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
一、緒論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國，是中華歷史上第一個帝國。
第一帝國的誕生，宣告了春秋王霸，戰國七雄數百年爭戰的緩和終結。大秦帝國控制的疆域，它的集中統一程度，是以前各個時期不可比擬的。郡縣製為核心的政權形式，更是前無古人的創舉。
雖然秦帝國二世而亡，只存在了十五個年頭。像歷史長空中的流星，放出一陣耀眼的光芒以後，就迅速地消逝了。但是帝國的國家形式，典章制度，卻千年百代地沿用了下來，並被奉為天經地義。世界各地人民，最初對中國人的認識，也正是通過秦國，古代希伯來文或印度梵文都用「秦」或近似秦的譯音「支那」、「脂那」、「震旦」等來指稱中國。二千多年來，在對秦帝國的描繪評判中，貶損之詞甚多，讚譽之言雖有，但不是主流。最先對秦帝國作出評價的是漢人，但他們偏重於對秦暴政的指控，又好和誇飾演染之詞其言論不可盡信。宋代關於秦帝國興邙榮譽，功過是非展開的大討論，埋愈認為秦國的郡縣制是滅亡的首要原因。構陷宗元竭力反對此觀點，寫了著名的《封建論》。證明郡縣制優於分封制，認為秦亡「失在於政」。明清之際，對秦焚書坑儒等暴政的指責和抨擊甚多。李贄卻石破天驚的讚譽秦始皇為「千古英雄」、「千古一帝」。晚清之時，章太炎稱讚秦始皇不以血緣關係封侯賜爵的無和精神，認為他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帝王都要崇高。
雖然兩年來，論辯雙方水火不容。但是都同意一個觀點，即：戰國末期，天下統一。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為什麼是秦國，是秦始皇完成了統一大業，而是山東六國國呢？
秦國的勝利絕非偶然。
讓我們來共同探求帝國之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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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鞅變法
1、尋找明主
商鞅出生在衛國的一個貴族家庭。按當時以國名為姓的習慣，他叫衛鞅。由於是貴族後代，他就是公孫，所以又稱公孫鞅。改稱商鞅是以後的事情。
商鞅出自名門望族，見多識廣，加上自己勤奮好學，所以從小就顯露出過人的才幹。衛國地處四方交通要道，特別是它的都城濮陽（今河南濮陽西南），在當時是有名的大城市，積聚了大量的社會財富，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戰國初期各種思想風起雲湧，各種學說、觀點競辯短長。在特定環境的熏陶、滋養下，年少的商鞅逐漸形成了他高遠的志向、宏大的抱負。對當時流傳的各種思想，他最青睞於法家。
商鞅對法家的學說產生興趣，與受吳起的影響有一定的關係。早期法家的傑出人物吳起，也是衛國人。他一度做過魯國的將軍，後又西去魏國，參與李悝變法，主管西河地區（今陝西大荔縣以東地區），政績顯著。公元前390年左右，因受魏武侯的大臣們的排擠，吳起由魏入楚。那時，楚悼王正力圖振興國勢，就任用吳起為令尹（類似宰相的職務，為楚國最高行政長官，兼握軍權），主持變法改制。吳起全力推行新政，在很短的時間裡使楚國出現一派新氣象。吳起又善於治軍練兵，增強了楚國的武力。楚軍曾揮師北上，飲馬黃河。
商鞅長大以後，為了謀求發展，離開了業已衰落、且為強鄰欺辱的衛國，來到法家政治影響較大的魏國。魏國在魏惠王即位後，從爭霸中原的實際需要出發，表示尊重法家的作用。法家人士公叔座被任命為魏相。商鞅入魏後，就投在公叔座的門下。
公叔座相當賞識來自衛國的這位後生。公叔座病重的時候，魏惠王曾來探病，問：「萬一你的病無法救治時，國家大事該如何處置?」公叔座回答：「我門下有一個叫衛鞅的，年輕卻有才能，可協助你治理國事。願王能放心地聽他的主意!」但是公叔座又向魏惠王說：「如果你不任用衛鞅為相，那就殺了他，不要讓他離開魏國，以免後患!」
魏惠王回去後，並沒有把公叔座的話放在心上。他既沒任用商鞅，也未派人殺掉商鞅。
商鞅在魏國一連住了幾年。正在他為自己的才幹和抱負得不到施展而鬱鬱不樂時，秦國發生了一件大事，它改變了商鞅此後的命運。
公元前361年，秦國的國君獻公病死，21歲的渠梁即位，是為孝公。這位新登基的國君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位居關中的秦國長期處於落後的地位，西有戎、狄少數民族的騷擾，東受中原列國的欺辱。更有甚者，一些諸侯國視秦為未開化的野蠻人，不讓秦參加中原各諸侯的會盟。對此，不甘落後的秦孝公感到一種刺激和挑戰。他一登上王位，就決意富國強兵，推出招兵買馬、賞賜有功之士等措施。其中，他頒布了一條極為重要的法令：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秦孝公勵精圖治的決心打動了商鞅。他趕到秦國，求見孝公。
商鞅幾次向秦孝公獻策，最終以法家的改革主張取得了信任。據說，在商鞅前兩次獻策時，為了試探秦國統治者的意圖，他介紹了其他一些學說。第一次向秦孝公說以「帝道」。這是屬於道家學派的一種政治學說。秦孝公對這一套毫無興趣，商鞅一邊講，孝公一邊打起了瞌睡。第二次商鞅向孝公說以「王道」。這是儒家的學說。孝公仍感到厭煩，並十分生氣地責備手下怎麼找來這樣一個無用之人。商鞅又第三次求見，說以「霸道」。這是法家的學說。這一次，孝公聽得津津有味，對商鞅有所重視。於是，商鞅又一次與孝公晤談，向他鼓吹「強國之術」。孝公越聽越有勁，不知不覺竟湊到商鞅面前，如此一連數日也不厭倦。此後，商鞅就被任命為大夫，留在秦國。
商鞅的「強國之術」，簡單地說，就是要進行「變法」，即，按照法家的主張對秦國舊的制度進行改革。孝公贊同商鞅的觀點，卻又有疑慮，因為在秦國的貴族與官員中，有相當一些人頑固地反對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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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變法前奏
依照秦國的慣例，凡國君一時不能決斷的大事，可以在朝廷上展開討論和爭議。於是，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在一次秦廷議事時，圍繞變法問題爆發了一場激烈的辯論。
商鞅堅決主張實行變法。他指出，法令的制定是為了維護民眾的利益，禮制的推行是為了國家強盛的需要，如果為了強國利民，就可以不遵循舊法、舊禮。然而，有兩位大夫，一個叫甘龍，一個叫杜摯，站在保守勢力一面，死命反對變法。他們說，作為「智者」不必變法，只要依照舊傳統、舊制度去治理國家，就可以國泰民安，不勞而功成。又說，沒有百倍的好處，就不要改變舊法令；沒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換舊器具。甘龍、杜摯雖講不出什麼道理，卻認為「法古無過，循禮無邪」，意思是只要按舊法、舊禮辦事，就絕對不會出錯。
對此，商鞅駁斥道：以前各世代實行不同的政教，究竟應效法哪個呢?各帝王不用同樣的禮制，究竟應遵循誰的呢?他列舉黃帝、堯、舜與周文王、周武王，指出他們都是根據自己所處的具體情況而立法、制禮。他強調應該「厚今薄古」，以為反對舊事物的未必有錯，依循舊禮的未必全對，主張「禮法以事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即制定政策法令必須依據現實的具體情況。
商鞅的理論和主張，既適應秦國發展的需要，也迎合了孝公圖強的願望。孝公終於下定決心，任用商鞅實行變法。
得到孝公的指示後，商鞅立即著手制定改革秦國舊制度的法令。為了使法令能夠取信於民，行之有效，在法令公布之前，商鞅搞了一次「南門徙木」的試驗。
一天，商鞅派人在都城櫟陽（今陝西臨潼櫟陽鎮東北）的南門豎起一根3丈長的木杆，並宣布：有能將木杆移至北門者，「賞予十金」。消息傳開，來看熱鬧的人越圍越多，大家都竊竊私議，疑惑不解，不相信照此做了真會得到獎金。隔了一個晌午，沒人動手。商鞅又宣布，誰能移動木杆，「賞予五十金」。這時，終於從人叢中走出一人，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將木杆移至北門口。商鞅果然賞給此人五十金，「以明不欺」。
「南門徙木」一事，很快在秦國傳開了，大家都知道商鞅出令必行，有禁必止。
有意思的是，商鞅的同鄉前輩吳起，在魏國變法時也曾干過類似的事情。當時吳起在魏國國都北門放置車轅一根，並宣布：能將它搬至南門者有賞。後來有人搬了，吳起就按宣布的辦法給以獎賞。
這兩個記載如此地類似，以至有些歷史學家對它們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其實，吳起和商鞅都有可能這樣做過。因為，它體現了先秦法家兩個很重要的思想：「明法」和「壹刑」。「明法」，就是將法令公之於眾，讓人人都知道。「壹刑」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區分什麼貴賤、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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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次變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按新擬定的秦國二十等爵制，「左庶長」系第十級爵，掌握軍政大權，職位與當時列國的卿差不多。握有重權的商鞅，開始實行第一次變法。它的內容主要有：
1．頒布法律，編定戶籍，制定連坐法，輕罪用重刑
商鞅將李悝的《法經》予以公布實行。李悝是早期法家的著名人物，曾在魏國推行變法。其間，他收集、整理了春秋末期以來各國的法律條文，結合魏國當時的實際情況，制定出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成文法——《法經》。商鞅借用了《法經》的內容，只是把「法」改稱「律」。商鞅又把全國居民按5家為一伍、10家為一什的原則編定戶籍，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相互告發和同罪連坐的制度。規定，告發「奸人」的可以如同斬得敵人首級一樣得賞。不告發的要腰斬。誰家藏「奸」，以投敵罪處罰；而其餘9家倘不檢舉告發，要一起治罪。旅客住宿要有官府憑證，客舍收留沒有憑證的旅客住宿，主人與「奸人」同罪。
商鞅還主張對輕罪用重刑。比如，為了保護私有的耕牛和馬，對盜竊牛馬者判處死刑。商鞅認為這樣可以迫使人民連輕罪也不敢犯，重罪當然就更惟恐避之不及，此叫「以刑去刑」。
2．獎勵軍功，禁止私鬥
頒布新的等級制度——二十等爵制度。它的要點是，按軍功賞賜爵位及相應的特權，包括佔有的耕地、住宅、服勞役的「庶子」和擔任一定的官職等等，爵位高的還可以獲得300家以上的「稅邑」。封邑內的稅收歸其所有。軍功以在前線斬得敵人首級的多少計算，斬得敵人甲士首級一顆的賞給爵一級；要做官的，委以50石俸祿的官職。官爵的提升，與斬得敵人首級的軍功相稱。
私人間的爭鬥，要按情節輕重，處以不同的處罰。這樣，在平時，有利於社會治安；在戰時，則增強了戰鬥力。
3．廢除舊有的世卿世祿制
新法規定，宗室（國君的親屬）沒有軍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簿籍，不得享受宗室的特權。必須依據對國家功勞的大小，確定他們對爵位、田宅、奴婢以及車服、器用等等的佔有，不許僭越逾制。有功的就顯榮，沒有功勞的，雖然富有也不能尊榮。
4．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特別獎勵墾荒
新法規定，凡糧食和布帛生產得多的可以免除勞役和賦稅。從事商業、手工業和因遊手好閒而貧窮的，將其全家變作官奴隸。鑒於秦國地廣人稀，荒地比較多，商鞅又把獎勵開墾荒地作為發展農業生產的重點。
5．焚燒《詩》、《書》，禁止遊說之士
秦國焚燒儒家典籍《詩》、《書》，一般以為是自秦始皇始，其實在秦孝公時就實行過。商鞅主張法治，與儒家「法先王」的復古思想不相容，所以就禁止儒家經典，並採取焚燒的非常手段。商鞅又以為，遊說之士以自己的主張動搖法治，而且只憑翻來覆去的一張嘴而獲得利祿，所以也在被禁之列。
商鞅變法改制並非一帆風順。這場巨大的改革，猶如狂風襲來，將秦國世襲貴族的特權，席捲而去，令他們憤恨不平。太子嬴駟有兩個老師，一為公子虔，一為公子賈，都是宗室貴戚。他們串連了上千人，藉口鬧事，反對新法。商鞅毫不留情，堅決繩之以法，將兩位太子的老師分別處以劓刑（劓，音義。割鼻子）和黥刑（黥，音情。臉上刺字）。此舉使商鞅與太子駟之間產生嚴重的矛盾。商鞅又將議論法令的人流放到邊城，觸犯法令的則處以酷刑。據說，一天就在渭河畔處決了700多個破壞變法的鬧事者，鮮血染紅了渭水，哭號之聲響徹天地。在這堅決、有力的鎮壓之下，新法在秦國逐步貫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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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二次變法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任商鞅為「大良造」。此為秦爵十六級，相當於相兼將軍。兩年後，秦把都城從櫟陽遷至咸陽（今陝西咸陽）。同年，商鞅著手實施第二次變法，主要是進一步從經濟和政治上進行改革，內容包括：
1．廢井田，開阡陌，承認土地私有
