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成天盼望著超越中國，卻因先天不足而屢屢受挫 // 雲石

在後發國家中，中國和印度可謂歡喜冤家。長期以來，印度視中國為自己的競爭對手，總想著壓過中國一頭。但現實卻狠狠的打了印度的耳光——幾十年下來，中國一起絕塵，已經坐穩世界第二大國寶座，印度雖拚命追趕，卻跟中國的差距越來越大，國力始終沒有擺脫世界二流的地位。

這看上去有些不合理。畢竟中印大致同時建國，當時的印度，繼承大英帝國遺產，家底之豐厚，遠比經歷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等一系列戰火洗禮的中國要強。到後來，中國改革開放，印度也有類似舉措，可幾十年下來，印度卻被中國甩下幾條大街！這是為什麼？在這裡，雲石君從歷史和地緣角度，剖析下印度崛起過程中的風險和困境。

政治上的天然撕裂

印度文明有著極為悠久的歷史。不過與其他擁有相同規模的古老文明不一樣的是，印度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幾乎從未有形成國大一統的穩定政治格局。像中國、羅馬、阿拉伯、奧斯曼，這些著名古代文明，在發展到一定規模後，陸續向帝國體制轉型，可印度，政治上卻至始至終處於支離破碎的狀態，即便偶有統一，也僅僅是曇花一現。

關於印度為何會呈現出這種分裂狀態，雲石君在之前的《地緣政治8：印度為何難成大器》一文中已有分析，此處不加累述。而這種分裂格局的持續，對現在的印度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1948年建國後，由於政治上的分裂傳統，印度非常容易的建立了以分權制衡為特點的西式民主制度。不過，當印度要發展經濟，從舊有農耕國家，向現代工業國家轉型時，卻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縱觀當代的各發達經濟體，不管是最早的英法美德，還是後來的日本、韓國乃至台灣台灣，其在工業化轉型過程中，雖然政治體制都有相應變化，但依然普遍帶有明顯的威權色彩。即便有所謂的分權制衡，其實施範圍也都局限在精英階層。

這種情況的出現是有原因的：國家工業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出現諸如圈地、血汗工廠、污染環境等問題，對民眾的利益構成侵害——這必然會導致民眾的激烈反抗。這種情況下，必須藉助政治威權，才能壓制不滿，將工業化推行下去。只有當工業化完成，上述問題慢慢消失，全民參與的現代民主制度才有了實施的可能。

而印度不同。印度在實施西式民主政治制度之時，國家依然處在舊有的農耕模式下。這種政治上的超前，嚴重影響了印度的工業化進程。大量有助於經濟積累與轉型的工業項目，鑒於其附帶的一些負面效果，受到人民的俄強烈抵制，並在現代媒體的推波助瀾下被急速放大。

在西式民主模式下，政客為謀求選票，只能選擇無底線的迎合民眾，不能呢像威權時代的韓國、台灣等國的政治家那樣，藉助於強大的中央威權將其推進下去，這就讓印度錯失了20世紀後無視奶奶的幾次重大歷史發展機遇，經濟結構的轉型遲遲無法實現。

而同樣，對西式民主制度的採用，嚴重限制了新德里中央政府的權力，地方自治空間過大，體現在經濟上，就是全國範圍內的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規劃布局很難推行，國家經濟結構顯得支離破碎。

印度教和種姓制度

傳統印度文明以出身為標準，把人劃分成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四大種姓，以及還在四大種姓之下的「賤民」。不同種姓職業不同、階級地位差異懸殊。婆羅門和剎帝利作為兩大高貴種姓，壟斷了社會資源的絕大部分，而作為人口絕大多數的吠舍、首陀羅和賤民，則一直在社會底層掙扎。

要說的話，此類金字塔型社會結構也並非印度獨有。不過跟其他文明體系不同，在印度文明框架下，此類階級分層被以種姓制度的形式予以固化。

在華夏等其他文明中，低等階級的人們，能夠藉助於讀書、參軍、經商等後天努力的方式，贏得社會的尊重，進而實現自己階級地位的提升。

不過印度不一樣，印度人的階級地位，取決於由種姓出身這個先天因素，不管個人怎麼奮鬥，理論上階級地位都無法提升。換句話說，吠舍、首陀羅以及賤民天生不可能躋身於婆羅門、剎帝利等高等階級，進入真正的上流社會圈子。

追求美好生活是人的本能。種姓制度的存在，將這種可能性生生掐斷，這當然會招致低種姓的堅決反抗。對此，印度文明藉助宗教的手段來化解。

印度教教義大力提倡轉世，把當世的苦難，作為來世享受幸福的前提條件。對這種教義的耳濡目染，導致低種姓主動放棄了對不公平現實的反抗，而把希望寄托在來時，甚至不惜通過苦修等形式，來增大來世贏得幸福的概率。

