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戰略邏輯的演進與「特朗普衝擊」

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關鍵詞：美國對華戰略；接觸戰略；中美關係；特朗普

內容提要

特朗普當選總統，給美國未來對華戰略帶來了較強的不確定性，其種種涉華言行似乎體現出強烈的「 非傳統」 色彩。然而回看冷戰結束以來的歷史，伴隨中美兩國在國際體系內的相對位置從「 內外—強弱」 關係轉變為「 體系內兩強」 關係，美國對華戰略實際上始終沿著一條內在邏輯連貫的主線在發展、演變，其核心思想從「接觸」演進到「接觸＋防範」，再到「接觸＋規制」。總體而言，美國對華戰略中消極成分的比重逐漸擴大，而中美關係不斷發展的內生因素又給美國對華戰略提供了「托底」的力量。特朗普迄今在對華政策上的言行符合這一長期戰略邏輯演進的主線，是美國對華戰略逐步調整、演進過程中的一次最新嘗試。這次調整可能以美方定義的「互惠」為目標，帶有特朗普所熱衷的「交易」特色。特朗普團隊內部各派力量的消長，將決定其未來對華戰略的層次是聚焦「 美國優先」還是回歸共和黨傳統的大國博弈層面。中美兩國的互動情況，則將塑造其對華戰略的方向是朝向合作還是衝突。

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第４５任總統後，「出人意料」是各界的普遍反映，「不確定性」成為展望其對外戰略包括對華戰略時最常用的一個詞。確實，特朗普在涉華問題上有過多次驚人的言行：其在競選期間宣稱將對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徵收４５％的關稅，上任後第一天就將中國定為匯率操縱國；當選總統後，特朗普公然與蔡英文通話、質疑美國長期執行的「一中」政策。２０１７年１月上任後，其對華政策實踐相對謹慎。特別是２０１７年４月６-７日，中美元首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舉行峰會後 特朗普政府對華態度轉向積極，例如放棄了「認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的競選承諾。本文試圖要解決的疑問是，在這些「出人意表」和「驚人轉向」背後，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是否是美國對華戰略的一次重大斷裂或者突然轉向？特朗普對華戰略是否將偏離過去幾十年美國兩黨歷屆政府形成的對華戰略主流？本文將回顧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歷屆政府對華戰略演變 試圖尋找這些變化的邏輯線索，並以此為背景嘗試理解特朗普及其團隊的對華態度。本文認為，只有將特朗普的對華態度置於一個相對較長的歷史時段中去審視 才可能超越其具體的一言一行，特別是「推特」外交，更準確地把握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調整的性質與幅度，從而更好地應對「特朗普衝擊」。

1「內外—強弱」格局下的「接觸」戰略

從１９７２年中美關係「破冰」開始，美國一直將其對華戰略稱為「接觸（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到８０年代，美國對華戰略服從、服務於美國冷戰戰略。中美關係始終在共同應對蘇聯威脅這一外部動力的推進下展開。１９７８年年底中國改革開放後，中美經貿、人文交流漸次發展，兩國關係的內生性動力開始生長，但仍然相當有限。例如，１９８９年中美雙邊貿易額雖然達到１７７億美元，比１９７８年的１０億美元左右增長巨大，但這也只佔到美國對外貿易總額的１．６５％。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結束，國際格局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中美關係的外部動力喪失，中美關係陷入低谷。

１９９２年年底之後，中國國內改革開放再次提速。與此同時，在美國商界大力遊說下，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於１９９４年決定最惠國待遇與中國人權問題「脫鉤」。美國對華戰略迅速轉向「更寬廣的接觸」。柯林頓政府在其對華戰略表述中始終使用「接觸」戰略的說法，並且在政府戰略文件中論述了「接觸」戰略背後的邏輯：其核心是通過接觸、交往，將中國拉進其主導的國際體系，使中國成為體系內的支持性力量而非相反。美國在獲取戰略利益（如裁軍領域）與經濟收益的同時，希望通過交往塑造和影響中國的發展方向，使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外交諸方面向著美國所樂見的方向發展。正如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Ｚｂｉｇｎｉｅｗ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ｉ）指出的，柯林頓在做出「最惠國」與人權問題脫鉤的決定時的考慮是，「從長期看，隨著中國接受國際規則，並融入更大程度的相互依賴，它將會不可避免地日益尊重人權」。「通過交往可以促使中國變化」是冷戰後美國對華戰略的基本前提假定。美國對華戰略的後續發展變化，都是從這一邏輯起點展開的。此外，柯林頓團隊「具有強烈的自由主義傾向」，「全球化觀念里固有的歷史決定論相當完美地與柯林頓的重要信念相結合」，也是塑造其對華戰略的思想基礎。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正是全球化高歌猛進、西方自詡「歷史終結」的年代。柯林頓政府認為美國正站在歷史的潮頭，因此要通過「參與與擴展」，將非西方國家拉入體系，同時擴展西方意識形態與政治經濟體制。