商鞅下令廢除西周以來盛行的土地制度——井田制，開掘井田的「封疆阡陌」。所謂「封疆」，就是指各級貴族所佔有的井田界限，這些界限是用土堆、溝地、樹木等連接而成的。所謂「阡陌」，就是井田中間與灌溉渠道相應的縱橫道路。同時，承認地主和自耕農的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買賣，按土地多少抽稅。
2．普遍推行縣制，設置縣一級的官僚機構
商鞅將許多鄉、邑、聚（村落）合併為縣，建置了41個縣（據《史記·秦本紀》。而《史記·商鞅列傳》作「三十一縣」，《六國年表》作「三十縣」），設有縣令、縣丞和縣尉。縣令是一縣之長，縣丞掌管民政，縣尉掌管軍事。他們都由國君直接任免。此舉將全國的政權、兵權集中到了朝廷，建立起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
3．統一度量衡制，頒布度量衡的標準器
這是在公元前344年（秦孝公十八年）具體實施的。據研究，當時的標準尺，約合今23.05厘米，標準量器約合今0.2公升。現存世的「商鞅方升」（藏於上海博物館），就是當時頒布的一件標準量器。
4．按戶按人口征賦
此「賦」即以後俗稱的「人頭稅」。商鞅規定按人口征賦，並嚴加懲罰隱瞞戶口的「匿戶」，這是為了限制官僚地主豢養食客的數目。商鞅又規定，一家有兩個成年男子的必須分家另立戶口，否則要加倍征賦。這是為了確立和鼓勵一夫一婦為單位的個體小家庭經濟，加快開墾荒地，擴大農業生產，提高勞動效益，並增加國家的賦稅收入。從此，「田租」（土地稅）和「口賦」（人頭稅）就成為中國古代社會兩種重要的賦稅制度。
5．革除殘留的戎狄風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
秦國的西南和西北部原是少數民族居住區，後來秦又統一了其中不少的地區，因而秦人保留較多的戎、狄族的風俗。商鞅意識到這些落後的習俗，對統一中原極為不利，便提出移風易俗，按照中原的風俗，改革秦國落後的習俗，如全家人不分男女老幼同居一室等。
商鞅的第二次變法，進一步剝奪了舊貴族的特權，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他們對商鞅恨之入骨，欲置商鞅於死地，只是礙於秦孝公，才一時無可奈何。秦孝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39年），有個叫趙良的人，代表「宗室貴戚」去見商鞅。開始趙良勸說商鞅讓位，繼而又勸商鞅放棄酷刑，並公開誹謗秦國變法改製取得的成就。在被商鞅駁斥後，趙良又為一些受過懲罰的舊貴族鳴冤叫屈，並警告商鞅必須立即廢除新政，否則「危若朝露」，死亡之日即將來臨。商鞅毫不動心，義無返顧。
在商鞅對內實施變法的同時，秦軍對外也積極展開軍事活動，並取得了節節勝利。尤其是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二十二年），秦孝公聽從了商鞅的計謀，一舉擊潰魏國公子卬（音昂）率領的精銳部隊，迫使魏惠王將以前從秦國掠去的河西地區（今山西、陝西之間黃河南段以西地區）歸還給秦國。遭此失利，一度趾高氣揚的魏國，轉向走下坡路了。秦孝公論功行賞，提升商鞅為列侯，並把於（音烏，今河南內鄉縣東）、商（今陝西西商縣）之間的15個邑封給他作為屬地。商鞅、商君之名即從此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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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秦開帝業
商鞅以變法從秦國政壇崛起，從公元前359年到前338年，可謂叱吒風雲了20年。
在商鞅變法的一二十年里，秦國空前地富強起來，並且收服了戎、狄等許多小國。各國諸侯一改以往對秦國的鄙夷態度，紛紛向秦孝公祝賀。連周天子也給予秦國國君以特別的禮遇。
更重要的是，商鞅人雖亡政未息，變法的結局與商鞅個人的下場正相反。商鞅的變法在秦國推行了21年，已深入人心，連婦孺童都能「言商君之法」，所以，商鞅死後新法根基並未動搖。
再則，秦惠文王將商鞅車裂以後，也沒有任用公子虔等宗室貴族。在其統治的27年間（公元前337～前311年），沒有一個無功無能的宗室貴族得到高官顯爵。惠文王的弟弟樗（音初）里子足智多謀，人稱「智囊」，到秦惠文王八年（公元前330年），其爵位才升至「右更」，為第十四爵。後來由於樗里子統兵作戰，不斷拔城虜將，屢建戰功，才於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公元前313年）被封為嚴君。可見，孝公以後，秦國仍堅持商鞅變法時確立的「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芬華，花朵茂美的樣子，這裡喻指顯榮）」的原則。
從總體上看，商鞅推出的許多政策，後來都融入了秦王朝的國策和制度中。商鞅變法時提出的許多措施，一直沿襲到秦王朝亡為止。如在湖北雲夢出土的《秦律》，就是在這個變法的基礎上修訂補充而成的。商鞅統一度量衡時定下的標準，到100多年後的秦始皇時還沿用著。據對出土遺物的實測，秦始皇時的方升容量，和當年商鞅方升容量基本一樣，誤差不過1％。眾所周知，秦朝的許多制度，又為漢代所繼承。所以，商鞅變法對秦國歷史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並留下深遠的影響。變法的設計師雖遇不幸，但變法運動本身，並未失敗，沒有因為舊貴族的反擊、詆毀而廢棄。
對此，從先秦開始，就有不少精當的評論。秦昭王時荀子曾到秦國考察，他說：秦國在最近「四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不斷取得勝利，並非來自僥倖，而是必然的結果!荀子敏銳地覺察到秦國走向勝利的起點，是在孝公之世。孝公在歷史上的地位，當然是與商鞅變法聯繫在一起的，因而漢代王充說得好：「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論衡·書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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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今人未可非商鞅
商鞅變法能夠在秦國獲得成功，很關鍵的一個因素，是因為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如果把商鞅比作變法的設計師，秦孝公就是變法的監護人。商鞅變法讓舊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懷恨在心，但是，由於孝公的開明和具有積極進取的精神，反對變法者的陰謀長期沒能得逞。然而，一旦孝公謝世，新君登基，他們即刻造謠誹謗，並利用新君與商鞅的矛盾，將商鞅除之而後快。
這不禁令人想起戰國時另一位變法的悲劇人物吳起。前面提到，吳起曾在楚國推行變法，而且效果十分顯著。可是支持吳起變法的楚悼王一死，舊貴族便乘機作亂，圍攻吳起。吳起被亂箭射殺，末了又遭車裂。吳起變法時間較短，新法在楚國沒有很好地推廣和鞏固。所以，楚悼王和吳起一死，變法就失敗了。
從商鞅變法和吳起變法可以清楚地看到，戰國時期的變法運動能否推廣和持續下去，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與是否有一個開明君主的支持密切相關。從而，這也就決定了，改革只能是由上而下有序地進行。這一點，在先秦歷史中已有反映，在以後的中國古代歷史中，更有大量的證明。
商鞅以強有力的鐵腕推行變法，有意製造出一種絕對服從法令的政治氣氛，不準群眾私議法令，他採取暴力手段，鎮壓反對派。他又主張對輕罪用重刑，試圖迫使人們不敢犯法，以求大治。這一切，既與商鞅信奉的法家理論有關，也與商鞅的個人性格有關。司馬遷曾說，商鞅是「天資刻薄人也」。不過，平心而論，能在中國古代大刀闊斧地進行變法的人士，大凡都有超乎尋常的果敢、剛毅、倔強，乃至偏執，絕不會是「溫柔敦厚」之士。宋代的王安石就是有名的「拗相公」。這位被列寧稱為中國11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就十分景仰商鞅。他作有《詠商鞅》詩一首：「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有意思的是，信奉法家理論的人，在個性特徵上，也往往與商鞅比較接近。這可以說是理論造就了人，也可以說是什麼樣的人選擇什麼樣的理論。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概括法家的特點是「嚴而少恩」（也有人稱為「刻薄寡恩」），又以為，法家學說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矣」。或許，理論對於歷史，和人才對於歷史，都應該是如同中國古人所說的：「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我們從這裡體悟到的是，變法需要商鞅這類果敢而「刻薄」的勇猛之士，銳意地甚或以偏激的方式加以推進。非此類人，不足以衝破舊傳統的網羅及其束縛，也不足以承受因反對舊習俗、舊觀念而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據史書記載，由於厲行新法，商鞅招致許多舊貴族及民眾的怨恨，以致有生命危險，需嚴加提防。商鞅每次出門，必有「後車十數，以車載甲」，還讓武裝衛士「旁車而趨」。秦孝公的變法，正虧得由具有「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漢代劉向語）的心胸和脾性的商鞅來加以操作，才能衝破阻力，順利地實施。
而另一方面，因新法已在秦國生根發芽，商鞅的離去，不僅沒有導致變法的失敗，反而因緩和了反對派的某些情緒，從而使新法有可能在一種比較寬鬆的氣氛中存留和施行下去。商君雖死而秦法未敗，大概可從這兒得到部分索解。
當然，商鞅對老百姓施行的嚴刑峻法和愚民政策，以及「相秦不以百姓為事」（意謂不為百姓著想），處處表現出的刻薄、無情，也是由其統治階級的本性所決定的。
商鞅變法對中國歷史所帶來的影響極為深遠。舉一個例子，當時將編入什伍組織的人民稱為「伍人」，一伍中的其餘4家稱為「四鄰」，這「四鄰」一詞（語言的活化石）至今仍存在我們的語言和生活中。不僅如此，即使什伍組織本身，也以其經過變化的形式——保甲制度，一直傳到現代。歷史在這裡為我們打開了朝向「通古今之變」的一扇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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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連橫破縱
1、「朝秦暮楚」的締約聯盟
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國勢蒸蒸日上，而在東方，經過公元前341年那場著名的馬陵之戰，魏國因慘敗而力量大大削弱，齊國則成為強國。於是，天下形勢發生很大變化，出現了秦、齊兩強遙相對峙的局面。
在這種背景下，一些遊說之士，研究形勢，奔走於各國之間。他們針對各國都試圖尋找盟友以壯大或保存自己的心理，提出了「合縱」說和「連橫」說。在這些縱橫家的影響和鼓動下，在戰國中後期的100年里，各國之間發生了外交、軍事上的合縱、連橫運動，
所謂「合縱」，即「合眾弱以攻一強」，就是由許多弱國聯合起來抵抗一個強國，以防止強國的兼并。所謂「連橫」，即「事一強以攻眾弱」，就是由強國拉攏一些弱國來進攻另外一些弱國，以達到兼并土地的目的。從具體情況看，合縱的國家多少不一，合縱進攻對象有秦國，也有齊國。也有人將六國攻齊（秦也參戰）稱為反合縱。連橫在戰國中期以秦國或齊國為中心，後期以秦國為中心。能夠連橫的國家不如合縱的多，張儀為秦國策動的連橫只有魏國或者楚國參加。
由於各國之間的矛盾複雜，形勢不斷發生變化，合縱、連橫的締約聯盟也就很不穩定。今天和這個是朋友，明天卻變成了敵人，而昔日的敵人一轉眼又成了朋友，正所謂「朝秦暮楚」，變化不定。
2006-4-1311:12#8
狼牙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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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五國相王」到五國伐秦：一對政敵的較勁
最早發起合縱的公孫衍，與最早遊說連橫的張儀同為魏國人，實在是一對冤家。起初，公孫衍在秦國任大良造（秦爵十六級，相當於丞相加將軍），可後來秦惠文王轉而信任張儀，用張儀將公孫衍給替代了。張儀為相後，倡導連橫策略，在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323年）約齊國和楚國的大臣相會，以圖聯絡齊、楚向魏國進攻。公孫衍解職後返魏，被魏惠王任命為相，號為犀首。他針對張儀的舉動，建議魏王廣結與國，以相抗衡。
於是，就在秦和齊、楚相會的同一年，魏國約集韓、趙、燕、中山共同稱王，史稱「五國相王」。其實這5國中，魏、韓已先稱王，此次集會只是新尊趙、燕、中山3國為王，並且5國相互承認為王。魏國用發起相王、承認一些國家稱王的辦法來組織聯合陣線。
「五國相王」是魏結盟自強的一大勝利，這引起齊國的擔心。它害怕魏國憑藉這聯盟的勢力，對它不利，遂加以破壞。齊國借口中山國小，反對它稱王。齊對趙、魏揚言：「與中山並稱王，實乃莫大的恥辱，願和大國一起討伐，不許中山稱王。」中山王十分恐懼，連忙派大臣張登帶重金去見齊國的權臣田嬰。田嬰聽了張登的一番說辭，也就許諾中山稱王。張登隨後又去對趙國和魏國說，齊國本來羞與中山一起稱王，現在它想利用中山的軍隊來攻打魏國的河東地區，所以又准允中山稱王了。聽這麼一說，趙國、魏國對齊國很是反感，更加保護和支持中山稱王。
