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破東林黨的醜化：萬曆和天啟朝施政真相如何？

首先是萬曆：

如果只是說施政水平，萬曆大概說得上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明君了。 先看看他即位初始時的時代背景：先是權臣勾結宦官把持朝政（張居正施政綱領還是很不錯的，不過這裡講他是權臣是從政治權利構成上考慮的），然後是持續性的災害，中後期還有邊疆去的民亂和外敵（日本）的入侵。加上王朝後期必然性的官員腐 敗問題（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舉個例子：清官提拔的後進總免不了有少量貪腐之人。而貪官則幾乎只會提拔貪官，不然自己的劣跡有可能會成為自己手下的晉身之階，互相都有把柄制衡才比較保險）。面對這些萬曆應該如何做？ 以現代人事後諸葛亮的想法，萬曆解決問題的方式只有一個：取消明朝的低稅收低福利政策，對富人增加稅收來補貼國家在賑災和軍事上的支出。 如何對富人徵稅而盡量不波及窮人？首先是對奢侈品和工商業徵稅。 工業方面萬曆的做法是從原材料上入手，對本來就在法律上屬於皇帝自己的礦山派太監嚴加監管。這時候被證明是很有效的。太監即使貪污，但數量畢竟有限，涸澤而漁的事太監是不會做的。時候案發是抄家也會挽回一部分損失。而用更加貪婪（可以參考一下崇禎年修河堤的事情）而且有利害關係的文官（尤其是南方文官，親戚家人經商的比比皆是）來監管，往往會一文錢也收不到。 其次是「賣丵官」。萬曆的賣丵官和清朝「聖祖爺」不同，萬曆買的是官員甚至皇室在衣食住行方面的特權（比如衣服的顏色，哪怕您只是個青樓東家，只要花錢就可以身著本來只有官員能用朱，紫色衣服）。 而實行這些政策必然與文官階層的利益產生矛盾。萬曆的做法幾乎完美： 整個萬曆朝，皇帝貌似不理事，連朝都不上（內閣票擬制度下，要是天天開政協會我覺得才奇怪）。但是國家的一切始終掌握在皇帝手裡，而巧妙的把矛盾轉嫁在官員內部黨派之間的矛盾，而萬曆則在幕後搞平衡。朝廷是始終沒有能夠做大的文官黨派集團。 最後再看看萬曆的政績： 在經濟上：小冰河貫穿整個執政時期的情況下，朝廷收支基本平衡甚至略有盈餘，在位時期也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民變。 政治上：政權一直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對自己的國家的事情也都能了解通透。朝廷中始終沒有強大到可以威脅到皇權的政治集團。 在軍事上：打贏了「萬曆三大征」。薩爾滸之敗後，直接轉入反攻一度兵指遼陽。 再說天啟。 天啟執政時期大概可以以天啟3年為分水嶺。 天啟上台後，面對擁立（東林黨人發動的移宮案實際上可以看做是一次宮廷政變）的東林黨和自己淺薄的政治實力，天啟3年以前天啟選擇了「和光同塵」（當然也可能是皇帝自己還沒有足夠政治經驗）。 天啟3年以後，面對已經做大的東林黨，天啟沒有萬曆走鋼絲的水平扶植新的文官勢力（可能也是條件不允許，畢竟自己是東林黨扶上位的）。天啟3年採用的是他唯一可以走的路：跳出幕後，用太監聯合政治鬥爭中失勢的文官集團壓制東林黨。與東林黨相同，失勢文官集團的利益與國家利益是有矛盾的，不過因為他們必須要團結皇帝的勢力來對抗東林黨，所以行事會收斂的多。 從幕後跳出來直接與文官集團抗爭，天啟這手段顯然比萬曆遜色不少，不過至少在政治鬥爭大方向上天啟還是正確的。如果天啟不會早亡，明朝挺過小冰河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所以說，雖然天啟對比萬曆有所不足，但總體上講還是很不錯的。 