從中國的視角看，「接觸」戰略首先是美國對華交往、合作，但同時也包含著防範、強制、影響、滲透、演變、限制等更為消極的成分。不過整體而言，「接觸」戰略的積極面遠大於消極面。１９７８年啟動改革開放後，中國恰好執行了以「融入」為主要內容的對外戰略。中國希望通過融入由美國和西方國家長期主導的國際體系，以實現經濟和社會現代化，同時努力保持本國政治制度、外交政策和文化認同上的獨立性。易言之，中國面對國際體系要「融進去」、美國作為體系內的「領導國家」要把中國「拉進來」，兩國在戰略的「前端」形成了一種戰略契合。與此同時，兩國在各自戰略的「終端」存在著明顯分歧，美國試圖影響中國，而中國希望保持特色。但是由於中國融入國際體系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進程，在完成進程之前既無須也無法驗證中美哪一方的戰略「終端」能夠實現。在抵達「驗證時刻」之前，「接觸—融入」的戰略默契為兩國關係提供了觀念層次的穩定框架，並指導了兩國的具體政策，讓雙方克服了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台海、１９９９年「炸館」以及２００１年南海「撞機」事件等突發危機的衝擊。

顯然，中美兩國在這一時期的戰略選擇，根本上是由兩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決定的。１９７８年年底以及其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美兩國在國際體系中是「內外—強弱」關係：美國居於其領導的國際體系之內；同時是體系內的最強國。中國部分地處於國際體系之外，相對美國而言綜合國力較弱。在這樣一個格局之下中國如果要謀求民族復興、實現國家現代化，向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靠攏、學習、融入是唯一的選擇。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經濟體制逐漸轉向市場化，外交逐漸告別革命者角色而轉向國際體系的維護者政治與社會釋放出了勃勃生機。從西方視角看，這意味著中國與其差異性的逐漸縮小。美國是一個有著強烈理想主義外交傳統的國家。至少從１９世紀末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和西方列強之一以後，在美國戰略界主流觀念中，中國始終是一個值得同情的「弱者」，是一個通過「接觸」可以塑造、影響、改造甚至「拯救」的對象。這是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國內戰略文化基礎。

在貫徹「融入」與「接觸」戰略的過程中，中美兩國各自形成了一系列在國內被廣泛接受的戰略假定。對中國而言，這些假定包括：（１）現存國際體系內部擁有巨大的和平發展的空間。中國在融入體系的過程中有著巨大的戰略機遇。（２）美國是中國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最關鍵外部因素。穩定的中美關係是維護中國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的關鍵，必要時可為中美關係穩定做出一定妥協和犧牲。（３）美國對華戰略雖然包含積極與消極兩面，但是積極面是主要方面。與此同時，美國的對華戰略則大致包含如下假定：（１）中國的人口與國土規模決定了其經濟規模乃至綜合國力的增長是不可阻擋的。美國要做的是塑造中國發展的方向，而非阻擋中國體量的崛起。（２）中國是一個不斷變革的國家，其政治、經濟和外交演進方向與美國期待的方向大體一致。（３）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為維護中美關係的穩定，對中國的若干紅線（如「一個中國」）應給予尊重。

2布希政府的「接觸＋防範」

２００１年１月，喬治·沃克·布希（ＧｅｏｒｇｅＷａｌｋｅｒＢｕｓｈ）入主白宮，給美國對華「接觸」戰略帶來了一次短暫「斷裂」。布希在競選期間即宣稱，上任後「將重新定義中美關係。中國是『戰略競爭者』，而非戰略夥伴」。２００１年４月１日發生的南海「撞機」事件導致中美關係高度緊張。布希在台灣問題上也咄咄逼人，誓言將「不惜代價保衛台灣」。耐人尋味的是，布希在中美關係定位與台灣問題上的「斷裂」，與１６年後同為共和黨總統當選人的特朗普的選擇頗為「神似」。不過，中美關係的緊張很快推動布希政府重新思考其對華戰略選擇。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全球戰略重點發生根本轉折。反恐問題與中東地區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焦點，布希政府對華戰略逐漸回歸「接觸」主流。

布希政府執政八年中，中美兩國逐漸走出「內外—強弱」格局，這是其對華戰略演變背後的基本結構因素。中國綜合國力崛起速度驚人。在中美建交的１９７９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僅為美國的４．５％。到布希擔任總統的２００１年，這一比例已變成１８．８％。到其兩個任期結束後的２００９年，這一比例又變為３７．８％。中國在２００１年年底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標誌著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最後一個重大目標達成。中美貨物貿易額從２００１年的１２１４億美元增長到了２００８年的４０７５億美元，佔美國對外貨物貿易的比重從５．１％增長到了９．３％。中國在世界主要機構以及在全球和地區主要議題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總而言之中國綜合國力雖與美國仍有明顯差距，但是兩國「內外—強弱」的關係開始逐漸向「體系內（非對稱的）兩個大國」的方向演變。這個變化不僅是１９７８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甚至也是中美關係史上的第一次。中美關係的「內生動力」不斷增長。美國不再僅僅因為外部因素（如歷史上的應對蘇聯威脅與布希政府時期的反恐）而重視中國，中美經貿關係以及中國在國際問題上發揮的關鍵作用使得美國已經無法忽視中國。