齊國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它關閉同中山國往來的通道，並想以割地給燕、趙2國，來換取他們一起出兵攻打中山。燕、趙意識到這是齊國故意在離間它們和中山的關係，以便將中山國置於自己的勢力控制之下，就沒有聽齊國的話。
齊國破壞5國聯盟的計謀終未得逞。可是魏惠王的合縱，卻被楚國的進攻攪亂了。
就在北方發生「五國相王」的當年，南方的楚國向魏國發起軍事攻擊，楚將昭陽在襄陵打敗魏軍，奪取8個邑。眼見敵不過楚國，魏惠王轉而聽從張儀的主張，將公孫衍棄於一邊。
張儀於公元前322年，即「五國相王」的次年，離秦入魏。這位舌辯之士向魏惠王提出聯合秦、韓而攻擊齊、楚的策略。魏惠王覺得有道理，就任命張儀為魏相。可誰料想張儀真正的意圖卻是要魏事秦，並進而使諸侯都來仿效。張儀的真實目的是為秦謀利益，幫助秦進行連橫，並試圖先由魏與秦連橫，再發展到吸收韓和別的更多的國家參加。
這可惹火了他的政敵公孫衍。公孫衍忙不迭地出來予以阻攔，並要趕走張儀。公孫衍派人到韓國通報，說秦、魏聯合和魏王重用張儀，目的在於圖謀韓地。他還聲稱，如果韓國重用他公孫衍，秦、魏的連橫可以被阻止。韓國大臣公叔頗為欣賞公孫衍，就把公孫衍請去，委以國事。
與此同時，齊國和楚國也感到秦、魏連橫於己不利，就出面反對張儀，支持公孫衍任魏相。魏惠王呢，原本想利用秦國的力量來抗擊楚國、抵擋齊國，可時間沒過多久，就發覺張儀其實是要他投降秦國，自然心生不滿。見魏惠王不肯就範，秦惠文王就出兵攻打魏國。
秦國咄咄逼人的東進勢頭，令東方列國生畏，於是紛紛支持公孫衍的合縱之策。齊國、燕國、趙國、楚國競相重用公孫衍，請他去參與各自國家的決策大事。魏惠王見此，就將張儀逐回秦國，讓公孫衍復出，主持政事。公孫衍志滿意得，「佩五國相印」，更加積極地推行合縱運動。
魏國以公孫衍代替張儀為相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18年（魏惠王后元十六年），魏、趙、韓、燕、楚5國聯合攻秦，並推楚懷王為縱長。
然而，實際出兵和秦交戰的，只有魏、趙、韓3國。當伐秦的聯軍進至函谷關（今河南靈寶東北），遭到秦軍的迎頭痛擊。聯軍組織鬆散，很快敗下陣來。次年，秦軍又在修魚（今河南省原陽縣西）重創聯軍，斬殺8萬將士。這次合縱攻秦的戰爭就此宣告失敗。
從公元前323年秦與齊、楚相會引發「五國相王」，到公元前317年「五國伐秦」失敗，縱橫家公孫衍和張儀縱橫捭闔，各觀其才。時人景春說：「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公孫衍、張儀難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嗎?他們一怒，各國諸侯就會畏懼，他們安居，天下的事端就會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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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里與6里
在公孫衍發動的「五國伐秦」戰爭中，齊、楚兩國都參加了，它們屬於同盟國。秦國礙於齊、楚聯盟，不敢貿然與楚國動武。於是，張儀跑到楚國進行活動，設法拆散齊、楚聯盟。
張儀可說是戰國遊說之士中一個比較典型的人物。傳說他年輕時曾投在楚國令尹（楚國的相）昭陽的門下做門客。一天，昭陽大會賓客，拿出楚國的無價之寶「和氏璧」給大家欣賞。正當賓客們爭相傳看、一飽眼福時，「和氏璧」忽然不翼而飛。此時正巧張儀在場，昭陽就懷疑是他偷的，令手下的人痛打他一頓。張儀被打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被抬送回家。張儀一進家門，就要妻子掰開他的嘴，看看他的舌頭是否還在。他說，只要舌頭在就不怕，還可以靠此三寸不爛之舌遊說，謀取官祿。
這一回，張儀以秦相的身份來到楚國，其感覺當然與從前窮困潦倒時完全不一樣了。他受到楚王很高的禮遇。張儀也虛情假意地與楚懷王周旋，籠絡感情。一日，張儀對楚懷王說：「我們秦王最憎恨的是齊國，最尊敬的是您大王，我張儀也是如此。大王您如能閉關絕齊，秦願以商於之地600里相贈，並將美麗的秦婦嫁予您為妻。這樣，秦、楚就是兄弟之國，以後永遠不動干戈。」
楚懷王一聽，既能得地，又能求太平，末了還捎帶上可人的秦國美女，真是天上掉下來的好事，便欣然應允。群臣也都向懷王祝賀。可是惟獨大臣陳軫不高興。懷王很生氣，質問陳軫。陳軫回答說：「依我看，商於之地得不到。不僅如此，齊、秦還會就此聯合起來。到那時，楚國就要大難臨頭了。」懷王問這是為什麼，陳軫進一步分析道：「秦國之所以重視楚國，是因為齊與楚有聯盟。今閉關絕齊，則楚國孤立。如此，秦國豈會再重視你這孤立的國家，而給你商於之地600里?張儀回到秦國後，勢必食言，這樣楚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兩國之兵必定來相攻。所以，現在倒不如暗中與齊相好而表面上絕交，同時派人跟隨張儀入秦。若給予土地，到時再與齊斷絕關係；若不給土地，就與齊聯合對付秦國。」
楚懷王哪裡聽得進陳軫的建議。他以相印授予張儀，又送上豐厚的財禮。同時，下令關閉與齊國的交通，斷絕關係。然後，派一位將軍隨同張儀去秦國接受土地。
果然不出陳軫所料，張儀回到秦國後立即變了卦。他假裝從車上摔下來受傷，3個月不露面。楚懷王聞知此事，還誤以為這是張儀嫌他與齊國斷交的態度不夠堅決，就又派人去辱罵齊王。齊王大怒，與楚絕交，並放低姿態去與秦國結好。張儀見破壞齊、楚聯盟的目的已經達到，就出來接見楚國的使臣，他說：「我有奉邑6里，願獻給你們大王。」楚國使臣聽後發覺不對，就回答：「我受命於王，是接受商於之地600里，從沒聽說是6里。」
懷王始知上當受騙。惱羞成怒的他，要立即出兵討伐秦國。大臣陳軫向懷王建議，不如割一塊地送給秦國，讓秦和楚一起進攻齊國。那樣的話，楚雖失地於秦，可還能從齊國奪取土地得到補償。
剛腹自用的懷王偏偏不聽。公元前312年（楚懷王十七年），懷王以屈匄（音丐）為將，起兵攻秦。秦將魏章率軍與屈匄戰于丹陽（今河南丹水之北），楚軍大敗。秦斬殺楚軍達8萬人，主將屈匄及裨將逢侯丑等70多人被俘。秦國進而奪得楚國的漢中。
楚懷王氣急敗壞，決心傾全國軍力，孤注一擲，與秦決一死戰。楚軍狠命進攻，北上深入秦地至藍田（今陝西藍田縣）。秦軍在藍田迎戰楚軍，結果楚軍又大敗。無奈之下，懷王只得又割兩城與秦講和。
秦國又想攫取楚國的黔中地。秦王派來使者對楚國說，願以秦國武關（今陝西丹鳳縣東南）外的地區相交換。楚懷王憎恨張儀，說不願換地，願得張儀的頭而獻黔中地給秦。
張儀得知，竟也不懼怕掉腦袋，表示願意前往。楚懷王拿住張儀，準備將他處死，以解心頭之恨。張儀卻是胸有成竹，買通楚懷王的寵臣靳尚，向懷王夫人鄭袖說情。靳尚對鄭袖說：秦王甚愛張儀，打算用上庸（今湖北房縣、均縣等地）地區的6個縣和美女換回張儀。楚王愛土地、愛美女，必聽從秦國。秦女一到，夫人你就會被疏遠了。你應勸王將張儀放掉。
鄭袖怕失寵，就日日夜夜纏住懷王，說服懷王放走張儀。她還以帶著兒子出走江南要挾懷王。懷王被哭哭啼啼的夫人鬧得沒辦法，最後就放了張儀。
張儀獲釋，馬上又是利誘又是威脅地勸楚懷王與秦和好。懷王仍然經不住張儀伶牙俐齒的一番言辭，以兩國太子互相作「人質」為條件，與秦締結了婚姻之好，而黔中地卻拱手給了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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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齊秦去帝與五國攻秦
繼各國先後稱王以後，秦國又動起稱帝的念頭。秦昭王十九年（公元前288年）十月，秦相魏冉到齊國，向齊王致帝號，相約秦稱「西帝」，齊稱「東帝」。秦國此時拉攏齊國同時稱帝，是出於連橫的一種策略，其目的在於聯合齊國及其他國家，並迫使它們一起攻打趙國。因為趙國經過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改革之後，強大了起來，大有與秦、齊成鼎足而三的架勢。秦國要東進，遇到了趙國這隻攔路虎。
用至上神「帝」的稱號作為國君的尊稱，以此顯示自己具有高於其他國家的地位，這當然為齊國所樂意接受。於是，齊、秦稱帝，並約好共同伐趙，瓜分趙國。
就在這時，蘇秦出來策動合縱運動。蘇秦乃燕昭王的親信，長期為燕國出謀劃策，奔走效力。燕國系7國中的弱國，無意亦無力征服齊國，但是卻存在被齊征服的危險。齊與秦的稱帝與合作，使燕國深感不安。蘇秦就想以離間計拆散齊、秦的盟約。
關於蘇秦這人，司馬遷在《史記》中將他的時代搞錯了，說他的活動時期比張儀早。根據1973年底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可知蘇秦活動的年代實為燕昭王、齊王時。
蘇秦從燕國來到齊國，遊說齊王取消帝號，攻伐宋國。蘇秦打的如意算盤是：燕國、趙國在齊的北邊，宋國在齊的南邊，齊攻宋就將軍力集中到南方，對燕構成的威脅就減少。宋國夾在齊、楚、魏之間，楚、魏對宋都懷有非分之想，齊攻宋必然引起楚、魏的干涉，它們不和，也就有利於燕國。秦國也有意吞併宋國，齊攻宋定使秦、齊關係破裂。
蘇秦對齊王說：「大王以為稱帝怎樣?」齊王：「稱嘛，天下恨齊，不稱，秦恨齊，所以還是稱帝。」蘇秦又說：「立兩帝，天下是尊秦，還是尊齊?」齊王：「尊秦。」蘇秦隨即問：「如果齊去帝，天下是愛齊，還是愛秦?」齊王答：「愛齊而恨秦。」蘇秦再問：「兩帝相約伐趙，或伐宋，何者有利?」齊王清楚，趙強而宋弱，且趙國緊鄰秦國，所以又答：「不如伐宋。」如此一問一答，一番言語之後，蘇秦即使齊王曉以利害。隨後，蘇秦提出要齊王去掉帝號，以得到天下的同情，並使天下排斥秦國，使之被動，然後再利用這有利形勢去攻伐宋國。齊王思來想去，以為蘇秦的建議對齊國確實有利，可以接受，就去掉帝號仍舊稱王。
齊國去帝，迫使秦國也只得去帝。秦國知道，如果不這樣做，會引起天下士人的辱罵和拒斥。秦、齊稱帝在公元前288年10月到12月，僅兩個月的時間，猶如曇花一現。
然而蘇秦的合縱活動並未結束。他還企圖進一步破壞秦、齊關係，進而結成反齊聯盟，形成以「弱燕敵強齊」的局面。他奔波於燕、齊、趙、魏、韓之間，積極地與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周最、韓余為等各國重臣串聯，策動合縱運動。
齊國本有意於合縱攻秦，削弱秦國，以便於自己滅宋。趙國地處秦、齊之間，最害怕秦、齊聯合，秦、齊一聯合，趙國就要兩面受敵，所以趙採取聯合一個國家削弱另一個國家的辦法。當時執掌趙國大權的奉陽君李兌是親齊分子，自然贊成包括齊在內的合縱攻秦。魏、韓為秦東進的鋒芒所逼，當齊、趙組織攻秦，也就表示願意參加。至於燕國，出於其自身的目的，也同意聯合抗秦。這樣，就在公元前287年，韓、趙、魏、燕、齊5國派兵組成聯軍。各國共推趙國的李兌為主帥。
可是，五國聯軍在韓國的滎陽（今河南滎陽東北）、成皋（今河南成皋西北）之間駐紮了下來，而且一留再留、一拖再拖，始終沒有發動對秦國的進攻。結果，這次五國聯軍無功而散，只有齊國趁機伐宋，奪得一部分土地。
這次五國攻秦雖然失敗了，然而蘇秦離間秦齊關係的目的卻達到了。
5、合縱的遺憾
從以上截取的幾個歷史片段，我們可以對戰國時期的縱橫家以及他們策劃的合縱、連橫運動，產生一個大致的印象。縱橫家既非政派，又非學派，不過是當時奔走於各諸侯國的一些政客。他們或縱或橫，有的時縱時橫。這些人善於辭令和權術手腕，遊說各國君主，配合著複雜激烈的兼并戰爭，開展縱橫捭闔的政治、外交活動，從中謀取功名利祿。
縱橫家中不乏風雲際會、聲震一時者，如公孫衍、張儀、蘇秦等等。他們的主張，或適應了諸侯國圖生存、求發展的需要，或利用、迎合了諸侯國間複雜、微妙的關係，以及國王們因此而產生的各種心理，所以頗能激起反響，甚至掀起滔天巨浪。但他們的缺陷是相當明顯的，即：過於重視依靠外力，過分誇大計謀策略的作用，而不是從改革政治、經濟入手來謀求富國強兵，缺乏長遠的眼光而只求一時一地之功效。所以，縱橫家所推銷、策動的合縱、連橫，不過是一些陰謀加陽謀而已。合縱抗秦之所以最終失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戰國時期發生的大的合縱行動，除了上面提到的幾次，還有：公元前298年齊國發動的齊、魏、韓3國攻秦，公元前284年燕將樂毅統率的燕、秦、韓、趙、魏5國攻齊，公元前257年趙、魏、楚解邯鄲之圍的3國抗秦，公元前247年魏國信陵君無忌率領的趙、魏、韓、楚、燕5國攻秦，公元前241年趙將龐煖指揮的趙、魏、韓、楚、燕5國攻秦。另外，只有倡議而沒有組織的就更多了。這些合縱運動，除了燕將樂毅指揮的5國攻齊，掠取了齊國70餘城，導致齊國幾乎亡國，其餘對秦的合縱，或者歸於失敗，或者收效不大。從總體以及最後的結局看，合縱抗秦是失敗的。
齊國臨淄故城的殉馬坑。東方列國的實力曾經很強大，這是一個縮影。
合縱的遺憾，既來自「合縱」說本身的不足，也來自參與國之間的不講信義，缺乏真誠的合作，和對秦懷有僥倖心理，企圖苟且偷安。以前面提到過的公元前287年的5國攻秦為例，表面上看，各國行動一致，聯軍很順利地就集結起來。然而，韓、趙、魏、燕、齊5個國家其實都各有打算，所以貌合神離，以致意見分歧、猶豫不決，軍隊長期停滯不前，最後未與秦軍有大規模的接觸，就不得不散夥了。而齊軍在回國的途中，乘機去占宋國的便宜，奪得一部分土地。
合縱行動之外，山東六國的互相傾軋、苟且偷安的情況就更多了。比如宋國曾數次幫助秦國攻齊；魏國也曾與秦國聯合一起討伐韓國。又比如，燕國利用趙國壯年大多死於長平之役，而遺孤還未長大的機會，兩次派兵大舉攻趙。這些戰爭使山東各國互相掠殺，自己削弱自己，從而為秦國的東進創造了條件，提供了便利。
當然，山東各國並不是所有人都昏昏然的。公元前263年魏、秦聯袂伐韓，信陵君無忌就對魏王提出：「秦國不是沒有慾望的國家，韓亡之後，非攻魏不可。」後來秦國果然攻魏。這時正仕於魏的陳軫代表三晉勸說齊王出兵，他對齊王一針見血地說，能夠危害山東各國的是秦國，現在山東各國卻如此不斷地互相攻伐、削弱，使得秦國得天下不用出力，「烹」天下不用出「薪」。山東國家多麼愚笨啊!
