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光耀的照耀下成長
1968年10月，我在新加坡一個俗稱「梧槽尾」的地方出生。正式地址當時叫美芝律433號，「美芝律」三個字是英文Beach Road的閩南語拼音。顧名思義，Beach Road是沿著新加坡市區南部濱海的一條路，東側是加冷河（Kallang River），西側是新加坡河。這樣的地理結構，早年聚集了很多與海上貿易、航運和造船有關的行業的從業人員在這裡安家。早年新加坡很多行業是由不同種族和籍貫的人所控制甚至壟斷的，航運、造船基本上是福建金門移民的特長。我的祖上是金門後浦人氏，祖父1920年代南來新加坡之後，就定居到梧槽尾，在美芝律433號這一處雙層店屋做起了築造舯舡的手工業小生意。但是，我對美芝律433號沒有一丁點兒印象。我出生後不久，美芝律433號那一帶就拆了。政府在旁邊建了十多棟十多層樓高的公共住房，絕大多數是客廳、飯廳和卧室為一體的房型，俗稱「一房半廳」；少數是一個客廳、一間卧室的「二房式」和一個客廳、兩間卧室的「三房式」。這就是現在大家所熟悉的「組屋」。我祖母、大伯、我父親、三叔、小叔本來全住在美芝律433號，拆遷之後，全被打散，搬進旁邊新蓋的美芝路（這時開始使用規範漢語了，把方言音的「律」改為了「路」）大牌四號組屋（中國叫「四號樓」）。父親和大伯一家各分到12樓的一間組屋，三叔一家分到6樓的一間組屋，小叔未婚，與祖母一起分到3樓的一間組屋。沒錯，是一間，不是一套。這就是前文說的「一房半廳」，大概也就是20多平米。我大伯一家六口，我父親一家五口，當時都不嫌狹小，現在回想起來，真不知道怎麼住，大伯一家還一直住到三個堂姐都嫁人了才一一搬走。李光耀：小國大人物組屋制度是李光耀領導下的人民行動黨政府的創舉。1959年, 由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党參選地方政府時，他提出要改善人民的居住環境、提倡教育、改建鄉村道路。1960年，人民行動黨地方政府從殖民地政府建立的新加坡改良信託局手中接棒，建立了建屋發展局，大規模推動公共住屋計劃。祖籍金門的林金山在1960年被委任為建屋發展局首任主席。1961年5月25日，河水山居民區發生大火，造成了2600戶人無家可歸，16000人流離失所，災民被分配到鄰近的河水山聯絡所、金聲小學。李光耀承諾儘快給災民蓋好房子。1961年底，也就是河水山大火七個半月後，災區重建計劃完成。九個月後，1962年2月，1900戶災民入住河水山組屋區。組屋最初只承擔單一的政治任務——為新加坡的大多數人提供住房。到了後來，組屋也承擔了社會治理的其他功能。在英殖民地時代，政府把華人、印度人、馬來人劃區居住，甚至華人本身也按籍貫和方言聚居。這樣的行政決策有利於分化管理，但不利於種族交流與和諧。組屋制度打破了這箇舊例。組屋的選購必須滿足一定的種族比例，避免形成種族聚居區。我老父親住在後港區的組屋，他鄰居的屋子搬走了一家馬來人，組屋轉手後搬進來的還是一家馬來人，為的就是維持那個鄰里的種族比例。我的童年就在大牌四號度過。準備上小學時，母親毅然給我報了華校。當時新加坡分兩大類學校，一類是傳統英文學校，英文是以第一語文程度教學，母語以第二語文程度教學，數學、科學用英文教授，平時在學校的課外活動、校長在周會上的講話等等都是用英語。另一類是傳統華校，跟英校剛好是反的，除了英文，其他全用華文教學、溝通。母親認為上英校會變成「紅毛番」——「紅毛」指洋人，「番」指未開化，簡單的說，就是認為上了英校會失去華人傳統和價值觀，會變成像洋人一樣。其實，在我上小學的年代，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已經開始慢慢變化。在傳統的華校和英校之外，萌生了另一類華校。這類華校仍然用華語甚至有時用方言（因為當時很多家長不懂華語）溝通，華文是第一語文水平，英文是第二語文水平，但是，科學和數學已經改用英文教授。我運氣很好，上的就是這樣的小學。儘管英文不如傳統英校生好，但是比傳統華校生強，給我後來的學習和工作奠下不錯的基礎。我當時還小，並不知道70年代是新加坡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時期。1975年底，時任總理的李光耀認為新加坡教育失敗，委任副總理吳慶瑞負責找出教育問題的癥結和解決方案。1979年2月，吳慶瑞發表了《吳慶瑞報告書》，提出因材施教的觀點，對給學生進行分流，學習強的和學習慢的分開學習。《吳慶瑞報告書》也認為，原本的英文、華文、馬來文、淡米爾文源流學校並存的雙語教育造成了學生的學習負擔，無法完成學業，導致部分學生中途退學而造成人力資源的大量損耗。於是，《吳慶瑞報告書》提出了以英文為主，母語為輔，調整雙語教育比重的政策。經此定調，英文成為所有學生的第一語文。華校的收生逐年減少，最後一所華校在1986年底被關閉。除了少數特選課程的學生之外，絕大部分學生都不再以第一語文的水平選讀華文，大多數華人子弟華文華語水平嚴重下降。與此同時，新加坡加大提高學生英文水平的力度。1980年代，只有40%左右的學生中學會考時英文及格。到了2009年，這個比例提高到了87% 。我是分流和雙語教育制度下的受惠者。由於小學會考成績優異，得以在升中學進入特選課程，華文、英文兩個語文都以第一語文水準學習。升上中學之後，英文驟然進入第一語文水平學習，自然非常吃力。我記得初中英文課，老師布置的假期閱讀書籍，我從來沒能夠克服第一頁，從來也沒有寫過老師要求的讀書報告，士氣十分低落，也影響了學習信心和興趣。我算是幸運的，因為我在初中階段就受此煎熬和考驗，抗壓和反應能力還勉強可以。許多人是到了高中甚至大學階段才從華文源流轉為英文，根本無法適應，一撅不振。還有許多是完成學業，到了社會上工作之後，英文能力無法滿足職場要求，鬱郁不得志。從這個角度看，這些人不會太喜歡李光耀。無論如何，英文教育的普及使得新加坡從80年代開始得以連接歐美先進經濟，吸引歐美日資本和技術，實現從家庭作坊工業到現代工業，然後從工業經濟再變革為知識型經濟以至今日創新型經濟的一次次突破，經濟騰飛，新加坡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從第三世界躍然而為第一世界。
