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序言　　要完成《資本論》第二卷的付印工作，使本書既成為一部聯貫的、儘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編者的著作，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留下的修訂稿很多，多半帶有片斷性質，所以．要完成這個任務就更為困難。至多只有一稿(第IV稿)經過徹底校訂，可以照原樣付印。但是，由於有了以後的修訂稿，這一稿的大部分也變得陳舊了。材料的主要部分，雖然在實質上已經大體完成，但是在文字上沒有經過推敲，使用的是馬克思寫摘要時慣用的語句：不講究文體，有隨便的、往往是粗魯而詼諧的措辭和用語，夾雜英法兩種文字的術語，常常出現整句甚至整頁的英文。這是按照作者當時頭腦中發揮的思想的原樣寫下來的。有些部分作了詳細的論述，而另一些同樣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實材料搜集了，可是幾乎沒有分類，更談不上加工整理了。在有些章的結尾，由於急於要轉入下一章，往往只寫下幾個不聯貫的句子，表示這裡的闡述還不完全。最後，還有大家知道的、連作者自己有時也辨認不出的字體。　　我只是把這些手稿儘可能逐字地抄錄下來；在文體上，僅僅改動了馬克思自己也會改動的地方，只是在絕對必要而且意思不會引起懷疑的地方，才加進幾句解釋性的話和承上啟下的字句。意思上只要略有疑難的句子，我就寧願原封不動地編入。我所改寫3和插入的文句，總共還不到十個印刷頁，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動。　　只要列舉一下馬克思為第二卷留下的親筆材料，就可以證明，馬克思在公布他的經濟學方面的偉大發現以前，是以多麼無比認真的態度，以多麼嚴格的自我批評精神，力求使這些偉大發現達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這種自我批評的精神，使他的論述很少能夠做到在形式和內容上都適應他的由於不斷進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擴大的眼界。這個材料包括以下幾部分：　　首先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手稿，四開紙1472頁，共23本，寫於1861年8月到1863年6月。這是1859年以同一書名在柏林出版的第一冊的續篇。從第1—220頁(第I-V本)，然後再從第1159—1472頁(第XIX—XXIII本)，是論述《資本論》第一卷中從貨幣轉化為資本一直到卷末所研究的各個題目，是該書現有的最早文稿。從第973—1158頁(第XVI—XVIII本)，是論述資本和利潤、利潤率、商人資本和貨幣資本，即那些後來在第三卷手稿中闡述的題目。但是，在第二卷論述的題目和後來在第三卷論述的許多題目，都還沒有專門加以整理。它們只是附帶地，特別是在手稿的主體部分，第220—972頁(第VI—XV本)，即《剩餘價值理論》里提了一下。這一部分包括政治經濟學核心問題即剩餘價值理論的詳細的批判史，同時以同前人進行論戰的形式，闡述了大多數後來在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中專門地、在邏輯的聯繫上進行研究的問題。這個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許多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經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來，作為《資本論》第四卷出版。這個手稿雖然很有價值，但是能夠用於現在出版的第二卷的地方並不多。　　按照時間的順序，接下去是第三卷的手稿。這個手稿至少大4部分寫於1864年和1865年。馬克思在基本上完成這個手稿之後，才著手整理1867年印行的第一卷。我現在正在整理這個第三卷手稿，以便付印。　　以後一段時間，即在第一卷出版之後，有供第二卷用的一組對開紙手稿，計四份，馬克思自己作了I—IV的編號。其中第I稿(150頁)，大概寫於1865年或1867年，這是現在這樣編排的第二卷的最早的一個獨立的、但多少帶有片斷性質的修訂稿。這個手稿也沒有什麼可以利用的。第III稿一部分是引文和馬克思札記本的提示的彙編(多半和第二卷第一篇有關)，一部分是經過修訂的個別論點，特別是對亞·斯密關於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以及關於利潤源泉的見解的批判；此外，還有屬於第三卷範圍的關於剩餘價值率和利潤率的關係的論述。