這一變化如此之大、戰略影響如此之深，導致美國對華戰略雖然在九一一事件後回到了傳統脈絡之上，但美國戰略界在這八年中不斷討論著「中國崛起與美國的應對」這一主題，其戰略邏輯也發生了一些微妙變化。在布希政府兩個任期中，兩位國務院高官的兩次對華政策演講很好地代表了美國官方對華戰略思考的演進。一個是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的理查德·哈斯（ＲｉｃｈａｒｄＮ．Ｈａａｓｓ）發表的演講《中國與中美關係的未來》。哈斯在演講中提出更充分地「融入（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戰略。另一個是２００５年９月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羅伯特·佐立克（ＲｏｂｅｒｔＢ．Ｚｏｅｌｌｉｃｋ）發表的《中國向何處去》的演講。佐立克在演講中提出中國應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的說法。從這兩篇政策講話以及布希政府的其他一些戰略文件中，能夠大致看出美國對華戰略邏輯的變化。

第一，認為中美兩國「內外—強弱」格局已經終結。哈斯在演講中明言，「過去３０多年，美國的戰略家們一直在辯論『如何把中國拉入國際體系』。今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中國已經『在裡面』了」。佐立克稱，「２７年前（１９７８年），中國極端貧困，並且被隔絕在世界之外……美國兩黨七任總統認識到中國的戰略轉變（改革開放），並致力於將中國融入國際體系，使其成為體系中的一個完全的成員。（現在）巨龍已經崛起並融入世界。從聯合國到世界貿易組織，從關於臭氧層消耗物質的協議到關於核武器的協定中國都是談判桌上的玩家」。顯然，美國官方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內外—強弱」格局已經終結，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主要大國並完成了融入國際體系的任務。

第二，認同中國是國際體系內的積極力量，但開始對中國如何運用新近獲得的權力表現出一定疑慮。美國認為中國總體上仍然是一個「維持現狀國家」。哈斯稱，「市場活力取代了教條，中國出口計算機而非意識形態」。佐立克也明確表示，「中國不是蘇聯。中國不尋求傳播反美極端意識形態，不認為要與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最重要的是，中國不認為其未來在於推翻國際體系的基本秩序。相反，中國領導人認為要取得未來的成功，需要與現代世界緊密連接」。與此同時，以哈斯和佐立克為代表的美國戰略界對「崛起並已進入國際體系中的中國」如何使用新獲得的權力表達了疑慮。哈斯期待中國能夠用崛起的權力支撐核不擴散等國際體系，同時要求中國降低關稅、減少投資壁壘、推進法治、促進人權。佐立克在其演講中提出，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崛起和融入之後）將如何使用自己的影響力。佐立克表達了對中國「經濟重商主義」、知識產權、軍事現代化、與所謂「流氓國家」的關係等問題上的疑慮。這些問題在布希政府第二任期內是中美關係中的主要問題。

第三，對其國內製度變化的期待逐漸降低。２００２年布希政府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仍然用了頗長的篇幅強調中國國內政治問題。報告宣稱，中國「民主發展對未來至關重要」，「中國對其未來的國家特性還需做出一系列重要選擇」。報告仍然相信，到未來的某個時候中國會選擇西方式的「政治與社會自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會「推進中國的透明度與法治」。到２００６年布希政府發布第二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時有關期待國內政治變化的表述大幅減少。在這份報告中，布希政府對中國的疑慮已經轉向中國能否堅持和平發展，能否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出現這種變化，當然並不是因為美國對中國戰略走向感到滿意而是因為美國開始感受到中國崛起在外交和軍事層面帶來的衝擊，已顧不上對其內政過多地指手畫腳了。

第四，更多地從大國博弈這一現實主義邏輯視角看待中美關係。與柯林頓政府強調全球化的特徵明顯不同，布希政府更多的是從大國關係這一層次看待中美關係，其競選和上任初期強調的「戰略競爭者」是一種大國對抗邏輯；而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布希政府開始強調「大國合作應對非傳統和新型挑戰」。中國以及其他大國成為可以與美國合作的世界政治中的理性力量。２００２年哈斯在演講中指出，「我們可以從防禦性的大國力量平衡走向大國的力量匯聚 以迎接新世紀的挑戰，抓住新世紀的機遇」。這一邏輯在２００２年布希政府公布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也有著清楚的表述。報告稱：「自從１７世紀民族國家崛起以來 我們現在面臨最好的機會，去建立一個大國在其中和平競賽而非準備戰爭的世界。為應對恐怖暴力與混亂，世界大國都團結一致地站在同一邊。」