至於崇禎，他執政方式無論從政治方面還是從經濟都可以說是完全「滿擰」的。 在政治上，過分打擊閹黨，導致自己成為「聾子」「瞎子」，徹底失去了對自己國家的認識與掌控。用人方面則徘徊於輕信與多疑之間。要知道對政治家來說，用人絕對是「疑人要用，用人必疑」。而傳統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這種說法絕對是糊弄百姓的，真正做事的連個商號掌柜的都不會信那一套。崇禎倒是真正做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袁崇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這裡就不多說了。 在經濟上，任用東林黨的說辭取消各地礦山，港口的鎮守太監，導致最後財政崩潰，只能從受災地區的北方省份加稅，直接導致李闖的出現。 總之，對比明末的皇帝。萬曆可以稱之為「懶惰」的天才。天啟則可以稱之為勤奮而優秀的政治家。 至於崇禎，說他不及格都高看他了。我總覺得如果，一個皇帝想盡一切方法將自己的國家搞垮，或者在政治上充當一個完美的反面教材。大概可以象崇禎同志多學學。 ======================================================= 凡是歷史讀物，如果是取材滿清統治者編寫的明史，一般都有如下特徵： 1）美化東林黨。因為東林黨人在明亡後大批賣身當漢奸。並在後來成了寫明史的主力。但是寫來寫去，除了三大案，看不出東林黨幹了什麼。而且三大案的基本性質就是干涉皇家事務，也沒什麼光彩的。 2）把明亡的責任歸結為萬曆。因為當年萬曆對東林黨的前身不好，而且萬曆開礦稅相當於從把持礦區的東林黨前身口袋裡掏錢。東林黨人主要攻擊萬曆不上朝。但這不上朝的萬曆，在小冰河時期那麼久的情況下，能保障救災，沒有出現大批流民，還能打贏萬曆三大征。雖有薩爾滸之敗，但萬曆起用的熊廷弼立刻扳回局面，轉入反攻。反倒是萬曆死後到天啟掌權這段「眾正盈朝」期間，替換熊廷弼的東林黨重臣袁應泰和王化貞，把遼東局勢徹底斷送。 3）醜化天啟是「木匠天子」。因為天啟重鎚打擊東林黨。但是這愛打木匠活的天啟，卻延長了大明的生命。天啟親政後，還是小冰河時期，天啟照樣能保障救災，沒有出現大批流民。通過「鑄幣案」打擊了東林黨蛀蟲後還改善了財政。在西南最終平定奢安之亂。在遼東，由於東林黨打造和把持的關寧軍野戰一敗再敗連遼河都過不去，轉而扶持由太監直接監軍的東江軍。毛文龍陳繼盛在得到天啟後勤支持後發起大規模反攻，一度收復遼南。 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是以農業稅為主。而張居正改革重點在稅收，國家財政收入從徵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稅為主。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開始形成，實際上，東林黨是一個以反對徵收工商業稅為目標團結起來的集團。 張居正一死，東林黨就廢除了張居正改革的稅制。但萬曆心知肚明，繼續向遭受長期天災的北方徵收農業稅，不但國庫仍舊不夠用，農民也無法忍受，於是他想方設法向江南工商業階層徵稅，開闢了許多新的稅種。由於管理外庫的的戶部不接受工商稅，只接受農業稅，萬曆便把工商稅收到內庫，這就是所謂的萬曆貪財之迷。而實際上，萬曆三大征所用的錢，正是內庫的工商稅。 不肯對天災不斷的省份加稅，反要賑濟這些難民，這是萬曆最大的「罪行「，萬曆因此被很多人罵做要錢不要臉，為了撈錢不顧祖制，如為了收海稅全面開放海禁，如為了收綢緞稅允許民間穿黃色衣服等等。