提示沒有提供多少新的東西；用於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經過加工的部分，由於有了後來的修訂稿，大部分也只好棄置不用。——第IV稿是第二卷第一篇和第二篇前幾章的已經可以付印的修訂稿，這部分已經在適當的地方採用了。這個手稿雖然比第II稿寫得早，但是，因為形式上比較完整，所以可以在本卷適當的地方很好地加以利用，只要把第II稿的一些內容補充進去就行了。——最後的這份手稿，是第二卷的唯一相當完整的修訂稿，稿上註明的日期是1870年。下面馬上就要提到的供最後修訂時參考的筆記說得很清楚：「第二個修訂稿必須作為基礎。」　　1870年以後，又有一個間歇期間，這主要是由馬克思的病情造成的。他照例是利用這類時間進行各種研究。農學，美國的特別是俄國的土地關係，貨幣市場和銀行業，最後，還有自然科學，如地質學和生理學，特別是獨立的數學研究，成了這個時期的許多札7記本的內容。1877年初，他感到健康已經恢復到可以進行原來的工作了。1877年3月底，他從上述四份手稿中作出提示和筆記，並以此作為重新修訂第二卷的基礎。這一卷的開頭部分用的是第V稿(對開紙56頁)。這部分手稿包括開頭四章，還沒有怎麼加工。一些要點是放在正文下面的注釋中來闡述的。材料與其說經過精心挑選，還不如說只是搜集在一起。但是，這份手稿是對第一篇的最重要部分的最後的完整的論述。———根據這份手稿整理出一份可以付印的手稿的第一次嘗試，是第VI稿(寫於1877年10月以後和1878年7月以前)；只有四開紙17頁，包括第一章的大部分，第二次也就是最後一次嘗試，是「1878年7月2日」寫成的第VII稿，它只有對開紙7頁。　　看來，這時馬克思已經明白了，如果他的健康狀況不根本好轉，他就決不能完成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修訂工作，使之達到自己滿意的程度。事實上，第V—VIII稿已經夠多地留下了他同折磨人的疾病進行頑強鬥爭的痕迹。第一篇最難的部分在第V稿重新作了修訂；第一篇其餘的部分和整個第二篇(第十七章除外)沒有什麼重大的理論上的困難；但是第三篇，即社會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在馬克思看來，非重寫不可。因為第II稿在論述再生產時，起初沒有考慮到作為再生產媒介的貨幣流通，後來考慮到這種貨幣流通就要再論述一次。原來的部分應當去掉，全篇應當改寫，以適應作者已經擴大的眼界。這樣就產生了第VIII稿，這是一個只有四開紙70頁的筆記本；只要對照一下現在印成的第三篇(采自第II稿的插入部分除外)，就可以知道，馬克思善於把多少東西壓縮到這個篇幅中去。　　這個手稿也只是對問題的初步考察；它的首要課題，是確定並8且闡述那些對第II稿來說是新獲得的觀點，而對那些沒有新東西可說的論點，就不加考慮了。與第三篇多少有關的第二篇第十七章的重要部分，在這裡又作了修改和發揮。邏輯的聯繫常常中斷；有些地方的論述不完整，特別是結尾部分的論述完全是片斷的。但是，馬克思要說的話，在這裡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都說了。　　這就是第二卷的材料。馬克思逝世前不久曾對他的女兒愛琳娜說，希望我根據這些材料「做出點什麼」來。我在最有限的範圍內接受了這種委託；我儘可能把我的工作限制在單純選擇各種文稿方面。因此，我總是把最後的文稿作為根據，並參照了以前的文稿。只有第一篇和第三篇出現了實際的、不僅僅是技術性的困難；而這種困難也不小。我總是設法完全根據作者的精神去解決這些困難。恩格斯沒有完全接受馬克思的委託，從而將歷史的機遇留給了我們。我們不僅可以根據《資本論》第二和第三卷的內容「做出點什麼」，而且應當結合歷史的新進展而做得更多，這是我們的歷史使命。　　本卷的引文，在用作事實例證的地方，或在每一個想探究問題的人都可以找到原文(例如亞·斯密著作的引文)的地方，大多數我都翻譯出來了。只有第十章不能這樣做，因為那裡要直接批判英文原文。——摘自第一卷的引文，都註明了第二版即馬克思生前付印的最後一版的頁碼。　　第三卷可用的材料，除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最初的手稿，除了第III稿中前面提到的部分和一些隨手記入札記本的簡短筆記，只有上述1864年到1865年寫的那個對開紙的手稿，它經過和第二卷的第II稿大致同樣充分的加工，最後，還有一本1875年的手稿，是論述剩餘價值率和利潤率的關係的，這是用數學的方法(用方程式)來說明的。第三卷的付印準備工作正在迅速進行。根據我現在的判斷，這一工作的困難主要只是技術性的，當然，某些極為重要的章節是例外。9　　在這裡，我要駁斥對馬克思的一種指責。這種指責，最初只是個別人暗地裡進行的。現在，在馬克思逝世以後，卻由德國講壇社會主義者—國家社會主義者及其信徒，當作不容置疑的事實加以宣揚，說什麼馬克思剽竊了洛貝爾圖斯。關於這件事，我已經在另一個地方說了急需說的話，但只有在這裡，我才能提出有決定意義的證據。　　