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終結的朝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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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不顧中國政府強烈反對，悍然進行第三次核試驗，激起中國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對，六十多年來由中國領導人小心翼翼維護的中朝友誼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聲音獲得釋放，甚至有放棄朝鮮，任其自生自滅的呼聲出現。

作為中國近鄰，和意識形態、政治體制大致相似的國家，假如朝鮮有一天結束了，比如被韓國統一了，或者被美國，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聯合國軍」侵入了，終結了，究竟會對中國發生怎樣的影響？我們當然無法完全準確預測未來，但我們知道在歷史上，正是因為朝鮮被吞併，方才引發中國政治的多米諾骨牌。大清王朝的終結，即便不能說是朝鮮亡國的直接刺激，但朝鮮亡國—大清終結之間所蘊含的因果關聯，還是清晰可見。

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國終於在經歷了甲午戰爭、義和團戰爭、日俄戰爭十年風風雨雨之後，踏上政治變革不歸路。日俄戰爭還沒有結束，清政府就追隨俄國開放政治，實行變革，改良開始與革命賽跑。

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對世界大變局也開始新的覺醒，放棄山頭，放棄門戶，彙集在日俄戰爭戰勝國日本，朝聖般那樣虔誠向日本取經，集思廣益，團結一致，共舉孫中山為總理，共創中國同盟會，加快了中國革命進程。

也是在這一年，清廷決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較欣然接受憲政改革的建議，選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緒帝主導的憲政運動如火如荼在中華大地全面鋪開。積貧積弱的中國終於找到了政治上的辦法，也終於迎來了新的機會與希望，中國民眾自發慶祝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據記載，在預備立憲之前還不曾有過。

短短兩年，中國的政治改革進展迅猛，九年立憲清單不僅發布，而且逐年落實，逐年檢查，如果不發生意外，中國再有幾年時間，最多也就是後來民國五年前後，一個類似於日本、英國的君主立憲體制必將誕生，古老的中國必將邁出重要一步。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1908年，當《欽定憲法大綱》發布不久，光緒帝、慈禧太后兩位當家人在不到一天時間裡相繼死亡，一個強勢的領導班底讓位於一個比較弱勢的組合——年輕的攝政王與光緒帝的遺孀隆裕太后。

弱勢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決斷和執行力，在隨後兩年間，中國的政治改革表面上還在進行，其實已經漸漸脫離了既定軌道，攝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漸漸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漸漸成為熱心中國政治變革那些人的共同認識。

僵硬的體制很難從內部打破，日子還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統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陽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樣燦爛；被統治者，尤其是那些憂心憂國的知識人則熱切渴望不論內外都應該或者說為什麼不鬧出點大事？他們堅信，不論內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機會，有機會就會有變革。

只是誰也想不到的是，機會來自東鄰朝鮮。

1910年8月22日，韓國總理李完用與日本代表寺內正毅簽訂《日韓合併條約》，規定大韓帝國將朝鮮半島的主權永久讓渡給了日本，朝鮮半島遂成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條約生效。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朝鮮不復存在。

朝鮮曾經是中國番邦，而且時間可以追溯很遠。只是到了近代，由於中國沒有適時調整好與西方的關係，沒有弄明白西方勢力東來的真實意義。因而中國也就沒有及時主動轉變，不存在引領各番邦共同進步共同發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團結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勢力。中國在渾渾噩噩中度過了將近兩百年，直至1840年的鴉片戰爭，直至兩年後被打敗，中國被迫開放了五個通商口岸，但依然沒有弄明白西方東來的意義，也就不知道怎樣指導這些屬國面對西方。

又過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國被再次打敗，痛定思痛，睜眼看世界，突然發現中國與世界的差距不是幾十年，而是幾百年。中國從此有了焦灼感、緊迫感，在對周邊各番邦的關係上也就漸漸轉變，由先前的王道主義、天下主義演變成孤立主義，對於各番邦的事務也就不再熱心，任其在西方勢力面前自生自滅。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南部邊陲各個番邦漸漸成為英國、法國的殖民地，中國儘管在1884年為越南前途不惜與法國一戰，但不論是越南，還是法國，都清楚中國戰爭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樣適應西方，而是中國的宗主權。