對秦國卑躬屈膝、對東方鄰國見死不救，也無疑是「助」秦擴張。以齊國為例。齊國在齊王建在位（公元前264～前221年）的幾十年里，奉行「事秦謹」（謹慎地侍奉秦國）的方針，眼見東方國家受秦國攻伐處於危難而不救。如秦、趙長平之戰期間，趙軍被圍，在最危急的關頭，趙國向齊國求救，卻遭齊王拒絕。有大臣勸說齊王應該緊急支援，並提醒齊王，齊國和趙國「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可齊王就是不肯。齊王建的膽小和蠢笨，惹得1000年後的宋代大文豪蘇洵大發感嘆：「齊國與秦結好而不幫助五國，等到五國衰敗後，齊國也就不免要衰敗啊!」
如果說蘇洵講齊國終將自食惡果、難逃滅亡，是屬於事後諸葛亮，那麼，時人子順和蘇代，就是當之無愧的預言家了。長平之戰結束後，孔子六世孫子順就說：「現在山東國家疲憊不振作，三晉對秦割地以求安，如果照此下去，不出二十年，就將是秦國的天下了。」蘇代則在趙國攻打燕國時，對趙王講了一個預言性質的寓言故事。他說，他過易水時看到一隻蚌在曬太陽，一隻鷸偷偷地過來咬住蚌肉，蚌則又鉗住鷸的嘴。鷸說：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你蚌就得死。蚌回答說：我今天不放、明天不放，你鷸就會死。就在鷸、蚌相爭之際，漁翁來了，將鷸、蚌一起抓住。蘇代對趙王說，今天趙國還要攻打燕國，「臣恐怕強秦就要做那漁翁了啊!」
其實，秦國是十分害怕合縱的。公元前298年，齊、韓、魏合縱攻秦，一度進入函谷關，秦王為了保住咸陽，只得割地求和。有一次秦王和大臣頓弱談話，頓弱提議秦王用重金收買韓、魏權臣。秦王說拿不出重金。頓弱就語重心長地講：「天下不是太平無事的，合縱如果成功，就將是楚國的天下了。」秦王遂派人攜重金至韓、魏等國，進行拉攏、收買的活動。一直到戰國末期，秦國已佔據了壓倒一切的優勢，軍事家尉繚還對秦王說：「臣只害怕諸侯合縱。」秦國懼怕合縱的心理，荀子是看得很透的。他曾說：「（秦國）（音西，謂憂慮狀）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荀子·強國》）
所以秦國對於山東國家的合縱，極力採取分化瓦解的政策。這包括既施行像張儀以商於之地600里引誘楚國與齊國絕交這樣的高等騙局，也採取用直接以金錢開路的簡單收買法。有一次，一群主張各國聯合起來對付秦國的遊說之士，集中到趙國的首都邯鄲開會，鼓吹合縱。秦昭王聞知，迅即派唐雎帶五千金，到距邯鄲不遠的武安（今河北武安西南），大會賓客。唐雎揚言：這些金子專門賞給有功於秦的，誰圖謀攻秦就得不到金子，能得到金子的將如兄弟般看待。消息一傳出，這群遊說之士紛紛趕到武安，設法向秦表功，爭著領賞。合縱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宋代史學家司馬光說：「合縱是六國的利益所在，假如六國能講信義，親密合作，則秦國雖強暴，六國也不至於滅亡。」司馬光把三晉比成齊、楚的藩籬和屏障，把齊、楚比作三晉的根柢，它們是互相依賴和保護的關係，絕不能互相攻擊。「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資治通鑒》卷七）確實，如果山東各國合縱有效，會給秦國以極大的難堪。山東各國的力量合在一起，遠比秦國大得多，如按《戰國策》中的一種說法，是「諸侯（指東方各諸侯國）之地，五倍於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趙策二》）。
然而……
這就是歷史的遺憾，合縱的遺憾。
6、秦在連橫中稱雄
張儀等人的「連橫」說，存在著與「合縱」說共有的毛病：過分看重計謀的功用，將玩弄陰謀和陽謀視為國家強盛的關鍵。但是，張儀等人推行的連橫策略，又確實獲得了成功，達到了對外兼并土地的目的。這是因為：
1．它與秦國的耕戰政策和其他一系列比較有效的國策相匹配，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
2．較之於東方六國，秦國的計謀也的確高出一籌，而且實施得比較成功。
3．秦國的數任君主和執政者都比較精明能幹，也有眼光。而東方國家的君主，不乏如楚懷王、齊王建那樣的昏庸之輩，從而給秦國以可趁之機。
陳軫說山東國家為秦相煎，秦不用出力；山東國家為秦相烹，秦不用出薪，這話很深刻，但只說對了一半。實際上，當山東六國相煎時，秦總是不失時機地助上一臂之力，當山東六國相烹時，秦更是添上大捆薪柴。
秦有時不直接發動進攻，而是善於利用東方國家互相之間的矛盾，捕捉時機，然後推波助瀾，火上澆油，或明或暗地「幫助」一方去攻擊另一方，坐收漁翁之利。比如，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楚國將軍景翠進攻韓國，秦助韓攻景翠。同年，秦助魏伐燕。更元十四年，秦將樗里疾助魏伐衛，昭王四年（公元前303年），齊、魏、韓攻楚，秦又去救楚。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秦國卻又佐韓、魏、楚伐燕。如此多變的「招數」，不免令人眼花繚亂。
從《戰國策》中記錄的張儀與秦王的一段對話，頗能窺見秦國使出這些「招數」的意圖。「楚攻魏。張儀對秦王說：不如助魏一臂之力。這樣，魏若取勝，就會感激於秦國而聽命於您，並將西河之外的土地獻上。如果不勝，魏國也就沒有了守衛的力量，那時您就可以奪取它。」（《秦策一》）後來秦王採納了張儀的建議，選派皮氏率軍1萬，車百乘，助魏。魏國好不容易戰勝了楚威王，卻也因此被弄得精疲力盡，便更加畏懼秦國，只得乖乖地將西河之外的土地獻於秦王。
秦國在合縱連橫運動中趨利避害、贏得勝利的典型事例，還有聯合燕、韓、魏、趙共同伐齊一事。這又得從公元前287年的那次韓、趙、魏、燕、齊5國攻秦說起了。這五個國家其實是同床異夢：齊國的目的在於攻宋，蘇秦是為燕國聯絡趙、魏以圖結成反齊聯盟，趙、魏兩國國君雖有心伐秦，但魏國新敗，元氣大傷，並不想出大力，趙國的軍事統率權力則全操握於李兌之手。所以，聲勢浩大的反秦聯軍始終徘徊觀望，誰也不去認真進攻。而在這過程中，內部矛盾卻又逐漸暴露出來：齊國準備暗地同秦講和，以利於自己滅宋；燕國則加緊拉攏三晉；考慮到齊滅宋後會對自己構成直接的威脅，三晉也就很快與燕聯合起來。
五國聯軍解散後，齊國經過3次進攻，終於在公元前286年將宋國滅掉。宋國一滅，燕與三晉的反齊聯盟更趨緊密。秦王抓緊時機，親自出行，先後與楚頃襄王、趙惠文王、魏昭王、韓厘王相會，促成了燕、秦、韓、魏、趙5國合兵伐齊。聯軍由燕將樂毅統一指揮，攻入齊都臨淄，令齊國幾乎亡國。雖然後來齊軍反攻，收復失地，但齊國已遠非秦的對手，秦國的主攻方向，此後就轉向三晉和楚國了。
而齊國也開始採用「事秦謹」的態度，坐視秦剪滅趙、韓、魏、燕、楚五國。這又正是秦國所期望的。
四、遠交近攻
1、「秦王之國危於累卵」
范雎（音居），魏人，有辯才，年輕時就投身政治活動。他本打算為魏昭王遊說諸侯，對魏國的強盛有所作為，無奈出身貧寒，不能如願，就先投在魏國中大夫須賈的門下。
一次，他隨須賈出使齊國。齊襄王欣賞他的才幹，就賞賜給他10斤金子，以及牛、酒等物。范雎不敢收。這事讓須賈知道了，回到魏國後就向魏相魏齊打小報告，說范雎將魏國的機密泄露給了齊王，所以齊王要獎賞他。
魏齊大怒，令人笞擊范雎，將他的肋骨打折了、牙齒打落了。范雎看情況不妙，就裝死，被人卷在葦席里扔進廁所間。須賈上廁所見了，還向葦席上撒尿。
後來，范雎向看守求情，講你放了我，將來一定重重地謝你。看守就去向魏齊報告，謊稱范雎已死，扔掉算了。魏齊相信了。范雎就在看守的幫助下逃了出去。一個叫鄭安平的人，又建議范雎改姓換名躲藏起來。
就在這時，秦昭襄王派王稽出使魏國。鄭安平混跡其中，侍候王稽。王稽向鄭安平打聽魏國有何人才，準備加以收羅。鄭安平就推薦范雎。范雎夜見王稽。一接觸，王稽就覺得范雎確實與眾不同。范雎見與王稽談得頗投機，也就放開了膽。他對王稽說：「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這話更令王稽對范雎刮目相看。兩人遂相約一起離開魏國。
王稽帶著范雎向秦國進發。車到秦國邊境湖關（今河南靈寶西），恰巧遇上秦相穰侯東巡至此。范雎早就知道穰侯厭惡其他國家的政客，所以躲在車裡不出來，以免遭受穰侯的污辱。穰侯詢問王稽是否帶了外來客入秦。王稽回答：「不敢。」穰侯又特別關照一句：「外來政客對秦國毫無益處，只有擾亂的份兒。」
穰侯的車駕過去後，范雎對王稽說：「穰侯剛才未檢查車內，想必還會回來搜索。」就下車獨自行走。果然，行出十餘里路，穰侯真的派人追過來搜查車子。范雎憑著自己的機敏，避過這場驚險，與王稽一起回到秦都咸陽。
這一年為公元前268年，秦昭王三十九年。
王稽向秦王彙報范雎的到來，還特意將范雎所說「秦王之國危於累卵」這句話提了一遍。可惜，秦王對此未予以重視，只用很差的食宿接待范雎。
過了一段時間，穰侯要帶兵越過韓國和魏國，去攻打齊國的綱（今山東東平南）、壽（今山東寧陽北）。范雎聞知，感到進說秦王的機會到了。他上書秦王，要求當面獻策。他在信中非常自信地說：「一語無效，請伏斧質。」（如果有一句沒有用的話，就用斧子把我劈了。）這話感染了秦昭王，就派車接范雎進宮晤談。
范雎進了宮中，恰好遇上昭王。范雎裝出不認識昭王的樣子，對宮中的侍從嚷嚷道：「秦國哪有什麼王呀!秦國只有宣太后和穰侯啊!」以此來引起昭王的注意。這話讓昭王聽見了，他連忙迎上前問候范雎。這一切令在旁的群臣一個個面面相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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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戚擅權，「四貴」橫行
穰侯名魏冉，為秦昭王母親宣太后的弟弟，因被封在叫穰的地方，故稱穰侯。他在秦惠文王、秦武王時就做了大臣。武王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君主，曾將秦國的勢力深入到中原，並在周王室面前耀武揚威。武王看中了象徵周天子權位的周鼎，幻想著有朝一日能將其據為己有，所以常常以舉鼎為戲。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四年），武王在同大力士孟說舉鼎時，不慎折斷了脛骨，並竟因此死去。
武王無子，武王諸弟紛紛爭奪王位。武王的親生母親惠文後早死，庶母羋（音密）八子生有3子。身為羋八子弟弟的魏冉，當時居官已久，在朝中權力最大，就將羋八子所生之子立為王，是為昭王。羋八子為宣太后。
昭王即位後，昭王的諸兄弟不服，發動叛亂。魏冉殺了為首作亂的壯和其他諸公子、大臣，鞏固了秦昭王的地位。由於這些緣故，另一方面也因為魏冉確有一套手腕，所以自公元前306年秦昭王即位，到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秦國雖幾易國相，但實際權力大部分時間都掌握在魏冉和宣太后手中。魏冉先後5次出任丞相，達25年之久，是秦國歷史上任丞相時間最長的一個。
昭王即位時，年已20歲，但實際上由他的母親宣太后代為掌權，魏冉負責執行。這樣，一個以宣太后為首的外戚集團，便在秦國形成了。這個集團的核心人物，除了宣太后、魏冉，還有被封為華陽君的宣太后的幼弟，和被封為高陵君與涇陽君的宣太后的另外兩個兒子。魏冉與其他三個人，時稱「四貴」。
作為昭王前期向東擴展的決策人物，穰侯魏冉頗有一番建樹。他起用武將白起，派他率領秦軍不斷進攻韓、魏、趙以及楚國，多次取得重大勝利。比如，在伊闕之戰中，白起指揮秦軍打敗了韓、魏聯軍，斬首24萬，令山東各國聞風喪膽。以後，魏冉又派白起率軍攻入魏國河內地區，取得大小城邑六十餘座。再後，魏冉又遣白起南下伐楚，攻破楚國國都郢城（今湖北江陵）。這些軍事活動，削弱了山東國家的勢力，對秦的統一起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隨著秦國對外軍事鬥爭的不斷勝利，宣太后這一家族在朝廷上的權勢越來越大。他們生活驕奢淫靡，飛揚跋扈。每人各自都有一大片封地，成為全國最大的封君地主。又嫉賢妒能，一反秦國一貫吸納外來人才的做法，拒斥外來的政客、游士。他們欺下蔽上，不把國王放在眼裡。
政治的黑暗，必然影響到對外的鬥爭，從而導致一系列軍事活動的失利。比如，魏冉後來又被封於陶（今山東定陶），其地在齊國邊境附近。為了擴大自己的這一方領地，他竟不顧橫越韓、魏兩國，讓秦軍長途跋涉去進攻齊國。這種捨近求遠的做法，使秦國在戰略上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
這，就引出了范雎「秦王之國危於累卵」的議論。
3、昭王說：「今日得見先生，有幸!」
再說那天范雎進宮正巧碰到秦昭王，他高聲叫嚷秦國沒有王。這話既道破了當時秦國的癥結所在，又觸及昭王心頭的隱痛。昭王年少登基，無力左右政局，遂使母黨勢力日益膨脹，一切都把持在太后和魏冉的手中，自己形似傀儡。然而昭王對此並不甘心，他也絕非無能之輩，只是手下缺乏得力的親信、幹將。范雎的出現，令他眼前一亮，隱約感到某種時機的到來。
昭王屏退左右，恭敬地兩腿跪在地上，挺著上身，請求范雎說：「先生怎麼指教我?」范雎只是說：「是，是。」過了片刻，昭王又請求說：「先生怎麼指教我?」昭王如此反覆了三遍。最後，范雎講：「不是臣不說。臣聽說從前呂尚遇文王，文王待呂尚厚，呂尚也對文王談得深。所以文王依靠呂尚的輔佐而征服天下。臣是秦國的一個過客，和王沒有什麼交情，而臣所要說的事，牽涉到王的骨肉之親。臣願效愚忠進諫，卻不知王的心思究竟如何，這是王再三問臣，臣卻不敢作答的原因。臣不是因害怕而不敢講。如果臣今天講了明日就被害，臣並不害怕，因為人免不了一死。如果需要臣死而又能對秦國有所好處，臣是心甘情願的。然而，臣所害怕的，是臣死以後，天下的人如果都知道臣是為盡忠而身死，以後就沒有人再敢對王進言了，也沒有人敢入秦了。」
范雎如此一段話語，使昭王不由得心頭一熱。他說：「今日得見先生，有幸。先生有話儘管講。事無大小，上至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全部都說出來，以教導寡人。不要懷疑寡人。」
范雎連忙向昭王作拜，昭王也向范雎回拜。於是，范雎說：「秦國地勢險要，軍隊強盛，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這是可以成就王業的地方。民怯於私鬥而勇於公戰，這是有利於成就王業的人民。大王您有此二者，霸業可成啊!可是，秦國至今已閉關15年，不敢積極地向東方拓展，這是因為穰侯為秦國謀不忠，大王的計策有所失。」昭王忙講：「寡人願意聽聽計策失在什麼地方。」
范雎害怕隔牆有耳，不敢說秦國內的事，就先講對外的事，以此進一步了解、觀察昭王。他說：「穰侯要越過韓、魏去攻打齊國的綱、壽，這是失計。出兵少了不足損傷齊國，出兵多了則對秦國有害。今天秦和鄰國的關係並不親善，跨越鄰國去攻別國，行嗎?這在策略構想上是有疏漏的。以前齊王南攻楚國，斬軍殺將，闢地千里，可到最後連一寸土地也沒有得到，難道是不想得地嗎?是因為形勢不允許呀!後來各國看到齊國很疲憊，君臣又不和，就興兵伐齊，大破齊國。齊國所以大敗，就是因為伐楚而肥了韓、魏，這也就是所謂的借武器給敵人、送糧食給盜賊。王不如遠交近攻，那樣，得一寸土地就是王的一寸土地，得一尺土地就是王的一尺土地。今天放棄這樣的策略去遠攻，不是太荒謬了嗎?從前中山國方圓500里，趙國緊挨著它，將它吞併了，別的國家也不能對它怎樣。韓國、魏國處在各國之中，是天下的樞紐。大王要想稱霸諸侯，就一定要征服韓、魏，以便掌握天下的樞紐，並進而威懾楚、趙。如果楚、趙都依附秦國，齊國也必定依附秦國。」
昭王非常讚賞范雎這一「遠交近攻」的策略，就欣然採納，拜范雎為客卿，參與軍事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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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貶逐「四貴」，范雎為相
