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屈原及其時代·內政外交之不善導致楚國敗亡（修正版）

【編者按】　　本文初稿寫於2000年端午節，2005年有所修改擴充。曾收入何著《聖與雄：老子·孔子·屈原·劉徹》（金城出版社2004年版）及《聖靈之歌 <楚辭>新考》（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另，何新還著有《宇宙之問 <天問>新考》（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黃世殊說「本文是何新的憂時傷世之作」，頗有見地；這大概也是作者將其收入最新版（《舉世皆濁我獨清?何新品<楚辭>》，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年版）時改文題為《論吳起、商鞅、張儀與屈原》的原因。在當代中國，鸚鵡學舌於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和「普世價值」鼓吹者，實際上和張儀這類巧舌如簧的縱橫術士有得一比，而且同樣是居於裡應外合的話語主流地位；恐美親美附美以維護其既得利益的上官大夫、公子椒、鄭袖、公子蘭者流也大量「投胎轉世」；真正的仁人志士倒成了「陰謀論者」、「愛國賊」，備受輿論圍剿。　　何新說：就戰國時代而言，「統一是一種歷史必然，秦、齊、楚是當時鼎立的三強。但是為什麼是秦，而不是楚或齊完成了統一大業？因為楚、齊內政外交之不善。政策就是選擇，即對歷史後果的選擇。屈原所悲哭的正是楚政之不善。」而對處於「新戰國時代」的當代中國而言，同樣也面臨著是自尊自信自強而勇於佔據世界舞台中心、還是甘於受騙上當而屈從西方列強的政策選擇問題，這也是對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歷史命運的選擇問題。所以重讀《楚辭》《天問》，固然應以楚國之哀而哀之；但如果哀之而不鑒之，亦必使後人復哀吾輩也。以這個視角領略何新解讀屈原及先秦其他經典的系列論著，當能從「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中體味到更多的「微言大義」。　　以屈原為代表的楚文化的一個最傑出貢獻，是鑄造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愛國主義傳統。楚國是周朝時期最早稱王的諸侯國，所以其國家意識、國家利益觀念亦發育最早。《戰國策?威王問於莫敖子華》就曾長篇大論地討論過什麼是真正的愛國主義和怎樣激發愛國主義風尚的問題（略引）：楚威王問莫敖子華：「從先君文王到我這一輩為止，真有不追求爵位俸祿，而憂慮國家安危的大臣嗎？」莫敖子華回答說：「君王您問的是哪一類大臣呢？有奉公守法，安於貧困，而憂慮國家安危的（令尹子文）；有為了提高其爵位，增加其俸祿，而憂慮國家安危的（葉公子高）；有不怕斷頭，不怕剖腹，視死如歸，不顧個人利益，而憂慮國家安危的（莫敖大心）；有勞其筋骨，苦其心志，而憂慮國家安危的（棼冒勃蘇）；也有既不追求爵位，又不追求俸祿，而憂慮國家安危的（蒙谷）。」楚王嘆息道：「這些都是古人，現在還有這樣的人嗎？」莫敖子華的回答是：「我聽說，『國君喜好射箭，大臣也會去學習射箭。』大王您只是不喜好賢臣而已，如果真是喜好賢臣，上述這五種賢臣，都是可以被大王羅致來的。」這些鮮明生動的案例故事，多是著眼於愛國行為（表現）而言的，而愛國理念、愛國情感、愛國行為「三要素」倶備的愛國主義傳統的開創者則非屈原莫屬。他確實曾「竭忠誠以事君」（《惜誦》），但這並非是出自狹隘的「忠君」思想，而是出於痛切的「鬱郁憂思」——「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欲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抽思》）。他熱望以「內美」的高潔情懷「與為美政」，拯救處於船破浪險、巢危風急中的楚國，重現遠古的「大同盛世」。然而，「九折臂而成醫」（《惜誦》），楚王「變黑以為白，倒上以為下」（《懷沙》），內政外交舉措失策，終於造成「民離散而相失」（《哀郢》）的悲慘後果，從而使屈原的思想也發生了從「恐皇輿之敗績」到「悔相道之不察」（《離騷》）的根本變化。他發出憤怒的責問：「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哀郢》），表達了對禍國殃民的楚王的深深憎惡。可見，作為與楚國共存亡的偉大愛國者，屈原所真正關心的是楚國人民的生死禍福和楚囯文明的存亡絕續。屈原高貴的品格、不朽的形象和他那些充盈著憂國憂民深情的壯麗詩篇，成為激發中華民族歷代仁人志士和庶民百姓九死而不悔的愛國主義精神的源頭活水。比如「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典型的屈原精神的「宋末版」——他處在南宋末期內外危機重重的時代，具有「國有大災大患，不容不出身捍禦」的強烈使命感。但他的愛國並沒有局限於為「聖上」的江山拚卻一死，而是更鮮明地表現在要求革除南宋朝廷弊政（「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於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常執其機耳」）的種種努力上，即以「生斯世、為斯民」為己任，「持（改革）不息之心」， 求「安民之道」、「淑士之道」、「節財之道」、「弭寇之道」，以達到「天下為公」、「才物各得其所」的美好理想。他認定，每一個天生地養的「賢才」「聖賢」，都絕不能坐視世道險阻，絕不能安於「蓄其才德而不施於用」，而應當象及時雨那樣澤被天下（「天之生賢才，初意豈無為，民胞物同與，何莫非己累？」「聖賢非坐視民物之屯者而安於需」）。