紀實，使團的畫家托馬斯·希基和製圖員威廉·亞歷山大還帶回了大量的中國風物畫與素描。全世界第一次真正撩開了這個神秘國度的面紗。「這個使團最為重要的收穫，大概就在於它導致了有關中國知識的激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明確地標誌著英中關係的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回國之後，英國副使斯當東編輯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以及使團隨行人員發表的各種報告在歐洲引起了巨大反響。西方人的中國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光明變為陰暗。

　　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黑格爾仔細閱讀了當時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關中國的文字，從翻譯到歐洲的《通鑒綱目》到傳教士們的《中國叢刊》。不過，馬戛爾尼等人的遊記顯然給了他最大的震動。

　　黑格爾認為，人類文化的發展是分階段的。他認為，中亞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的少年時期，人類文明最早在那裡發源。希臘文化則是青年，表現出生機勃勃的活力。羅馬文化是壯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麼，中國文化是什麼呢？黑格爾說，是幼年。中國人在官府面前的逆來順受給了黑格爾極深的印象。黑格爾認為，造成中國的落後的原因是中國人內在精神的黑暗，中國是一片還沒有被人類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裡，理性與自由的太陽還沒有升起，人還沒有擺脫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狀態。「凡是屬於精神的東西……都離它很遠」。

很顯然，黑格爾的許多結論直接來自馬戛爾尼使團成員的記載和判斷。比如他說，在歐洲，鞭笞是「加在榮譽上的一種侮辱」，「在中國就不同了。榮譽感還沒有發達，一頓笞打原是極易忘懷的，但是對於有榮譽感的人，這是最嚴厲的刑罰。」西方人對這種侮辱十分敏感，而「中國人就不一樣，他們認不出一種榮譽的主觀性，他們所受的刑罰，就像我們的兒童所受的教訓」。

　　在《歷史哲學》中黑格爾得出這樣結論，這是一個徹底的、奇特的、最具東方性的東方國家。「中國純粹建築在這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中國人把自己看作是屬於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在家庭之內，他們不是人格，因為他們在裡面生活的那個團結的單位，乃是血統關係和天然義務。在國家之內，他們一樣缺少獨立人格；因為國家內大家長的關係最為顯著，皇帝猶如嚴父，為政府的基礎，治理國家的一切部門。」因此，中國是一個只屬於空間的帝國，「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千百年來在廣闊的土地上「重複莊嚴的毀滅」，而又在本質上毫無變化。

　　在黑格爾之後，對中國的輕蔑成了歐洲聲音的主流。在馬戛爾尼前，對於中國與西方交往中的高高在上與輕慢侮蔑，歐洲人雖然心懷不滿但一直竭力隱忍。遵從強者邏輯的西方人知道，他們的祖先還生活在樹上的時候，中國人就已經發明了紙張。這個偉大而強盛的帝國在他們心目中各方面都遠遠優越於自己的，他們有驕傲自大的資本。然而，馬戛爾尼的訪問使他們發現，多年來他們居然一直屈服於一個半開化的野蠻國家，這讓他們感到奇恥大辱。「歐洲人好像大夢初醒。『現在該是讓中國人名聲掃地的時候了！』批判貶低中國是一種報復。對自己受騙上當的經歷痛心疾首、惱羞成怒的歐洲人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周寧《野蠻與文明：中華帝國的「東方性」黑暗中心》)

　　妖魔化中國的大門從此打開。而這種妖魔化是為了適應帝國主義的種族征服性意識形態。馬戛爾尼的出使使歐洲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不用武力，就無法打開中國的大門。因為禮貌和溝通對中國人來說不起任何作用。雖然並不主張馬上武力攻打中國，但馬戛爾尼也認為：「如果中國現政府由一個會保證其居民財產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麼亞洲農民和工匠的技術與進取心以及亞洲商人的商業敏感就會激勵起來。從隨之而來的財富增長中，歐洲貿易將會獲益，世界將會在互惠的商業中聯合起來。」

　　這種進步主義神話為後來的鴉片戰爭準備了思想武器。德昆西在《1840年中英鴉片問題》中為鴉片戰爭所作的辯護是一種極為典型的說詞，他說，國家衝突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但是，那只是在文明國家之間。而中國是個邪惡的、半野蠻的東方帝國，不用武力征服，就無法使頑固僵化的中國人開化。他強詞奪理地說：「(鴉片戰爭)標誌著文明推進的進程，知識與科學之光將穿透陰霾，照亮地球上這片最暗的地方。」