萬曆還派出監稅太監去監督各地的徵稅情況，嚴厲打擊偷稅漏稅——這當然是殘酷剝削民眾的」惡政「，因為負責徵稅的官員沒有什麼油水可撈了。因為派太監強力監督，萬曆總是能收齊稅，也總是被道德君子罵為昏君。 在幾十年天災之下，萬曆朝不但有著萬曆三大征的武功，國內災民居然還沒有大的失控，國家財政居然還實現了盈餘——萬曆駕崩時內庫還有近八百萬兩銀子。從這些表現看起來，說萬曆是昏君純屬造謠誹謗——然而現在的歷史書上，普遍的說法是明朝的衰落是自萬曆而始，甚至明亡於萬曆朝。 再說萬曆死後，通過廷擊紅丸移宮三案，東林黨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們馬上逼迫天啟廢除了各項工商稅收。但天啟朝內憂外患，小冰河期帶來的嚴重自然災害也沒有絲毫好轉，北方大量饑民食不果腹需要賑濟，遼東戰事越發吃緊，國庫卻被東林黨搞得越來越空虛。怎麼辦？當然，東林黨人是不會徵收工商稅的，東林君子們早在天啟朝就提出了後來遺臭萬年的餿主意：對北方各省的農民加征遼稅！幸好，朱由校不是朱由檢，他理智地拒絕了東林黨的建議，如果按照東林君子們的意見去加征農業稅，等不到崇禎年明朝就亡了。 正是這種背景下，魏忠賢出現了。閹黨，作為一個政治派別，尤其是曾經掌握內閣實權的政治派別，評價他們不能光看他們的私人品德，而要看他們的施政主張以及他們執政時所實施的政策帶來的客觀效果。閹黨執政時期，重新向江南地區徵收工商稅，還嚴厲打擊偷稅漏稅，讓大明朝的國庫重新充盈起來，與東林黨執政後的財政緊張，稅收虧空大相徑庭——東林黨收的稅從來就沒有收齊過。 僅以茶稅這一項收入為例，閹黨執政時期，浙江一年光茶稅就入賬20萬兩白銀，大大填補了國家虧空；而東林黨執政時期，出現的最誇張的紀錄是浙江一年茶稅只收到可憐的12兩……至於這麼嚴重的偷稅漏稅是不是因為東林黨人在浙江有大量的產業，這就不得而知了。總之，東林黨對北方農民收稅時很兇狠，對南方工商階層收稅時則很溫柔，而閹黨則是反過來的，對南方工商階層收稅極其兇狠，但對北方，至少受災省份他們不單不收稅還進行賑濟。這就是天啟朝兩大黨派在施政綱領上的主要分歧。 從魏忠賢的身份不難分析，閹黨的真面目是」天啟黨『——凡是天啟不好辦，不能公開辦的事情，都交給魏忠賢和閹黨去完成。閹黨雖然修理東林黨，但一些得到天啟信任的東林黨重量級人物如孫承宗，地位卻始終沒有任何動搖。這足以證明，魏忠賢動的東林官員，比如楊漣，其實都是天啟皇帝想要動的人。——有如此高明的政治手段，對天啟皇帝」因為做木匠而不理朝政「的污衊之詞就不攻而破了。考察這個謠言的來源，來自清人王士禛的《池北偶談》： 「有老宮監言：『明熹宗在宮中，好手制小樓閣，斧斤不去手，雕鏤精絕。魏忠賢每伺帝製作酣時，輒以諸部院章奏進，帝輒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閹權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而王士禛的《池北偶談》記載的源頭又當是出自明太監劉若愚在崇禎年間寫成的《酌中志》一書，原文是： 「先帝好馳馬，好看武戲，又極好作水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削機啟閉灌輸，或涌瀉如噴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機於下，借水力沖擁圓木球，如核桃大者，於水涌之大小般旋宛轉，隨高隨下，久而不墜，視為戲笑，皆出人意表。逆賢客氏喝采讚美之，天縱聰明非人力也。