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武漢大學演講：人文精神與全球倫理

人文精神與全球倫理（在武漢大學的演講，1997）各位師長，各位同學，我很榮幸能有這個難得的機會到武漢大學來進行學術交流。兩年前的暑假，我曾在這裡介紹有關文化中國和儒學創新的一些相當膚淺的看法。這一次應新成立的中國文化研究院和哲學學院的邀請，把一些還不成熟而且還正在發展的觀點給各位介紹一下。一方面與各位見面非常興奮，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有些惶恐，因為我要談的這個課題太大，能夠很平實地把現在還在發展的觀點說清楚就不太容易了。人文精神、人文關懷、人道主義或者說人文學，是近十年來在國內漸漸成為學術界和文化界所關切的課題。我今天的觀點非常簡單，那就是：當代人類社會既是一個全球化的過程，又是一個本土化意識越來越強烈的時代。首先，介紹一下我的基本的認識（也可以說是成見），然後把它作一簡單的分疏，作為討論這一問題的背景來了解。另外，我要提出自己考慮的問題，即我是用什麼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的，然後從這一方面來談談全球倫理。最後談儒學的創新對全球倫理的特別意義，歸結到目前美國知識界討論得特別熱烈的問題：公眾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問題。我的第一個基本觀點是：我們現在面臨兩個相互衝突而又同時並存且影響相當大的基本潮流（我沒時間來詳細地解釋這兩大潮流）：一個是全球化的現象——無論是通過市場，科技、企業、旅遊，甚至是從疾病和環保等方面看，都有一個全球化的現象；另外一個是本土化現象。最近二十年來，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都遇到了全球性與本土性、根源性相矛盾的問題。具體地說來，本土性就是族群意識，語言、性別、地域、年齡、階級乃至宗教差異性。在美國這樣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對全球化有特別的理解。在美國，如果族群問題如黑人與白人的問題處理不好，美國就可能由聯合各種不同社群的統一國家變成分裂的國家。美國的自由主義者阿瑟·席來辛吉（Arthur Schlessoper，Jr）說，美國將會由united states。成變disunited states，即變成一個分裂的國家。美國最敏感的問題就是種族問題。另外，加拿大、比利時都碰到了語言的問題。如果法文和英文不能和平共存，加拿大的魁北克就會出現分裂的問題。如果弗萊芒語（Flemish）與法文不能共存，比利時這個國家就會出現分裂問題。如當今著名的魯汶大學就分成講法文的魯汶大學和講弗萊芒語的魯漢大學，這兩個魯汶大學看起來就不可能重新統一。性別的問題，也就是說女性主義的興起，使得社會上的人際關係、權力結構、工作的時間和工作的習慣等各種其他的日常生活都要重組。地域的問題如巴勒斯坦的主權問題、印第安人的主權問題、夏威夷的主權問題、歐洲巴斯克（Basque）的主權問題，還有其他各種不同性質的主權問題。階級的問題在以前只講南北的差異，講發展中國家的南北差異，現在南北差異不僅在全世界存在，而且在同一個具體國家，同一個社會，甚至在同一個單位都出現了。年齡的問題以前認為三十年算一代，現在發現十年就有代溝問題。在日本就有「新人類」乃至「新新人類」的種種說法，在中國台灣地區這種說法現在也用得很多。70年代、80年代出世的人與前面兩代人的價值觀念、處世方式亦有相當的不同，甚至在大學四年級與大學一年級之間亦有代溝問題。同樣地，在家庭的兄弟姐妹之間也會出現代溝問題。宗教問題，以前大家擔心宗教與宗教之間的衝突，如回教與猶太教、錫金教與印度教、回教與基督教等之間的衝突。現在是宗教內部的問題，保守的猶太教與自由開放的猶太教、原教旨主義的基督徒和保守的基督教的衝突，甚至佛教內部，如藏傳佛教即達賴所代表的藏傳佛教內部也有衝突。一方面，全球化的趨勢越來越明朗；另一方面，本土化的問題通過族群、語言、階級、性別、地域、年齡、宗教的影響也越來越明朗，越來越尖銳。既是全球化，又是本土化，造成了當代文明內部的一種矛盾和張力。這兩股潮流不只是發展中國家才碰到，而是任何發達國家都會碰到。在這樣一個複雜矛盾的情況之下，不能只把現代化當作一個全球化的過程，也不能把現代化當作一個同質化的過程，更不能把全球化當作一個西化的過程。正是全球化的意識，使得根源性意識越來越強。也正是這一原因，我們不談從傳統到現代，而是特別突出現代性中的傳統。