在這種崇高追求中，文天祥以「社稷為重，君為輕」，主張為了民生社稷，「別立二王」不失「為忠」，跟著皇帝去賣國偷生求榮則「非忠」。總之，文天祥的胸懷、抱負，是以「民胞」、「民物」、「民生」和國家利益為價值取向的，民族的復興和民眾的福祉才是他的忠愛所寄。因此，儘管自知已不久於人世，他在燕京元人的監獄裡還在為百姓祈福：「但願天下人，家家足稻糧；我命渾小事，我死庸何傷」。何新傾注極大的心血解讀《楚辭》、編撰《屈原年譜》，也正是因為鍾情於此。　　何新原文附有《毛澤東論屈原》，茲節錄於此——毛澤東說：「我們對屈原，對他的遭遇和悲劇特別有感受。我們就生活在他流放過的那片土地上，我們是這位天才詩人的後代，我們對他的感情特別深切。」「屈原的名字對我們更為神聖。他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人。」「屈原的功勛並不是馬上就得到人們的承認。那是後來過了不少日子，詩人的品格才充分顯示出來，他的形象才真正高大起來。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也是為真理服務的甜酒。」「今晚又讀了一遍《離騷》，有所領悟，心中喜悅。」【正文】1　　屈原姓屈，舊說以封地屈為「氏」。不確。楚王族三姓昭、景、屈。《史記》說屈氏與楚王族為同姓。昭，明也。景，陰也。昭、景皆與日月光明有關。疑屈氏本字為朏，二字形似而訛。朏初明也。①楚族以太陽神為高祖。故其姓氏亦用光明之辭。屈原名平，字原，號正則、靈均（君）。屈原是戰國中期楚國人，約生於楚宣王后期（公元前340年前後）②。死於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或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楚國都郢城（今湖北江陵紀南城）被秦將白起攻破之後的五月端午。　　他的一生，歷楚宣王、楚威王、楚懷王、楚頃襄王四代。與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以及齊宣王、齊湣王、齊襄王同時。在戰國著名人物中，他比吳起、商鞅、孫臏、莊周稍晚，和蘇秦、張儀同時，而比荀況、公孫龍、鄒衍稍早。從學術思想來講，屈原的時代正是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從社會變化來講，屈原所處的時代在戰國中晚期，正是社會制度發生急劇轉折之大變革的時代。　　屈原出身於貴族，受過系統而良好的教育。在他的時代，世官世祿的宗法制度已經沒落。自春秋以來，各國社會制度發生的最重大危機，是宗法制度的危機。這種危機主要表現在各國政治中均發生了權力與財產的重新分配，集中反映於各國貴族中之「嫡」族與「庶」族之爭。　　根據西周宗法制，權力應集中於嫡長子，唯嫡長子可以有繼承權。然而隨著人口自然增殖，到東周春秋時代，貴族中（包括王族中）之庶族，即非嫡「庶子」（庶即諸也，多也）數量必然大大增長。於是在列國政治中均發生了王權與庶宗貴族（任卿大夫及其家臣者）之間的激烈權爭、利益之爭。由此引發激烈的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導致各國政治結構的激變。　　屈原出身於庶家貴族。與當時從貴族中由於無繼承權而分化出來的眾多游士一樣，屈原屬於寒族，只能依靠「修能」和「明德」去謀取個人的成功。早年的貧寒生活，使他了解民生的疾苦，所以他曾說：「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屈原自沉後，他的學生宋玉作《九辯》為屈原鳴冤。篇中說：「坎廩（即今語「可憐」）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即今語『孤伶』『曠浪』）兮，羈旅而無友生」。也表明屈原的早歲，曾是貧困而孤獨的。2　　在戰國時代，變法已成為時代的要求。在列國中，最早發起改革運動的國家，是魏文候時代的魏國。魏文侯變法的實質，是削弱世族的世襲權力，給庶族、庶子中的「賢」者以地位。參與魏國變法的中堅人物之一是當時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名將吳起。魏文侯死後，吳起失意。　　戰國初期，楚國領土最大，但惠王之後，簡王、聲王都沒有大的作為，政治上落後，經濟上萎靡，北遭三晉侵伐，西北受秦威脅，公元前402年，聲王被「盜」所殺，悼王繼位，決心改變現狀。　　楚悼王十八年（公元前387年），吳起來到楚國，被任命為令尹（丞相）。　　吳起認為楚國的弊端是「大臣太重，封君太眾」，這是「貧國弱兵之道」。在悼王的支持下，他提出「變法」的主張。變法的主要內容，有以下五點：　　第一，凡是封君的子孫已傳三世的，收回世襲爵祿，取消其封君稱號。國王的疏遠親族，一律取消貴族的特權。　　第二，令舊貴族遷徙到地廣人稀的地區，收回他們在原住地區的田宅，從政治和經濟上削弱世襲貴族的勢力。　　第三，明法審令，整頓吏治。加強行政文官的力量（法家的政治背景來自文官制度），以文官法律抑制高踞法律之上的世襲貴族。　　第四，凡是不稱職的官吏和不必要的官職，一律裁汰，把節省下來的錢用來訓練軍隊。　　第五，改革軍制，把世襲貴族（武士）為主體的重裝（車戰）軍隊，轉變為以農夫為主體的野戰軍隊。嚴明賞罰，將士作戰「進有重賞，退有重罰」。　　吳起變法，沉重打擊了世襲貴族勢力，使楚國面貌為之一新，國力大增。公元前381年，楚國打敗了北方強大的魏國，恢復了被三晉佔領的陳蔡故地，並在西面打敗秦國。「兵震天下，威服諸侯」，使「諸侯皆患楚之強」。「南並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使楚之疆域直達南嶺，促進了江南的開發。　　然而，吳起的變法僅行數年（公元前386年—前381年）。由於全力支持吳起變法的楚悼王死去，楚國舊貴族發動政變，群起而攻吳起。吳起伏於王屍上被亂箭射死。