聖性又好蓋房，凡自操斧鋸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監、內官監辦用，先帝與親昵近臣如塗文輔、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齊良臣、李本忠、張應詔、高永壽等，朝夕營造，成而喜，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且不愛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毀，惟快聖意片時之適。當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窺視，或有緊切本章，體乾等奏文書，一邊經管鄙事，一邊傾耳注聽。奏請畢，玉音即曰：『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 天啟皇帝心靈手巧，善於機械設計，精於建築傢具的製造，具有這方面的天才是事實。但說天啟皇帝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這不過是輾轉傳聞之後對事實的歪曲。《酌中志》里也說天啟」一邊經管鄙事，一邊傾耳注聽「，並沒有因為專註興趣就荒廢了緊要的國事政務。 至於劉若愚那個由於天啟喜歡做木匠，才被魏忠賢竊奪權柄的揣測嘛……魏忠賢就是天啟養的一條咬人的狗，與其說東林黨被閹黨壓制下去是因為天啟怠政而讓魏忠賢操縱，不如說是相反，由於天啟不願意怠政，決定重整朝綱，才堅定地聯合部分反對東林黨的文官把除了內訌什麼正經事都不幹的東林黨踢出內閣，好專心實現他的想法。要注意，魏公公固然整人，但他從來沒有「矯詔抓人」過，楊漣被處死也許天啟不知情，但是楊漣被抓，那是有天啟明旨的。詔獄什麼意思，沒有皇帝的詔書你根本不可能被關進去，所以叫詔獄——有意思的是，根據現在流行的說法，楊漣被下詔獄是魏忠賢矯詔而為，天啟被蒙在鼓裡。 終天啟一朝，黨爭雖然不斷，但兩股勢力客觀上互相監督，互相制衡，而沒有出現任何一黨專擅政務的局面。天啟遺命表示他在朝中最信任兩個人，一個是魏忠賢，閹黨首腦，一個是孫承宗，東林領袖——一直到死，天啟心中的信任天平都沒有絲毫傾斜，更談不上什麼「太阿倒持」。 而魏公公主要的」惡政「，除了害死幾個東林黨以外，還是那一套：派太監監察稅收，使得文官無法截流中央的財政——按照現在流行的說法，魏忠賢派出礦監稅使到民間四處盤剝，搜刮民財以中飽他九千歲自己的私囊。奇怪的是，太監四處橫徵暴斂，卻沒有如崇禎朝那樣激起北方大規模的民變，只是造成江南商業由於」商課太重「而發生一定程度的衰落……至於說魏忠賢導致「東廠探子遍天下」，要知道東廠的情報人員是誰的耳目？如果你回答只是魏忠賢的耳目就錯了，除了木匠活，天啟另一大愛好就是聽東廠的報告，特別是軍情方面的。天啟對戰爭看得很重，可以說無論天啟朝的經濟政策還是政治政策，其實都是圍繞著戰爭在打轉的。無論是恢復工商稅還是親自從跳出來壓制東林黨強行統一朝廷意見，都和天啟集中全力打贏戰爭的決心有關。而事實上，後金的戰略活動空間也確實在天啟朝被壓縮，蠶食得越來越小。天啟五年東江軍即開始小範圍收復失土，遼東戰局從防守轉成反攻之勢，如果天啟多活幾年，說不定就真能消滅後金集團，最起碼也能用糧食封鎖餓他們個半死不活。 明代米價表 年號（20年為一期） 每石價格（兩） 洪武元年——洪武二十年 0．65 洪武二十一年——永樂五年 0．39 永樂六年——宣德二年 0．28 宣德三年——景泰四年 0．32 景泰五年——成化三年 0．46 成化四年——成化二十三年 0．57 弘治元年——正德二年 0．67 正德三年——嘉靖六年 0．77 嘉靖七年——嘉靖二十六年 0．