資料圖：母親在J—J塑料廠的工資證明，從四位數郵編考證，這個證明發於1995年之前經濟騰飛的果實是全民共享的。當然，有些人享受到的果實比較大，有些人的比較小。未受過教育的勞工階級在這一輪輪的經濟轉型中當然不會享受最甜美的果實。我父母就屬於這一類人。他們沒受過教育，只能做技術含量最低的工作。
資料圖：1989年的組屋還款記錄簿幸好我父母工作勤奮，而且社會環境相對公平公正，沒有惡霸的欺凌，沒有貪官污吏的索賄，所以生活逐漸小康起來。當時收入不高，我母親在塑料廠當女工，每月收入只有735新元。但是當時物價也不高，我父母1987年在後港新鎮買的一套四房式組屋，面積約100平米，房價4.2萬新元左右，每月還款150新元，也就我母親工資的五分之一，還起款來還是比較輕鬆的。進入了21世紀，我和弟妹長大成人，出來社會上工作。這時李光耀和他的內閣團隊已經帶領新加坡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我父母還可以不時出國旅遊。這在80年代簡直不可思議。對我父母這些本來就住在市區的市民來說，城市化是好事，他們可以從狹小的戰前店屋搬進亮堂的組屋。但是，對一些人來說，城市化是噩夢。我有個高中同學，她家本來是在東北郊外養雞的，地方相當大，我們班上同學到過她家辦燒烤會。後來由於城市化拆遷，把她家的養雞場一帶拆了，建成新鎮，給她家配了後港一處五房式高層組屋。她父母住得很不習慣，一直有怨言。我還有個朋友，因為要建高架橋把他家的房屋拆了。七八十年代拆遷補償都不高，當時有「劫富濟貧」一說，很多被拆遷戶恨死政府，恨死李光耀。但是因為城市化受益的人比被拆遷戶多得多，所以李光耀政府在選戰中屢屢得勝。當然，李光耀時代的社會氛圍與現在很不一樣。當時確實常有長輩告誡「不要亂說話，不要罵政府」。即便李光耀卸下總理職務二十年之後的2010年，我在北京常住，我堂姐與她同學來北京上課，住在我處。一天晚上，我們在聊新加坡政治，我說了一些比較尖銳的批評意見。我堂姐借故走開，然後暗中給我發簡訊，說我同學是黨員，你在她面前說話要小心。我心裡暗笑，我從來沒跟堂姐說，我也是黨員，而且我剛才說的這些話我早已經跟部長說過。我在北京工作的時候，有一次李光耀到北京，大概是2009還是2010年，安排會見在京的新加坡人。我當時參加了會見。有兩件事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當時精神不錯，步伐相當快，飯量也不錯，在會見的那一個小時內，吃了兩碟烤魚片。另一件事就是他在會見的人群中挑著人聊天，喜歡問兩句話，一句是到中國多久了？小時候念的是華校還是英校？中文水平怎樣？中文是到了中國才比較熟練的嗎？跟中國人溝通有問題嗎？第二句是：將來打算回新加坡嗎？回新加坡有什麼打算？有孩子嗎？打算要孩子嗎？要幾個？我想，這兩類問題或許是他晚年思考得最多的兩個方面——語言和人口。2010年底我結束了在中國的九年工作，回到了新加坡，到了李光耀倡議成立的「通商中國」擔任總經理。他2007年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共同為「通商中國」揭幕。這個機構成立的目的是建立一個以華文華語為交流媒介的平台，造就一批雙語雙文化的中流砥柱，保留新加坡多元文化傳統，搭建聯繫中國與世界各地文化和經濟的橋樑。晚年的李光耀尤其重視中國。他說，「要成功地與中國通商，新加坡人需要三個條件，一、能說流利的華語；二、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所認識； 三、對中國當前從農業經濟過渡到工業經濟，不斷改變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情況，以及生活方式有所了解。」當然，李光耀重視中國和華文華語，是從新加坡的角度和利益為出發點的。這種務實的態度也是他所創立的人民行動黨——新加坡建國至今的執政黨——所繼承的態度。李光耀代表著一個時代，一個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市鎮崛起為第一世界城市的時代，一個新加坡人塑造共同價值觀和國民身份認同的時代，一個新加坡人從貧窮走向富裕的時代，一個新加坡政府從權威政府轉化為協商政府的時代。我這一代的新加坡人，是在李光耀的照耀下成長的。無論你愛他恨他，你身上總有他留下的深深的印記。（註：作者為隆道研究院總裁，2002-2010年常駐中國，曾擔任新加坡駐上海商務領事、中國新加坡商會執行總監、外企總經理等職務。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 霍默靜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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