最近，我編了一本書，由哈佛大學出版，書的名字叫《東亞現代性中的儒家傳統》，當然傳統不僅有儒家的傳統，也有基督教的傳統，回教的傳統，精英主義的傳統，心靈積習的傳統等各種不同的傳統，這些都是現代性中的傳統問題，而不簡單的就是從傳統到現代的問題。另外一個課題是：現代化如果不是西化，有沒有可能是另外一種文化形式？有沒有東亞的現代化或現代性的可能？如果有東亞的現代性，這就意味著將來可能有東南亞的現代性、南亞的現代性、拉美的現代性，甚至還會出現非洲的現代性。這也意味著西化所代表的現代性是一個分歧的觀點而不是一個統合的觀點。英國的現代化和美國的現代化、德國的現代化、法國的現代化、義大利的現代化都有所不同，這是一個事實。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民主在英國的發展和傳統的漸進以及經驗主義和懷疑精神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傳統性在英國的民主化過程中有突出的表現。而法國的革命性以及對宗教問題的執著，對法國的民主有非常重要的導引作用。德國的民族認同性和懷疑精神對德國的民主進程有非常重要的導引作用。美國的市民社會（亦即公民社會）對民主化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國的社會比它的國家遠遠地更有力。國家可以說是社會中的一員，和東亞社會政府的力量特彆強，有的時候社會的力量不能充分發揮形成鮮明的對比。不過，這都只能是不同的傳統對現代化的進程發揮不同的影響而已，很難就判定說不同的現代性就是如此發展出來的。我因為討論全球意識和本土意識之間的交互影響，提出了現代性中的傳統問題和現代性的多元傾向，這是我目前關於現代性的一個基本認識。通過上面這樣的一個基本認識，我今天想提出的一個課題是，「啟蒙心態」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可以說是現代人類文明最強勢的意識形態，這一啟蒙精神所代表的人文精神，能不能夠從不同的文化傳統來對它進行反思、批評？從西方17世紀、18世紀開始的「啟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認識、理解：啟蒙是西方的一種文化現象，在西方發展出的文化現象，它從18世紀產生，延續到19世紀直到歐洲中心主義出現，這是一種啟蒙文化。其次，啟蒙也可以算是一種理念，這種理念突出理性主義。至今，許多學者還認為這個理念沒得到充分的發展、充分的落實，我們還應該讓啟蒙在西方世界繼續發展。啟蒙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和啟蒙作為一種理念是有所不同的。但我今天所提到的「啟蒙心態」既非歷史現象，又非哲學理念，而是一種心靈的積習，這正是我要講的「啟蒙」的第三個方面的意思。這種心靈的積習在現代中國的轉化，在五四運動以來中國轉化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這一「啟蒙心態」是從西方發展起來的，即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人文精神。當然，如果溯源到更早的時期，則可以上溯到文藝復興。這種人文精神在今天中國的知識界以及從事中國研究、探討中國文化的外籍人士中，這一文化心理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和人文精神，說服力最大。如果我們把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分開來，那麼，今天在我們文化中國還發揮作用的文化傳統，乃是西方「啟蒙心態」下的「人文精神」通過中國社會的改造成為中國重要的意識形態，這種啟蒙心態在我們心裡所引起的影響力要遠遠超出傳統文化。我這裡所指的傳統文化包括儒家的傳統文化、道家的傳統文化、大乘佛教以及民間的各種宗教。這是一個我認為值得注意的特殊問題。我現在要考慮的是：能不能從傳統意義下的儒家人文精神出發對西方「啟蒙」以來發展起來的「人文精神」而又在現代文化中國的知識界影響極為深刻的這一種形態（也是一種人文精神）進行反思，進行批判？有沒有這種可能？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傳統文化因素遠遠沒有西方「啟蒙心態」所代表的」人文精神」通過中國化這種轉化而成為我們文化心理結構的力量那麼大。西方「啟蒙心態」所代表的這種「人文精神」，到底有什麼屬性？