78 嘉靖二十七年——隆慶元年 0．59 隆慶二年——萬曆十五年 1．11 萬曆十六年——萬曆三十五年 1．23 萬曆三十六年——天啟七年 1．53 崇禎元年——崇禎十六年 2．09 一目了然 「重用礦監」 其實在前面已經介紹了閻教授對萬曆礦稅的一些看法了，宦官肆虐里提到的「太監的權力因此越來越重。萬曆帝派遣太監作稅監到大邑、礦監到礦山、鹽監到兩淮、珠監到廣東等，替他聚斂錢財，以供享樂。太監的權力急劇膨脹，太監的危害日益嚴重。」 以及說萬曆貪財里提到的「貪斂錢財。萬曆帝派礦監、稅監到全國各地去搜刮，『明珠、異寶、文毳（cu?）、錦綺山積，贏羨億萬計』（《明史`諸王五》）。這些錢財不入戶部的國庫，而歸入內帑（tǎnɡ），就是皇帝的私庫。中央及地方大小官員，上奏百疏，拒不採納。」 關於萬曆礦稅的問題，推薦幾篇文章，首先是2002年第一期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上林楓寫的《萬曆礦監稅使原因再探》，還有就是同期刊物上的田口宏二朗的《畿輔礦稅初探——帝室財政、戶部財政、州縣財政》，此外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財政與稅收》一書也是重要參考。 這裡如果對礦稅的起因，後果作詳細的分析，篇幅太長。 只簡單的說一下，單純認為萬曆派遣礦稅太監原因就是貪財，單純的把當時各種文人和大臣記載的礦稅太監惡行跋扈全部信為事實，這種觀點即便在學術界也是存在爭議的。至於把問題全部歸結為萬曆和太監進行道德上的譴責和批判，這更不是一個歷史學家應有的嚴謹作風。 正如林楓所說「當代史家多將礦稅歸結為窮奢極欲、揮霍無度的明神宗對白銀的強烈追求。明神宗嗜財是實，但也僅道出礦稅大興原委之一，為何可『以礦稅啟之』，大家都沒有作出具體解釋。事實上，明神宗選擇礦稅（實際上不僅是礦課，應是商業稅總體）而非其他手段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並非偶然，有其內在的深刻原因：明代前期稅收制度不合理設計，為商業稅收增收留下很大餘地。」[①] 我們先不要氣勢洶洶的排斥有別於閻教授把礦稅歸結為個人道德和太監惡行的其他觀點，不妨嘗試一下站在另外的角度，設想一下另外的可能。這個可能是什麼呢？就是明代的財政制度不合理，具體說商業稅收過低，是萬曆收取礦稅的更根本的原因 日本學者田口宏二朗也描繪了明代商業稅過低的情況： 「……，在此將黃仁宇教授所分類的明朝收入細目、歲額表附錄於此。雖然表中這種折銀交納的商業稅（船鈔、商稅、番舶、抽分、契稅、竹木抽分）的數據是十六世紀以後的狀況，而且船鈔收入數額本身也比明初以來大大增加了，但驚人的是，這五項收入卻僅佔有明朝總收入的2%」[②] 而關於礦稅太監，我們當然不能排除一些太監個人品質惡劣，僱傭地痞流氓四處作惡的事實，但是同樣不能排除許多情況下，是地方官員和商業利益集團對礦稅太監作為的誇大和渲染 在明代增加商業稅，通過文官控制的政府系統，可能性很小。除非和文官集團發生正面交鋒，但交鋒結果，萬曆皇帝大概除了失敗不會有第二種可能。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繞開文官系統，在政府之外通過另外的渠道達到目的！而萬曆也正是這麼做的，礦稅太監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但是使用礦稅太監的結果是雖然可以暫時繞開文官直接干涉,但是在輿論上卻給群狼一樣的文官以更大的攻擊借口。增加商業稅，本就讓文官集團怒火中燒；再加上太監一直是人們所厭惡鄙視的對象，而太監本身的作為也確實有隙可乘，這就更讓文官集團自以為抓到把柄。