第五，認為美國需要超越「接觸」戰略。既然中國已完成融入國際體系的任務，「接觸」戰略與新形勢的相關性就顯得不足了。無論哈斯還是佐立克都認為美國的「接觸」戰略是成功的但在「總體成功」的判斷之下，兩人都提出了美國對華戰略的下一步該怎麼走的問題。哈斯直言，「為『接觸』而接觸是不夠的」。佐立克認為，美國的對華戰略需要「超越向中國打開大門、歡迎其成為國際體系一員」的階段，而應當轉而「促使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實際上，在美國政府之外，學界、媒體開始對「接觸」及其背後的戰略邏輯做出更為嚴厲的批判。孟捷慕（ＪａｍｅｓＭａｎｎ）在其《中國幻想曲》一書中直接批判了「接觸」戰略的戰略前提，即通過與中國接觸，中國的政治體制與外交取向會向著美國所樂見的方向發展。這一判斷在當時的美國戰略界顯得相當另類和極端。但十年後的今天再回看這一判斷，似已被美國戰略界主流接受。

作為「超越接觸」的方案，佐立克在其演講中提到一個關鍵的對華戰略術語：「兩面下注（ｈｅｄｇｉｎｇ）」。「對中國將如何使用新獲得的權力的不確定，將導致美國和其他國家在對華關係上採取『兩面下注』的做法。」在布希政府的第二任期內，「兩面下注」逐漸成為一個被美國政府與戰略界廣泛使用的概念。布希政府２００６年公布的第二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兩面下注」作為美國與其他大國打交道時的五大原則之一。報告宣稱，美國「尋求鼓勵中國做出正確的戰略選擇，同時也為其他可能性而兩面下注」。這意味著「兩面下注」成為美國官方的對華戰略表述。美國學者麥艾文（ＥｖａｎＳ．Ｍｅｄｅｉｒｏｓ）對「兩面下注」的解釋是：「一方面繼續強調接觸與融合機制，另一方面則通過與其他亞洲國家開展安全合作、加強本國軍事力量現代化等方式，對對方進行現實主義風格的制衡。」「兩面下注」被越來越廣泛地使用，代表著布希政府對華戰略在傳統的「接觸」戰略基礎上開始強調新的要素，即「防範」。「兩面下注」的戰略邏輯實際上是「接觸＋防範」。在布希政府任內美國一方面繼續加強與中國的合作，中美關係的廣度與深度都在強化；另一方面，強化與日本等盟友的關係，大力提升美印關係等。這些都是其對華「兩面下注」的典型政策。「兩面下注」不同於遏制或制衡，整體上仍保持著對華積極交往的勢頭，也仍然期望通過接觸塑造中國的走向。較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美國對華戰略的消極面在上升，但這種消極面主要還是針對「遠憂」、針對一種「可能性」所做的防範措施。

3奧巴馬政府的「接觸＋規制」

奧巴馬政府２００９年上台執政時，美國正處於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當中，而中國由於應對措施有力，在全球危機背景下維持超高速增長，中美「體系內兩強」定位到奧巴馬政府執政初期已比較清晰。曾任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的傑弗里·貝德（ＪｅｆｆｅｒｙＡ．Ｂａｄｅｒ）在論述奧巴馬政府外交戰略的前提時，首先提出的就是「亞太地區在美國外交政策中應獲得更優先的地位……在亞太地區甚至在全世界，最近戰略性的變化就是中國的興起」。顯然，奧巴馬政府清醒地認識到了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因此對中美關係高度重視。其執政第一年也順利實現了對華政策的平穩過渡，並未出現歷史上不同政黨的美國總統上台後總要經歷「學習曲線」的問題。然而好景不長，在多種因素共同作用下，從２００９年年底開始，中美關係開始進入下行周期。在其後的七年里，儘管中美關係未出現重大突發危機，但是卻出現了幾輪較明顯的波動：第一輪大致從２００９年年底哥本哈根氣候峰會開始到２０１１年春季中國領導人訪美參加核安全峰會為止；第二輪從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美國反制中國宣布東海防空識別區開始，到２０１４年春季兩國開始籌備當年戰略與經濟對話為止；第三輪則大致從２０１５年年初開始，到當年９月中國領導人訪美為止。這幾次波動出現的頻率之高、對戰略互信的影響之深，為冷戰結束以來所僅見。

在起伏不定的現象之下，奧巴馬政府對華戰略出現了如下特點。

第一，儘管２０１０年之後中美關係出現了不少困難 但總體看，奧巴馬任內中美關係仍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次數與深度遠超過往，兩國政府間以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文交流高層磋商為代表的對話機制深入發展，兩國經貿人文交流日益深入，兩軍交流突破了過去缺乏持續性的困境建立了初步的危機管控機制和相互信任措施。在奧巴馬政府第二個任期內，中美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共同引領了這一進程，促成巴黎氣候峰會成功舉辦。此外，兩國在朝核、伊朗核問題上有效合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治理機制改革方面，美國支持了中國獲取更大國際空間的努力。總之，奧巴馬政府任內，中美兩國合作範圍之廣、對世界的影響程度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對華戰略中消極面明顯上升。在中美關係合作面大幅擴展的同時，奧巴馬政府對華戰略中的消極面也明顯增大，在整體關係中的比例有明顯上升。如２０１０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還是一般性地關注了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和如何運用外交力量，與小布希政府時期差別不大；而在２０１５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美國不僅在安全領域的關切大幅上升，在「持續監督中國軍事現代化」之外，又加上了對可能「使用武力恐嚇來解決領土爭議」的警惕，宣稱要「基於力量來管理分歧，堅持讓中國在從海上安全到人權的各種問題上遵守國際制度、尊重國際規範」。從具體政策層面看，奧巴馬執政期間，中美經濟、外交、軍事摩擦都時常出現。在一些重點問題領域，奧巴馬政府對華實行了強硬的「選擇性推回」做法。如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國宣布東海防空識別區後，美軍帶頭派遣軍機挑戰；美國司法部２０１４年５月以所謂「網路竊密」為由，發出起訴；２０１５年９月中國領導人訪美前夕，美國媒體放風稱要就所謂「網路竊密」問題進行制裁；中國在南海開始島礁吹填工程後，美國海軍增加了所謂「自由航行行動」的頻率與行動的挑釁性，並不斷通過媒體大肆渲染，不斷拉抬兩國之間的緊張氣氛。