③　　結果，吳起的楚國變法運動由於觸動世家貴族的利益而失敗了。3　　《說苑·指武》記錄了楚國變法時發生的一場政治辯論：　　「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　　反對他的貴族領袖屈宜臼說：　　「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兇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　　用賢與用親的問題，乃是春秋以來政治中的第一大問題。用賢，就是對世親世貴的貴族制度的挑戰。因為西周宗法制的核心原則是「世親」即嫡子繼承的制度。但嫡子未必皆賢長，賢才又未必是嫡子。隨著貴族階層人口的繁衍，有賢才而被棄置於庶民中的遠支別庶日益增多，嫡、庶之矛盾日益突出。春秋戰國時關於「賢」與「親」之爭，實際上是權力與資源的再分配與繼承權之爭。　　《史記》記錄了春秋時齊相晏嬰為舉賢而與齊景公的以下對話：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　　穰苴家族是齊國田氏貴族，「田完之苗裔」。但到他這一輩，由於非嫡派子，只是「庶孽」，因此已淪為「卑賤」。若非遇晏嬰舉賢，齊國又面臨強大之外敵燕國的入侵，則儘管有才亦不得能重用。後來，穰苴被任為齊國大司馬，成為春秋時期的一代名將。　　屈原本人的處境，實際與穰苴非常相似。4　　楚國吳起變法失敗後的第二十二年，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國也發動變法。與楚國變法不同，商鞅取得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成功。　　據《史記·商君列傳》記，商鞅變法的核心內容是加強王權（廢采邑設郡縣），改變貴族的世官世祿和改革土地制度。　　土地是農業社會中最重要的經濟資源。在變法前，各國耕地雖名義上仍為君主所有，實際已被世家貴族所佔有。商鞅在秦立新法令曰：　　「宗室（公族）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畎田）封疆，而賦稅平。」　　商鞅實施新的土地制度，將土地佔有權從世家公族手中褫奪，而集中到國家手中，由國家重新分配，賜給有軍功者（庶人）以土地，並且允許人民自行開墾荒地，而向國家上繳賦稅。這不僅解決了當時最嚴重的人口過剩問題，也充實了國家財政力量。　　戰國時期人口急劇增殖。無土地、無恆產的游士、遊民（即過剩人口）眾多，社會貧富分化極其劇烈，導致當時各國內部的社會矛盾均十分尖銳。在中原各國，土地多為久經開墾的熟田或牧場，早已為卿大夫所有。采邑、熟田是重要的經濟資源，貴族不肯輕易出讓。因此變法會嚴重地觸動既得利益集團，引起其阻撓和反抗。而改革前的秦國本來是一個半農半牧民族，其土地多為無主的曠野和牧場，因此推行這一土地制度的改革比較容易。　　自春秋時代以來，在各國統治階級的貴族階層內部，都分化出大批沒有土地繼承權而又不能承繼公職的游士。這些游士由主流（貴族）社會墜落到平民（庶人）地位，成為所謂「邊緣人」。多數人平民化了，甚至「降在皂隸」；其中一些精英則往往成為依附於強宗巨子而為之效力的門客、食客及武士（遊俠、刺客）。　　人多官位少，導致游士們必須以學術或技藝為謀生進身之資，從而展開激烈的競爭和辯論。這就是春秋後期以及戰國時代私學興起、游談馳說風行的原因，也是張儀、蘇秦一類縱橫家興起的背景，是戰國時代出現學術上百家爭鳴形勢的社會基礎。5　　必須指出，商鞅的土地改革並未承認土地的自由私有權。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土地的自由私有制並非出現在古典歷史的起點，而是終點，是漫長的經濟制度演變的產物。但是，商鞅改革承認了井田制族社土地可以由私家、私族所佔有的現實。　　這一經濟制度的改革，使秦國得以迅速地強盛起來。在經濟實力上，改革後新政的成功，具體體現在「民足實、國足用、軍兵強」這三個方面，秦國實力迅速地居於其他六國之上，為秦國後來擊滅六國實施統一，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正是由於國家財用充裕，國庫遂有實力支持對外進行大規模作戰。同時由於實施根據軍功授爵及授田土的制度，立有軍功的農奴可以得到解放並獲得土地封賞和授爵，大大激發了秦軍的士氣和戰鬥力。6　　商鞅變法與吳起變法，面對的問題基本相同，變法的內容也相似。只是商鞅改革在落後的半農半牧的秦國進行，反對變法的既得利益集團不夠強大，所以可以藉助王權的力量，「尊王抑藩（卿大夫）」，實施比較徹底的改革。世卿世祿的宗法封建制度，在秦國被商鞅改革徹底打破了。這樣，秦國的國家性質也因之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一變化的實質，就是由舊宗法形態的公族世卿采邑封建制，轉變為國家主義、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體制，以及井田族社解體後出現的私人土地佔有制的國家賦役制。這種社會改革在政治上高度強化了以君王為中心的國家經濟和政治力量，使國家政治形態由春秋以前的宗法貴族民主制（「共和」），轉變為君權至上的君主集權專制。　　這種新的政治軍事組織形態，使秦國得以實現軍事、政令及國家資源的高度統一。這又奠定了秦帝國進行兼并戰爭取得勝利的政治軍事組織基礎。正是在這種新的經濟和政治基礎上，秦國形成了咄咄逼人的強大軍事力量。④所以，由秦國實現對六國的統一，具有一種必然之趨勢。7　　在商鞅變法前，各國農夫作為野人是無資格成為士兵的。春秋以前，戰爭是貴族武士的專業，農夫無資格參與。商鞅變法後，改變依靠貴族的世襲武士制度，採用征戍代役的農兵制。於是，兵源大大地得以擴充，眾多農夫成為士兵。　　與此同時，商鞅又實施了軍功授爵制。這一制度，使參與戰爭的農夫有機會在開疆拓土的過程中，分享利益。