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圖盧威砍不倒自己種下的樹

彼·伯·斯圖盧威是使革命思想在舊俄國日漸風行的人裡頭很顯眼的一個。他嚮往民主，曾因參加反專制遊行而被毆打、逮捕，也曾流亡到國外參加運動，編輯雜誌，反對沙皇專制。但是，1905年發生在俄國的革命，顯然讓他陷入了巨大的不安之中。

在斯圖盧威眼裡，伴隨革命而來的，是一系列毫無理性的、兇殘的暴動，鬧劇一樣的選舉，以及戰地軍事法庭和無休止的死亡。在目睹了革命過程中的暴行和殺戮之後，這個一度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感慨：整個社會「因為激動而失去了控制，社會運動超出了政權允許的範圍」，最終只會迎來毀滅。

這時，他已經站在了自己親手參與締造的潮流反面。一方面，革命過程中政府的血腥鎮壓讓他厭惡，他像往常一樣反感來自昔日君權的獨裁，希望在俄國實現憲政；另一方面，他卻開始警惕另一種潛在的獨裁。按他的理解，這種獨裁，恰好潛伏在謀求推翻前一種獨裁的那群人中，他從革命者身上看到了他之前並不熟悉的那些特性。

「國家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獨裁，國家需要的只是法律、自由和經濟的復興。」斯圖盧威後來如此表露心跡。在他看來，象徵沙皇權力的「黑色百人團」，和象徵狂熱群眾的「革命無產者」，同樣是這個國家的威脅。他和他的同事們曾經為了反對前者而煽起後者的激情，現在卻又不得不儘力消弭後者的狂熱。

如此一來，斯圖盧威就算是跟當時最主流的兩種思潮分道揚鑣了。他曾試圖調和保守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卻遭到了雙方的一致冷遇。結果是，他被兩股互相對立的巨大力量夾在中間，成為兩者同時仇視的人。

留給他選擇的路已經不多了：社會已經被嚴重撕裂，生活越來越困頓，平民們越來越激進，溫和的、有步驟的改良已經失去了出路，流血的前兆已經出現。而無論最後是保守派還是激進派獲勝，等待斯圖盧威的命運都不會有太大區別。在俄國最終被革命浪潮淹沒的十幾年之前，斯圖盧威已經完全可以看清，自己曾引領過的風潮，最終將吞噬他所期望的社會理想。

他也曾力圖阻遏這股風潮的發展。他著書立說，反對「大動蕩」，呼籲「斯拉夫傳統」的回歸，並參與組織和編寫了著名的文集《路標》。這部曾被反覆討論、一度被貼上反動標記的文集，主題是對知識分子的責任進行反思。作者們認為，知識分子應該為改革失敗、革命爆發負責：在社會急需改革之際，知識分子理應一方面依法向實施壓迫的政府爭取權利，另一方面勸說民眾停止革命，然而俄國知識分子卻沒能擔負起這個使命。為此，《路標》的作者們提醒人們防範知識分子中流行半個多世紀的激進傾向，呼籲人們與「革命崇拜」決裂,並反對以「進步、民主、公正」之名實施的罪惡。

此時，1905年革命剛被鎮壓不久，社會上瀰漫著對專制的憎恨和對革命的同情，而斯圖盧威卻頗有先見之明地認為，革命的失敗、反動的君權的暫時勝利，使許多人忽視了革命的錯誤，或者對這種錯誤閉口不談，而事實上，這種忽視和沉默卻是非常危險的。

為了矯正他曾犯下的錯誤，斯圖盧威已經盡了所有力氣。他後來曾承認，自己年輕時代「易受時勢和各種思潮的影響」。等他可以看清這些時勢和思潮時，卻已經無力改變它。

他是一個博學多才的學者，在歷史、經濟、法律和自然科學等方面都有造詣，併兼顧出版、政治等多種社會活動。但那些由他和他的同事們留在社會上的印記，已經無法靠幾個人的努力而擦除。

斯圖盧威最終沒能砍倒自己種下的大樹。沒過多久，俄國就爆發了震驚世界的革命，並使斯圖盧威極力主張的社會圖景化為烏有。而斯圖盧威，這個為推動革命成為現實費過力氣的人，堅定地站到了勝利者的反面。甚至，在革命者已經把持政權，即將掃平一切反對者時，他也拒絕順從。

於是，和之前那個他曾反對過的沙皇政權一樣，新政權給他的遭遇，是又一次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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