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劉淑儀: 過去未能推動禁止叛國的23條立法很不幸

出生於1950年的香港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是香港政壇頗具爭議的人物。作為香港首位出掌紀律部隊的女性及首位女保安局長，她在很多方面都卓有建樹，但在處理居港權問題以及《基本法》23條立法方面又飽受批評。19日下午，正在北京訪問的葉太接受了《環球時報》和人民網「強國論壇」的聯合採訪。

香港政界女強人葉劉淑儀日前接受媒體採訪

未通過23條立法「很不幸」

記者：對於香港政改方案以及反對派的「佔中」，您如何看？

葉劉淑儀：中央政改決定對於推進香港民主非常重要，是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的方針。其實香港作為殖民地的100多年，英國人都沒有推動民主，我們國家在過去的十多年，就落實根據《基本法》的民主制度。

而「佔中」的理論基礎就是西方的公民抗命，其基本性質一定是違法的，因為他們的理論是用違法的行為表示對制度的一些不滿。我認為，有不同意見很正常，泛民應該通過正常渠道，比如說特區政府很快啟動第二階段諮詢，他們應該參與討論、發表意見，循合法途徑表達意見。

記者：您任保安局局長時，推動23條立法未果。現在回頭看這給香港社會和您個人帶來哪些後遺症？

香港行政體制結構，葉劉淑儀曾任保安局局長

葉劉淑儀：23條是規定特區要立法禁止5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叛國、顛覆、煽動、分裂國家和竊取國家機密。很不幸沒能通過，後遺症不是說香港沒有法例保衛國家安全，而是有些人以為只要鼓動很多人上街，進行街頭抗爭，就可以達到他們的訴求。所以十多年來，每年七一都成為大規模遊行的日子。現在更有人以為反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用街頭抗爭就可以達到目的。這是很可惜的。

至於推動23條的過程，我承認我當年的經驗不夠，有時候發言不夠穩重，給人一些話柄。所以我被對手妖魔化，這個條例也被妖魔化了，非常不幸。我現在成立的匯賢智庫以及新民黨在做很多方面的工作，包括國民教育的研究。現在香港學生不注重人文教育，我想內地也有同樣的問題，所以產生了一批不中不西的人，很容易受到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蠱惑。我們從長遠來說希望透過教育來化解社會，特別是年輕人的一些誤解。

香港人應該多點包容

記者：您怎麼看待目前經濟和政治環境下，香港與內地的關係？

葉劉淑儀：今天(指19日)我們拜訪張德江委員長，我覺得他說得很對，推動民主當然重要，但我們還要留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因為所有政治制度最終目的都是改善民生。香港太政治化了，少數人騎劫了立法會搞「拉布」，使特區政府很難有成就。這樣下去，我們將停滯不前，被別人趕上。我們比不上新加坡，很快將比不上珠三角城市，所以一定要把握機遇。

香港應該發揮在東南亞的優勢，因為東盟很多國家的大家族都在香港有後人和親屬，像我爸爸就是新加坡華僑。我們應該一方面瞄準內地，同時發揮跟東南亞的聯繫，為國家啟動新的「海上絲綢之路」做一份貢獻。

記者：對於陸港增加互信包括人民之間的互信，您有何建議？

葉劉淑儀：最近自由行發生的一些碰撞和摩擦，一方面是管理問題，另一方面也是政治問題。其實內地人民來港消費，是幫了我們的經濟一大把，我們要明白他們的行為跟我們不一樣，是因為發展程度不同。所以香港人應該用一種包容的態度，不要擁擠就投訴。

談選特首還言之過早

記者：之前有很多人稱您為「香港的鐵娘子」，您喜歡嗎？

葉劉淑儀：我是念文學出身的，說我是鐵娘子，我覺得是恭維，英國已故首相撒切爾夫人也是鐵娘子。所謂「鐵」是指鋼鐵的意志、堅定不移的立場，不是說我的人很兇。其實作為一個女性領袖，有一個好處就是比較懂得關愛和照顧屬下，這一點對管理6萬多人的紀律部隊來講很重要。離開香港政壇後，我2003年到美國讀書，2006年考慮參選。過去很多人謾罵我，要是我得到選票，這就是一種民意授權，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回到香港政壇，所以我一步步走到今天。

記者：陳方安生曾是您的競爭對手，您如何評價她？

葉劉淑儀：她比我年長10歲，是前輩。其實，當年的政務官沒有什麼政治立場，後來英國人離開之前、彭定康來了以後，就推銷「政治中立，核心價值」，希望將來的公務員、將來的立法可以牽制中央政府。陳太因為是「末代港督」極力推薦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所以英國人給她恩惠，她現在還是唱英國人的歌。這是比較可惜的。我們是中國人，有什麼訴求應該跟自己的國家講，跑到外國就是不尊敬自己的國家了。

記者：您考慮競選特首嗎？

葉劉淑儀：現在言之過早，我跟香港市民都熱切希望2017年能有普選，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有兩到三位候選人，要是三位候選人都是女性，就有百分之百的機會;要有一位就是30%的機會。我想香港很多女性都很優秀，女性應該有機會。

在我看來，能夠當選行政長官的人，無論男女都要有堅強的性格、鋼鐵的意志。我很佩服德國女總理默克爾，她非常果斷，也很有親和力。

記者：您希望得到怎樣的評價？

葉劉淑儀：我希望將來評價我是一個捍衛「一國兩制」堅定不移的執行者，曾經協助「一國兩制」在香港發揚光大。因為我上世紀80年代已經參與《中英聯合聲明》的幕後工作，也參與起草《基本法》，30多年來跟「一國兩制」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