范雎「遠交近攻」的策略付諸實施後，秦國的軍事行動就由被動變為主動，並逐步取得一些勝利，范雎也因此進一步受到昭王的信任。隨著君臣關係的日益密切，范雎感到向昭王談論國內事務的時候到了。
一天，范雎對昭王講：「臣在山東時，只聽說齊國有孟嘗君，沒聽說有齊王。也只聽說秦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沒聽說有秦王。一國的王是一國的頭腦，他要定奪國家大事，要有生殺予奪的權威。今天，太后能夠擅自行事，穰侯可以出使不報，華陽、涇陽、高陵可以自行決斷，這就是人們為什麼說秦國無王啊。『四貴』的權勢盛國家就危險，大王的權力就可能傾覆，命令也不能從王出。臣聽說善於治國者，就要樹立威望、握緊權力，否則後果不堪設想。」范雎又引證齊、趙兩國權臣廢君的教訓，說道：「崔杼、淖齒是齊國的臣，齊王為他們所害。李兌是趙國的臣，他困主父於沙丘，百日餓死。現在太后和『四貴』就好比崔杼、淖齒、李兌。秦國從有等級的官吏到諸大臣，以及大王左右的人，沒有不是屬於相國穰侯的，王在朝廷實際是孤家寡人。臣實在為王惶恐不安，以後擁有秦國的不會是王您的子孫了。」
昭王聽范雎如此一說，萬分驚懼，決心剷除禍害。在范雎的幫助下，昭王採取周密部署與果斷措施，一舉廢掉宣太后，同時將穰侯魏冉與高陵、華陽、涇陽君逐出關外。秦王收回了魏冉的穰侯爵號和相印，讓他去陶邑休養。當魏冉遷居時，滿載珍寶的車輛有1000多乘。在離境出關檢驗時，有人發現，魏冉的寶器奇珍竟比王室還多。這一年是公元前266年，秦昭王四十一年。
緊接著，昭王拜范雎為相，並封他為應侯（應在今河南寶豐縣西南）。從此，秦國內政和軍事大權便為范雎所控制。對內，他對政權機構進行清理整頓，廢止了貴族擅政的局面，加強了中央集權。對外，積極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並節節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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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遠交近攻：秦加緊進攻三晉
在范雎出任秦相以前，昭王即已開始按照范雎的主張，改變魏冉捨近求遠攻打齊國的戰略。范雎被拜為客卿的當年，秦國就派五大夫綰率兵伐魏，攻取懷（今河南武陟西南）。公元前266年，秦軍佔據魏的刑丘（今河南溫縣東）。范雎相秦後，將攻擊的矛頭又指向韓。
范雎去見昭王，主張先以武力相威脅，迫使韓國就範，如果不成再出兵。韓國雖已趨衰弱，卻並不肯將國土拱手相讓。於是，自公元前265年開始，秦國連續不斷地向韓國發動軍事進攻。
向韓發兵的當年，秦軍即攻取少曲（今河南孟縣境內）、高平（今河南濟源西南）。次年，秦將白起攻韓，又拔5城，斬首5萬級。公元前263年，白起又進兵太行山以南地區。韓國的疆土就這樣一塊塊被秦蠶食掉。
戰國青銅武器
1．8．戈2．5．矛3．劍4．戟6．7．鏃
隨著對韓擴張的一步步得手，秦國與趙國之間的矛盾就趨於激烈。公元前260年，秦、趙兩國爆發了著名的長平大戰，秦將白起坑殺40萬降卒，極大地削弱了趙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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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攻伐邯鄲：范雎與白起的矛盾
長平一戰，秦國威勢大震，同時也讓白起聲名遠揚。這引起了范雎的嫉妒。范雎辯士出身，靠遊說起家，雖然幹練、有謀略，卻心胸狹窄，容不得別人與他爭鋒。
長平大戰後，形勢對秦非常有利。白起準備一鼓作氣，乘勢滅趙攻韓。公元前259年10月，秦軍再度攻佔上黨，然後兵分兩路，一路由王率領，攻下韓國的皮牢（今山西翼城東）；另一路由司馬梗率領，佔領了趙國的太原。白起自己則統率主力留在上黨，等待昭王發出向邯鄲進攻的命令。可是，等了兩個月，得到的卻是「罷兵」的命令。
原來，昭王聽從了范雎的話，認為秦兵在外日久，應讓士卒休息，並准允韓、趙割地求和。白起只好奉命，班師回國。乘勝滅趙的計劃成了泡影。從此，范雎與白起之間的矛盾趨於尖銳。
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趙國、韓國本來說好賠地，可秦兵退後，只有韓國獻出了土地，而趙國卻變了臉，拒不割地，並且派人去齊國，準備聯合抗秦。昭王見趙國違約，還要聯絡別國一起反秦，就又命令白起率兵伐趙。這回輪到白起說：「不可。」
白起之所以反對伐趙，既有對范雎不滿的因素在內，也是出於對形勢的分析、考慮。他指出：「趙國自長平之戰以後，君臣發憤圖強，努力耕作，對外又與燕、魏結親，與齊、楚連好，處心積慮，備戰抗秦。所以，趙國現在是國內實、交外成，秦國不可以攻伐啊。」白起的話顯然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昭王和范雎主意已定，就另派王陵率兵攻趙。
公元前258年，王陵在進攻邯鄲時受挫，秦軍傷亡不少。昭王又想起了白起，想請他出馬。白起稱病不出。
然而，前線不斷失利。消息傳來，令昭王十分焦急，就令范雎親自去勸說白起。白起依然推託有病，不肯出戰，並進一步分析形勢，指出此次出兵，不可能得勝。他說：「現在趙國軍民同心協力，誓死保衛國家。山東各國也都對秦國懷有怨恨，秦若攻趙，它們必然相救。秦國遠離自己的國土攻打邯鄲，趙國堅守，諸侯外援，秦軍必受夾攻。」
范雎回到朝廷，向昭王稟報。昭王聽了，大發雷霆：「不要你白起，我也能滅趙。」於是昭王讓王代替王陵，並增加軍隊，繼續圍攻邯鄲。
不幸的是，事態的發展恰如白起所預言的，趙國軍民拚死抵抗，秦軍久攻不下。同時魏國、楚國的援軍又趕來攻擊秦軍，秦軍大批逃亡，處境危險。
昭王不得不再去求助於白起。這次，昭王本人親抵白起府邸，命令白起帶兵伐趙，但白起還是以生病為由予以拒絕。昭王火冒三丈，對白起說：「你雖有病，但還是要為寡人出征。哪怕你是躺在床上指揮。」生性孤傲的白起，心裡有氣，拒不從命，並繼續向昭王陳述不可出兵的理由。他對昭王說：「願大王接受臣之見，這回就放了趙國，讓他們休養生息，同時伺機等待東方國家的變故。這樣可以安撫東方國家的恐懼，攻伐、誅滅其中驕橫和無道的，用道義的力量來命令諸侯，天下就可以定矣。何必一定要先對趙國開刀呢?」
昭王根本聽不進去，談話徹底崩裂。昭王當即削去封予白起的武安君爵位，並將他逐出咸陽，遷至陰密（今甘肅靈台縣西）。由於有病，白起沒有馬上動身。
3個月後，秦軍在前線失敗的消息傳來，昭王又遷怒於白起，令他立即起行，不得滯留咸陽。白起只得起程。
這時，范雎又在昭王面前煽動對白起的不滿情緒，說白起心中不服，「其意怏怏」，恐怕日後有變。昭王聽范雎這麼一說，也感到留著這位能攻善戰人，很可能是一個禍根，就立即派出使者追趕白起。在距咸陽以西10公里一個叫杜郵的地方，使者攔住了白起。使者按照昭王的吩咐，令白起自殺。白起引劍自剄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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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
在《史記》中為范雎作傳的司馬遷，曾詳細地記述了范雎與須賈、魏齊之間因私人怨恨而引出的一段故事。俗話說得好，「於細微處見精神」，《史記》中的這些貌似平常瑣碎的事情，其實為人們深入了解范雎的為人以及為政，提供了絕好的資料。
范雎早年投在須賈的門下，卻不幸受其污辱，幸虧得到王稽和鄭安平的幫助，才得以逃到秦國。這事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對此，范雎一直耿耿於懷。後來范雎為相後，恰巧有一次須賈被派到秦國求和。范雎聞知，就特意微服出行，並裝模作樣地在路上「巧遇」須賈。
須賈只知道秦相叫張祿——這是當年范雎接受鄭安平建議而更換的姓名，入秦後一直沿用——卻渾然不曉張祿就是范雎。須賈路遇范雎，兩人難免一番寒敘。言談中范雎故意作出不得意狀，弄得須賈頗哀憐他。須賈此次身負重任，出使秦國，正需要人幫助，也就想與范雎拉拉關係，幫著走走門路。於是便留范雎吃飯，還送給他一件袍子。席間，須賈提起他那4匹馬拉的大車壞了，不能去見秦相。范雎趕緊表示，願為須賈去借，並陪同前往，代為通報。
范雎為須賈駕著馬車來到相府門口，對須賈說：「你等著我，我為君先入內通報。」然後就獨自一個人進去了。須賈在門口等啊等，卻不見范雎出來，就問看門的：「范叔怎麼還不出來?」看門的回答：「沒有范叔這個人。」須賈說：「就是剛才給我駕車的那位。」看門的一本正經地對須賈講：「那可是我們的秦相張君。」
須賈大驚，隨即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被已經飛黃騰達的范雎故意耍弄了。須賈赤膊跪行，要向范雎謝罪。
於是，范雎擺起架勢，召見須賈。須賈連連叩頭，聲言自己該死。范雎當眾曆數須賈的3條罪狀：1．當年從齊國歸來，你向魏齊誣告我暗通齊國；2．魏齊令人打我，又將我扔在廁所間，你不制止；3．你還向我身上撒尿。接著，范雎又說，考慮到今日你對我尚有故人之意，還以袍子相贈，所以也就把你釋放算了。但是，你要傳話給魏王，迅即拿著魏齊的頭來，不然的話，馬上踏平大梁（魏國都城，今河南開封市）。
須賈回到魏國，並帶回范雎的口信。魏齊知道後，慌忙逃到趙國，藏匿在平原君的家裡。這事後來傳到了昭王的耳朵里，昭王深諳范雎的脾氣、性格，知道他必定要找魏齊報仇的，就寫信給平原君，要與平原君結「布衣之友」，並作「十日之飲」。
平原君就入秦見昭王。昭王逼迫平原君交出魏齊，卻遭到拒絕。昭王就將平原君軟禁，並致信趙王，進行恐嚇。最後，魏齊知道自己因得罪范雎而與秦國交惡，終將一死，就自剄而絕。趙王馬上讓人提著魏齊的首級，送到秦國，這才暫時免去一場劫難。
范雎在「以怨報怨」的同時，也不忘「以德報德」。對於救過他命的王稽、鄭安平，范雎都予以提拔重用。還有那些曾在范雎倒霉的時候給予過幫助的，范雎也竭力加以報答。司馬遷對此概括為：「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睚眥，音牙自，指發怒時瞪眼睛，借指極小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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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壯士西去不復還
燕太子丹試圖用刺殺秦王政的辦法，來挽救自己的滅亡。於是，在歷史的激流和涌浪中，閃現了一出悲壯的俠義之舉：荊軻刺秦王。荊軻顯然是逆流而上，且被洶湧而下的浪頭擊個粉碎，但他留下的故事，卻又讓千古流傳。
荊軻，衛國人。衛國滅亡後，他先到趙國，然後到燕國。在燕國他和一位擅長擊築（音竹，古代樂器名）的高漸離交了朋友，又和燕國的勇士田光經常來往，彼此間相處得很投機。
燕太子丹為暗殺秦王去找田光商量。田光表示已經年老，無法完成太子的重託，就薦舉荊軻與太子丹共商大計。為激勵荊軻刺殺秦王，田光在引薦後就拔劍自盡。
太子丹與荊軻一見如故。太子丹把荊軻當作上賓，優禮相待。他希望荊軻代表燕國出使秦國，乘機劫持秦王，迫使其歸還侵佔的土地。若秦王不允，就將其刺死。再趁秦國無君內亂之際，聯合諸侯一起攻秦。荊軻答應了太子丹的要求。
荊軻為人深沉，善於擊劍。為這次冒險能夠成功，他向太子丹建議：「我們首先要獲得秦王的信任，否則就不可能接近他。聽說秦王正懸金千斤、邑萬戶的重賞捉拿逃到本國的秦將樊於期，如果我能帶著樊將軍的頭和燕國督亢地方（今河北涿縣、定興、新城、固安一帶）的地圖做禮物，獻給秦王，想必秦王一定會親自接見我，這樣我就可以見機行事了。」太子丹對這個計劃很讚賞，卻又覺得樊於期是得罪秦王后走投無路才來投靠燕國的，殺了他於心不忍。
荊軻見太子丹不忍下手，就私下去見樊於期。荊軻將他的來意向樊於期說明，又解釋說謀殺秦王不只是為燕國，也是為將軍報仇。樊於期聽了悲憤地說：「秦國誅滅我父母和宗族，我痛恨得不知如何復仇。這件我日日夜夜把心都想碎了的事情，今天幸虧得到了你的指教。」說罷，拔劍自刎。
樊於期既死，太子丹便讓人將他的頭顱取下，盛放在匣子里封好。又出高價買到一把鋒利的匕首，浸泡毐葯後再加以淬火，使它一觸及人就會致人於死地。他把這把匕首裹在督亢地圖裡。又找了燕國一個著名的少年勇士，名叫秦舞陽的，作為荊軻的副手。
出發的這一天，太子丹和他的門客都穿戴白衣白帽給荊軻送行。在燕國的南部國境易水邊，荊軻和太子丹分手。好朋友高漸離為荊軻擊起了築，荊軻和著築聲唱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激越悲壯的歌聲和築聲，在易水上空飄蕩，令在場的人都瞪大眼睛，怒髮衝冠。荊軻唱罷，帶著秦舞陽跳上車子，揚鞭西去，連頭也不回。
到達秦都咸陽，荊軻先用重金買通秦王的寵臣蒙嘉，要他稟報秦王。秦王政聽說燕國派人送來樊於期的頭和燕國督亢的地圖，滿心歡喜。他穿上朝服，以隆重的儀式，在咸陽宮召見燕國的使者。
那天，荊軻捧著盛放樊於期頭顱的盒子走在前面，秦舞陽捧著裝有督亢地圖的盒子跟在後面，兩人依次而行，走上宮殿的台階。這時，秦舞陽忽然臉色變白，渾身發抖，顯出害怕的樣子。邊上秦國的大臣都奇怪起來。荊軻依然十分鎮定，回頭看了一眼秦舞陽，笑了一下，然後走上前向秦王謝罪說：「北方偏僻地方未見過世面的人，從沒有見到過大王，所以有些害怕，請大王原諒。」
秦王對荊軻說：「把地圖拿過來。」荊軻從舞陽手上接過地圖，獻給秦王。秦王拿著地圖一邊看，一邊將地圖展開。突然，「圖窮匕首見」，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出現在圖卷里。說時遲，那時快，荊軻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搶過匕首，向秦王捅去。秦王大驚，慌忙從座位上跳起，用力掙斷衣袖。秦王想拔出佩劍，無奈劍太長，慌亂之間一時拔不出來。荊軻緊追秦王，秦王只得繞著殿上的柱子躲避、逃跑。
朝廷上的官員們，都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嚇得目瞪口呆。按照秦國的法律，群臣上殿不得攜帶任何武器，手執兵器的衛士站立在殿下，沒有秦王的命令不得隨便上殿。這時，心急慌忙的秦王又忘了下令讓衛士上殿，所以大家只是干著急。一些大臣只好赤手空拳與荊軻搏鬥，秦王的隨從醫官夏無且拿起葯袋，朝荊軻擊去。
秦王正繞著柱子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忽然有人提醒他：「大王將劍鞘推到背上，從背後拔。」秦王照著這話拔出了寶劍，揮劍砍斷荊軻的左腿。荊軻倒在地上，將匕首對準秦王投去，沒有擊中。秦王又用劍亂刺荊軻。遍體鱗傷的荊軻知道事情已經失敗，就倚著柱子笑了起來。然後伸開兩腿坐在地上，罵道：「事情之所以不成，是想要活捉你……」
秦王左右的人一擁而上，將荊軻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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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江奔騰直向東
荊軻的俠義壯舉，令人蕩氣迴腸。然而，時值公元前227年，此時，任何激情和義舉，任何足智多謀之臣和慷慨悲歌之士，都已無法扭轉秦國一統天下的趨勢。大江奔騰東流去，誰能阻攔?
