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交易的底線：戊戌變法中的袁世凱

袁世凱 為紀念戊戌變法115周年，新浪歷史特邀請五位歷史學家，共話戊戌變法的成敗得失，還原115年前那場變法前後的權力角逐、理念碰撞。用那個時代、那些人的故事，來指引我們對百年來中國政治變革的反思。以下為學者李剛接受新浪歷史採訪的第二部分，談戊戌變法中的袁世凱。

　　袁世凱告密，擴大了慈禧的打擊範圍

　　新浪歷史：請您談談對在戊戌變法中的袁世凱的評價。

　　李剛：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袁世凱的「新建陸軍」與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共同隸屬於直隸總督榮祿之下，並稱北洋三軍。

　　從變法觀念上來說，袁世凱的主張與維新派非常接近(在立憲、議會制度以及對孔教的認可觀念上肯定有區別)。他與康有為在政治上都屬於活躍分子，雖然級別差別不小，但甲午之後，彼此有相互需要的基礎。在1895年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後，袁世凱已經注意到康。當年康有為的第四次上清帝書，便是由袁世凱遞交督辦處(但是榮祿沒有收)。強學會成立之時，據梁啟超回憶：「袁公收捐金五百，加以各處募集得千餘金。」(袁一個人的出資佔到強學會最初募集額的近一半。)並且有證據表明，袁世凱的重要政治盟友——徐世昌在此時充當袁與維新派的聯絡人。此後徐致靖給光緒皇帝呈上的《保薦袁世凱折》就是康有為代擬：「臣聞新建軍之練洋操也，精選將弁，嚴定餉項，賞罰至公，號令嚴肅」，袁世凱從三品按察使升為二品候補侍郎就是維新派推動的結果。據畢永年回憶，袁世凱對維新派是做過全力以赴的政治承諾的。由此可見，康、袁的接觸是有長期背景的，維新派儘力保舉袁世凱、袁世凱在軍事上儘力保證維新派的安全，這是一種不言而喻的政治交易關係。並且在譚嗣同面見袁世凱之前，也有其他人先期赴小站進行了溝通，甚至袁克定也參加了會談。

　　與維新派走近就是靠近當今皇帝，而光緒帝是合法的皇帝，袁世凱無論從自我利益出發，還是政治倫理上，都有充足的理由說服自己與維新派合作。

　　但是，他有他的合作底線：對自己的政治生命沒有負面影響。這個底線是撕毀與維新派合作協議的附加條件。這一點雙方也心知肚明。

　　袁世凱在戊戌政變中充當了怎樣的角色？目前以下說法越來越受到重視和承認：袁世凱向慈禧太后自我表功的《戊戌日記》系事後「補記」，其告密其實發生在慈禧決定發動政變之後，而非之前，他在天津對榮祿的告密，已經來不及成為初六日早晨政變的導火線。楊崇伊的奏摺才是慈禧政變的第一功臣。而初六上諭也只是拿辦康有為，而非「康黨」：「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如果慈禧得到袁世凱「圍園劫後」的告密，一定會在詔書中體現出來，使她的政變會變得更加名正言順。而事實上，到了八月初九日才有了新旨：「張蔭恆、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治罪」，因為袁世凱的告密，抓捕範圍擴大，戊戌六君子於八月十三日未經審訊即被處決，在第二天宣示的罪狀中，有「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等語。

　　其實，以上是旁證最多的一種說法，但並不是無懈可擊的。歷史細節的謎，便是歷史的魅力之一。

　　戊戌之變，無論是對袁世凱本人，還是對整個中國近代史，都有深遠的影響，正如惲毓鼎在《崇陵傳信錄》所說：「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而後可論十年之朝局。」——帝國的天空，當需要改革的清風時，清風不能來，天地便是一片革命前夜的渾沌：上層無休止的逐權，下層無休止的殺伐。在歷史面前，皆為無知者無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