據我所知，這種指責最初見於魯·邁耶爾《第四等級的解放鬥爭》第43頁：　　「可以證明，馬克思從這些出版物中，汲取了他的批判的大部分。」　　在得到進一步的證據以前，我盡可以認為，這種斷言之所以全部「可以證明」，是因為洛貝爾圖斯曾經向邁耶爾先生保證有這麼一回事。——1879年，洛貝爾圖斯親自出場了，他在寫給約·澤勒爾的信(1879年在杜賓根出版的《一般政治學雜誌》第219頁)中，談到他的《關於我國國家經濟狀況的認識》(1842年)一書時說：　　「您將會發現，這一點{指書中展開的思路}已經十分巧妙地被馬克思……利用了，當然他沒有引證我的話」。　　洛貝爾圖斯遺稿的出版者泰·科扎克也毫不隱諱地重複了這種說法(洛貝爾圖斯《資本》1884年柏林版，導言第XV頁)。——10最後，在1881年由魯·邁耶爾出版的《洛貝爾圖斯—亞格措夫博士的書信和社會政治論文集》中，洛貝爾圖斯直截了當地說：　　「我現在發現，謝夫萊和馬克思剽竊了我，而沒有提到我的名字」(第60封信第134頁)。　　在另一個地方，洛貝爾圖斯的奢望表達得更明確：　　「資本家的剩餘價值是從哪裡產生的，這個問題我已經在我的第三封社會問題書簡中說明了，本質上和馬克思一樣，不過更簡單、更明了。」(第48封信第111頁)　　所有這些關於剽竊的指責，馬克思從來都是一無所知。他手邊的一冊《解放鬥爭》，只裁開了和「國際」有關的部分，其餘的部分是在他逝世以後才由我裁開的。杜賓根的雜誌，馬克思從來沒有見到過。給魯·邁耶爾的《書信》，他也毫無所知。說到「剽竊」的那個地方，只是到1884年，由邁耶爾博士先生自己好意地提起，才引起我的注意。不過，第四十八封信馬克思是知道的。邁耶爾先生曾經好意地把原信交給馬克思的小女兒。關於馬克思的批判要在洛貝爾圖斯那裡尋找秘密源泉這樣一些離奇的謠言，當然也傳到了馬克思的耳邊。當時馬克思把信給我看，並說，他在這裡終於得到可靠的消息，知道洛貝爾圖斯本人的奢望是什麼。只要洛貝爾圖斯不再說些別的什麼，他，馬克思，盡可以不予理睬；如果洛貝爾圖斯認為他自己的敘述更簡單、更明了，那就讓他去享受這種樂趣。事實上，馬克思認為，整個事情已經由洛貝爾圖斯的這封信而了結了。　　馬克思完全可以這樣想，因為正如我清楚地知道的，直到1859年前後，他對洛貝爾圖斯的全部文字活動還是一無所知，而這時，他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僅在綱要上已經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細節上也已經完成。1843年，他在巴黎開始研究經濟學時，是從11偉大的英國人和法國人開始的。在德國人當中，他只知道勞和李斯特，而有這兩個人，對他說來也就夠了。馬克思和我以前都根本沒有聽說過洛貝爾圖斯，直到1848年，當我們要在《新萊茵報》上批判洛貝爾圖斯這位柏林議員的演說和他充任大臣的活動時，我們才知道這個人。當時，我們對他什麼也不了解，就去問萊茵省的議員，這個突然當了大臣的洛貝爾圖斯究竟是什麼人。然而那些議員也不能告訴我們洛貝爾圖斯的經濟學著作方面的任何東西。可是，當時馬克思在沒有洛貝爾圖斯的任何幫助下，不僅已經非常清楚地知道「資本家的剩餘價值」是從哪裡「產生」的，而且已經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樣「產生」的。這一點，從1847年的《哲學的貧因》和1847年在布魯塞爾所作的、1849年發表在《新萊茵報》第264—269號上的關於僱傭勞動與資本的講演，可以得到證明。1859年前後，馬克思才從拉薩爾那裡知道還有洛貝爾圖斯這樣一個經濟學家，後來他在英國博物館看到了洛貝爾圖斯的《第三封社會問題書簡》。　　實際情況就是這樣。馬克思從洛貝爾圖斯那裡「剽竊」的內容又是怎樣的呢?洛貝爾圖斯說：　　「資本家的剩餘價值是從哪裡產生的，這個問題我已經在我的第三封社會問題書簡中說明了，和馬克思一樣，不過更簡單、更明了。」　　因此，核心問題是：剩餘價值理論；事實上不能說，洛貝爾圖斯還能從馬克思那裡把別的什麼東西說成是他所有的。因此，洛貝爾圖斯在這裡自封為剩餘價值理論的真正創始人，而馬克思從他那裡剽竊了剩餘價值理論。　　這個第三封社會問題書簡又怎樣向我們說明剩餘價值的產生呢?只不過是這樣：被他看作地租和利潤之和的「租」所以產生，12不是由於對商品價值的「價值追加」，而是「由於工資所受到的價值扣除，換句話說，由於工資僅僅構成產品價值的一部分」，並且在有足夠的勞動生產率的情況下，「工資不需要等於勞動產品的自然交換價值，以便後者還會留下一部分作為資本的補償和租」。　　這裡沒有告訴我們，如果從產品的「自然交換價值」中沒有留下一部分作為「資本的補償」，更確切些說，作為原料和工具磨損的補償，那這是什麼樣的產品「自然交換價值」。　　幸而我們還能夠證實，洛貝爾圖斯這個劃時代的發現，對馬克思產生了什麼樣的印象。在《批判》手稿第X冊第445頁及以下各頁中，我們發現了《插入部分。洛貝爾圖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論》。