第三，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戰略無論是積極面還是消極面都顯示出較強的自由主義色彩。美國任何一屆政府的對外戰略當然都兼具現實主義成分和自由主義成分。奧巴馬政府也有其現實主義成分，如強化在亞太的軍力部署等。但與布希政府相比，奧巴馬政府戰略選擇中的自由主義色彩更為突出。一是從地區視角處理中美關係。奧巴馬政府幾乎沒有提出單獨的對華戰略論述，而是將對華戰略置於以「再平衡」為代表的亞太地區戰略之內。時任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ＨｉｌｌａｒｙＣｌｉｎｔｏ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非常清楚地指出，「我們將繼續把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嵌入到由安全盟友、經濟網路和社會聯結所組成的更寬廣的地區框架之中」。美國更多地使用「盟友牌」「夥伴牌」，不僅強化了日美同盟，推動其亞太盟友體系走向網路化，而且與越南、緬甸等國家關係都有重大突破；力推排斥中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ＴＰＰ），且多次從中美國際經濟領導力競爭的視角解讀這一協定，宣稱不能讓中國制定遊戲規則。二是強調國際制度更加重視動員多邊力量來限制中國的行為。美國２０１０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宣稱，美國將持續接觸中國，「這種接觸將加強基於權利與責任的國際秩序。交通規則必須被遵守。這些國家如果打破規則，將會產生代價」。奧巴馬政府更多地使用「規則牌」，支持菲律賓到國際仲裁庭提起所謂「南海仲裁案」，向中國施壓；美國雖未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卻以捍衛「航行自由」為借口大肆炒作南海問題；在網路安全問題上 反覆要求遵守網路空間的「交通規則」。三是高度重視全球議程合作。奧巴馬政府期間，中美兩國在合力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帶頭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的合作是兩國關係中「正能量」的主要來源。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在奧巴馬第二任期的後期，中美關係出現了走向新的戰略均衡的苗頭。這表現在兩國關係雖然持續緊張、多次下行，但是始終沒有破局，也未墜入美俄關係那樣的「新冷戰」狀態。每次困難局面持續一段時間，雙邊關係就會回擺。南海、網路等重大議題雖未徹底解決，但是又都先後趨於穩定或者降溫。這似乎表明，兩國關係在面臨新「上限」的同時，也逐漸形成新「下限」。之所以能夠出現新的戰略均衡苗頭，從「技術層面」看，一是因為兩國領導人在中美關係出現困難時都表現出願意妥協、希望將中美關係拉回正軌的強烈意願，二是兩國領導人以及政府部門之間建立了頗為穩定而高頻率的高層交往機制。但是從更根本的結構性原因來看，當中美都逐漸適應、接受「體系內兩強」的定位之後，形成新的均衡與穩定或許只是時間問題。

