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於軾的消解術——談《收入差距真的大了嗎》

06-06

肖雪慧

茅於軾新作《收入差距真的大了嗎》①又有不尋常之論。主旨從標題可知，是否認我國收入差距在拉大。而收入差距在不長時間內迅速擴大以至貧富懸殊，既是民眾的切身感受，也是學界不多的共識之一。茅於軾的文章顛覆了人們根據世行發布的數據和切身感受得出的結論。誠然，無論結論得自人們切身感受還是世行數據，都不享有免遭質疑乃至顛覆的權利。但是要提出相反觀點，依託的證據應可靠，論證過程須理性、謹慎，經得起推敲。很遺憾，茅於軾似乎只顧發布新說而無意滿足這些基本要求。

一．似是而非、曲折迂迴否認收入差距大

茅文這樣開頭：「都說中國社會的收入差距已經達到危險的程度，但貧富分化究竟到了何種程度，具體、詳細的統計數據是咋樣，據我了解，還存在不少疑問。根據過去的歷史經驗，過大的收入差距通常會引發治安問題，特別是窮人衣食無著，會鋌而走險。然而，檢查一下近來發生的社會群體事件和突發衝突，會發現像楊佳殺警案、甕安動亂案、鄧玉嬌抗暴、唐福珍自焚案等，卻極少是由於收入差距引起的，多半是老百姓沒處講理，不得不走向暴力。」

文章以「對數據存在疑問」挑明觀點。繼而提出收入差距過大引發治安問題、近年衝突跟百姓缺乏講理和表達訴求的渠道有關。根據這兩個頗為矛盾的說法，便斷言衝突極少由「收入差距引起」，隱在該斷言下的是由文章題目和開頭「疑問」所標示的觀點：近30年來收入差距未必大了。

那麼，以上幾點能支持他的斷言嗎？

對統計數據存在疑問，不假。不過人們更多是懷疑低估了實際差距。有此懷疑絕非想當然，而是依據了一個重要事實：在我國官員財產不公示、且存在嚴重的官商一體②情況下，大量灰色收入和腐敗性收入很難統計。別的不說，擁有的房產量和私人海外存款等大宗財產就很難進入貧富差距的計算之中。茅於軾懷疑統計數據誇大了差距，卻不提供他認為可靠的數據來支持其懷疑，這樣的懷疑不比街頭巷尾或網上無根據傳言更有價值。

對治安問題的表述似是而非，跟談收入差距是否拉大一樣，不明說「沒有」，而用一個「歷史經驗」迂迴表示「沒有引發嚴重治安問題」。接著則說：「貧富差距直接導致的後果本應是犯罪率的提高，但我查了2000年以後的中國統計年鑒發現，當前社會治安問題雖然呈現上升趨勢，卻並沒有什麼突然的變化。社會流動性增加，家庭分離，商業社會言利少義等，才是治安惡化的一些誘導因素。」只說查了數據，卻不告知具體數據究竟怎樣；說沒有突然變化，也不告訴人們，怎樣的變化才算突然。而有限承認的「治安問題上升趨勢」，原因則歸於社會流動性增加，家庭分離，商業社會言利少義。然而，流動性增加和家庭分離，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90年代已相當普遍了，但他並未提供數據證明因此帶來嚴重治安問題。要把2000年之後治安問題增多歸到這兩個因素上，需要證據，不能憑感覺；認為增多跟收入差距無涉或關係不大，同樣不能憑感覺。至於「商業社會言利少義」，可不像出自一個市場派經濟學人之口。現代商業文明以誠信作為良性運作的道德信條，這是經濟學界不分派別普遍認同的。即使商業社會就如茅於軾所說是言利少義，也並不意味著引發治安問題。這樣的論證文不對題！

尤令人費解的是，兩處談數據，數據顯示收入差距大，他說「存在疑問」，根據上下文，此處疑問意味著否定；可要否認治安問題發生突然變化，又稱查了統計年鑒，意味著對治安狀況的斷言以此為據。這種對數據按需取捨、且不說明取捨理由的態度有違治學之道。