　　持有這種觀點的當然並非德昆西一人。衛三畏也說，中國人的頑固態度除了武力之外無法打破。中國人「在同外國人的一切來往中，保持著一種傲慢的，不公平的和輕視的態度，這種態度使得外國人除掉從中國海岸撤退或者屈服外，別無其他辦法，而這種屈服是那些稍有獨立地位的人所無法忍受的。」「這種妄自尊大的想法，以及對於這種想法確實自以為是的印象，是他們周圍的一道高牆。這道高牆比北京以北的萬里長城還要高些。武力似乎是這道障壁的唯一有效的摧毀者。」「從這個觀點來看，這個戰爭(鴉片戰爭)可以說是必要的，它迫使中國政府以平等地位來對待西方國家。」(《外國資產階級是怎麼看中國歷史的》)

　　而丹涅特則直接認為，正是乾隆皇帝強迫馬戛爾尼叩頭導致了後來的鴉片戰爭：「戰爭的原因是叩頭！——是中國妄自尊大的主張：它不要在相互平等的條件上，而要在君臣之間那種侮辱和卑賤的形式上維持和其餘人類的商業交往。」(《外國資產階級是怎麼看中國歷史的》)

　　這當然是強盜邏輯。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馬戛爾尼對歐洲報告說，以武力教訓中國輕而易舉。

　　七

　　對這次英國人的來訪，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準備，而且還在武力炫耀方面連篇累牘地做了多次指示。皇帝通告各地軍方，凡英國人經過之處，都要全副武裝，列隊迎接，向英國人展示天朝強大的武力，讓他們開開眼，對天朝的強大有所敬畏。

　　在皇帝的設想里，一連串的軍事檢閱一定會向英國人證明中國軍隊的軍紀嚴明，裝備良好，操練有素。大清軍隊在乾隆漫長的統治期間取得了無數輝煌的勝利，這樣一支戰無不勝的隊伍會讓英國人肅然起敬的。各地官員十分深入地理解領會了皇帝的指示，英國人每到一地，他們都派出最好的軍隊，進行列隊迎接。那麼，他們給英國人留下的印象是什麼呢？

　　抵達天津後，英國人發現在城外迎接的不止有直隸總督，還有一隊中國士兵。他們有弓箭手、火繩槍手和大刀手。他們一個個挺胸疊肚，全力展示東方人的武勇。然而副使斯當東卻注意到了士兵手中的扇子：「有幾個士兵的手裡除了武器之外，還拿著扇子……列隊兵士手裡拿著扇子，是一個奇怪現象。」中國軍隊的分列式表演沒有使英國人感到敬畏，他們發現，世界已經進入火器時代，而中國軍隊仍然停留在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而其戰陣戰法和精神面貌，則停留於中世紀。

　　巴羅則這樣描繪他見到的中國軍隊：「在一些地方，士兵列隊出來迎接英國特使。如果天暖，他們手中操練的會是蒲扇而不是火槍。在另一些地方，我們看到士兵單列成隊，非常自如地雙膝跪地迎接特使，在他們的長官下令起立之前，他們都保持這種姿勢。如果我們的到訪是出其不意，他們總是一片慌亂，匆忙從營房中拿出節日禮服。他們穿上這些服裝後，與其說像戰場武士還不如說是跑龍套的演員。他們的繡花背心，緞面靴子和蒲扇看起來笨拙不堪又女氣十足，與軍人氣質格格不入。」

　　對於中國的武備，英國人極為輕蔑：「他們的大炮為數很少，僅有的幾門炮都破舊不堪。我都懷疑這些炮是向葡萄牙人借來的，因為那些火繩槍便是。」

　　這種軍事展示在英國人眼裡成了一個笑話。回到英國後，馬戛爾尼的話迅速傳遍了世界：

　　「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敗不堪的舊船，只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它沒有沉沒。它那巨大的軀殼使周圍的鄰國見了害怕。假如來了個無能之輩掌舵，那船上的紀律與安全就都完了。」「只需幾艘三桅戰艦就能摧毀其海岸艦隊。」