依靠軍功可以獲得免除徭役的人身解放（賜爵）和土地資源。　　加以國庫由於新賦役制的實施而糧帛充實，可以從後勤上支持軍隊遠征無虞。故秦國農人樂於對外作戰而不惜用命，即使作持久戰、惡戰也毫無怨言，有樂於積极參与對外作戰的內在動力。　　故商鞅變法成功後不久，秦國先在北方打敗了魏國，佔領了魏國的河西地（陝西東邊，黃河以西、洛水以東之地），迫使魏國都城由安邑（今山西邑縣）遷到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商鞅又從魏國手中奪取原已屬於楚國的商於地區，楚失商於也就是丟失了由中部江漢區域進入中原的根據地。8　　商於之地是西南方進取中原的戰略樞紐之地。秦要入中原及江漢地區必先據商於。　　從此楚國的中央區域即時時受到秦國來自西面的威脅。秦國取得了極富戰略意義的重大勝利。故後來楚人曾對頃襄王指出：自此之後，「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史記·楚世家》）　　正是河西商於戰役的結局，奠定了秦國日後東出中原，擊破楚國，進而并吞關東六國、統一天下的地緣戰略基礎。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即公元前316年，秦遣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接著揮兵北進，滅巴、苴。　　「置巴、蜀及漢中郡，分其地為三十一縣。（張）儀城江州，司馬錯自巴涪水取楚商於地（今陝南、豫西南），為黔中郡。」（《華陽國志·巴志》）　　入據巴蜀，從而窺伺楚之漢中，又打通了進入江漢平原的重要戰略通道。　　屈原早年生活於楚國歷史上一個最強盛的時代，即楚威王的時代。而其盛年，則遭逢國家由盛轉衰的大變動。　　楚威王六年，楚擊破越，使楚之疆域由中國中南部沿長江推向東南海濱。《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載：　　「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強，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賓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國於海上者，漢之甌越、閩越、駱越其後也。」　　楚威王后期，派楚將軍庄蹁循江西進，攻取巴中要地枳，又溯巴涪水，取黔中及巴之南鄙⑤。　　楚威王採納了蘇秦建議，與齊國結成反秦的合縱聯盟，準備攻擊秦國，收復商於之地。此舉大大震撼了秦國。　　因此秦惠文王使宗祝於神前詛咒楚王，作《詛楚文》。文中所詛咒王熊相，即威王熊商，指責他要背棄秦楚數世之盟，祈求「克齊楚師」。　　這時楚國達到了歷史上疆土最大的時期，楚國進入了歷史中最強盛的時代。蘇秦指出楚國已具有統一天下的實力：　　「楚，天下之強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天下莫能擋也。故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9　　從歷史記載看，屈原年輕時代曾與楚懷王策劃變法。其實楚懷王一度也是一個雄心勃勃冀圖繼承光大乃父事業的有為之君。陳瑒《屈子生卒年月考》記：「楚懷王十一年，五國伐秦，而楚為從長。而秦患之。懷王初政，為列國所畏。」屈原在《惜往日》中云：「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嬉。」　　懷王登位之初，楚國在列國中還是十分強大的。但隨著秦國力量的發展，對楚國來說，嚴重的危機正在日益降臨。屈原是一位先知者。自年輕時代，他已懷抱革新變法的壯志——「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離騷》）他有著強烈的入世之志和遠大的政治抱負。　　《史記·屈原列傳》說：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上官大夫，即時任大司馬的昭骨（昭滑）。他是楚懷王非常倚重的實力派。但是，太史公在這裡將屈原的沉浮歸因於一個上官大夫的嫉妒，未免失之淺薄。唐人陸龜蒙即有詩嘲此說：「天問復招魂，無因徹帝閽。豈知千麗句，不敵一讒言。」　　變法強兵富國的路線，與圖安逸好財貨美人、縱慾享樂的楚國貴族集團既得利益相矛盾。這並不是懷王一人好此，而是當時楚國上層的整體文化風氣使然。10　　屈原變法的主張涉及政治和宗教文化兩個方面。　　在政治上，屈原提出五大主張，一是尊王權，二是行法制，三是用賢人，四是富國強兵，五是主張聯齊抗秦、遠交近攻的外交路線。他的核心思想是傾向於加強君權、行政權而抑制貴族私權、世襲權的法家實用主義路線。　　行法制的目的是要立新法，從而打破宗法禮制下不成文的習慣法。特別針對無法無天、予取予奪、世卿世祿的人治主義。推行法制必須要藉助王權的行政力量，因此行法制的首要前提是尊王，即加強王權。　　當時列國制度承繼著周的宗法制，君主的政治權威來自於世族（世卿）元老集團的支持。加強王權，所謂尊王、明法、強兵，這種主張是對世家貴族制度的挑戰，是侵犯貴族階層既得利益的。　　在外交上，屈原試圖繼續楚威王的合縱戰線，聯齊反秦。楚懷王十四年至十五年，屈原奉使命入齊，與齊結盟。　　秦於商鞅變法後，國力日升，疆土日大，上升為當世的超級霸權國家。當時的列國外交，面臨著附秦與抗秦的兩條路線之爭，也就是蘇秦的合縱與張儀的連橫之爭。　　在列國之中，除了超強之秦為一極，還有兩個強國，即齊與楚。如果齊楚聯盟，列國附從，則秦軍即不敢出函谷關東進，也就不可能完成掃蕩六合統一天下的霸業。因此，對秦來說，戰略和外交上的最大目標，就是必須打破齊楚聯盟。　　為達到這個目的，秦任用了當日最狡詐、最具實用主義精神的馬基雅弗利式政治家張儀。　　張儀對秦國的貢獻甚大。秦惠文王二十七年，張儀與甘茂、司馬錯率兵滅蜀，張儀興建了成都城。　　