在奧巴馬政府一方面堅持「接觸」、另一方面利用國際制度強化對中國的「管控」與「引導」（亦即「規制」）的同時，美國戰略界對華判斷在奧巴馬兩個任期內明顯負面化。奧巴馬政府期間，美國戰略界至少有兩次比較大的對華戰略討論或辯論。第一次討論大致從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０年前後，美國戰略界興起所謂「中國強硬論」的討論。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人批評中國在處理美國對台售武、美國總統接見DL等問題上態度極為強硬。這場辯論也涉及中國的國內政治與經濟政策走向。一些美國學者攻擊其在經濟政策上偏向本土企業，對外開放「停滯」等。更多的美國學者開始呼應孟捷慕２００７年提出的觀點。「與那些主張更緊密地接觸中國的西方人所期待的不同，中國不會變得更加自由化。」第二次討論發生在大選前的２０１５年。這次討論參與的人數之多、對美國近幾十年對華戰略的質疑程度之深，都是多年未見的。甚至有美國學者認為，這場辯論的激烈程度「肯定是１９８９年以來所僅見，可能也是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中期美國開始嚴肅討論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所僅見。辯論的某些部分甚至讓人想起（二戰後）『誰丟失了中國』的大辯論」。與上一場辯論主要聚焦於中國外交是否「變得強硬」不同，這場辯論在更大、更深的程度上以中國國內的發展為背景。十八大後，中國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制定《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等立法議程成為美國戰略界辯論的主要議題。對中國外交的辯論則認為其已經告別「韜光養晦」階段，圍繞中美網路安全爭議、南海問題、中國是否要在現行國際體系之外構建平行體系等問題展開。一些聲音宣稱中國「現在是且在未來幾十年中都將是美國最主要的競爭者」 批評美國過去「過多地關心接觸、融入和援助」，應實質性修改對華戰略，「需要一個新的大戰略，其核心是平衡中國國力的崛起，而不是繼續幫助它上升」。這種極端的論調意味著美國部分人對中國的看法從「無法阻止中國崛起、只能塑造中國方向」的「接觸」轉到「無法阻止中國崛起、也無法塑造中國方向」的焦慮，再變為要「想辦法制衡甚至阻止中國崛起」的急切。這部分人在美國戰略界雖然不是主流但其動向值得注意，他們對特朗普總統身邊某些謀士的觀點也有影響。即便是主張實行穩健對華戰略的學者，其論述也充滿了對中美關係的憂慮。如學者藍普頓（ＤａｖｉｄＭ．Ｌａｍｐｔｏｎ）在這場辯論中提出的中美關係正在接近「臨界點」的說法，引起了中美兩國學界廣泛的關注。傑弗里·貝德（ＪｅｆｆｒｅｙＡ．Ｂａｄｅｒ）在批評了美國戰略界「順應」和「遏制」中國崛起的聲音之後提出美國應該奉行「在全球層面合作、在地區層面堅定」的戰略。其中「在地區層面堅定」也強調了中美關係的消極面。總體來看，美國戰略界對中國的焦慮程度、對華觀點的消極程度都是冷戰結束以來所未有的。這一變化不僅影響了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戰略，而且將構成特朗普政府制定對華戰略時的外部環境。

4特朗普政府：「互惠」交往？

截至目前，要預測特朗普未來的對華戰略走向仍然十分困難。不過，以上對冷戰後美國歷屆政府對華戰略邏輯演進歷史的分析，或許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特朗普迄今為止的種種涉華言行，理解他在一個什麼樣的邏輯起點上、什麼樣的戰略環境中制定對華戰略，並對其戰略走向做出一些初步判斷。

從冷戰後美國對華戰略邏輯的演變歷程看，結構性因素是決定美國對華戰略走向的決定性因素。近３０年來，中美關係經歷了從「內外—強弱」關係逐漸走向「體系內兩強」的過程。與此相適應，美國對華戰略自然也要經歷一個調整、適應的過程。一方面，冷戰結束後近３０年的歷史顯示，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差距不斷縮小，而中國國家發展方向與美國的「期待」之間差距越來越明顯。由於美方越來越認定崛起的中國不會變得「更像美國」，甚至可能成為其挑戰者，因此對華焦慮感越來越強，越來越傾向採取直接、強硬的手段來應對中國，美國對華戰略中的消極面比例越來越大。這就表現為美國對華戰略從「接觸」逐漸演變為「接觸＋防範」，再演變到「接觸＋規制」的過程。與此同時，中美關係內生動力逐漸增長、日趨強大。兩國經濟和社會相互依存程度很強，兩國在全球和地區事務上密切合作，阻止了美國對華戰略中越來越強的徹底顛覆整體戰略的負面衝動，給中美關係提供了「托底」。這兩方面組合在一起，就規定了美國對華戰略的整體框架、發展趨勢以及變化的邊界與限度。

特朗普的個性或許追求標新立異，其反建制色彩也勢必給其內外戰略帶來很多「非傳統」「非常規」的特性，但是從其競選期間以及勝選、上任後的涉華言行看特朗普並未超越冷戰後美國對華戰略的框架。其一，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的對華強硬態度與其說是其個人或團隊的標新立異，不如說是美國從民間到戰略界對華觀點的一個折射。民主黨候選人以及美國兩黨建制派或許並不同意特朗普的具體涉華說法或者內在邏輯，但是在「對華需要更加強硬」上是高度一致的。如前述所謂「平衡中國崛起而非幫助中國崛起」的聲音，與特朗普競選期間的謀士彼得·納瓦羅（ＰｅｔｅｒＮａｖａｒｒｏ）等人的主張頗為相似。可以說，即便希拉里·柯林頓贏得２０１６年大選，其對華戰略也將是更加強硬的。其二，特朗普上任後，其涉華言論及動作總體趨向謹慎、穩健，特別是海湖莊園峰會後，對華政策基調趨於積極，都與中美關係強大內生動力所帶來的穩定性有關。面對中美關係現實，特朗普完成「學習曲線」的過程似乎比外界預計要快。其三，特朗普上任後，其在對華外交上最重視的是朝核與中美經貿關係。而無論是在奧巴馬政府的政策實踐還是在希拉里·柯林頓的競選主張中，這兩個議題也是最關鍵的議題。奧巴馬在與特朗普「交接工作」時，交代最多的問題就是朝核問題。幾個在政治光譜中位置不同的人物在涉華議題上有著高度的重合性，正說明美國國內在對華戰略上存在的共識與延續性。其四，特朗普外交政策上意識形態色彩較弱。特朗普也曾批評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但從未表現出要「塑造」和「影響」中國方向的意圖。特朗普將進一步助推美國對華「接觸」戰略走向普通意義上的接觸。其五，特朗普主要從中美競爭的角度審視中美關係，並未將美國對華戰略放在全球化、全球制度的層面去考慮。特朗普本人對國際體系更是表現出了強烈的懷疑和摒棄的態度。也就是說，特朗普在看待中美關係的層次上傾向於國家層面而非全球層面，這與冷戰後美國共和黨政府傾向從大國博弈層次看待中美關係的取向一致。從這幾個方面看特朗普政府迄今的對華政策已經顯示出較強的連續性。將特朗普對華態度放到冷戰後美國對華戰略的時間軸上觀察，就能看出特朗普的諸多言行只是美國過去幾十年對華戰略邏輯演變基礎上帶有個人特色的一次新嘗試，是兩國關係的再次磨合。