茅於軾沒有否認社會群體事件高發，而是指出民眾無處講理，政府拒絕溝通而導致官民衝突是很多群體事件發生的重要根源。在該文，這是少有的清晰、明確表述，也是文章亮點③。但民眾訴求渠道被堵塞而引發衝突，不是問題的全部，更不能以此證明收入差距不大或差距不足以大到引發治安問題。斷言收入差距沒有引發嚴重治安問題，缺乏根據，也跟人們的真實感受太不相符。近年治安形勢愈趨嚴峻，刑案高發，人們體驗深刻，警方也決不敢否認，除非久居深宅大院不識外間變化，才會相信問題不大。北京大興不是以治安名義封村嗎，這可是前無古人的舉措。眼下，繼學校要警力維安之後，醫院發明了聘警官當院長。警官護院，是權力亂象，但也折射了包括治安在內的其他種種問題。治安惡化還有一個更直觀且相當刺眼的現象可資佐證：近年政府機關連同其家屬院戒備森嚴，前所未有。此現象縱然與政府跟民眾關係嚴重錯位直接相關，但跟政府部門心中有數的治安狀況也大有聯繫。

不過無論治安問題嚴重與否，據我看，都不能直接作為判斷收入差距狀況的根據。二者間沒有茅於軾說的那麼簡單的關係。而他把二者關係簡單化之後，不給出任何依據就貿然斷言治安問題不大，又據此否認收入差距拉大，論證方式很不靠譜。

二．將「公平」主觀化而一筆勾銷

公平、公正是自古以來人類的不懈追求，也是評判社會的重要價值準則。對這一任何社會無法迴避、討論收入差距尤其不可迴避的問題，茅先生採取了消解法，說：「『公平』其實是一個很含混的詞。由於含混，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最直觀的公平就是大家都差不多，特別是大家的消費差不多，有些人看到當今社會窮的窮，富的富，消費水平相差十倍百倍，不平之心油然而起。」於是，詞義「含混」、各有各的理解、再加「不平之心油然而起」的臆斷，三管齊下，公平就成了純然主觀的個人感受，無客觀性可言。而「有些人……不平之心油然而起」的表述還暗示「不公」是眼紅和妒富心理的產物。

誠然，何為公平，怎樣才公平，一直存在爭議。然而，第一，公平與否，縱有主觀感受一面，但作為社會的價值評判標準，有若干指標，種種指標依據的是客觀事實而不是感覺。所以，公平問題不是茅先生用「含混」等幾招就可以打發掉的。第二，無論怎麼界定，無論有怎樣的政治、文化差異，都難以否認某些現象為不公。如，財富快速向少數人高度集中，特別是這一過程始終有權力的參與乃至操控——貪腐、官商勾結、權力分肥和自肥、行政壟斷和無處不在的准入門檻，等等，莫不如此；央企高管自定天價年薪，普通勞動者收入過低；壟斷企業職工與其他企業職工收入的巨大差距；在工人與資方關係上，政府以保護投資環境的借口壓制工人，工人被卸掉議價能力而作為孤立的個體面對資方，工資水平全球墊底；個稅主要由中低收入者承擔而有劫貧濟富性質、中等收入者被擠壓，隨時有落入底層的危險；公共服務的極端不平衡既在城鄉之間、不同職業之間，更在官民之間……

這些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不是感覺，也不含混。但茅於軾罔顧事實，將其徹底主觀化，從價值根基上消解掉這個問題。

三．二重標準談貧富

「有人提出，現在貧富差別可能比改革開放前還小了。這個觀點我非常認同」。至此，核心論點正式亮出，即，現在的貧富差距「小於」30年。此論驚世駭俗。但怎樣得出的呢？撇開混亂得一塌糊塗、到處自相矛盾的表述，他給出用以說明貧富差別比過去小的證據之一，是過去只有局級幹部家裡能裝電話，現在差不多人人用手機。證據之二，過去是吃飽和挨餓的差距，穿暖和受凍的差距，現在是吃什麼和穿什麼的差距。

這兩條勉強可視為證據的內容部分符合事實——說只有部分符合，是他的說法太粗疏，好像過去不存在穿好穿壞、吃好吃歹的區別似的。但即使根據部分符合事實的內容，要證明現在貧富差距小於過去，也極其荒唐。

首先，茅先生使用的貧窮標準是靜態的，富裕標準卻在挪移，以靜態的貧窮標準和因時而異的富裕標準淡化差距和當下貧困階層的困境。

談及貧窮，他完全無視時代變遷對「貧窮」標準的改變，忽視不同條件下基本必需品在變化。以他作為證據的手機普遍使用為例。新技術發展使這種通訊工具價格低廉而普及，此其一。更重要的是，現今社會條件下，手機對很多人來說已是不可缺少的生存工具而絕非可有可無，對背井離鄉、家有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的農民工更是如此。相反，一些可以足不出戶但遠比民工富足的人至今不使用手機。所以，是否用手機，絲毫說明不了經濟境況；普遍用手機，也絲毫不能證明貧富差距小了。