楚懷王十六年，楚齊聯軍攻秦，奪取了秦之曲沃。曲沃戰後，楚使三大夫張九軍北圍秦於中，準備進取商於。　　這種局勢令秦惠王感到憂慮。於是，張儀放棄秦之相位入楚進行遊說。楚懷王聽說張儀棄秦入楚，非常高興。　　張儀巧妙的遊說取得了成功，楚懷王改變了聯齊攻秦的決策。屈原的政見被懷王背棄了。屈原後來悲哀地抱怨說：「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離騷》）「昔君與我成言兮，日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叛兮，反既有此他志。」（《九章·抽思》）屈原在這些詩篇中，記錄了這種政治上的失意。11　　張儀入楚後，用美人計、離間計，不擇手段，利用楚國貴族中的親秦派，成功地實施了遊說的目標。⑥張儀聲稱只要楚國和齊國斷絕聯盟，秦國就退還從前所佔領的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為此歡欣不已，以為可以不費一兵一卒收復故地。立即派人與齊絕交，並要屯兵於商於的屈勻停止進攻，準備受地。但是，當楚懷王愚蠢地與齊國決裂之後，張儀卻改變了說法：「所許諾歸還之地不是六百里，而是六里。」楚懷王因自己被愚弄而憤怒，於是命令屈勻進軍，武力奪取商於。　　張儀南見楚王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歡。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令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　　楚王大說，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得吾商於之地。群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　　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　　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　　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　　楚因使一將受地於秦。張儀至，偽稱墜車，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於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史記·楚世家》作「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張儀知楚絕齊也，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　　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因而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金正煒云：「杜陵當作杜陽。」何按：杜陽即丹陽。）12　　秦楚決定性的大戰在第二年（楚懷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發動，這場大戰包括兩大戰役。　　春季之戰，戰場在丹陽，楚軍慘敗，甲士死者八萬，大將軍屈句、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被俘。此戰失敗後，威王時庄踽所取得的漢中郡也隨之被秦佔領。　　於是，「楚懷王大怒，乃悉國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結果楚軍遭到全軍覆沒，這是在這一年的秋天。　　這兩次戰爭在秦楚關係史，以至戰國歷史上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大戰。此戰奠定了秦國一極獨霸的地位，同時也使得楚國衰落為二等國的地位。此戰以後，列國中可以與秦分庭抗禮的齊楚兩國之聯盟，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是一個孤齊、一個弱楚以及依違其間的三晉。　　在藍田大戰後，楚懷王於洞庭山立「八節四仲」之祭，屈原為之作祭神歌——《九歌》獻祀天地、山川十神，以求神佑。這就是辭章美妙的祭神歌《九歌》的由來。篇中以《東君》的「射天狼」喻向秦復仇之志，而以悲憤的《國殤》紀念對秦作戰中殉難的烈士。　　這個時候，屈原已由制令立法的左徒，被貶抑為宗社之主持祭祀音樂的三閭大夫。三閭是楚國的宗社神宮，也是學宮。作為三閭大夫的屈原當時就是這個宗社神宮的司祭。13　　楚懷王無疑是歷史上最昏庸最令人詬病的君主之一，所以毛澤東曾稱之為「惡君」。　　他的愚笨首先表現在他的輕信。再精明的人也難免有時會被更精明的騙子所欺騙。但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同一個騙子以相同的騙術所誘騙，這種愚蠢實在是過於驚人！而楚懷王就是歷史上的這樣一位君王。他一次又一次輕易地被周圍的諛臣和張儀一類術士所欺騙。　　楚懷王三十年、秦昭王八年（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又設計誘騙楚懷王會盟於武關。剛剛遭受戰爭慘敗的這位君主，竟輕易地再度受騙赴會。　　懷王入關後即被秦兵劫持至咸陽，強迫他割地以換取其人身自由。楚懷王不諾，因而被扣留於秦。一扣就是四年，最後懷王困死於秦。　　《史記·楚世家》對此記述如下：　　「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嫁女於懷王）楚往迎婦。」