特朗普及其領導下的美國政府行政當局在對華政策和態度上當然會有其獨特性。這些獨特之處部分地來自特朗普及其團隊的特點，部分地由中美關係所處的最新歷史階段所賦予。

第一，「互惠（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或將成為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的主要目標。從前述美國對華戰略的邏輯演變看，中美之間的接觸依然頻密，但「通過交往塑造中國」的「接觸」確已走到盡頭。可以印證這一變化的是，從２０１５年對華戰略大辯論開始，「互惠」越來越成為美國戰略界、商界討論中美關係時的「關鍵詞」。美方越來越多的人抱怨中國的市場與社會對美國的開放程度遠不及美國市場及社會對中國開放的程度，導致美國在中美交往中「吃虧」。需要指出的是，美國相關人士當然是從美國角度討論中美關係的互惠。這種抱怨是否公正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內容，更值得關注的則是所謂互惠討論之下的邏輯：當美國自視為體系內的領導國家、而視中國為可以塑造、影響的相對弱小的對象時美國可以接受其眼中的不對等、不互惠情況；而當中美差距日益縮小，對華交往的「塑造」意味已基本消失，美國就很難再接受其眼中的「不公平」現象了。顯然，這一變化反映了美國對華戰略自信的下降。

美國戰略界有關中美關係互惠性的討論，與特朗普個人在對外關係中強調相對收益的特點完全契合。特朗普傾向於從零和的視角看待中美經濟交往，在競選中多次表達中國在經濟上「佔了美國便宜」的觀點。「美國與中國在經濟上相互競爭，而美國正在輸掉這場戰爭」。「中國公司與美國做生意很容易，但美國公司與中國做生意就沒那麼容易。我們進入中國做生意要支付巨額稅收，可當中國對我們出售東西時，我們卻沒有收稅」。②特朗普政府官員的政策宣示也體現了特朗普「不再吃虧」、追求「互惠」的思維方式。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官員在陳述特朗普對華政策時明確表示，「中國的崛起造成了中美在經濟、軍事以及地區影響力等方面的快速失衡。特朗普政府尋求以一種建設性的、以結果為導向的方式來糾正這一失衡」。在接待中國領導人訪美前的吹風會上，美國政府官員在介紹特朗普經濟政策的前提時也表示，「雙邊的投資和貿易必須是互惠的。中美要建立一個公平的、平衡的、基於互惠原則的經濟關係。」「互惠原則意味著我們希望與中國一道，用一種建設性的方式來減少中方設置的系統性的投資和貿易障礙。我們希望讓美國公司面臨的凹凸不平的競技場變得平整。」

第二，在行為方式上，特朗普政府表現出明顯的「交易型」特徵。特朗普一直自稱是善於談判的「交易大師」，著有《交易的藝術》一書。在其商業生涯中，特朗普頗善詭道，有時以並不光彩的手腕迫使商業對手達成協議。在競選中，特朗普就宣稱「不要忘記我們手中有對付中國的牌」。他認為，中國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大於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美國對中國有巨大的經濟牽制力，美國只是沒有將其轉化為優勢。當選美國總統後，特朗普在對華政策上表現出明顯的「議題聯繫」的做法。在與台灣地區領導人通話引起軒然大波後，特朗普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１日在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專訪時說：「我充分了解『一中』政策。但是除非我們能在貿易等問題上與中國達成一個交易，否則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受『一中』的限制。」這番言論直接將中美經濟關係與「一中」政策掛鉤。在海湖莊園峰會後，特朗普又於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１日發表推文稱，「如果中國幫助解決朝核問題，將從美國獲得有利得多的貿易協議」，又將中美經濟關係與朝核問題掛鉤。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迄今在與中國「交易」的過程中，並未做出多少實質性讓步來作為籌碼。特朗普的做法主要是利用美國強大的實力對中國施加心理壓力，例如宣稱不受「一中」約束、指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對中國商品施加高額關稅、在朝鮮半島周邊製造軍事緊張局勢等，隨後再以承諾「不改變現狀」（如回到『一個中國』政策、不指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或不對朝鮮使用武力等）作為交易籌碼，換取中國滿足其要求。當然特朗普的做法並非全然虛張聲勢。特朗普拿經貿問題作籌碼，與前述的「互惠論」有直接關係。美國戰略界要求在經貿問題上向中國施壓的聲音確實很高。特朗普拿「一個中國」政策做文章，也與美國戰略界近年來日益上升的「對台虧欠論」有關。儘管美國戰略界主流反對特朗普改變「一個中國」政策，但是要求反思或在這一政策框架內向台灣方面更多傾斜的聲音非常普遍。也就是說，特朗普拿經貿、台灣地區等問題威脅中國：要麼美國改變現行政策；要麼中國在其他問題上做出讓步，以換取美國維持現行政策框架。