第二個證據是吃穿。他斷言30年前的差別是吃飽穿暖跟挨餓受凍的差別，現在是吃什麼穿什麼的差別，按他說法，後一差別小於前一差別。這裡，他忽視了一個學者絕不該忽視的背景事實：中國經濟經歷了30年快速發展，貧、富標準都在變化。死抱住國家經濟瀕臨崩潰時期吃不起飯的所謂貧困標準，於是，今天可以不挨餓受凍、可以活命了，貧者的貧困程度便算是減輕了。詭異的是，忽視背景的靜態標準並未貫徹到底。談及富裕，卻未按30年前標準，比方說，視擁有萬元為大富，更沒有拿他眼裡30年前「溫飽即富」的標準來比照，而是避開財富高度集中在極小部分人身上的事實，把這部分人跟低收入的差別極力淡化成在吃穿享受上「好一點」——如此談差別，我很想知道他怎樣看待諸如黃金宴跟勉強糊口或某些希望小學孩子的食物之間的差別——。唯一承認的重大差別是，社會貧富兩級的住房條件。

四.用所謂「花錢效用收益遞減」淡化、消解貧富懸殊的事實

我國財富分布極端不平衡，有多方面數據和事實相印證。

去年政協第十一屆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期間，賴明常委作大會發言指出：現在貧富懸殊的距離由改革開放初期的4.5：1擴大到12.66：1。城鄉居民收入從1998年的2.52：1擴大到2008年的3.31：1。中西部收入差距也不斷擴大。電力、石油、金融等行業收入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差距高達10倍。賴明提供的這些數據表明，我國財富分布差距在全面擴大。世行最新報告則顯示，中國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高收入的上市國營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差距達128倍；財富集中度遠超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茅先生避而不談財富分布差距，卻拿所謂消費上「花錢效用收益遞減」來消弭這一事實，說：「人們花錢所帶來的享受，從效用上講卻有極為明顯的收益遞減現象，只不過富人為了區別於眾，在消費的品牌上和窮人拉開差距。一個普通的手包，和一個LV包，在功能上並沒有差別，但富人卻喜歡擁有它的那麼一點意義。一件名牌服裝，據說比普通衣服更舒適一點、更有型一點、更耐穿一點……只是『一點』差別，這『一點』差別不是內行還看不出來，但卻花了富人大量錢財。為了穿暖，他們只要花1%的價錢就夠了，而為了這『一點』，他們花了其餘99%的價錢。」

「花1%的價錢」和「花了其餘99%的價錢」之說不倫不類，也是不顧常識的無稽之談。且在他眼裡，人似乎只有吃穿住幾項需要，貧富差距只在這幾方面，至於我國不同階層、不同收入的人在享受公共服務上的天壤之別，享受、佔有社會資源、自然資源④上的天壤之別，完全不在考量之中。

然而，儘管說法不倫不類，要表達的意思卻很明確：富人為了「擁有那麼一點意義」，買東西吃大虧了。這就是他說的「花錢帶來的享受效用收益遞減」。按照此說，貧富兩極在享受上差別不大，因為富人為了「一點」「不是內行看不出來的差別」就得額外花掉「99%的價錢」。於是，繼二重標準談貧富淡化差距之後，又以消費上「享受效用收益遞減」淡化差距，更以輕飄飄的「一點」之說，刻意用語詞戲法淡化、消解巨大貧富懸殊。至於財富過度集中致使極少數人揮霍無度、大部分國民卻購買力低下，這個事實，絕口不談。