於是一面煽動底層商人手工業者的情緒，縱容他們用暴力來抵擋阻撓礦稅太監收稅的行動，另一面發動一浪接一浪的輿論攻勢，在野的文人也好，在朝的官員也好，都紛紛搖動筆竿，竭盡全力的抹黑醜化礦稅，在他們的描繪下，萬曆徵收礦稅簡直是罪大惡極，天怒人怨，敲骨吸髓，弄的國家暗無天日。工商業被破壞殆盡。 按照一些人的說法是： 「礦監稅使的搜刮掠奪加速了各階層的貧困化，其中受影響最嚴重的是手工業者和商人。苛重的稅收使手工業作坊主和小手工業者以及大小商人紛紛停業和破產，工商業日趨蕭條。全國各地的手工業生產均遭到礦監稅使的破壞，……全國城鎮的商業也由於稅收的苛斂肆虐遭到破壞」[③] 但事實果真如此么？有一些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 田口宏二朗說「近十年以來，礦稅問題屢次引起了世界各地學者的關注，但是這些前輩學者們的看法都有一定的傾向性，都強調了其『非法』、『不合理』剝削的一面，把那個『禍』的原因，簡單地歸咎於萬曆皇帝和宦官們的個人素質上；然而作為政策問題的『礦、稅』，卻很少有人言及。……還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學者們的研究都僅僅依據明末東林系文人言論而已，關鍵的問題不是對明末官員們闡述的礦稅問題如何進行考察而是要考察礦稅本身的性質和內涵等問題，以及其具體運作的問題」[④] 前面部分提過，萬曆礦稅大約在每年40萬到50萬兩白銀之間。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據說進行了瘋狂的掠奪，據說讓各地的工商業者和百姓遭到了一場少有的浩劫，據說是讓「手工業作坊主和小手工業者以及大小商人紛紛停業和破產，工商業日趨蕭條。全國各地的手工業生產均遭到礦監稅使的破壞」，然而如此掠奪的結果卻僅僅是每年最多五十萬兩白銀，甚至可能還不如幾個商人做生意時一次動用的資金數量之和！有些明朝文人對此的解釋是大部分的錢到了那些礦稅太監的腰包里去了，真正交上去的是少數，甚至有說沒有交上去的，比交上去的十倍還多。但似乎缺乏足夠事實佐證他們的觀點，倒有反證。萬曆時期有一些說是侵吞巨額礦稅收入的太監被抄家，但結果是這些太監家裡的財產實在有限，沒有一些人宣稱的那麼富裕。當然文官們對此的說辭，就是在抄家之前，已經把財產轉移了。這是老一套了，過去嘉靖時期嚴嵩被抄家時他們這麼說，後來張居正抄家的時候他們這麼說，但這就沒有辦法查實了。 田口宏二朗說「宦官們在徵收各樣稅目時的態度，與其說是暴戾恣睢，不如說是作為官僚的負責努力」，這種說法和傳統觀點當然相差很遠，但也是有其根據的。 按照那些竭力妖魔化礦稅者的說法，萬曆時期在礦稅掠奪摧殘之下真是商業殘破，民生凋敝，經濟蕭條，一片凄涼景象。那些文官們向皇帝的上疏中的更是把情形描述的極端可怕。 然而，根據大量的事實資料，萬曆時期不但不是所謂的商業殘破經濟蕭條的時期，恰恰是明朝商業最為繁榮，經濟最為活躍的時期。 宋應星《野議.鹽政論》云：「萬曆盛時，（鹽商）資本在廣凌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 寫過「衝冠一怒為紅顏」圓圓曲的吳梅村有詩：「眼見當初萬曆間，陳花富戶積如山。福州青襪鳥言賈，腰下千金過百灘。看花人到花滿屋，船板平鋪裝載足，黃雞突嘴啄花蟲，狼藉當街白如玉。市橋燈火五更風，牙儈肩摩大道中」 清初的明遺民顧夢遊說「餘生曾作太平民，及見神宗全盛治。城內連雲百萬家，臨流爭僦笙歌次。」[⑤] 還有寫於明末清初的《樵史通俗演義》開頭有這麼一段話「傳至萬曆，不要說別的好處，只說柴米油鹽雞鵝魚肉諸般食用之類，哪一件不賤？