秦王政差一點死於荊軻的匕首下，他深恨燕國，立即增兵大舉進攻。公元前226年，秦軍攻下燕都薊（今北京市），燕王喜與太子丹逃往遼東郡。秦將李信率領秦軍數千人，窮追太子丹至衍水。太子丹因潛伏於水中幸免於難。後來，燕王喜經過權衡利害關係，派人將太子丹殺掉，將其首級獻給秦國，想以此求得休戰，保住燕國不亡。
燕王喜逃到遼東以後，秦軍主力就調往南線進攻楚國。
南方大國楚國，疆域遼闊，山林茂密，物產豐富，號稱擁有甲士百萬。在秦加緊對三晉用兵的時候，它也不時伺機北上，攻城略地。公元前261年，正當秦、趙兩軍相持於長平的時候，楚國攻取了魯國的徐州，公元前256年，將魯滅亡。
但是，楚國的內政一直不振，宗室貴族爭權奪利，這種狀況到戰國末期尤為嚴重。公元前228年，楚幽王死，統治集團發生內訌。幽王的同母弟猶，即位為哀王。可這個楚哀王在位僅兩個多月，就被異母兄負芻的門徒殺掉了。負芻成為楚王。楚王室更加分崩離析。
就在楚國發生內亂的時候，公元前226年，秦王政不失時機地從北方伐燕前線抽調秦軍，南下攻楚。秦軍勇猛善戰，一路挺進，連續奪得楚國10餘個城邑。
公元前224年，秦國與楚國的決戰就要開始了。為了選擇攻楚大軍的統帥，秦王政先向青年將領李信詢問，若你伐楚，需多少人馬。李信十分自負地說：「不過20萬吧。」秦王點點頭，又問老將王翦，王翦回答：非60萬不可。秦王認為年老的人到底是膽小，就派遣李信率領20萬秦軍南下伐楚。王翦見自己的建議未被採納，又受到秦王的當面譏諷，就稱病告老還鄉。
秦、楚大戰開始了。李信還真的打了幾次勝仗。但楚軍並不氣餒，大將項燕為了奇襲因勝而驕的秦軍，竟尾追了三天三夜，然後突然發動進攻。秦軍大敗，將領死了7個，士兵傷亡無數。秦王大怒，將李信革職。
秦王政親自趕到王翦的故鄉頻陽（今陝西富平東北），登門向老將王翦承認錯誤。他對王翦說：「我沒有採用將軍的計劃，李信果然使秦軍丟醜，請將軍出征吧!」王翦向秦王政提出，必須調足60萬兵力，才能取得滅楚的勝利。秦王政當即表示可以滿足。
60萬，這佔了當時秦國武裝力量的很大一部分。秦王政將如此龐大的軍隊交到王翦的麾下，差不多是把自己的命根子交了出去。
臨行前，王翦請求秦王政預先賞賜良田美宅。秦王政很詫異，因為王翦以前不是這樣的。秦王政就問：「將軍為何如此憂貧?」王翦回答：「為秦王率兵打江山，有功終不得封侯，這回要為子孫後代置下一點家業。」秦王政答應了他的要求。
王翦率軍出發行至邊關，又派出信使要求秦王政履行諾言。如此反覆數次。有人嘲笑他說，王將軍帶兵打仗還念念不忘田宅產業，一連多次請賞也太過分了。這時，王翦才悄悄地將自己的真正動機和盤托出：秦王疑心甚重，從不信賴臣下，現如今我擁軍60萬，誰知道大王會怎麼想。我只有用這種辦法表白自己沒有叛心。
王翦率領60萬大軍進入楚境以後，並未馬上發起攻勢。他總結了李信輕敵冒進的教訓，採取屯兵練武，堅壁不戰，麻痹敵人，以逸代勞的戰略。楚軍多次挑戰，他都不予理睬，而是花費很大精力去改善士兵生活，讓來自北方的秦兵適應南方楚地的氣候、環境。他還教士兵跳高、跳遠、扔石頭，加強體力與戰鬥技巧的訓練。秦王政又動員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方。
這樣，度過了一年多的時間，秦軍已對楚地的情況基本適應，士氣高昂，體力充沛。同時，被調來抗擊秦軍的楚國部隊，鬥志漸漸鬆懈，加上糧草不足，準備東歸。楚軍一撤，王翦就抓住時機下令全軍出擊。秦軍一舉打垮了楚軍的主力，並長驅直入，挺進內地，殺死楚軍統帥項燕。接著，秦軍攻佔楚都壽春（今安徽壽縣），俘虜了楚王負芻，楚國滅亡，時為公元前2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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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統天下
就在秦軍主力南下攻楚的當口，公元前225年，秦王政派出年輕將領王賁，率軍圍攻魏都大梁（今河南開封）。魏軍緊閉城門，堅守不出。由於大梁城防經過多年修建，異常堅固，秦軍強攻不下。王賁想出了水攻的方法。
秦軍大批士卒被安排去挖掘渠道，將黃河、鴻溝的水引來，灌注到大梁。3個月後，大梁的城牆壁壘全被浸坍。魏王假只得投降。魏國滅亡了。
公元前222年，王賁奉命攻伐燕國在遼東的殘餘勢力，俘獲燕王喜，燕國徹底滅亡。
接著，王賁又回兵攻打代郡（今河北尉縣）。當年秦軍攻陷邯鄲，趙王遷投降，但公子嘉卻帶著一伙人逃到那裡，自立為王。秦軍三下五除二，未大動干戈就將代王嘉俘虜了。至此，秦統一了北方。
同一年，剛在南方滅楚的大軍，又乘勝降服了越君，設置會稽郡。於是，長江流域全部併入秦的版圖。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命令王賁揮戈南下，攻打東方六大諸侯國中的最後一個：齊。
從春秋到戰國中期，齊是山東諸國中比較強大的一個。有人曾經說過：「齊地方圓2000里，甲士數十萬，糧食堆積如山丘。」齊國不僅經濟發達，軍事強盛，還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但是，公元前284年燕、趙、韓、魏、秦5國攻齊，尤其是燕將樂毅橫掃齊地，令齊國差點亡國，國都臨淄城中的寶物重器都被搬到燕國去了。之後，齊國一直沒有復強。
公元前265年，齊襄王去世，其妻君王后扶助兒子齊王建執政。齊君王后相當幹練，作風潑辣。她一方面小心地與秦國周旋，另一方面又不畏懼強秦的威脅。據說，秦昭王曾派專使給齊國送來一隻玉連環，考一考齊王能否解開。齊君王后聲色不動，將玉連環交予大臣們處理。可那些懾於秦國淫威的大臣們，想來想去不得其解。這時，齊君王后拿出一把鐵鎚，「砰」地一聲將這隻玉連環擊個粉碎。她向秦國的使臣說：「非常抱歉，我們只好用這種辦法解開玉連環。」
齊君王后剛毅不屈的舉動，讓秦昭王清楚地認識到齊國尚不可辱，也就不敢為所欲為。後來，秦國將攻擊的矛頭對準了三晉和燕、楚，各國各自忙於自救，無暇它顧，所以，齊國也就40餘年未遭兵燹。
但齊王建是個無能之輩。母親健在時，他依賴母親；母親臨終前，他還死皮賴臉地要母親寫下可以輔佐他的大臣人名。公元前249年（齊王建十六年），君王后逝世，後勝任宰相。秦國迅即展開收買內應的活動，向後勝饋贈大量的黃金、玉器。後勝得了秦國的好處，就派出大批賓客相繼赴秦。秦國又對他們大肆賄賂，送給金錢、珍寶，讓他們回齊充當秦的內應。這批人從秦國歸來後，就積極地製造親秦的輿論。他們說齊王建應西去朝秦，以表歸順，又說秦齊是姻親，根本不用備戰抗秦，也不要幫助三晉、燕、楚攻秦。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王賁南下伐齊，幾乎就沒有遇到什麼抵抗。王賁率軍長驅直入，攻破臨淄，齊王建與後勝馬上向秦投降。齊國滅亡。
至此，秦國走完了削平群雄、統一六國的最後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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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下「歸」秦
《荀子·王霸》講：「天下歸之之謂王。」
意思是說，誰能做到天下歸心，誰能完成統一的「王」業，就能為王。
秦朝武士復原圖
秦國於公元前221年平定六國，天下歸一，秦王政成為天下之王。用荀子的話講，秦國應該是做到了讓天下歸心。
但是，從某種角度看，這樣推理出來的結論，實在是存在問題的。
在東方國家看來，秦軍不「仁」、不「義」，跨過自己的國境，大肆攻伐殺戮，好比是「虎狼之師」。這當然不可能得人心。從秦國實施的戰略看，它除了開足戰爭機器，用武力壓服別國，長期以來，還大量使用挑撥離間、行賄收買等方法。這些「卑鄙」、「齷齪」的勾當，按常理來說，也是因為不得人心，所以需要「瓦解人心」，才會加以使用。至於使用的結果，能否贏得人心，也存在著極大的問題。
不僅如此，到秦始皇準備統一六國時，秦國還將離間、行賄等手段提高到戰略的高度，加以看待和運用。軍事家、時任國尉的繚，就向秦王政建議廣泛開展間諜工作。他主張派遣大批間諜前往六國活動，用金錢收買六國的「豪臣」，擾亂六國原定的計謀策略。尉繚以為，這樣做，只要耗費30萬金，「則諸侯可盡」。
這個計劃得到秦王政的採納，並由李斯具體執行。李斯物色了所謂的謀士，讓他們攜金帶銀去賄賂六國官吏。這些充當間諜的謀士，對六國官吏威逼利誘，動之以「金」，曉之以「利」。若遭到拒絕，就加以殺害。若收買、離間成功，秦國就遣兵派將，用武力做最後的收拾，此時受賄的大臣，往往成為內應。齊國的滅亡，一部分原因就在於齊相後勝大量收受秦國的賄賂。趙國名將李牧，也是因秦國的離間計，被陷害致死。
雖然說六國的官吏、大臣，在個人品質上良莠不齊，其中不乏該關、該殺、該受人唾罵的，但秦國用這種方法取天下，畢竟不能硬氣地說：這是天下歸心的結果。
另外，儘管有一些東方人士比較早地看到秦國贏得最後勝利的必然趨勢，並投奔到秦，然而，這也遠遠不足以說明，天下已歸心於秦，歸順於秦。
所以，似乎應該這樣講：秦國是奪天下，搶天下，騙取天下，而不是什麼天下「歸」秦。
但是，秦至少有一點是順從了民心——不僅是秦國的民心，而且是天下人的心。那就是：統一。
如果站在這一立場上，說天下「歸」秦，一點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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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統文明
聯結四方的交通貿易網
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現實局面，是在公元前221年秦國用武力統一六國之後才開始形成的。但是，走向大一統的趨勢，和對大一統的嚮往與構想，卻早在戰國即已出現。這些因素，在經濟、文化以及民族融合等方面，為全中國的統一做好了準備，同時也加速了秦滅六國、完成統一事業的步伐。
戰國時期走向大一統的趨勢，非常直觀地反映在聯結中原與東、西、南、北四方交通貿易網的形成上。荀子曾根據當時中原地區可以買到北方生長的犬馬牲畜，南方出產的羽毛、齒革、丹青，西方特產的皮革、紋旄，東方生產的布帛魚鹽，而以為已經形成「四海之內若一家」（《荀子·王制》）的新局面。下面就首先來看一下支撐這個新格局的交通貿易網路的大致情況。
在齊國的東部，有以今天的平度、海陽、即墨、諸城、日照等為中心的一些商業集散點構成的貿易網。尤其在臨海的今海陽一帶，可能形成了當時齊國東部一個重要的海上商業中心。1972年，在海陽縣小紀公社江各庄大隊曾發現用木箱存放的齊刀幣1800多枚。1979年，在日照城關公社、兩城公社又發現各種齊刀幣。這些線索證明，這一帶是齊國東部的海上交通貿易重地，通過這些地方，齊國與東南的吳、越地區進行商業交往。
齊國的西部，有以今天的濟南、歷城、章丘等地為集散點構成的與中原各國貿易的商業網路。齊的北部有以牟平為中心的海上貿易集散地，主要與燕國進行商業往來。
齊國的都城臨淄（今山東淄博市），是當時齊國最大的商業集散地。據講，臨淄有7萬戶居民；若以每戶5口計，就有35萬人之多。街上車水馬龍，行人擁擠塞路。四方土特產、手工業產品齊集市上，行商坐賈，買賣興隆，一派繁華景象。據考古探掘得知，當時臨淄城的總面積達16平方公里，大小城門發現十多座。從臨淄城的規模，可以感受到它有多大的輻射力。齊國就是以臨淄為中心，與東部、西部、北部3個貿易網點，構成一個相當發達的商業、交通網路。
在南方，楚國的城市也是頻繁的商業交通的樞紐。楚國的大城，首推郢都（今湖北江陵），此外有鄢（今湖北宜城）、宛（今河南南陽市）、城陽（在今河南信陽地區）、陳（今河南淮陽）、上蔡（今河南上蔡）、下蔡（即壽春，今安徽壽縣）、吳（今江蘇蘇州市）等。鄢是楚國的故都，漢水中游的樞紐。宛是漢水與方城（我國古代九塞之一。其城由今河南方城縣北至鄧縣）之間的要衝，有發達的冶鐵業。城陽是淮水上游的咽喉。陳、上蔡、下蔡、吳，是陳、蔡、吳3國的舊都。
考古發現的天平、砝碼、錢幣和舟節、車節（免稅經商的憑證，同時規定商船、商車行經的路線和到達的地點），透露出楚國的貿易和交通的繁榮景象。
湖南戰國楚墓出土的琉璃珠，多有藍白色圓圈紋，即所謂「蜻蜓眼式」，酷肖西亞和南亞的琉璃珠，而全無楚風。這似乎又昭示著楚國與南亞有商旅往來。
燕國的遼西郡是中原各國與東北及今日的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交往的必經之路。1949年以來，曾經在旅順、大連、營口、錦州、撫順、瀋陽等地先後發現過不少刀幣與布幣。這是當時商業交往活動留下的明證。其中今日的朝陽地區，更屬燕國從內地通往今東北的交通要道。1961年，在朝陽七道嶺發現過用陶瓮存放的貨幣，計有十多斤重，其中除燕的「明刀」外，還有「安陽」布幣、「平陽」布幣。這就清楚地反映出，在中國北部，當時存在著一條由燕通過今朝陽到東北各地的商業交通網道。在這條商路上，有從三晉地區來的商人。
從成書於戰國時期的《穆天子傳》，可知當時中原地區的人民對今天的新疆以至中亞地區已有相當認識，這當然與這兩個地區的交通往來密不可分。那時，內地的絲綢、布帛和其他手工業產品，通過秦國和趙國，溯河而上；或經過河西走廊，輾轉運往新疆、中亞地區。1965年在新疆阿勒泰縣發現了一面戰國時期的青銅鏡，就是內地傳去的。大西北的土特產，也源源不斷地傳到內地，最著名的要算是屢見於文獻記載的「崑山之玉」了。據《史記·趙世家》，蘇厲在給趙惠文王的一封信中說：如果秦國出兵切斷恆山一線，則「崑崙之玉」就不能轉運到趙國了。
韓國地處中原腹地，是南北商旅和貿易往來的中轉站。韓國有許多重要的貿易集散地，如屯留（今山西屯留西南）、長子（今山西長子西南）、宜陽（今河南宜陽）。其中宜陽地方八里，是當時北與趙國上黨郡，南經南陽郡與楚國聯繫、往來的交通要道。
總之，戰國時期，東、南、西、北、中四面八方的聯繫和交往已經相當頻繁，各地物資彼此得到交流，商人們在交通線上往來不絕，從前那種各地區間比較閉塞的局面已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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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一統」：一個口號的由來
在統一的王朝出現之前，得「風氣之先」的一些學者，已在呼喚大一統局面的到來。
「大一統」一詞，首見於《公羊傳》。該書隱公元年載：「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羊傳》的作者，傳說是孔子門人子夏的再傳弟子，戰國時齊國人公羊高。《公羊傳》是公羊高為孔子手訂的《春秋》一書做的傳（即對《春秋》經義做的解說）。不過這些解說起先僅為口耳相傳，到西漢方得成書。《春秋》素以「微言大義」著稱，它開篇第一句為：「元年，春，王正月。」公羊高所說的「大一統」，就是對這一句中的「王正月」所做的詮釋和發揮。
我們有必要對什麼是「王正月」，做一些說明。
《公羊傳》經文殘石
「王正月」的「正」，指的是一年的第一個月。夏、商、周三代的正朔（朔指一年的第一天）不同：夏正建寅，以寅月（接近於目前尚通行的陰曆的正月）為正月；商正建丑，以丑月（陰曆十二月）為正月；周正建子，以子月（陰曆十一月）為正月。是謂「三正」，亦稱「三統」（建子為「天統」，建丑為「地統」，建寅為「人統」）。春秋時，政令已不統一，告朔之制久廢，各國所行正朔也不一樣，如晉國用夏曆，宋國用殷歷。《春秋》說「王正月」，是指周曆的正月。《春秋》記時仍遵用周王頒定的正朔，並想以此表示各國曆法應當劃一。對此，公羊高以「大一統」做解說，意即孔子書「王正月」，包含著尊崇一統的「大義」。
這就是戰國時期「大一統」口號的最初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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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者心中的大一統
「大一統」的原意，是指尊崇一統，可到後來，它的含義衍變為指大而一統的一種局面。戰國時候的一些學者，對大一統的局面做了不少規劃和構想，從而形成了中國人有關「大一統」的一些基本觀念。這裡選擇兩種對後世影響比較大的學說，加以介紹。
《禹貢》的九州說
《禹貢》是列入儒家「六經」的《尚書》中的一篇，託名為大禹所作。不過，經過深入細緻的研究以後，目前學術界傾向於認為此系戰國後期人的作品。