再下來，七彎八拐繞了一大圈之後，宣布：「我們倒可以利用這種差別把富人的錢給窮人來用，雖然社會的財富總量沒有變化，但是社會的效用總量得以增加」。

「把富人的錢給窮人用」⑤，是很奇怪的表述。如果一定要給以合理性解釋，我想，應該指奢侈品徵稅。但是，第一，雖然中國新富正在成為世界奢侈品市場最大消費群體，但中國自身沒有世界品牌，購買奢侈品，錢主要流向歐美國家了。關於中國新富這方面動向，有很多報道。世界奢侈品協會指出，2009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超過94億美元，佔全球比例高達27.5%，僅次日本；在未來1-2年，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市場。另有報道指，中國遊客正取代阿拉伯王室和俄羅斯富豪，成為英國品牌和奢侈品的最大外國遊客消費群。最近還有報道，中國旅遊團在紐約購物，千人消費人均六千美元……。除此之外，中國富豪滿世界買豪宅名車、貪官海外豪賭，也是舉世驚詫。暴富階層這種消費動向使茅於軾所謂「社會的效用總量得以增加」成為一個笑話。第二，即使對進口奢侈品徵稅，「給窮人用」之說要成立，須得有公正、透明的財政轉移制度。可中國養官財政世所矚目，再高的稅和費大都落入這個無底洞；投向民生的比例低得不成體統，甚至不如不發達國家。這兩個基本事實，茅先生是不知道還是揣著明白裝糊塗？

五．用「山寨」論據否認國民收入差距過大的危險

步步淡化和消解國民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之後，茅於軾在否認差距過大的危險性上發力。

衡量國民收入分配狀況，有很多方法。基尼係數之所以被世界各國廣泛認同和採用，是因為它給出的反映國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線，被認為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貧富兩極分化。通常以0.4為警戒線，突破警戒線，表明財富已過度集中於少數人。根據世行歷年報告，中國基尼係數30年前為0.28；10年前超過警戒線0.4；2009年升至0.47，且仍在繼續攀升直逼0.5的社會容忍紅線。更有學者認為中國基尼係數其實已超0.5，新華社研究員叢亞平、李長久不久前在經濟參考報的文章就根據大量數據和事實提出「中國基尼係數實已超0.5 可能導致社會動亂」。

這其實也是普遍的擔憂。但茅於軾來個了不承認主義，斷言「不存在這條國際通用的紅線」。不承認，也是一種觀點，但要成立並拿出來示人，還是前面那句話：得靠證據支撐！

無論警戒線還是紅線，表示的都是某種情況發生的高概率。過紅線，意味著進入社會動蕩易發期。要否認，須得有大量相反事實，可茅於軾僅以印度和香港兩個例子就告訴人們不存在這條紅線。但個別例證是不能推翻概率的，所以，即使假定這兩地情況真如他所說，也屬無效論證。

然而比無效論證更荒謬的是，用以證明不存在「紅線」的主要證據之一是來歷不明的「有人說」——「有人說印度基尼係數比中國還要恐怖，但因為這個國家特殊的文化及宗教信仰的原因，貧富差距並沒有給這個國家帶來災難。」

而根據世行報告，中國的基尼係數遠高於印度，印度的基尼係數尚在0.3和0.4之間。

那麼，茅先生在把印度作為一個否認紅線存在的例證提出來時，至少應該履行兩個義務。一，告訴讀者，印度的基尼係數，還有另一個被廣泛採用的數據；二，他採用「印度基尼係數比中國還恐怖」為證據，就應告訴讀者：此說來源？為什麼這樣說？這種說法何以就比世行的數據更可信？

可是，前一情況隻字未提，後面幾問一概迴避。就這樣，憑一個很山寨的「有人說」就斷言「不存在這條國際通用的紅線」。對讀者實在欠尊重。

六．論據論點風馬牛，誤將他鄉認故鄉

否認了國民收入差距存在一條標示危險的紅線，末了，茅先生給出一個美好趨勢安慰眾生，稱「人類發展有一個好的趨勢，財富的差別也許在增大，但人與人的差距特別是人格尊嚴上的差距卻在縮小。」

然而，這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麼不經努力爭取便可供人們坐享好處的趨勢。中國經濟大概是最受惠於全球化趨勢的，但如果不抓住歷史機遇加入到這個進程中，不努力奮鬥，經濟增長也只能是鏡花水月。茅於軾無視收入差距巨大的現實，虛無縹緲說「趨勢」，對低收入階層來說，這種大而無當的宣示其實是一種忽悠。所說好趨勢指「人格尊嚴上差距在縮小」，忽悠意味更大。無須高深學問，有點現代社會常識也可知道，人格尊嚴狀況，很大程度取決於社會的政治制度。