在這裡，馬克思只是從這個觀點來看待第三封社會問題書簡的。對於洛貝爾圖斯的一般剩餘價值理論，他是用諷刺的評註來駁倒的：「洛貝爾圖斯先生首先研究在土地佔有和資本佔有還沒有分離的國家中是什麼情況，並且在這裡得出重要的結論說：租(他所謂租，是指全部剩餘價值)只等於無酬勞動，或無酬勞動藉以表現的產品量。」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類生產剩餘價值已經有幾百年了，他們漸漸想到剩餘價值起源的問題。最早的見解是從商人的直接的實踐中產生的：剩餘價值產生於產品價值的追加。這種見解曾在重商主義者中間占統治地位，但是詹姆斯·斯圖亞特已經看到，在這種情況下，一人之所得必然是他人之所失。儘管如此，在很長一段時間，特別是在社會主義者中間，這種見解仍然陰魂不散。然而它被亞·斯密從古典科學中趕出去了。13　　斯密在《國富論》第一篇第六章中說：　　「一旦資本在個別人手中積累起來，其中某些人自然就利用它使勤勞者去勞動，向他們提供原料和生活資料，以便從他們的勞動產品的出售中，或者說，從這些工人的勞動加到那些原料價值上的東西中，取得利潤……工人加到原料上的價值，在這裡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資，另一部分支付企業主的利潤，作為他預付在原料和工資上的全部資本的報酬。」　　稍後，他又說：　　「一旦一個國家的土地全部變成了私有財產，土地所有者也象所有其他人一樣，喜歡在他們未曾播種的地方得到收穫，甚至對土地的自然成果也索取地租……工人……必須把用自己的勞動收集或生產的東西讓給土地所有者一部分，這一部分，或者說，這一部分的價格，就構成地租。」　　對於這段話，馬克思在上述《批判》手稿第253頁中作了如下評註：「可見，亞·斯密把剩餘價值，即剩餘勞動——已經完成並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超過有酬勞動即超過以工資形式取得自己等價物的勞動的餘額——理解為一般範疇，而本來意義上的利潤和地租只是這一般範疇的分枝。」　　其次，斯密在第一篇第八章中說：　　「一旦土地成為私有財產，對工人在這塊土地上所能生產和收集的幾乎一切產品，土地所有者都要求得到一份。他的地租是對耕種土地的勞動所生產的產品的第一個扣除。但是，種地人在收穫以前很少有維持自己生活的資金。他的生活費通常是從他的僱主即租地農場主的資本中預付的。如果租地農場主不能從工人勞動的產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說，如果他的資本不能得到補償並帶來利潤，他就沒有興趣僱人了。這種利潤是對耕種土地的勞動所生產的產品的第二個扣除。幾乎所有其他勞動的產品都要作這樣的扣除，來支付利潤。在所有產業部門，大多數工人都需要僱主預付給他們原料以及工資和生活費，直到勞動完成的時候為止。這個僱主從他們勞動的產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說，從他們的勞動加到加工原料上的價值中得到一份，這一份也14就是僱主的利潤。」　　對於這段話，馬克思的評註是(手稿第256頁)：「總之，亞·斯密在這裡直截了當地把地租和資本的利潤稱為純粹是工人產品中的扣除部分，或者說，是與工人加到原料上的勞動量相等的產品價值中的扣除部分。但是，正如亞·斯密自己在前面證明過的，這個扣除部分只能由工人加到原料上的、超過只支付他的工資或只提供他的工資等價物的勞動量的那部分勞動構成；因而這個扣除部分是由剩餘勞動，即工人勞動的無酬部分構成。」　　可見，亞·斯密已經知道「資本家的剩餘價值是從哪裡產生的」，以及土地所有者的剩餘價值是從哪裡產生的；馬克思在1861年已經坦率地承認了這一點，而洛貝爾圖斯和他的那伙在國家社會主義的溫暖的夏雨中象蘑菇一樣繁殖起來的崇拜者，看來已經把這一點忘得一乾二淨。　　馬克思接著說：「然而，斯密並沒有把剩餘價值本身作為一個專門範疇同它在利潤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區別開來。斯密尤其是李嘉圖在研究中的許多錯誤和缺點，都是由此而產生的。」——這個論點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洛貝爾圖斯身上。他的「租」只是地租十利潤之和；關於地租，他提出了一種完全錯誤的理論，關於利潤，他盲目地接受了他的前輩的說法。——而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卻是生產資料所有者不付等價物就佔有的價值額的一般形式。這個價值額，按照馬克思首先發現的一些十分獨特的規律，分割為利潤和地租這樣一些特殊的轉化形式。這些規律將要在第三卷中加以闡述。在那裡將第一次說明，從理解一般剩餘價值到理解剩餘價值轉化為利潤和地租，從而理解剩餘價值在資本家階級內部進行分配的規律，需要經過多少中間環節。15　　李嘉圖比亞·斯密已經前進了一大步。