我認為，這種「人文精神」的一個突出特性就是人類中心主義，即以人為中心，這種以人為中心的「人文精神」，是從一『啟蒙心態」發展起來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比較突出強調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從工具/目的的角度來理解理性的，就是強調理性有沒有實用性，有沒有價值，對我們有沒有用。假如沒有用，則這種理性對我們就沒有價值。這是一種強烈的物質主義，是一種科學主義，是一種實用主義。而其後面所根據的重要理據則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富強是價值，不能富強就是非價值。人類中心主義的另一層意思就是反對神性。這與西方啟蒙以來「凡俗化」的人類中心主義有密切關係。工具理性的突出、目的理性的突出，忽視了溝通理性，而溝通理性通過談話、辯難，並沒有一定的目的，對富強沒有一定的價值，但通過溝通，通過理解，通過認識，慢慢地發展我們的人文資源。這種溝通理性比較薄弱，人文資源就比較匱乏。相比較而言，物質主義就相對地輕視精神價值，重視科學主義就相對地輕視人文學，如文學、哲學、歷史和現代講的宗教學、文化人類學之類的學問。實用主義色彩特彆強的話，各種理想就會被視為沒有道理的空想。我們現在的人類社群碰到了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的撞擊。美國的人文學者在重新對人文學進行反思時認為：面向21世紀，任何一個人類群體如果要進一步的發展，它就應該掌握各種不同的資源。除了經濟資本之外，還應該發展社會資本；除了科學和科技的能力之外，應該發展文化能力；除了智商之外還應該發展倫理；除了物質條件之外還應該發展精神價值。即使從實用的角度來看，如果社會資本積累得不夠，文化能力不強，倫理沒充分地展現，精神價值蕩然無存，即使在富強方面，在經濟建設各方面有短期的富強，取得突出的成就，但前景是值得憂慮的。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的不同之處在於，社會資本不能量化，它是要通過了解、溝通、對話，通過各種不同的渠道來積累的，比如說對一個大學進行調查，對一個系進行調查，看它們有沒有社會資本。如果說，院和院之間、系和系之間沒有什麼溝通，這個大學可能有很大的潛力，比如財務狀況很好，但這所大學所積累的社會資本卻相當的薄弱。一個系，沒有橫向的溝通與了解，沒有相互之間的論談，這個系也就沒有積累很多社會資本。一個社會和國家亦復如此。文化能力不能通過知識的膨脹來取得。文化能力一定要通過體驗，沒有別的路可走，正如學鋼琴要去學要去彈一樣。如果沒有實踐，沒有在日常生活中讓它展現出來，這種文化能力是不能被掌握的。在儲積文化能力的過程中間，每一個人都要通過身心性命之學慢慢地累積，一代人不能傳到另一代。每一代人都要通過身心性命之學的體驗來掌握文化能力，而這種工作是很緩慢的。傳統中國社會成員，其文化能力的培養常常在家庭，而在家庭裡面作出突出貢獻的常常是母親，儒家的精神之所以一代一代地傳下來，不是靠知識精英，不是靠大皇帝的命令，不一定靠正常的學術規範，而主要在家庭裡面靠母親的身教傳下來的。這種說法很容易理解，在今天我們還有切身體會。中國17世紀有一個思想家，他的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告訴他，我們應該向兩個無父之子學習。這兩個無父之子，一個是孔子，他在三歲時父親就去世了；一個是孟子。這兩個無父之子能夠在文化上有那麼突出的表現，因為他們都是通過母親的身教發展起來的。母親常常不識字，所以不要把識字能力與文化資源混為一談。我們常常說這個人沒有文化，這個人不識字，但這個不識字的人，往往有很多精粹的文化價值在他的生命中體現出來，這種傳播是一種文化能力的培養。在一個高度工業化的社會，假如這種文化傳播能力被減殺了，即使有高度的科技能力，文化能力也會被沖淡了。除了智商以外，美國常常說情商，即通常所說的Emotional Intelligence，我想這不太合理，但是實踐的倫理，對於倫理而言，即是講做人的道理價值，我們叫它Ethical Intelligence，這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價值也不是從正規的學院里能學到的，一定要通過日常生活的實踐。一個社會如果它的倫理素質受到了很大的摧殘，特別是在急速轉化的社會，它的滑潤劑，即社會能夠運作的很多非量化的機制受到了破壞，也是值得憂慮的。一個社會的精神價值的培養不能從上到下，不能用完全政治化的方式來提倡。如果社會資本的累積不夠，文化能力不強，倫理的素質在減殺，精神的價值不能開拓，即使有雄厚的經濟資本，有高超的科技能力和智商來作物質條件，這在現代文明發展過程中則是一個變型，這是非常危險的。