中國這種心態當然深刻影響了朝鮮，朝鮮在隨後幾十年與中國的關係時好時壞，尤其是袁世凱常駐朝鮮強勢管理，既沒有收撫人心，也沒有真正引領朝鮮走向世界，建設一個與東西方一致的現代國家。當然，中國自身此時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意識，而是陶醉在「中體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戰爭爆發，中國不僅在戰場上一敗塗地，而且在外交上也無可稱說，中日宣戰，朝鮮政府率先發布公告，請求日本政府出兵驅逐清軍，中國在道義上徹底被動。等到《馬關條約》成立，朝鮮脫離中國而獨立，對於中國來說，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甲午戰爭，原本是為了朝鮮的前途而戰，結果卻讓中國雞飛蛋打，賠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發展與驕傲一夜之間化為一股青煙，中國由此進入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場戰爭雖說還不是大清王朝歷史的終結點，但十幾年後的歷史節點在這裡不難找到某些因果關聯。

朝鮮在戰後名義上走向獨立，其實只是與日本更親近，這也是後來日韓合邦的原因。而中國在經過甲午戰爭的打擊後並沒有一蹶不振，知恥而後勇，中國很快丟掉洋務的包袱，輕裝上陣，開始維新，再經義和團戰爭、辛丑條約、日俄戰爭，中國在變革道路上雖說波折不斷，但大方向似乎並不太錯。只是到了兩宮大行，朝廷弱勢，中國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滯狀態，而恰當此時，日韓合邦劇烈刺激，讓相當一部分中國人隨時受不了，以為亡國滅種，於是引發巨大的政治衝擊。

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將日韓合邦理解為朝鮮亡國，這部分中國人借著這個由頭大力推動停滯已久的改革。一個月後（9月22日），吉林巡撫陳昭常迅即奏請朝廷將東三省向列強開放，強調除日俄兩國外，大力引進歐美列強向東三省投資辦廠，以此抵制日本。

與此同時，各省督撫相繼建議朝廷重啟政治改革，加大變革力度。9月30日，廣西巡撫張鳴歧向朝廷上了一個奏摺，以為籌備憲政，一定要從本源入手，加快落實責任內閣，加快籌備和召集國會，加快司法改革，儘快讓司法獨立。建議修改九年籌備立憲清單，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個新國家，防止朝鮮教訓在中國重演。

10月20日，東三省總督錫良向清廷報告了日俄兩國對東三省的威逼，建議清政府傾全國之力以謀東三省。五天後（10月25日），錫良又與湖廣總督瑞澂、兩廣總督袁樹勛、雲貴總督李經羲、伊犁將軍廣福、江蘇巡撫程德全、安徽巡撫朱家寶、山東巡撫孫寶琦、山西巡撫丁寶銓、河南巡撫寶棻、新疆巡撫聯魁、江西巡撫馮汝騤、湖南巡撫楊文鼎、廣西巡撫張鳴岐、貴州巡撫龐鴻書等聯名致電朝廷，要求立即組織內閣，定明年開設國會。理由就是「日俄協約成後，一舉亡韓。列強均勢政策，將皆一變方針。時局危險，已遠過於德宗在位之日。緩無可緩，待無可待。此即閣會剋期成立，上下合力，猶恐後時，奈何以區區數年期限爭持不決乎？」（《東方雜誌》宣統二年第十一期《中國大事記》）各位重臣請求朝廷聖明獨斷，親簡大臣，立即組織內閣，特頒明詔，定於明年開設國會。朝鮮亡國直接刺激清廷重啟政治改革。

利用朝鮮亡國機會推動朝廷重啟政治改革的，不僅有朝廷內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種勢力。原本鑒於東北亞政治危機而發動的國會請願運動，也在這個時候大張旗鼓加緊進行。10月9日，國會請願代表孫洪伊等至資政院遞交速開國會請願書，理由也是「日本遂吞併朝鮮，扼我吭而拊我背」（《東方雜誌》宣統二年第十一期《中國大事記》），今中國不迅速實行憲政，決不足以拯救危亡。

朝野各界呼聲日高，在這種情形下，朝廷廣納善言，於1910年11月4日宣布將九年預備立憲縮短為五年，並先組織責任內閣。

誰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實際上啟動了大清王朝終結的多米諾骨牌。半年後，責任內閣出台，引發政治動蕩；再半年，湖北新軍發難；再過幾個月，延續兩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進入歷史。

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終結，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鮮亡國，再到大清終結，總覺得其間有一條剪不斷理還亂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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