李嘉圖關於剩餘價值的見解是建立在一種新價值理論的基礎上的，這種理論在亞·斯密那裡雖然已見萌芽，但在應用時又幾乎總是被他忘記，這種價值理論成了以後一切經濟科學是「經濟科學」，不是「經濟學」。的出發點。李嘉圖從商品價值由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決定，引伸出由勞動加到原料中去的價值量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進行分配，也就是它分割為工資和利潤(這裡指剩餘價值)。他論證了：無論這兩部分的比例怎樣變動，商品的價值總是不變，這個規律，他認為只有個別例外。他甚至確立了關於工資和剩餘價值(在利潤形式上理解的剩餘價值)的相互關係的一些主要規律，儘管他的理解過於一般化(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5章)，他還指出，地租是在一定條件下產生的超過利潤的餘額。——在上述各點中，洛貝爾圖斯沒有任何一點超過李嘉圖。李嘉圖理論的內在矛盾，——這些矛盾使李嘉圖學派遭到破產，——要末洛貝爾圖斯毫無所知，要末只是導致他提出一些烏托邦的要求(《認識》第130頁)，而不是尋求經濟學上的解決。　　然而李嘉圖關於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學說，用不著等到洛貝爾圖斯的《認識》出現，才用於社會主義的目的。在《資本論》第一卷第609頁(第2版)上，從《國民困難的原因及其解決辦法。致約翰·羅素勛爵的一封信》(1821年倫敦版)這一著作中引用了「剩餘產品或資本的佔有者」這一說法。這一著作單憑「剩餘產品或資本」這個說法本應該引起人們的重視，正是馬克思使這本40頁的小冊子沒有被埋沒。在這一著作中說：　　「無論資本家得到的份額有多大{從資本家的立場出發}，他總是只能佔有工人的剩餘勞動，因為工人必須生活。」(第23頁)　　但是，工人怎樣生活，從而資本家佔有的剩餘勞動能有多大，16那是一個極其相對的量。　　「如果資本的價值不按照資本量增加的比例而減少，資本家就會超過工人生活所需要的最低限度從工人那裡榨取每一個勞動小時的產品……資本家最後可以對工人說：你不應當吃麵包，因為吃甜菜和馬鈴薯也可以過活；我們已經到了這個地步。」(第23、24頁)「如果工人能夠做到用馬鈴薯代替麵包生活，那就毫無疑問，從他的勞動中可以榨取更多的東西。這就是說，如果靠麵包生活，他要維持自己和他的家庭，他必須為自己保留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勞動，如果靠馬鈴薯生活，他就只需要為自己保留星期一的一半。星期一的另一半和星期二的全部就可以遊離出來，以使國家或資本家得利。」(第26頁)「誰都承認，支付給資本家的利息，無論是採取地租、貨幣利息的形式，還是採取企業利潤的形式，都是用別人的勞動來支付的。」(第23頁)　　可見，在這裡所說的完全是洛貝爾圖斯的「租」，只是用「利息」代替「租」罷了。　　馬克思對這段話作了如下的評註(《批判》手稿第852頁)：「這本幾乎沒有人知道的小冊子，是在『不可思議的修鞋匠』麥克庫洛赫開始被人注意的時候出現的，它包含一個超過李嘉圖的本質上的進步。它直接把剩餘價值，或李嘉圖所說的『利潤』(常常也把它叫做剩餘產品)，或這本小冊子作者所說的利息，看作surp1us labour，剩餘勞動，即工人無償地從事的勞動，也就是工人除了補償他的勞動力價值的勞動量，即生產他的工資的等價物的勞動量以外而從事的勞動。把體現在剩餘產品中的剩餘價值歸結為剩餘勞動，同把價值歸結為勞動是一樣重要的。這一點其實亞·斯密已經說過，並且成為李嘉圖的闡述中的一個主要因素。但是，他們從來沒有以絕對的形式把它說出來並確定下來。」往下在手稿第859頁上還說：「可是，這位作者為既有的經濟範疇所束縛。就象李嘉圖由於把剩餘價值同利潤混淆起來而陷入令人不快的矛盾17一樣，他也由於把剩餘價值命名為資本利息而陷入同樣的矛盾。誠然，他在以下方面超過了李嘉圖：首先，他把一切剩餘價值都歸結為剩餘勞動，其次，他雖然把剩餘價值叫做資本利息，同時又強調指出，他把『資本利息』理解為剩餘勞動的一般形式，而與剩餘勞動的特殊形式，地租、貨幣利息和企業利潤相區別。但是，他還是把這些特殊形式之一的名稱『利息』，當作一般形式的名稱。這就足以使他重新陷入經濟學的費解的行話(手稿中用的是《slang》)中。」現代庸俗經濟學中的行話也未免多了點，但也不太費解，因為它們不外是對現實和數學術語的歪曲。　　最後這一段話，用在我們的洛貝爾圖斯身上是再恰當不過了。他也為既有的經濟範疇所束縛。他也用剩餘價值轉化成的一個派生形式——租——來稱呼剩餘價值，並使這一名稱成為一種極不確定的東西。這兩個錯誤的結果是：他再度陷入經濟學的費解的行話中，他比李嘉圖前進了一步，但是他沒有批判地把這種進步繼續下去，反而使他的未完成的理論，在孵化出殼以前，就成為一種烏托邦的基礎，可是，就烏托邦而論，他也象往常一樣，來得太遲了。上述小冊子於1821年問世，已經遠遠走在1842年洛貝爾圖斯的「租」的前頭了。　　