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黑人文學的發展歷程及模式
黑人文學是美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產生在美國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經歷了不同的發展時期和較長的發展過程，表現了黑人被奴役、被迫害的處境，以及為自己的解放而勇於鬥爭的精神，成為美國現實主義文學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直到1993 年美國黑人小說家托妮·莫里森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美國黑人文學才逐漸進入了美國文學的主流視野。最早來到美洲大陸的黑人奴隸，將從非洲祖先那流傳下來的歌曲節奏融進新的宗教信仰中，創作出了對美國黑人文學影響最廣的一種歌曲。他們將所有苦難、憂傷、信仰以及對自由的嚮往，都融入到他們的歌曲中，帶入他們的祈禱里。非洲黑人的主要宗教信仰是傳統宗教，其核心內容為尊天敬祖。來到美國後非洲傳統宗教與基督教融合為宗教混合教義與現實的矛盾，讓黑人奴隸們擁有了自己的思想武器：白色子民不該虐待黑同胞，因為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非洲文化的重要內容為非洲神話民俗，尤其是音樂舞蹈。非洲音樂以感情豐富為主要特徵，舞蹈則動作粗獷有力、旋律強烈感人。毋庸置疑，美國黑人為美國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卻像牲口一樣受盡了磨難。美國黑人文學作為黑人民族話語的代言人，必然要用自己的作品為自己說話。
在苦難的歲月里，黑人靠歌聲表達心中的悲憤，用民間歌謠傳遞起義的信息，用詩歌抒發自己的心聲。早期美國黑人文學，表現了黑人勞動者的質樸淳厚、感情的深沉、戰鬥中的剛毅和受迫害受奴役的生活，不少作品既有豐富的思想內容，又有一定的藝術造詣。黑人文學的出現，使美國文學具有更廣泛的民族內容和更深刻的民主精神。美國黑人文學真正開始於18 世紀，後在一代代非裔作家努力下，經歷了以休斯頓為領袖的哈萊姆文藝復興（第一次高潮，20 世紀20 年代至30 年代末），以賴特為領袖的第二次高潮（20 世紀四五十年代），以諾主莫里森為領袖的第三次高潮（20 世紀70 年代後）。
美國黑人文學取得巨大成就，離不開非裔作家的精神訴求，而此訴求是與黑人民族悠久的民族歷史、堅定的民族信仰和燦爛的祖先文化，以及黑人在美國的生存壓力緊密相關的。 20 世紀20 年代，爆發了美國黑人以文化「首府」——— 紐約哈萊姆區為中心，以復興黑人民間文化遺產、表現民族自我、反對種族歧視和振興美國黑人文化為主要內容，在保持黑人尊嚴和個性的前提下，以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為宗旨的文化思想啟蒙運動，也就是哈萊姆文藝復興運動。 20 世紀初，美國黑人面臨著貧窮和種族歧視，當時的哈萊姆區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藝術社會革新運動的地區之一，著名的黑人運動領袖杜博斯和阿蘭·羅克，在為爭取黑人的社會地位而不懈努力；蘭斯頓·休斯把黑人的苦難寫入了他的現代詩中；艾靈頓公爵引入了黑人爵士和布魯斯音樂；藝術家阿倫·道格拉斯、馬羅·瓊斯帶來了現代表現主義風格。這一時期休斯頓·貝克（Houston A.Baker，Jr.）的成就主要體現在詩歌方面。其詩歌充分表達了對黑人命運的關切以及對種族歧視的憤慨。他在詩中柔和美國黑人布魯斯，爵士樂、拉格泰姆等傳統音樂和口頭歌謠，創造了美國黑人詩歌的基本模式。從《年輕女子的布魯斯》看出經典的布魯斯形式，在《延遲的夢之蒙太奇》中採用爵士樂的一種———比巴波音樂，更好的表達了黑人渴望表現民族文化、控訴民族歧視的心情。休斯頓通過在作品中弘揚並加工黑人音樂、舞蹈、藝術、傳說、民俗、方言的做法傳遞出那個時代的精神訴求：熱愛、實踐民族宗教文化傳統並對之形成自信、自豪的態度是廣大黑人在環境惡劣的異鄉，抨擊種族歧視構建精神家園的思想武器。賴特、鮑德溫和艾利森是第二次高潮的代表。理查德· 賴特(Richard Wright)的《土生子》被認為是黑人文學的里程碑，標誌著黑人文學第二次高潮的到來，也真正迫使美國社會對黑人文學刮目相看。