茅於軾撇開要害侈談「人格尊嚴差距縮小」，既模糊人們視線又過於虛幻。舉的例，則令人啞然失笑：

「讓農民給比爾·蓋茨倒杯咖啡，蓋茨也得說聲謝謝，總統也一樣要對服務員說謝謝，而當年的慈禧太后就絕對不會對李蓮英道謝。『文革』時，大家工資收入看上去比較平等，可地位卻很不平等，結果不但政治上極端不公平，經濟也到了崩潰的邊緣，如今雖然財富的差距懸殊，但仍有人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和聰明才智過上富裕的生活，這就算是社會的一種進步。」

要作論證，證據跟論點之間要有對應關係而不能風馬牛。談人格尊嚴上差距縮小「趨勢」，把比爾·蓋茨對農民、總統對服務員、慈禧太后對李蓮英⑥一古腦拉扯在一起，猶如一幅風馬牛。不過我願意作另一理解——他也許在做橫向縱向比較？然而，橫向舉證比爾·蓋茨或總統對他人的尊重，那狀況是彼處的而非此處的，不能誤認他鄉作故鄉。縱向舉慈禧對下人的態度，大概要證明這種人格不平等的極端情況已成歷史。果真如此，茅先生儼然桃花源中人。對現今源源不斷出自官員，只有「更」沒有「最」的囂張語言和行徑，他似乎懵然不曉。

不過，強調過去人與人地位不平等，這是事實。但說現在較過去平等，卻屬妄斷。現實是，過去的等級差別，這30年更細化了；特權階層過去有的特權，現在一樣不少，且更強化了，不僅強化，特權內容無以復加的擴展了。如果要說趨勢，中國近一二十年來，等級在擴大而不是縮小。這種不良趨勢還在加深。

至於「仍有人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和聰明才智過上富裕的生活」，就算只當寬心話，也太具反諷意味。貧窮、富裕、權力、官位的代際傳遞已成正在撕裂社會的頑疾。別的不說，僅各地曝光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招考名堂，就折射出底層通過自身努力改變處境的通道日益被堵塞。茅於軾所謂「仍有人可以」，當然，出幾個也叫「仍有人」。可如此的「仍有人」對於證明他的社會趨勢還有意義嗎？

七．結語

對已然過大的貧富差距，茅先生用一連串烏龍證據和論證來否認，否認不了則淡化、消解；消解不了，則否認存在著標示進入高危社會的紅線；最後用不著調的「人格尊嚴差距縮小」搞精神按摩。

然而，否認已經存在的問題是不明智的，精神按摩更是無濟於事。居安也該思危，何況危機重重，絕不安寧。很多跡象表明，一起始就跟體制問題糾結在一起的貧富懸殊已使中國進入高危社會。近年衝突多發，自殺率高，因貧困、缺保障、無出路而自殺的情況尤其引人注目⑦，不久前見諸報端的幾起尤其凸顯社會病態——昆明拾荒兄弟雙雙自殺、陝西留守兒童相約自殺，等等……令人極為震驚。而每年數萬起群體性事件，過高的維穩成本使社會不堪重負。種種不安寧跡象到處顯露的現況下，越來越多的衝突從不可預料處爆發，再多維穩力量和措施都會防不勝防。一旦出現整個社會的災難性衝突，首當其衝的恐怕是富裕階層。

2010年7月16日完稿，將由社會科學論壇刊出

註：

①該文鏈接：http://ne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c/article_2010070212462.html

②包括變相的官商一體和壟斷企業那種公開的官商一體。

③另一處是談政府主導的慈善機制遏制了慈善業發展。不過，無論官民衝突還是慈善困局上的觀點都非茅先生獨具，思想學術界早有人提出，民眾也早已從自身經歷和觀察中得出相同結論。

④歷史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高收費事實上排斥了貧者對這些遺產的分享，各地景區、甚至核心風景區越來越成為私家領地，更加劇了排斥。

⑤這種說法含有貧困民眾仰賴富裕階層的錢生存的意味，跟他在《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時一脈相傳。如果考慮到中國暴富群體對社會的掠奪，這種說法是對事實的顛倒。

⑥茅於軾選取的這種一一對應關係，本身就於下意識中流露出根深蒂固的身份等級意識；「讓農民倒杯茶」，一個「讓」字更流露出頤指氣使。類似這種居高臨下的說法，茅文中很常見，「把富人的錢給窮人來用」也一樣。

⑦去年，據民政部原副部長李寶庫說，中國農村老年人自殺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