在二十年代，在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圖的價值理論和剩餘價值理論來反對資本主義生產，以及用資產階級自己的武器來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全部文獻中，我們說到的這本小冊子，不過是站在最前面的前哨。歐文的整個共產主義在進行經濟學論戰時，是以李嘉圖為依據的。但除了李嘉圖還有許多著作家，馬克思1847年在反駁蒲魯東時(《哲學的貧困》第49頁)，只引用了其中幾個，如艾德門茲、湯普遜、霍吉斯金等等，而且「還可以寫上四頁」。從這許許多多的著作中我只隨便舉出湯普遜的一本著18作：《最能促進人類幸福的財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50年倫敦新版)。該書寫於1822年，1824年第一次出版。在這本書里也到處都指出，非生產階級所佔有的財富，是對工人產品的扣除，而且措辭相當激烈。　　「我們稱之為社會的那種人總是力圖通過欺騙或誘勸，通過威脅或強迫，使生產工人從事勞動，但只使他得到自己勞動的產品中儘可能小的部分。」(第28頁)「為什麼工人不應該得到他的勞動的所有全部產品呢?」(第32頁)「資本家以地租或利潤的名義向生產工人索取的報酬，是以後者使用了土地或其他物品為借口而要求取得的……既然除了自己的生產能力一無所有的生產工人，他的生產能力在其上實現或藉以實現的一切物質資料，全都歸同他的利益相對立的其他人所有，他要進行活動先要取得這些人的同意，所以，他從自己的勞動果實中能夠得到多大的部分作為這個勞動的報酬，不是取決於、而且必須取決於資本家的恩典嗎?」(第125頁)「……和扣除的產品的量成比例，而不管這個產品量叫做租稅，利潤，還是叫做賊贓」(第126頁)等等。　　我承認，我寫這幾行時，不免感到有些慚愧。儘管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就已經直接提到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英國反資本主義的文獻，其中有些著作，如1821年出版的那本小冊子、萊文斯頓、霍吉斯金等人的著作，還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多次引用過，可是在德國，人們對這些文獻還是一無所知。這還可以容忍。但是，不僅那位在絕望中揪住洛貝爾圖斯的衣角而「確實不學無術的」庸俗作家，而且那位身居要職、「自炫博學」的教授，也把自己的古典經濟學忘記到這種程度，竟把那些在亞·斯密和李嘉圖那裡就可以讀到的東西，煞有介事地硬說是馬克思從洛貝爾圖斯那裡竊取來的，——這個事實就證明，官方的經濟學今天已經墮落19到何等地步。現在有些人拿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已經批駁過的觀點，來責難馬克思，以為馬克思並不知道這些觀點，真不知他們懂不懂什麼叫作做學問？　　那末，馬克思關於剩餘價值說了什麼新東西呢?為什麼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好象晴天霹靂震動了一切文明國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貝爾圖斯在內的社會主義前輩們的理論，卻沒有發生過什麼作用呢?　　化學史上有一個例證可以說明這一點。　　大家知道，直到前一世紀末，燃素說還處於支配的地位。根據這種理論，一切燃燒的本質都在於從燃燒物體中分離出一種另外的、假想的物體，即稱為燃素的絕對燃燒質。這種理論曾足以說明當時所知道的大多數化學現象，雖然在某些場合不免有些牽強附會。但到1774年，普利斯特列析出了一種氣體，「他發現這種氣體是如此純粹或如此不含燃素，以致普通空氣和它相比顯得污濁不堪」。　　他稱這種氣體為無燃素氣體。過了不久，瑞典的舍勒也析出了這種氣體，並且證明它存在於大氣中。他還發現，當一種物體在這種氣體或普通空氣中燃燒時，這種氣體就消失了。因此，他稱這種氣體為火氣。　　「從這些事實中他得出一個結論：燃素與空氣的一種成分相結合時{即燃燒時}所產生的化合物，不外就是通過玻璃失散的火或熱。」　　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氣，但不知道他們所析出的是什麼。他們為「既有的」燃素說「範疇所束縛」。這種本來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說觀點並使化學發生革命的元素，在他們手中沒有能結出果實。但是，當時在巴黎的普利斯特列立刻把他的發現告訴了20拉瓦錫，拉瓦錫就根據這個新事實研究了整個燃素說化學，方才發現：這種新氣體是一種新的化學元素；在燃燒的時候，並不是神秘的燃素從燃燒物體中分離出來，而是這種新元素與燃燒物體化合。