出於種種複雜的歷史原因，寫作行為對於黑人作家來說一直是一種政治行為，所以他們的文學基本上是「抗爭」式的。賴特指出黑人文學創作，應該從表現中產階級黑人的理想和挫折，轉移到下層市民的憤怒和不滿。一時間，賴特式的抗議文學大量出現，作為抗議派的領袖，賴特的作品拒絕傳統的通過黑人音樂、黑人教堂、黑人大家庭的傳統生存策略，但並未拋棄非洲傳統文化和宗教。他在小說中賦予比格極強的生命力，象徵著非洲原始又神秘的力量在比格身上的生生不息，而比格以暴抗暴的行為正是賴特一直以來的精神訴求：美國黑人像他們的祖先一樣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他們應該利用其生命力去和白人反抗，才能獲得幸福自由。作為一名美國當代黑人女性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托尼·莫里森致力於護持和弘揚黑人文化，她的小說始終以表現和探索黑人的歷史、命運和精神世界為主題。莫里森視寫作為一種思考方式，在作品中凸顯性別、種族、文化，以充滿詩意的文筆，描繪白人文化與黑人文化對立與錯位、排斥與融合、衝突與影響的複雜關係。莫里森一系列神話般的書寫更震撼了整個美國文壇，《所羅門之歌》借奶娃尋找自己的種族歸屬再現黑人祖先文化。《樂園》接描寫襲擊修道院對種族主義提出警告。《柏油娃》中森和雅丹的分手，《爵士樂》中喬與維奧利特的和解，表達了對黑人自身融合的關注。莫里森把廣大黑人的歷史和生存現狀，置於整個文化大背景下，認真梳理和概括了美國黑人精神的發展史，用自己浩瀚的文學畫卷，傳遞了自己的精神訴求：美國黑人民族只有在熱愛自己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基礎上，重視過去、正視現在，積極主動從自身融合走向黑白融合，才能實現美國黑人和美國白人的雙贏。 從黑人文學理論角度來說，當美國文化的同化模式把黑人排斥在外的時候，黑人為了爭取白人的承認自覺地接受了這一模式，即為了證明黑人與白人同樣是人，他們自動抹殺了黑人的特殊性與獨特性，抹殺了黑人與白人在種族、歷史和文化上的差異。美國黑人文學理論家蓋茨在《權威、（白人）權力與（黑人）批評家》中講述的亞歷山大·克拉梅爾，就是這樣一位自覺認同同化主義模式的黑人知識分子。克拉梅爾堅信：「對於黑人來說，掌握主人的語言是他通向文明、通向理性及社會平等的唯一道路。」然而，當同化的熔爐終於被迫向黑人打開大門時，後者卻不再接受它那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前提了。他們紛紛由「平等」轉而尋求，並肯定自己的「差異性」。蓋茨告別了他的先驅：「現在，我們終於必須戴上黑人特性授予權力的面具，並且用那種語言———黑人特有的語言———說話。」這表明有色人種不再把自己與白人的差異，視為恥辱和低人一等的標誌，他們不僅不再為自己的膚色感到自卑，而且開始把自己獨特的歷史和文化經驗，看作是力量與認同的資源。黑人哲學家阿皮亞解釋道，如果你是一個生活在種族主義社會裡的黑人，那你就必須時時防範對你的尊嚴的冒犯。在這樣的語境里，僅僅要求有尊嚴地生活是不夠的，要求享有平等的尊嚴也是不夠的。你必須要求作為一個黑人而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尊嚴。韋斯特認為這種「新型的文化差異政治」的特點是「弘揚多樣性和異質性，拒斥同一性與同質性」，要求的平等不是同化主義的「等同」，而是文化差異之間的平等。這種差異政治是邊緣化社會群體「對當代全球狀況的創造性反應」。黑人女權主義者巴巴拉·史密斯認為，人們無需擁有 「共同文化」也可以進行交流，而且一直是這樣交流的。共同文化、民族文化、主流文化都是霸權文化的代碼。她激憤地宣稱：「我們從來沒有共同性，我們不可能產生共同性，我們也不需要共同性！」美國一位大學負責人曾沮喪地說：美國人所津津樂道的文化「熔爐」模式已經被「沙拉缽」模式取代了。今天的美國，眾皆為一的口號已頗具爭議性，因為他一方面表示融合，同時各部分可能會頑固的保持獨立性。而事實上美國人既是黑人也是白人，既富有也貧窮，既是新教徒也是天主教徒或猶太教徒。他們有各種各樣的民族和種族背景，大熔爐觀念已經逐步讓位於「沙拉缽」模式。黑人文學作家們也用其內心的力量和智慧，在「沙拉缽」里享有同等的地位，成為美國文學一支重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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