《禹貢》說，大禹治水，將天下分為九州，即9個區域。它們是：
冀州大致相當於今山西、河北、遼寧。
兗州今河北、河南、山東交界部分。
青州今山東、遼寧東部。
徐州今山東南部，江蘇、安徽北部。
揚州今江蘇、安徽南部，江西東部。
荊州今兩湖及江西西部。
豫州今河南、湖北北部。
梁州今陝西南部和四川。
雍州今陝西北部、中部和甘肅及其以西地方。
我們知道，戰國時期雖有「九州」之名，卻無九州之實。戰國以前，現實生活中也從來不存在九州制。秦始皇統一中國，全國實行郡縣制，也沒有州制。所以，《禹貢》中的九州，是一個理想中的區域劃分，是對「大一統」的一種嚮往和規劃。
然而，包括《禹貢》在內的先秦著作中的九州說，卻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九州」成了「中國」、「天下」的代名詞。而且，人們從此形成了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九州」不可分。南宋著名詩人陸遊在《示兒》詩中，就曾這樣充滿深情地寫道：「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周禮》的建國之制
《周禮》，一稱《周官》，也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有關《周禮》的作者和時代，歷來聚訟不已。然而經過現代學人郭沫若、范文瀾、顧頡剛、楊向奎等的研究，已基本上可以確認《周禮》系戰國時人所作（成書另當別論）。
宋刻本《周禮》
《周禮》亦非某朝某王典制的實錄，而是勾畫了一種希冀能用之萬世的「大一統」的國家政權模式。比如，它涉及到了有關國家政體形式的問題，包括：王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和權力；國家權力的劃分和各級權力主體的組織形式；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等等。
《周禮》開宗明義：「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王者建立都城，辨別方向，制定宮室居所的位置，分劃城中與郊野的疆域，分設官職，治理天下的人民，使他們都能成為善良高尚的人。於是設立天官冢宰，率領他的部屬，掌理天下的政務，輔佐王者統治天下。……）《周禮》設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而將王定為一國之主和六官的統馭者。很顯然，這個「王」的原型，出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王；也就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天子。
《周禮》六官之制，是設官分職的總框架，也是全書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體大思精，結構縝密：天子之下有大宰，大宰統領6官，6官之下有360屬官。有總屬，有分屬，有當官之屬，有冗散之屬，條理清晰。大宰掌「六典」等10條官法總理朝廷、邦國，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等分奉教象、政象、刑象之法，各治一職，360官各有所司，互相配合和呼應，嚴密齊整。如此龐大而又整齊劃一的官制，未必能在現實中推行，但確實表現出「大一統」的渾然氣象。
所以，顧頡剛說《周禮》的中心思想「是組織人民，充實府庫，以求達到統一寰宇的目的」（見顧頡剛《「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載《文史》第6期），確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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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統一王朝的求「同」去「異」
秦始皇消滅六國以後，建立起統一的政權，並在此基礎上，推出一系列措施，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強化統一。從此，「大一統」就由一種觀念變為現實；而與此同時，「大一統」的觀念，又在新的現實的基礎上，進一步升華。
書同文
殷商以降，文字逐漸普及。作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較一致。但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兵器刻款、陶文、帛書、簡書等民間文字，則存在著區域間的差異。這種狀況妨礙了各地經濟、文化的交流，也影響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秦統一後，詔書發到桂林，當地人均不認識。於是，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進行文字的整理、統一工作。
李斯以戰國時候秦人通用的籀文（又稱大篆，系周代文字）為基礎，吸取齊魯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筆劃簡省的優點，創製出一種形體勻圓齊整、筆劃簡略的新文字，稱為「秦篆」，又稱「小篆」，作為官方規範文字，同時廢除其他異體字。李斯、趙高、胡毋敬又分別用新頒布的文字，編寫了《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等，作為兒童識字課本，向全國推行。
小篆體十二字磚，磚文是：「海內皆宦，歲登成熟，道毋飢人。」
此外，一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關進雲陽的監獄，在坐牢的10年時間裡，他對當時字體演變中已出現的一種變化（後世稱為「隸變」），進行總結。此舉受到秦始皇的賞識，遂將他釋放，還提升為御史，命其「定書」，制定出一種新字體。新字體的特點是，將篆體圓轉的筆畫變成方形，字形扁平。這種文字書寫起來更為流暢、快捷，很受歡迎，尤其是深得公文傳抄者「徒隸」的青睞，所以很快流行開來，後人叫它為「隸書」。隸書打破了古體漢字的傳統，奠定了楷書的基礎，提高了書寫效率。
秦始皇下令統一和簡化文字，是對我國古代文字發展、演變做了一次總結，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它對我國文化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度同制
戰國時期，各國的度量衡制度和貨幣制度很不一致。秦統一後，規定貨幣分金和銅兩種：黃金稱上幣，以鎰（音億，秦制20兩為鎰）為單位；銅錢為下幣，統一為圓形方孔，以半兩為單位。金幣主要供皇帝賞賜用，銅幣才是主要的流通媒介。銅幣圓形方孔，對應了古代「天圓地方」一說，並且在使用上有很大的方便。所以在我國貨幣史上，圓形方孔的錢幣佔據主要地位，通行時間也最久。
秦國早在商鞅變法時就已在國內對度、量、衡的標準做過統一的規定。秦始皇以原秦國的度、量、衡單位為標準，淘汰與此不合的制度。秦廷在原商鞅頒布的標準器上再加刻詔書銘文，或另行製作相同的標準器刻上銘文，發到全國。與標準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
在田制上，秦王朝規定6尺（1丈=10尺=100寸，合今230厘米）為步，240步為1畝。這一畝制以後沿用千年而大致不變。
車同軌
戰國時期，各國車輛形制不一。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定車寬以六尺為制，一車可通行全國。
行同倫
「行同倫」就是端正風俗，建立起統一的倫理道德和行為規範。在這方面，秦王朝也給予相當的重視。比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來到泰山下。這裡原是齊國故地，號稱「禮義之邦」。始皇就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記下「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糜不清凈，施於後嗣」（意謂男女之間界限分明，以禮相待，女治內，男治外，各盡其職，從而給後代樹立好的榜樣），予以表彰。而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在會稽刻石上留的銘文，則對當地盛行的淫泆之風，大加鞭笞，嚴令「禁止淫泆」，以殺姦夫無罪的條文來矯正吳越地區男女之大防不嚴的習俗。
秦王朝還在各地設置專掌教化的鄉官，名曰「三老」。這一制度為秦以後歷代承襲，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大特色。《後漢書·百官志》說：「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意謂可為民效法的），皆扁表其門（在他們的門上制匾加以表彰），以興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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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秦始皇滅六國後，繼續向西南、東南和兩廣少數民族地區推進，並在北方有效地制止了匈奴族的騷擾，使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得到進一步發展。
統一百越
秦統一前，分布在今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一帶的許多部族，總稱為「百越」，其中著名的分支有于越、閩越、南越、東甌、西甌、駱越等。于越分布在今浙江紹興一帶，很早就建立了越國，戰國時期為楚所滅。秦滅楚後，它成為秦的一部分。甌越也叫東甌，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甌江流域。閩越在今福建福州一帶。公元前223年秦滅楚後，乘勢統一了甌越和閩越，並在那裡設置了會稽郡和閩中郡。
南越分布在今廣東、廣西的嶺南廣大地區。這一地區很早就與中原有密切的交往。秦始皇統一六國後，隨即著手統一嶺南的事業。
公元前217年，秦派屠雎率領秦軍向嶺南進兵。由於山高路險，交通不便，軍糧運輸困難。為此，秦始皇派史祿在今廣西的興安縣境內，鑿一條連接湘水和灕水的運河，以「通糧道」。這就是著名的靈渠。經過幾年的艱苦作戰，秦軍征服了今廣東、廣西和越南東北一帶，設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
秦始皇又遷徙中原幾十萬人去「戍五嶺（指越城、都龐、萌渚、騎田、大庾五嶺，在湘、贛和粵、桂等省區邊境。所謂「嶺南」即指五嶺以南的地區），與越雜處」，從此，兩廣地區和祖國其他部分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了。內地人民大量遷徙到嶺南，帶去了進步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和百越人民勞動生活在一起，加速了民族融合和這一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
統一西南
古代分布於今雲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的少數民族，總稱為「西南夷」。它們中的大部分，在戰國時期已成為楚國和秦國的一部分。秦王朝又以成都平原為基地，向西、北兩方面擴張到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的上游，佔據了邛（今四川滎經縣東一帶）、筰（今峨邊縣東一帶）、冉（今松潘縣一帶）和（今茂汶縣北一帶）等部族地區。又派常（音案）向南開通了一條「五尺道」（寬5尺的道路），從今天的四川宜賓延伸到雲南的曲靖，並在沿線控制了不少據點，還在那裡「置吏」，即設置行政機構。
北擊匈奴，修築長城
分布在蒙古高原的匈奴是我國北方的一個古老民族，他們主要從事游牧，以強悍和精於騎射著稱。匈奴與華夏族很早就有了密切聯繫。在內蒙古發掘的戰國時期數百座墓葬中，有不少鐵、銅器的造形和中原地區的形狀相仿，顯然這是受了中原地區文化的影響。戰國時期，趙國一度在今內蒙古河套一帶設九原郡，抵禦匈奴的南下。戰國末年，趙國與秦國忙於戰爭，匈奴乘機佔領了河套及其以南地區。
秦王朝於公元前215年派蒙恬率30萬軍隊北伐匈奴，收復了趙國的舊地。第二年，在陰山以南、黃河以東重置九原郡，並新設44個縣，統屬於九原郡。公元前211年，又遷犯人3萬戶到今北河、榆中一帶墾殖，加強了兩族人民經濟、文化的融合與交流。
戰國時，各國為了割據稱雄，在本國周圍建築了護衛性的長城。秦統一後，將中原地區的長城拆毀。為了鞏固北方的邊防，又將原來秦、趙、燕北邊的長城連接起來，並修繕補建，築成了一條西起臨洮（今甘肅泯縣），沿黃河、陰山，東到遼東（今朝鮮平壤西北海濱）的萬里長城。
就這樣，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昂首屹立在北起河套、陰山山脈和遼河下游流域，南到今越南東北和廣東大陸，西起隴山、川西高原和雲貴高原，東至於海的遼闊土地上。她是東方的巨人，也是世界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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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秦始皇滅六國後，繼續向西南、東南和兩廣少數民族地區推進，並在北方有效地制止了匈奴族的騷擾，使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得到進一步發展。
統一百越
秦統一前，分布在今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一帶的許多部族，總稱為「百越」，其中著名的分支有于越、閩越、南越、東甌、西甌、駱越等。于越分布在今浙江紹興一帶，很早就建立了越國，戰國時期為楚所滅。秦滅楚後，它成為秦的一部分。甌越也叫東甌，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甌江流域。閩越在今福建福州一帶。公元前223年秦滅楚後，乘勢統一了甌越和閩越，並在那裡設置了會稽郡和閩中郡。
南越分布在今廣東、廣西的嶺南廣大地區。這一地區很早就與中原有密切的交往。秦始皇統一六國後，隨即著手統一嶺南的事業。
公元前217年，秦派屠雎率領秦軍向嶺南進兵。由於山高路險，交通不便，軍糧運輸困難。為此，秦始皇派史祿在今廣西的興安縣境內，鑿一條連接湘水和灕水的運河，以「通糧道」。這就是著名的靈渠。經過幾年的艱苦作戰，秦軍征服了今廣東、廣西和越南東北一帶，設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
秦始皇又遷徙中原幾十萬人去「戍五嶺（指越城、都龐、萌渚、騎田、大庾五嶺，在湘、贛和粵、桂等省區邊境。所謂「嶺南」即指五嶺以南的地區），與越雜處」，從此，兩廣地區和祖國其他部分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了。內地人民大量遷徙到嶺南，帶去了進步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和百越人民勞動生活在一起，加速了民族融合和這一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
統一西南