這樣，他才使過去在燃素說形式上倒立著的全部化學正立過來了。即使不是象拉瓦錫後來硬說的那樣，他與其他兩人同時和不依賴他們而析出了氧氣，然而真正發現氧氣的還是他，而不是那兩個人，因為他們只是析出了氧氣，但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麼。　　在剩餘價值理論方面，馬克思與他的前人的關係，正如拉瓦錫與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關係一樣。在馬克思以前很久，人們就已經確定我們現在稱為剩餘價值的那部分產品價值的存在；同樣也有人已經多少明確地說過，這部分價值是由什麼構成的，也就是說，是由佔有者不付等價物的那種勞動的產品構成的。但是到這裡人們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至多只研究了勞動產品在工人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分配的數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會主義者，則發現這種分配不公平，並尋求烏托邦的手段來消除這種不公平現象。這兩種人都為既有的經濟範疇所束縛。　　於是，馬克思發表意見了，他的意見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對立的。在前人認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卻認為只是問題所在。哪怕這些前人是多麼有名望的(洋)大師。他認為，這裡擺在他面前的不是無燃素氣體，也不是火氣，而是氧氣；這裡的問題不是在於要簡單地確認一種經濟事實，也不是在於這種事實與永恆公平和真正道德相衝突，而是在於這樣一種事實，這種事實必定要使全部經濟學發生革命，並且把理解全部資本主義生產的鑰匙交給那個知道怎樣使用它的人。根據這種事實，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經濟範疇，正象拉瓦錫根據氧氣研究了燃素說化21學的各種既有的範疇一樣。要知道什麼是剩餘價值，他就必須知道什麼是價值。李嘉圖的價值理論本身必須首先加以批判。於是，馬克思研究了勞動形成價值的特性，第一次確定了什麼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麼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並確定了價值不外就是這種勞動的凝固，而這一點是洛貝爾圖斯始終沒有理解的。馬克思進而研究商品和貨幣的關係，並且論證了商品和商品交換怎樣和為什麼由於商品內在的價值屬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貨幣的對立。他的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貨幣理論是第一個詳盡無遺的貨幣理論，今天已為大家所默認了。他研究了貨幣向資本的轉化，並證明這種轉化是以勞動力的買賣為基礎的。他以勞動力這一創造價值的屬性代替了勞動，因而一下子就解決了使李嘉圖學派破產的一個難題，也就是解決了資本和勞動的相互交換與李嘉圖的勞動決定價值這一規律無法相容這個難題。他確定了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就第一個詳盡地闡述了剩餘價值形成的實際過程，從而說明了這一過程，而這是他的任何一個前人都沒有做到的；因而，他確定了資本自身內部的區別，這個區別是洛貝爾圖斯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完全不可能作出的，但是這個區別提供了一把解決經濟學上最複雜的問題的鑰匙，關於這一點，這第二卷又是一個最令人信服的證明，以後我們會知道，第三卷更是這樣。馬克思還進一步研究了剩餘價值本身，發現了它的兩種形式，即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並且證明，這兩種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發展中起了不同的然而都是決定性的作用。他根據剩餘價值理論，闡明了我們現在才具有的第一個合理的工資理論，第一次指出了資本主義積累史的各個基本特徵，並說明了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馬克思的歷史功績。22　　而洛貝爾圖斯呢?他讀了這一切之後，卻在其中——象任何有傾向的經濟學家一樣！——發現「對社會的入侵」，發現他自己已經更簡單得多、更明了得多地指出了剩餘價值是從哪裡產生的，最後，還發現這一切雖然適用於「今日的資本形式」，即適用於歷史地存在的資本，然而不適用於「資本概念」，即不適用於洛貝爾圖斯先生關於資本的烏托邦觀念。