作為一個從事人文學研究的人，在看文化中國的時候，我們覺得最憂慮的一個問題是，整個文化中國，中國的內地、台灣、香港、澳門和新加坡以及散布在海外各地的華人社會，精神資源非常薄弱，特別是知識分子群中的精神資源特別薄弱。薄弱的原因非常複雜。如果我們仔細地來分析個中薄弱的原因，這與我們的文化傳統中間缺乏傳統文化資源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李慎之先生最近在紀念匡亞明先生逝世的文章中提了三個觀點，我很同意他的這一說法。他有三個觀點對文化中國精神資源為什麼那麼薄弱作出的一個評斷，我在這裡只能很簡單地提示一下。中華民族這樣一個有古有今的民族，有五千年的文化，考古能證明這五千年來的文化是有繼承性的，有非常強的繼承性。但是，李慎之先生說，中華民族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但中華民族的現代記憶，一百年來的現代記憶卻非常短暫，而且斷裂的情況非常的嚴重。一個有源遠流長的文化卻又有非常短暫的現代記憶的民族，可以爆發出非常複雜的問題。從鴉片戰爭以來，一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每十年就有一次大的動亂。從太平天國到甲午戰爭，從辛亥革命到軍閥割據，再到日本侵華，國共兩黨之爭，每十年就有很大變化。而像中國社會的極重要的雜誌《新青年》只存在了四年半的時間。最近美國的《大西洋月刊》慶祝它們創刊140周年。在這140周年裡，該刊完全沒有中斷髮行。明年，北京大學要慶祝一百周年的生日。有一百年歷史的北京大學，是中國歷史比較悠久的大學，從京師大學堂，到五四時代的胡適之、陳獨秀所在的北大，再到國民黨控制下的北大，北洋軍閥控制下的北大，這是完全不同的大學。1949年以後的北大與1949年以前的北大，不僅不同，而且地方也搬了，從紅樓搬到了燕京大學舊址那兒；「文革」時期的北大和50年代、60年代初的北大，教育的理念與價值觀有很大的轉變。「文革」以前的北大和「文革」以後的北大也是完全的不同。如果你要去問北大資深的教授，了解或描述北大的歷史，多半會是不堪回首。這暫時不要討論，而是要指向未來。這樣一個大學在儲備人才方面是一個重要的機構，其集體的現代記憶卻是非常短暫的。如果從北大擴大來看各種文化組織，現代中國的各種社會組織能夠有十年歷史就很難得了。許多雜誌三五年出了第一期就不能再出了。許多學會成立了三五年就解散了。有些政黨能夠維持很多年，但是它的黨綱，它的憲法，它的內部機制也有急速的改變。在美國的一個學會即美國的人文社會科學院，1798年發起的（是後來的波士頓地區做了美國總統的亞當斯要和費城地區弗蘭克林組織的美國哲學學會相抗衡，在波士頓也建立了這樣一個榮譽學會），我在1985年和1986年去作報告的時候，介紹我的史華慈教授說：這一次杜教授的報告是第1672次的報告。實際上，他們的這個學會每年只有七到十個報告，但兩百多年來，學會每年的學術報告累積下來沒有中斷過。我服務的哈佛大學是1636年建校的，從1636年開始，即從中國的晚明開始，一直發展下來，從沒有斷。也就是說每一年它出了什麼事情，它有什麼發展都非常清楚，都有記錄。所以從歷史上講，美國和中國是有相當的不同，源遠流長的中華民族文化，其現代的記憶非常短暫，而且斷裂性很強；而沒有悠久歷史的美國文化，這近三百年的文化承繼性非常強，強到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發生了什麼事情都有詳細的史料。有很多類似的例子可以列舉。歷史的斷裂，尤其現代史的斷裂，使得文化中國的精神資源沒辦法累積。因此，在我們的心靈積澱裡面起最大作用的人文精神，是以近代西方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影響最大。這種人文精神以對自然的破壞為主要特徵。在中國古代，儒、道、墨都有關於人與自然的合理思想，如儒家的天人合一的觀點，道家的與萬物為一體的觀點，佛教裡面的很多觀點等等。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人和自然如何取得和諧的機制破壞了。文化中國對自然破壞的情況十分嚴重，如空氣的污染、水資源的破壞以及其他自然資源的破壞，其情況均令人擔憂，有些自然的恩賜甚至被當作沒有用的東西給拋棄掉了，這種情況非常普遍（最近幾十年有所好轉）。而有著深厚的可以跟自然傳神的天人合一理想的文化中國，在實際上，特別在20世紀對自然生態的破壞是最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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