（秦對楚先打後拉，打打拉拉，目的都是為了滅亡之。）　　「（懷王）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秦還與楚上庸地（上次戰爭中秦掠取的戰利品中的一小塊）。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伐楚）。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斗，楚太子殺之而亡歸。」　　「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今河南泌陽西北）而去。」　　「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將軍景缺。」　　「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　　「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　　（秦看到齊楚還有可能聯合，於是再行誘騙之術）秦昭王遺楚王書曰：　　『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於黃棘，太子為質，至歡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歡，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天下執事。』　　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並諸侯之心。』　　懷王少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歡心！』　　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台，如藩臣，不與亢禮。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強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到此懷王方悟受騙。）　　頃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今河南內鄉西北）十五城而去。　　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14　　屈原最初堅決反對楚懷王入秦赴武關之約。《史記·屈原列傳》記：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　　這是屈原對楚懷王的最後一次政治諫言。從《離騷》的內容看，有充分根據相信，正是在這一事件後，屈原才寫作了這部近乎絕望而悲憤的作品。　　懷王是否應入秦這個事件，導致了楚國國內親秦派與抗秦派在政治上的一次大交鋒。親秦派的首領，是楚懷王的夫人鄭袖和他的小兒子公子蘭，以及一些接受秦國賄賂的貴族（如上官大夫等）。　　反秦而主張聯齊一派的首領之一，正是屈原。由於屈原過去與楚懷王有特殊的感情，因此親秦派對屈原離間構陷，致使懷王疏遠屈原，決計採納親秦路線，以至最終驅逐屈原出郢都，不許參與國事。　　劉向《新序·節士篇》說：　　「屈原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併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讒屈原。　　「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大敗楚師。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　　「後秦嫁女於楚，與懷王約為藍田之會。屈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群臣皆以為可會。果見拘囚，客死於秦。　　「懷王子頃襄王反聽群讒之口，復放屈原。屈原遂自投湘水汨羅之中而死。」　　劉向說屈原在懷王時曾被放逐一次（在齊國），隨後復用；到頃襄王時又被放逐一次。　　屈原在流放中，作《離騷》以抒憤言志，詩中指名責備公子蘭：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芳？」　　「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離騷》中被詛咒的美女「宓妃」，所影射即楚懷王寵姬南後鄭袖。15　　鄭袖這個女人是個謎。她為什麼會成為屈原的一大政敵呢？史有闕文，記載不詳。《戰國策》里記載到她的幾件逸事：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袖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之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鄭袖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袖知王以己為不妒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袖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袖曰：『妾不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楚策四》）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袖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選擇其宮中佳麗好玩習音者，以歡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以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之，子益賤而自疏矣。』