　　可以說，英國人在軍事方面收穫巨大。除了對中國軍隊的整體評估外，他們還對中國的具體防務進行了考查。馬戛爾尼初步探明了從寧波到天津大沽口以及從大沽口到通州的航道，對北京、通州、定海等中國城市的防衛設施進行了細緻觀察，為西方人後來入侵北京提供了大量的軍事資料。比如他們曾這樣向英國軍方彙報定海的防衛設施：「城牆高三十尺，高過城內所有房子，整個城好似一所大的監獄……除了城門口有幾個破舊的熟鐵炮而外，全城沒有其他火力武器。城門是雙層的。城門以內有一崗哨房，裡面住著一些軍隊，四壁掛著弓箭、長矛和火繩槍，這就是他們使用的武器。」　斯當東的這些記載，是否對英軍選擇定海為攻打的第一座中國城市有所影響呢？在那次戰爭中，定海軍民竭盡全力，毫不退讓，最終卻不堪一擊。

　八

　　「鴉片」是英語opium一詞的音譯。若追根尋源，此詞則是由拉丁語「汁液」一詞演變而來。而鴉片的另一個中文名稱「阿芙蓉」，則源於阿拉伯語「afyun」。正像兩個詞所表明的那樣，鴉片最早出現在中東和歐洲。在《聖經》與荷馬的《奧德賽》里，鴉片就已經被描述成為「忘憂葯」。

　　事實上，早在唐代，中國人就已經接觸到這種藥物。當時中國高僧義凈赴印度取經，取回了真經的同時也帶回了「葯煙」(鴉片)。到了宋代，用鴉片煎茶已經是士大夫的一種時尚，故蘇軾詩中有「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茶」之句。

　　不過，在清代中期以前，鴉片從來沒有成為人類之害，因為截至那時，人們吃鴉片只有兩種方式，一是整個吞食，如服金丹。二是摻上其他藥品，煎湯喝掉。兩種方法都不容易使人上癮。

　　鴉片成為一種令人難於抗拒的毒品，是從爪哇、蘇門答臘一帶發明用槍管灼火吸食的方法開始的。清代初年，荷蘭人把這種吸法傳入中國。從此，鴉片在中國蔓延速度明顯加快。

　　早在雍正年間，鴉片成癮就已經引起了皇帝的注意。雍正年間，鴉片煙館已經出現在北京，吸食鴉片已經成為一種風氣。雍正皇帝在1729年頒布聖旨，禁止這種毒品：「興販鴉片煙者……枷號一月，發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李圭《鴉片事略》)。不過，由於中國本土種植鴉片極少，加以直至雍正末年中國每年只進口鴉片三百箱，沒有成為什麼嚴重的社會問題。

　　鴉片真正成為威脅，是在乾隆年間。

　　如前所述，在中英貿易中，英國人只能用白銀換取中國的茶葉。從十八世紀中葉起，白銀佔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輸出貨值的90%。因此中國在中英貿易中的順差是驚人的。1765—1766年度，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入的商品是對華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間，這一比值是256%。連年不斷的巨大順差使得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據統計，在1700—1840年間，從歐洲運往中國和美國人運往中國的白銀約一億七千萬兩。(《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然而，世界上白銀產量畢竟是有限的。英國人運到中國的白銀主要產自西屬美洲的上秘魯(Upper Peru，現###)和新西班牙(現墨西哥)。對華貿易不斷增長，而銀礦的產量卻十分有限。中國對白銀的驚人胃口導致美洲很多銀礦面臨枯竭。白銀的短缺使其他歐洲國家逐漸退出對華貿易。英國人也心急如焚，病急亂投醫，他們想到了鴉片。

　　史載英國商人第一次向中國輸入鴉片，正是在乾隆初年。東印度公司員工偷偷把印度的鴉片運到廣州，頭次嘗試讓他們驚喜交集。每箱鴉片在印度的購價不過二百五十印幣，而運到中國，售價竟高達一千六百印幣，一翻就是六倍多。

　　在利潤的驅動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華生上校(Colonel Watson)正式提出了在印度大面積種植鴉片，然後賣給中國人，用來交換中國茶葉的計劃。1773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這項計劃得到批准並開始實施。當然，乾隆對此一無所知。(《茶葉、白銀和鴉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不過，中國政府還是感覺到了鴉片貿易的不正常發展。乾隆十三年，鴉片出口僅佔英國貨物的八分之一，到乾隆後期，鴉片輸入量已佔輸入貨物的二分之一了。中國社會上，吸食鴉片的人數大大增長。乾隆四十五年，皇帝不得不重申雍正年間的禁令，並且禁止煙具的輸入或販賣。