種姓制度與印度教的作用，使得印度社會的階級徹底固化。此類固化的好處，是大幅降低了階級衝突的概率，有利於社會秩序穩定。像中國歷史上頻繁爆發的階級戰爭，在印度幾乎很少出現。不過壞處也很大：因為上升渠道被堵死，吠舍、首陀羅和賤民階級，也就沒有了通過個人奮鬥來改變命運的動力，成為過一日是一日的「混日子」一族。當占人口絕大多數下層階級被烙上「不思進取」的基因，印度也就失去了工業化轉型的動能。

政改的必要性

對印度來說，作為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發展勞動密集的大規模製造業，是其工業化的不二途徑。

大規模的工業製造需要大量的合格勞動力。但印度人倒是夠多，可種姓的存在，導致這些人缺乏足夠的學習和工作動力，所以素質太低。鑒於此，印度有必要打破種姓制度的限制，讓低種姓和賤民階級獲得充分的上升空間，這樣才能激發它們的勞動潛能。

可是，一旦種姓限制破除，印度人民有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慾望的可能後，使人甘居貧困，願以今生受苦換取來世幸福的印度教教義，也就隨之轟然解體，其繼而被拜金主義替換。

在拜金主義的驅使下，印度的下層階級，不可避免的被卷進工業化的洪流中。而與這個過程同步，強征土地、房屋拆遷、環境污染、職業病、廉價報仇、長時期超負荷的勞動，這些工業化過程中（特別是中前期）無法避免的負面效應也會相伴而生，引發民眾的集體憤怒與抗爭。

對政府來說，它想要將工業化進程推進下去，就必須壓制民眾的不滿，不過在西式民主框架下，印度政客為了謀取選票，卻不可能這麼赤裸裸的站在民眾的對立面。要打破這個困局，印度就必須實行整改，推動中央集權。

中央集權的潛在風險

中央集權的過程，不可避免的會引發政治勢力的洗牌。考慮到印度支離破碎的政治結構，不可能有哪個政治勢力能夠一統江湖。要想解決這一難題，印度只有兩種選擇：或者政治勢力間爆發內戰，用武力清除其他勢力；或者跳出派系紛爭，放低姿態，去迎合低種姓與賤民，採取壯大基本盤的辦法，逼其他原有勢力出局。

咋一看，派系內戰並非良選。但要是採用第二種辦法，則意味著該勢力站到了下層階級的立場上，一旦其上位，肯定會侵奪佔有大量社會資源的上層階級的利益，進而找到原有其他政治勢力的一致反對。這樣一來，派系內戰倒是可以避免，影響更大的階級戰爭卻比如那爆發。（現實中的例子，就是毛派武裝跟印度政府之間的衝突。隨著大規模工業化啟動，毛派肯定會獲得廣泛的社會基礎）

宗教衝突與種族對抗

印度的人種構成大致分為三類：上古時期由中亞遷入的雅利安人演化而成的印度斯坦人（即印度白人）；作為原生土著的達羅毗荼人（即印度黑人）；和早年自東亞流入、在東北邦占相當比例的蒙古利亞人（即黃種人）。

由於歷史的原因，婆羅門、剎帝利兩大高種姓，絕大部分都由作為少數人種的印度白人組成，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達羅毗荼人與與黃種人，大都歸於低賤階級。

一般來說，這種明顯不平等的社會結構，肯定會引發種族衝突。不過印度卻避免了這種情況發生。

而印度之所以可以避免，固化階級的種姓制度，以及主張放棄今生以求來世的印度教義發揮了極大作用。（而起源於印度的佛教，因為宣揚眾生平等，危及到印度種族階級社會的穩定，反而在南亞次大陸走向消亡）

如果種姓制度和印度教被清除，那麼長期處於社會下層的印度黑人與黃種人，其種族意識必將復活，並在利益的誘使下，滋生對佔據大量社會資源的印度白人的種族仇恨，膚色的差異，更使這種矛盾加倍放大。主要的印度白人組成的資本家和中產階級，與主要由印度黑人以及黃種人構成的下層民眾之間的衝突將迅速激化。當階級矛盾和種族矛盾合二為一，其所迸發出的能量，勢必把印度攪的天翻地覆！

宗教衝突也對印度政治改革形成威脅。印度境內有一億伊斯蘭教徒。他們遊離於印度教體系之外，不過跟黃種人、印度黑人一樣，位於社會下流階級。雖然眼瞎，印度教的力量，足以壓制占人口少數的伊斯蘭教徒。可要是印度教分崩離析，印度文明陷入內亂，伊斯蘭教徒為改變自身處境，自然也會捲入其中，加劇印度的混亂。

政體、階級、種族、宗教，各種因素糾合在一起，使印度的現代化進程步履維艱，一個不謹慎，便有跌入萬丈深淵的風險。

印度當然明白這些風險。但特殊的國情，又決定了其不能確保在現代化過程，能夠阻止內亂髮生。在這種情況下，印度的現代化改革不得不流於形式，遲遲難見真章。

當然，對這種狀況，印度肯定是不甘心的。為此它也想了很多辦法，希望扭轉這種局面。那麼，具體操作中，印度究竟採取了哪些辦法呢？關注微信公眾號：雲石，下一節中，雲石君繼續為您解讀

本文為雲石地緣政治系列文章第9章——南亞之印度篇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