第三，特朗普政府團隊內部力量的消長，是決定近中期特朗普對華戰略的主要不確定因素。特朗普政府是美國歷史上組建最慢的一屆政府，迄今多數中高級政府官員仍未到位。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內部矛盾頗多，鬥爭激烈。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邁克爾·弗林（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ｌｙｎｎ）就職未滿一個月即被迫辭職已經說明問題。未來特朗普政府內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長將對其內外戰略包括對華戰略走向產生重要影響。就外交而言，特朗普政府內部最大的矛盾是主張「美國第一」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群體與主張國際主義的共和黨主流之間的矛盾。前者以史蒂夫·班農（ＳｔｅｖｅＢａｎｎｏｎ）、彼得·納瓦羅等特朗普競選顧問為代表。特朗普本人在競選期間以及上任之初也主要體現了這一特徵。如果這一股力量在特朗普外交決策中佔據主導地位，美國對華政策會主要聚焦雙邊經貿特別是貿易平衡等問題。後者則主要集中於政府高層，如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Ｒｅｘ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財政部部長史蒂文·努欽（ＳｔｅｖｅｎＭｎｕｃｈｉｎ）以及白宮高管國家安全顧問赫伯特·麥克馬斯特（ＨｅｒｂｅｒｔＭｃＭａｓｔｅｒ）、國家經濟委員會加里·科恩（ＧａｒｙＣｏｈｎ）等人。主流的共和黨「國際主義」更多地將中美關係置於國際格局之下審視。２０１７年４月之後，特朗普在對華、對俄、對盟友政策上顯示出向後一派靠攏的跡象。美國媒體近期紛紛猜測特朗普團隊內鬥激烈，對特朗普影響極大的伊萬卡·特朗普（ＩｖａｎｋａＴｒｕｍｐ）、賈瑞德·庫什納（ＪａｒｅｄＫｕｓｈｎｅｒ）夫婦與傳統主流派形成聯合。白宮是否存在人事鬥爭、誰將獲得最終勝利現在言之尚早。但是特朗普政府內部存在兩種世界觀是比較明顯的事實。此外，在「國際主義者」當中，在對華政策上還存在強調軍事安全問題的「國防鷹派」與強調金融利益、強調中國市場開放的「高盛幫」的差別。這兩類官員強調的具體議題、對華態度的強硬程度也都存在明顯差別。「國防鷹派」更可能將中美關係推向大國對抗，而「高盛幫」或許更有可能將中美關係導向大國合作。

概括而言，特朗普政府未來的對華戰略可能向四種類型演變：「美國優先」背景下的合作、「美國優先」背景下的對抗、大國合作、大國對抗（如圖１）。特朗普政府內部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長（縱坐標），將決定美國對華戰略是在大國博弈背景下還是在「美國優先」背景下演變；中美之間的互動（橫坐標），將決定美國對華戰略是以合作為基調還是以對抗為基調。截至特朗普上任百日，從中美兩國的互動情況看，美國對華戰略似顯示出從「美國優先」背景下的衝突向大國合作方向演變的趨勢 但這一趨勢能否確定、是否能夠持續下去，仍需持續觀察。

5餘論

冷戰後美國對華戰略逐漸趨向強硬是一個總趨勢。顯然，特朗普政府任內中美關係也不會一帆風順。在看到這一趨勢的同時，也須注意到，以塑造影響中國為最終目標的「接觸」逐漸演變為純粹基於美國近中期利益的接觸，實際上意味著中美關係正變得更為平衡、平等。從現象層面看，中美關係似乎比過去困難了，但這是兩個日益居於平等地位的大國重新建構穩定關係的必經階段。奧巴馬政府後期中美關係短暫而朦朧的「新均衡」苗頭或許說明，當兩國都接受、適應了「體系內兩強」的位置後，兩國關係或許有可能達成新的穩定態勢。不過，這一態勢在奧巴馬政府任期內出現得太晚，還來不及驗證，美國政府的換屆就打斷了這一過程。由於美國的政治體制原因，未來中美兩國要出現持久的新戰略均衡，既需要中美兩國的綜合國力進一步均衡，需要兩國多輪的博弈與鬥爭，也需要美國不同觀點的政府反覆摸索，直到在美國國內形成新的共識。特朗普政府未來在對華戰略上的探索，正是這個過程中的重要一步。（截稿：２０１７年３月　責編：王鳴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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