　　但是，與乾隆晚年的許多其他禁令一樣，這道禁令也成了一紙空文。英國商人輕易地用行賄手段打破了海關的封鎖。事實是，朝廷越禁，走私越歡。因為禁令為海關官員提供了巨大的灰色收入空間。英國人後來記載道：「禁煙法令甚嚴，但送給主管官員金錢後，鴉片買賣卻可公開進行。」(《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因此，乾隆晚年，鴉片在中國上流社會已經成了一種公害。英國使團成員到了中國不久就發現了這一點。巴羅在書中這樣描述乾隆晚年中國社會上鴉片的流行程度：「上流社會的人在家裡沉溺於抽鴉片。儘管當局採取了一切措施禁止進口，還是有相當數量的這種毒品被走私進入這個國家……大多數孟加拉去中國的船都運載鴉片；但是土耳其出產，由倫敦出發的中國船隻所載的更受歡迎，價錢也賣得比其他的高一倍。廣州道台在他最近頒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鴉片的種種害處……可是，這位廣州道台每天都從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鴉片。」

　　當然，對這種坑人的買賣，英國人也心存忐忑。一開始，他們把這樁罪惡的生意當成病急亂投醫的救急措施，並沒有打算長期進行下去。他們還是寄希望於中英高層接觸，使中國打開市場，這樣他們就可以不必依賴這種非法的勾當。但是馬戛爾尼出使的失敗使他們的希望破滅了。東印度公司一不做二不休，又進一步壟斷了鴉片的製造權，擴大了在印度的鴉片種植面積。為了在華擴大鴉片銷售，他們甚至對中國吸食者的嗜好專門作了精心調查，力求鴉片的製造更適合中國吸食者的口味。馬戛爾尼使團失敗後，鴉片貿易數量迅速上升。據統計，1775—1797年，中國平均每年進口鴉片1814箱。而1798—1799年，平均每年增至4113箱，到1800年，則達到4570箱。

　　鴉片走私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方面的長期優勢，中國從以前的順差一下子變成了逆差，白銀大量外流。到1807年，英屬印度總督指示孟買、馬德拉斯檳榔的英國殖民地首腦，原先各地準備運往中國的白銀都改運加爾各答，因為公司廣州監委會已有足夠財力應付交易。當年，從廣州運抵加爾各答的白銀有二百四十多萬兩。

　　1821年以後，鴉片走私激增，銀荒已從沿海省份蔓延到全國各地。而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每年的白銀流出量至少達一千萬兩，接近清政府每年總收入的四分之一。戰爭因此變得不可避免。

　　九

　　在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過程中，有一個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小斯當東。

　　1840年4月7日，英國的下院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辯論的議題是：要不要向中國派遣遠征軍。漫長的辯論過程中，一位叫小斯當東的議員的發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視。在他發言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人們聽得異常認真。小斯當東以果斷的口吻說，通過他對中國統治者性格的了解，他認為對中國的武力征服是必須的。「如果我們在中國不受人尊敬，那麼在印度我們也會很快不受人尊敬，並且漸漸地在全世界都會如此！正在準備中的戰爭是一場世界性的戰爭。它的結局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根據勝負，這些影響又將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們要輸掉這場戰爭，我們就無權進行；但如果我們必須打贏它，我們就無權加以放棄。」

當東的發言對議員們的決定影響是至關重要的。發言結束後，下院里響起了長時間的鼓掌聲。在後來進行的投票中，主戰派二百七十一票，反戰派二百六十二票，九票之差。也就是說，如果再多五張反對票，鴉片戰爭就不會在那時爆發。

　　大部分議員都十分相信小斯當東，因為他十三歲就到過中國，而且還曾經與乾隆皇帝親切交談，得到乾隆的特殊關注與喜愛。

　　原來，小斯當東正是當年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的兒子。馬戛爾尼訪華時，十三歲的他被作為「見習侍童」帶到中國。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小斯當東因負責為特使提斗篷的後沿，也得以見到天顏。

　　在駛往中國的漫漫旅途中，小斯當東閑來無事，向翻譯們學起了中文。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是極強的，何況斯當東爵士的兒子智商很高。很快他就掌握了許多日常對話。在覲見的時候，和珅向皇帝介紹，說這個小鬼子會說中國話。

　　刻板嚴格的程序被打破了，皇帝微笑著命孩子跪得再近一些，「讓他講中國話。或許是因為孩子的謙遜，或許由於他講話的漂亮用詞使皇帝十分高興，後者欣然從自己的腰帶上解下一個檳榔荷包親自賜與該童。」