這完全和至死堅持燃素，而不想對氧氣有所理解的老普利斯特列一樣。只是普利斯特列確實是最早析出氧氣的人，而洛貝爾圖斯在他的剩餘價值中，或者更確切些說，在他的「租」中，只是重新發現了一種陳詞濫調。但馬克思和拉瓦錫的做法相反，他不屑於說，剩餘價值存在的事實是他最早發現的。他的功勞在於，建立了關於這個事實的理論，發現了表面的事實的背後的規律性。　　洛貝爾圖斯在經濟學其他方面的成就，也是這個水平。他把剩餘價值搞成烏托邦的做法，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已經無意中進行了批判；關於這一點還要說的話，我已經在該書的德文譯本的序言中說到。他把商業危機的原因解釋為工人階級的消費不足，二十世紀末的中國領導人也要通過降息、房改、醫改和教育收費等來促進消費，擴大內需。似乎也把普通百姓的消費不足作為經濟不能發展的原因。這種說法在西斯蒙第的《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第四卷第四章中已經可以看到。只是西斯蒙第在這個問題上始終注意到世界市場，而洛貝爾圖斯的眼界卻沒有超出普魯士的國界。洛貝爾圖斯關於工資來源於資本還是來源於收入的那些思辨議論，屬於經院哲學的範圍，並且已經在這個《資本論》第二卷的第三篇完全澄清了。他的地租理論仍然是他的唯一的財產，在馬克思批判這一理論的手稿出版以前，還可以安睡一會。最後，他關於舊普魯士的23土地所有權應該從資本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建議，又是徹頭徹尾烏托邦的；這些建議迴避了這裡談到的唯一實際問題：舊普魯士的容克怎樣能夠做到每年收入比如說兩萬馬克，支出比如說三萬馬克，而仍然不負債?　　1830年左右，李嘉圖學派在剩餘價值問題上碰壁了。他們解決不了的問題，他們的追隨者，庸俗經濟學，當然更不能解決。使李嘉圖學派破產的，有以下兩點：　　第一，勞動是價值的尺度。但是，活勞動在和資本進行交換時，它的價值小於所交換的物化勞動。工資，一定量活勞動的價值，總是小於同量活勞動所生產的產品的價值，或體現同量活勞動的產品的價值。這個問題這樣來理解，實際上是無法解決的。它由馬克思正確地提出，因而得到了解答。不是勞動有價值。勞動作為創造價值的活動，不能有特殊的價值，正象重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熱不能有特殊的溫度，電不能有特殊的電流強度一樣。作為商品買賣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一旦勞動力成為商品，它的價值就決定於它作為社會產品所體現的勞動，就等於它的生產和再生產所需要的社會必要的勞動。因此，勞動力按照它的這種價值來買賣，是和經濟學的價值規律決不矛盾的。關鍵是「不矛盾」。　　第二，按照李嘉圖的價值規律，假定其他一切條件相同，兩個資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樣報酬的活勞動，在相同的時間內會生產價值相等的產品，也會生產相等的剩餘價值或利潤。但是，如果這兩個資本所使用的活勞動的量不相等，那末，它們就不能生產相等的剩餘價值，或如李嘉圖派所說的利潤。但是情況恰恰相反。實際上，等額的資本，不論它們使用多少活勞動，總會在相同時間內生產平均的相等的利潤。因此，這就和價值規律發生了矛盾。李嘉圖已24經發現了這個矛盾，但是他的學派同樣沒有能夠解決這個矛盾。洛貝爾圖斯也不能不看到這個矛盾，但是他不去解決它，卻把它作為他的烏托邦的出發點之一(《認識》第131頁)。馬克思在《批判》手稿中，已經解決了這個矛盾；按照《資本論》的計劃，這個問題要在第三捲來解決。第三卷的出版，還要過幾個月。因此，那些想在洛貝爾圖斯那裡發現馬克思的秘密源泉和把洛貝爾圖斯看作馬克思的一個卓越先驅者的經濟學家們，在這裡有機會可以表明，洛貝爾圖斯的經濟學到底能夠提供什麼。如果他們能夠證明，相等的平均利潤率怎樣能夠並且必須不僅不違反價值規律，而且反而要以價值規律為基礎來形成，那末，我們就願意同他們繼續談下去。不過他們最好是快一點。這個第二卷的卓越的研究，以及這種研究在至今幾乎還沒有人進入的領域內所取得的嶄新成果，僅僅是第三卷的內容的引言，而第三卷，將闡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社會再生產過程的研究的最終結論。等到這個第三卷出版的時候，洛貝爾圖斯這個經濟學家，就用不著再提了。　　馬克思多次對我說過，《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獻給他的夫人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5月5日馬克思的生日於倫敦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