鄭袖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袖遽說楚王出張子。」（《楚策二》）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蔽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後鄭袖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美也。寡人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後鄭袖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千金，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袖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後鄭袖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遍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楚策三》）　　由此可見，鄭袖是一個異常美貌的婦人，但是為了擅貴固寵，可以交通敵諜，竟至不惜出賣國家利益。屈原《離騷》說「閨中邃遠」，似就是指的這個婦人。說「哲王不寤」，似就是指懷王一直甘受這個婦人的愚弄，至死而不悟。16　　楚懷王赴武關的這一年秋天，屈原離開郢都，沿洞庭東行，入漢江，溯江水北上，最後到達當時的國防最前線漢北。據王逸說，在舟行路過春秋末年楚昭王所立的故都都城（今湖北中部宜城市東南）時，屈原參拜楚先王宗社，見壁畫有感而作《天問》。這就是哲理及歷史詩篇《天問》的由來。　　楚懷王被騙至秦，拘困無辜而死，是楚國之大恥，也是戰國末期政治上的一件大事。直到秦末反秦起義時，楚人還念念不忘此恥，而以此為復國之號召。《史記·項羽本紀》記：　　「居巢（今安徽巢縣）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楚頃襄王當政之初，一度試圖採取與強秦對立的路線，甚至與秦絕交。屈原這時又被召回到郢都。　　楚頃襄王三年，秦又採取賂楚欺誘策略，歸懷王之喪於楚。楚新王不久就落人綏靖以求偏安的圈套中。　　懷王歸喪之際，屈原為之作《招魂》（《大招》），以悼楚懷王之魂。在《招魂》中，屈原再次呼籲富國強兵，選賢舉能，罷免冗官小人，甚至勾畫了一個由楚國來統一中國的政治美夢。這篇《招魂》不如看作屈原的絕望之聲！　　頃襄王六年（公元前293年），秦將白起伐韓於伊闕（今洛陽龍門），大勝，斬首二十四萬。戰後秦昭王寫信致楚王，稱：「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這實際是一道心理戰的最後通牒。楚新王哪有勇氣對抗強秦？只能向秦委曲求和。　　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二月初，秦起強兵大舉攻楚。白起一舉攻克楚之國都郢城，頃襄王失國而東逃於楚故邑的陳（今河南淮陽）。次年春，白起兵南下巫山，入黔中，直迫湘南。　　郢都城陷後，正在流放中的屈原悲憤地作《哀郢》。秦兵乘戰勝之勢一路向南，兵鋒直逼湘鄂。屈原在這個時期由洞庭而南遷湘西，渡沅水，入塗浦，過汨羅江。　　頃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夏曆五月五日，在對國家命運徹底絕望而無比悲憤的心情中，屈原投水自沉而死。死前絕筆之作是《懷沙》。17　　失掉舊都的楚國仍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又苟延殘喘了五十多年，才最終為秦國所吞滅。屈原的一生始終懷抱著理想主義的熱情，早年勵志，中年行志，晚年殉志。屈原是楚國由盛而衰的歷史見證者，而他的詩篇既是楚國之運的悲歌又是不祥的預言。　　屈原無疑是當時楚國在文化上最具開放態度、最博學的人。他在政治上抱負遠大，試圖復興楚國，由楚國來統一天下。　　但是，從屈原一生的表現看，他絕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他缺乏現實感，不懂得政治需要忍耐和等待。他在心理上有潔癖，因此孤獨少友。這種弱點導致他在政治上最終必然難以成功。　　戰國時期，武力最強大的是秦，但當時文化上最先進強大的則是東方的齊魯和楚。在人類歷史中，戰勝者未必是文化的先進者。秦之滅六國，以及後世五胡亂華，蒙古亡宋，李闖亡明，等等，都是例證。　　戰國後期，齊學滿天下。戰國學術，號稱百家，計其大者，則無非道、法、儒、墨、兵、陰陽六家。法家源於齊之《管子》。儒家源於孔子，而春秋之魯地至戰國已併入於齊。道家源於楚，陰陽五行家盛於齊。兵家起於孫武，亦為齊人。齊國之稷下，當時為一代學術之總匯。屈原兩次使齊，深受齊學影響。在《離騷》《遠遊》中表達的出世求仙、導氣服食思想，以及在《九歌》中以陰陽五行系統整合楚之神祗系統，都表現了這一點。18　　對楚來說，秦近齊遠。聯齊抗秦，會使楚國陷入與強秦政治對峙和軍事作戰的形勢。楚國雖富，但財富集中在貴族手中。國帑並不富，民眾也不富。如果陷入持久的戰爭，會打破貴族驕奢的生活，損害其財富。因此，聯齊抗秦的路線在楚國貴族中得不到多數人支持。上官大夫、公子椒、鄭袖、公子蘭之所以主張對秦綏靖妥協，甚至不惜割地捐帑，正是體現了楚貴族集團的這種眼前利益。　　