　　英國人沒感覺有什麼大不了的，他們認為這不過是一個手工綉成的錢包。但是在中國人看來，這卻是了不得的恩典。「賜給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說是一種特殊恩惠：東方人把皇帝身上帶過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視為無價之寶。」小斯當東自己也感到很榮幸，這個荷包後來他一直保存著。(《兩個帝國的撞擊》)

　　回到英國後，小托馬斯·斯當東並沒有浪費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礎。中國之行激發了他的興趣，他繼續刻苦學習中文。

　　中文特長奠定了他一生事業的基礎。五年後，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分公司的書記官，長駐廣州，幾年後就任總管專員，居留中國十八年。嘉慶年間的1816年，他又參加了英國另一次對中國不成功的出使。這次出使徹底斷了英國人通過和平手段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念頭。1817年後，他返回英國南漢普頓，成為下院議員。

　　中國經歷在他心底結下了濃濃的中國情結。他終生喜歡中國事物。他在城裡修了一個中國式的亭園，起名為「古亭萊園」，其中的標誌性建築是一座仿中國樣式的燈塔狀古亭。古亭萊園的書房中藏有大量中國書籍。他用十年的時間翻譯了《大清律例》，這是第一本直接從中文譯成英文的著作。除此之外，他還著有《中英商業往來札記》、《1816年英國使團訪京紀實》、《論中英關係及其改善之進言》、《英中商務考察》以及譯著《異域錄》等。1823年他與亨利·托馬斯·科爾布魯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共同創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這使他成為英國漢學史上一位知名的漢學家。(《英國漢學史》)

　　濃厚的中國情結並沒有妨礙他向英國人建議進攻中國。乾隆皇帝的荷包也於事無補。事實上，中國之行令年少氣盛的他深感屈辱。從中國回來後，他就一再告訴英國人，對中國必須採取強硬手段。想通過和平手段讓中國人尊敬英國是不可能的。

　　十

　　從中國回來後，馬戛爾尼預言，一旦中國這艘巨艦受到攻擊，「它將永遠不能修復。」亞洲及世界各地的貿易將受到擾亂，各國的冒險家都將來到中國，企圖利用中國人的衰敗來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們之間將展開無情的鬥爭」。在這種對抗中，富的愈富，窮的愈窮。「英國靠著它的創業精神已成為世界上航海、貿易和政治的第一強國；從這樣的急劇變革中，它將獲得最大的利益，並將加強它的霸權地位。」

　　不幸這是驚人準確的預言。

　　英國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沒有得到的東西，在1842年通過戰爭一條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條約》的五點核心內容，與馬戛爾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內容幾乎完全一致。

　　1793年馬戛爾尼提出，擴大英國在華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寧波、天津等處；《南京條約》第二款則規定，開放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等處為通商口岸。

　　馬戛爾尼要求，「英國水手須受約束，不宜與華人來往，懇求給與靠近廣州的一塊地段或一小島，以資使用，作為水手商人棲息養病之地，為英商之居留地。」他所指的所謂小島，是曾經經過彼地、而且作了認真描述的香港島。《南京條約》第三款則規定，中國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馬戛爾尼要求結束公行壟斷。而《南京條約》第五條取消公行，任由英國人自由貿易：「在粵省貿易，向例全歸額設商行亦稱公行者承辦，今大皇帝准其嗣後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該口貿易者，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

　　馬戛爾尼要求中國公開固定的關稅稅率，按照中國宣布的關稅稅率切實上稅，不在稅率之外，另行徵收。「並請將中國所定稅率錄賜一份，以便遵行。」而《南京條約》規定：「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

　　當然，《南京條約》在馬戛爾尼的要求之外，還有所「格外施恩」。其中就包括恩允英國人以後來中國可以攜帶妻子。如果說其他各條都是在英國人的炮艦威脅下應允，對中國百害而無一利的話，只有這一條卻被中國官員認為對中國很有好處。負責談判的中國官員耆英對皇帝解釋說，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嚴禁外國人攜家眷居住廣州，「立法本嚴」，但現在看來，這一規定也有弊端。因為外夷之所以難於控馭，正在於外國人在中國無所繫戀。性壓抑使他們脾氣暴躁。現今允許外國人帶老婆住在中國，那麼他們就會聽話得多，因為「英夷重女輕男，夫制於婦，是俯順其請，即以暗柔其性」。英國都是女人說了算，用婦女的溫柔改變英國人的性格，以後就好打交道了。

　　這番高論令乾隆的孫子道光連連叫絕，立馬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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