假如數口之家，每日大魚大肉，所費不過二三錢，這是極算豐富的了。還有那小戶人家，肩挑步擔的，每日賺得二三十文，就可過得一日了。到晚還要吃些酒，醉醺醺說笑話，唱吳歌，聽說書，冬天烘火夏乘涼，百般玩耍。那時節大家小戶好不快活，南北兩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員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說神宗皇帝，真是個堯舜了。一時賢相如張居正，去位後有申時行、王錫爵，一班兒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權柄又不弄權柄的，坐鎮太平。至今父老說到那時節，好不感嘆思慕。」 以上這些人追憶的萬曆時期一片旺盛繁榮的景象，或許有誇大之處，但與一些人說描繪的萬曆時期暗無天日的景象，顯然是存在很大的出入。 文官集團竭力醜化貶低礦稅的真實動機究竟是什麼？田口宏二朗轉述新宮學教授的觀點認為： 「商稅在州縣等地方機關里逐漸成為重要的財源，各個牙行承包徵收商稅業務以後，各地爭先恐後濫立牙行。………岩井茂樹教授強調了以下觀點：在各個州縣裡，以寶鈔表示的原額一直制約著商稅收入，並且，16世紀開始折銀交納商稅的現象普及以後，地方官們都把這項收入編入定額條鞭，這就更加減少了這項稅目的伸縮性。……皇帝、宦官和武官們儘力謀求擴大帝室財源，……雖然武官和宦官們相當仔細地指定收入項目，但是這些項目事實上已經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財源。也就是說，當時帝室、戶部和地方政府集中於同一個『灰色』的權益範疇（即商業、手工業剩餘），呈現著好象拔河比賽一樣的狀況，……宦官們自己也沒有建立恆久專管帝室財政的制度的意圖和能力」[⑥] 也就是在說在反對礦稅的聲音背後，實際上是地方和中央爭奪利益的鬥爭。不過我的看法是，這種觀點雖然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認為事情真相就是如此。在反對礦稅的浪潮中，確實有一部分因素是地方和中央爭奪利益的鬥爭，但這並不是主要的因素，按照明朝的制度，任何地方官都是從別的地區調過來的，而且任職時間也有限，沒有太大的必要為了地方的利益去和中央作對。我認為原因還是文官集團本身即為商業集團的利益代言人，自然對任何有可能損害商人集團利益的政策竭力反對。篇幅所限，這裡只是提出這個觀點供參考，而無法詳細展開論證。閻教授關於礦稅的觀點也只是遵循傳統的看法，而並非他個人的發明，這裡只是說這種觀點可能還不足以成為定論，還有一定爭議，這個問題不必嚴格的看成他的錯誤。[①]林楓《萬曆礦監稅使原因再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1[②]田口宏二朗《畿輔礦稅初探——帝室財政、戶部財政、州縣財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1[③]步近智張安奇著《顧憲成、高攀龍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8，第33頁[④]同①[⑤]《秦淮感舊》，《顧與治詩集》第二卷，轉引自範金民《明代南京經濟探析》，見南京市人民政府經濟研究中心編《南京經濟史論文選》南京出版社 1990年1月第一版，第27到38頁[⑥]田口宏二朗《畿輔礦稅初探——帝室財政部財政、州縣財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