所以，儘管屈原憂思深遠，所謀圖的是楚國長治久安的強國之策，但是在當時的楚統治集團中卻得不到積極的回應。　　統一是一種歷史必然，秦、齊、楚是當時鼎立的三強。但是為什麼是秦，而不是楚或齊完成了統一大業？因為楚、齊內政外交之不善。政策就是選擇，即對歷史後果的選擇。屈原所悲哭的正是楚政之不善。　　就個人人格來說，從辭賦看，屈原年少志銳，恃才傲物，政治智慧缺乏成熟性和機謀策略（表現於他辭賦中反覆申說的種種「吾不能……」），所以難免陷入孤軍而戰以至孤芳自賞的孤立境地。　　但屈原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他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留下鴻篇巨製的個性化詩人。他的詩篇在體制上創生了新類型，而且他的「香草美人」的象徵手法、「幽蘭空谷」的存在主義感受，成為後世無數文人模擬的文化原型。　　屈原絕不是傑出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活動史是由失敗走向失敗的歷史。這種失敗並不能簡單地歸因於君主之不善，同時也兼有作為政治家的屈原自身素質與性格的原因。時人可以熱愛他的詩歌，但是不能接受他的政策主張，這種失敗也不能簡單地歸因於政治生態的不利。猶如生物遺傳史上那些絕滅的動物（如恐龍）無權抱怨環境的惡劣（如小行星撞擊地球）導致其滅絕一樣。因為在同樣的大生態背景下，畢竟仍有存活下來的物種。先求適應，在適應中求變易，圖發展，這種政治的現實主義是任何政治家追求實現其抱負的第一要義。　　總體來說，屈原是中國歷史上一類被歷史留下名字但畢生從政失意的文人的先型。這一類人中，還包括不久後的宋玉，其後的賈誼，以至身為王子的曹植，唐宋的李白、蘇軾、陸遊、辛棄疾，以至晚近的康有為、柳亞子、梁漱溟等等。文學與政治，道義的抽象價值與歷史中的現實宿命，在本質上畢竟是全然不同的。2000年端午記於滬上2005年修改於雲間水庄[註：本文收入《聖靈之歌：<楚辭>新考》，何新著，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注釋】　　①昭，大明。景，晦明。《尚書·召誥》孔傳：「朏，初明也。」《淮南子·天文》：「（日）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楚祖高陽、祝融皆為光明之神。故王族以光明辭為姓氏。朏，古音從出，朏明即初明。今音讀若廢（弗），拂曉。後世音變也。朏、屈小篆隸書形近，音亦近，故相混訛，包山、雲楚簡楚月名二月稱「屈夕」（月），屈，亦當即朏也。疑屈、朏二字在楚文字中音近通用，形亦相近。　　②關於屈原生年，諸家說法大異。有公元前365年、前353年、前351年、前343年、前340年、前339年等諸說。比較可信之說應在公元前351—前340年之間。　　③吳起在楚國進行變法的內容是：「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饞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有伯主強國，不辭禍凶。」「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之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欲，南攻吳越，北並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身卒支解。」「吳起謂荊王曰：『荊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由此可見，這一改革針對並觸動了楚國貴族世家的利益，於是引起了貴族激烈的反彈：「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屍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並中悼王。」「既葬，肅王即位，使令尹誅為亂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④秦國建立了先進於各國的軍事組織，並且較早地改革以車戰為主的春秋戰術，而採用步、騎兵和強弩兵的混合兵種。其陸軍包括步、弩、車、騎四大兵種，極為奮勇和銳利，當時就有「銳士」、「虎賁」、「奮擊」的美稱。所以《荀子·議兵》云：「魏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之銳士。」軍制及戰術的改革，是秦軍戰無不勝的重要原因之一。　　⑤「始楚威王時，使將軍庄踽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蹁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踽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今雲南有地名『楚雄』，即庄踽故地也。）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欲，以長之。」至懷王初年，庄踽再度西進，又克且蘭，降夜郎，進入雲貴，直至滇池。為楚國自中南向西南開疆萬里。　　⑥《史記·楚世家》：「秦王欲伐齊，息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謂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嫁女娶婦，長為兄弟之國。』楚王悅而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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