古代分布於今雲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的少數民族，總稱為「西南夷」。它們中的大部分，在戰國時期已成為楚國和秦國的一部分。秦王朝又以成都平原為基地，向西、北兩方面擴張到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的上游，佔據了邛（今四川滎經縣東一帶）、筰（今峨邊縣東一帶）、冉（今松潘縣一帶）和（今茂汶縣北一帶）等部族地區。又派常（音案）向南開通了一條「五尺道」（寬5尺的道路），從今天的四川宜賓延伸到雲南的曲靖，並在沿線控制了不少據點，還在那裡「置吏」，即設置行政機構。
北擊匈奴，修築長城
分布在蒙古高原的匈奴是我國北方的一個古老民族，他們主要從事游牧，以強悍和精於騎射著稱。匈奴與華夏族很早就有了密切聯繫。在內蒙古發掘的戰國時期數百座墓葬中，有不少鐵、銅器的造形和中原地區的形狀相仿，顯然這是受了中原地區文化的影響。戰國時期，趙國一度在今內蒙古河套一帶設九原郡，抵禦匈奴的南下。戰國末年，趙國與秦國忙於戰爭，匈奴乘機佔領了河套及其以南地區。
秦王朝於公元前215年派蒙恬率30萬軍隊北伐匈奴，收復了趙國的舊地。第二年，在陰山以南、黃河以東重置九原郡，並新設44個縣，統屬於九原郡。公元前211年，又遷犯人3萬戶到今北河、榆中一帶墾殖，加強了兩族人民經濟、文化的融合與交流。
戰國時，各國為了割據稱雄，在本國周圍建築了護衛性的長城。秦統一後，將中原地區的長城拆毀。為了鞏固北方的邊防，又將原來秦、趙、燕北邊的長城連接起來，並修繕補建，築成了一條西起臨洮（今甘肅泯縣），沿黃河、陰山，東到遼東（今朝鮮平壤西北海濱）的萬里長城。
就這樣，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昂首屹立在北起河套、陰山山脈和遼河下游流域，南到今越南東北和廣東大陸，西起隴山、川西高原和雲貴高原，東至於海的遼闊土地上。她是東方的巨人，也是世界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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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四通八達的全國交通網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在先秦已有的各地交通線的基礎上，通過修築馳道、直道等等，構築起全國性的交通網。這是秦王朝締造「大一統」的又一項重要內容。
由於長期戰爭，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在各地都修築了不少關塞堡壘，這大大限制了交通運輸的發展，也阻礙了各地之間進一步的溝通和交流。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後的第二年（公元前220年），下令「治馳道」。再過一年，開始出巡各地。公元前215年，下令拆毀各地阻礙交通的關塞堡壘，「夷去險阻」。公元前212年，又令大將蒙恬修了一條由咸陽向北延伸的「直道」。在秦始皇統一南方百越的戰爭中，南方地區也開闢出一系列交通線。
秦朝的馳道，據《漢書·賈鄒枚路傳》記載，是「東窮齊、燕，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這似乎可理解為：馳道有兩條主幹線，一條向東通往過去的齊、燕地區，一條向南抵達過去的吳、楚地區；馳道聯結了一些重要的江、湖，並且直達東海邊。《賈鄒枚路傳》又說：馳道寬五十步，路面經過夯實，路旁每隔三丈種一棵樹。
下面，以秦始皇在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之後幾次巡行全國所經過的線路，和秦王朝其他幾條交通要道為重點，對當時溝通全國的幹線，和以咸陽為中心輻射出去的交通網，做一番粗略的巡視。
1．咸陽至之罘。秦始皇二十八年，東出函谷關（今河南靈寶），經洛陽（今河南洛陽東北）、定陶（今山東定陶北），進入山東半島，登泰山，然後過黃（今山東黃縣東南）、腄（今山東福山縣東南）、成山（今山東成山），登之罘（山名。在今山東煙台市北）。又轉而南臨琅琊（今山東膠南），過彭城（今江蘇徐州市），渡淮水，轉去長江中游的衡山和南郡，最後向北經武關（今陝西商南縣西北）回咸陽。秦始皇此次東巡前半段所經路線，即從咸陽到之罘一線，是橫貫王朝腹地的一條大動脈。
2．咸陽至雲夢、會稽至琅琊。這兩段線路，是秦始皇37年最後一次出巡所經過的。當時秦始皇先達武關，然後沿丹水、漢水到雲夢（今洞庭湖及武漢市附近）。再沿江東下，經丹陽（今安徽省當塗縣東），至錢塘（今浙江杭州市），隨後上會稽山（今浙江紹興市南）。再經過吳地，在江乘（今江蘇鎮江市北）渡過長江，輾轉到達琅琊。
從咸陽至雲夢，先秦即已存在聯接南北的秦楚大道。秦始皇南下經過這一線，說明此線仍作為秦王朝的重要幹道之一。
從雲夢至會稽，再至琅琊，這一段線路的特點之一，是水陸聯網，水道和陸路互相補充、延伸，構成一個網路。
3．咸陽至碣石、碣石至九原。秦始皇三十二年出巡北方就是沿著此線經太行山東麓，過上黨（今晉西北地區）、邯鄲（今河北邯鄲市）、東垣（今河北石家莊市北）、薊縣（今北京市），到達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又從碣石向西北，經漁陽（今北京密雲西南）、上谷（今河北懷來東南）、代郡（今河北蔚縣東北）、雁門（今山西右玉）、雲中（今內蒙古托克托縣）至九原（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北）。
4．咸陽至隴西。秦始皇二十七年首次出巡即沿此線。先沿通向洮河河谷的大路，到達渭水發源地的隴西（今甘肅臨洮一帶），又攀過六盤山口到北地（今甘肅寧縣西北），再至雞頭山（今甘肅平涼市西），然後過回中（今甘肅平涼市北），沿涇水返回咸陽。
5．從咸陽至巴蜀。在這條交通線上，遍布著高山深谷，行路異常艱難。先秦已沿崖搭設棧道，到秦始皇時已有數條棧道可通巴蜀。一是「故道」，又名陳倉道；二是褒斜道；三是石牛道。其中起自陳倉（今陝西寶雞），經褒水而達漢中的陳倉道，雖繞行較遠，但易於通行，成為聯結秦嶺南北的主要通道。
6．從雲陽至九原。為了便於調動兵力，防禦匈奴南下掠奪，蒙恬率卒從雲陽（今山西淳化西北）向北至九原（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北）修築交通線，「塹（斬）山堙（填）谷，千八百里」，道路筆直，極為壯觀，後人稱為「直道」。
7．嶺南新道。在統一南方百越的戰爭中，秦王朝開闢了一系列交通線。主要有：①從贛南跨過攔捕關（今梅關—大庾嶺山口），沿溱水（今北江）南下番禺（今廣州）；②從湘南跨過陽山關（今騎田嶺山口），沿溱水南下；③經九疑山（今湖南寧遠南）的湟溪關，轉入連江，南下番禺；④從湖南溯瀟水而上，翻山到廣西八步（今賀縣），再沿賀江南下蒼梧（今廣西東南）；⑤靈渠（即今廣西興安運河）。其中以靈渠最為著名。它溝通了湘江上游與灕江上游，使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聯結起來，成為進入嶺南的水路交通線。
2006-4-1311: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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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創立中央集權的政權機構
為了有效地管理國家，也為了替子孫萬代奠定基業，秦始皇吸取了戰國時期設置官職的具體經驗，建立了一套相當完整的中央集權制度和政權機構。
丞相又分左、右，是中央政權機構的最高行政長官，協助皇帝處理全國政務。
太尉是中央的最高軍事長官，協助皇帝處理全國軍務。
御史大夫掌管監察工作，協助丞相處理政事。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古代習稱「三公」。「三公」之下設有「九卿」，即：
奉常負責宗廟禮儀。
郎中令執掌宮廷戍衛大權，統轄侍衛皇帝的諸郎（郎，帝王侍從官的通稱）。
衛尉掌管宮門警衛。
太僕負責皇帝使用的車馬。
宗正管理皇族事務。
典客主管少數民族事務。
少府負責山林池澤的稅收和宮廷手工業，屬於管理皇室私家財富的機構。
治粟內史負責租稅賦役和財政開支。
廷尉掌管刑罰。
秦漢以降，人們常將秦代中央官制歸納為上述「三公九卿」。然而事實上，在此之外，秦代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官職，比如：
博士「掌通古今」，即通曉古今史事以備皇帝諮詢，同時負責圖書收藏。
典屬國與典客一樣主管少數民族事務，不同的是典客掌管與秦友好的少數民族的交往，而典屬國則負責已投降秦朝的少數民族。
詹事管理皇后和太子的事務。
將作少府負責宮殿建造。
秦王朝建立的這套中央集權的政權機構，以後一直被歷代王朝所仿效。其中漢代的「三公九卿」，基本上是照搬秦制。
2006-4-1311: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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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秦無尺土之封：全國實行郡縣制
秦王朝建立後，圍繞地方政權究竟是採用分封制還是郡縣制，在大臣中間展開了一場爭論。丞相王綰認為，由於剛剛破滅六國諸侯，對那些遼闊而遙遠的燕地、齊地、楚地等，中央無力統治，不如設置一些王，讓他們到那裡去加以鎮服。王綰向秦始皇建議，對諸公子分封領地，建立屬國，以維護中央。
秦始皇沒有馬上表態，而把王綰的這一建議交給群臣討論。大多數官員都以為分封可行，支持王綰。但廷尉李斯力排眾議，反對封地立國。
李斯說：當初周王朝分封了那麼多的子弟，可他們到後來視若仇敵，互相攻擊。目前幸賴始皇帝領導統一戰爭獲取勝利，因而對皇室公子與功臣不宜分地立國，以免生出後患。對他們可以多賞賜些金錢，分與部分的賦稅收入，從而易於控制。秦始皇聽後，十分贊同，並指出：「這麼多年來天下征戰不休，根源就在於有諸侯王。現在又要裂土封國，無疑是製造戰爭因素。如此而求安寧，豈不難上加難!」秦始皇果斷地決定，不採取分封制。所以後來司馬遷在《史記·李斯列傳》中評論說：「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攻伐之患。」這話道出了秦始皇不搞分封制、在全國全面推行郡縣制，是利在後世。
秦王朝建立了統一的地方行政制度——郡縣制。起先，秦分天下為36郡。這些郡大多是秦國和各諸侯國原來就設置的，秦王朝加以沿襲。以後，隨著疆界的拓展和郡治的調整，郡的總數達到46個。它們是：
巴郡（今四川閬中以東）原為巴國地，公元前316年秦滅巴建郡。
蜀郡（四川閬中以西）原為蜀國地，公元前285年秦在此設郡。
隴西郡（甘肅臨夏以西）公元前279年秦伐義渠（戎人），在此設郡。
北地郡（寧夏青銅峽以東）公元前271年秦滅義渠，在此設郡。
以上4郡為秦國早先所置。
太原郡（今山西境內）公元前245年，秦在佔領的趙國地置此郡。
雲中郡（內蒙古大青山以南）戰國時趙破林胡在此設郡。公元前234年秦取趙地，在原地重建郡。
邯鄲郡（河北泜河南）公元前228年秦滅趙後設此郡。
巨鹿郡（河北白洋淀以南）公元前222年秦置此郡。
雁門郡（山西省北部）戰國時趙破樓煩（北方少數族國名）置此郡。公元前234年前後，秦取其地重建郡。
代郡（山西東北部及河北一部）原為代國地，後為趙所滅，趙武靈王時置郡。公元前222年秦占該地重建郡。
常山郡（河北正定南）不見於秦始皇二十六年所建的36郡郡名中，可能為秦末改置。
以上7郡置於趙國故地。
上郡（今陝北至內蒙古伊金霍洛旗、烏審旗）戰國時魏國設此郡，後秦得其地，於公元前304年重置郡。
河東郡（山西沁水以西、黃河東）戰國時魏置此郡，公元前290年秦得魏地重置郡。
東郡（山東東河以西、河南延津東）原為魏地，公元前242年秦得魏地建郡。後又將衛國舊都濮陽併入。
碭郡（安徽碭山西）原為魏地，公元前225年秦滅魏建此郡。
河內郡（河南中部）不在秦始皇二十六年所建36郡之中，以後置。
以上5郡置於魏國故地。
三川郡（今河南靈寶東）戰國時韓國置此郡。公元前234年秦得其地重置郡。
上黨郡（山西西北地區）戰國時韓國置此郡。公元前246年秦得其地重置郡。
穎川郡（河南登封以東）原為韓地，公元前230年秦滅韓，取其地置郡。
以上3郡置於韓國故地。
漢中郡（今陝西西南、湖北西北）戰國時楚國置此郡，公元前312年秦取漢中地重建郡。
南郡（湖北武漢以西、襄樊以南）原為楚地，公元前278年秦取該地置郡。
黔中郡（湖南洞庭湖以西）戰國時楚國置郡，公元前277年秦取該地重建郡。
南陽郡（湖北北部、河南西峽以東）原為韓、楚、魏交界地，公元前273年秦得該地，建此郡。
陳郡（河南淮陽、太康、西華等地）為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後所置。
薛郡（山東新汶、棗莊、濟寧之間）原為薛國舊地，後歸齊，秦取其地後於公元前224年設郡。
泗水郡（安徽淮河以北）先後為宋、齊、魏地，秦得其地後於公元前224年置郡。
九江郡（淮河以南及江西大部）原為楚地，公元前223年秦滅楚後置郡。
會稽郡（江蘇長江以南、浙江金華以北）原為吳、越、楚地，公元前222年秦滅取該地置郡。
長沙郡（湖南洞庭湖以南及江西西部）原為楚地，公元前223年秦滅楚後置郡。
衡山郡（湖南衡山周圍）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後始置郡。
以上11郡置於楚國故地。
東海郡（今山東費城以南）原為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後置郡。
齊郡（山東境內）原為齊地，公元前221年秦滅齊後置郡。
琅琊郡（山東沂源南、臨沂北）公元前221年秦滅齊後置郡。
膠東郡（山東平度一帶）始皇二十六年以後置郡。
濟北郡（山東境內）始皇二十六年以後置郡。
以上5郡置於齊國故地。
廣陽郡（今河北境內）原為燕地，公元前226年秦滅燕後置郡。
上谷郡（河北張家口以東、北京昌平以北）原為燕郡，秦滅燕後，於公元前222年重設郡。
漁縣郡（內蒙古赤峰以南、北京懷柔以東）戰國時燕設郡，秦於公元前224年重建郡。
右北平郡（河北薊縣東、遼寧大凌河上游以南）戰國時燕置郡，秦於公元前225年重建郡。
遼西郡（遼寧大凌河以西、河北遷西以東）戰國時燕建郡，秦於公元前225年重建郡。
遼東郡（遼寧大凌河東）戰國時燕置郡，秦於公元前222年重建郡。
以上6郡置於燕國故地。
閩中郡（今福建及浙江寧海以南）原為閩越地，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占閩越後始置郡。
南海郡（廣東珠江三角洲）原為南越地，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滅南越後建郡。
桂林郡（廣西境內）原為南越地，始皇三十三年秦滅南越後建郡。
象郡（廣西西部、越南北部和中部）原為南越地，始皇三十三年秦滅南越後建郡。
以上4郡建於南越故地。
九原郡（今內蒙古河套至包頭）原為匈奴佔領，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伐匈奴得「河南地」後置郡。
以上1郡置於匈奴故地。
秦王朝在郡下面設縣或道。內地均設縣，只有邊地少數民族地區才設道。
縣是秦代統治機構中非常關鍵的一級組織，屬於秦王朝從中央到地方基層一整套國家機器中具有相對獨立性的一個單位。比如，人民的戶籍、徵收的糧食均以縣為單位保管，地方的武裝以縣為單位編製，徭役也以縣為單位徵發。縣的這種特點和職能，在秦代確立後，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自秦代以降，中國整個基層一級地方行政區劃，主要都是稱縣。僅有些朝代因政治需要出現了一些與縣同級的其他行政區劃名稱，如漢代有侯國、邑、道，但它們過後即廢，而且在數量上也是少數。歷史上縣的數量，也表現出一定的穩定性。秦代縣數不太清楚，估計有好幾百個，漢代達1500多個（除去侯國等外，縣、邑有1300多個），以後歷代幾乎都在1100～1200個上下，僅唐代達1500多個，直到中華民國才增到2000個左右。
秦代至隋，郡基本上是縣級以上的地方行政區劃，但它遠不如縣那樣穩定，變化較大。漢武帝時郡有一百零幾個。東漢末年，在郡級之上又設「州」。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直是州、郡、縣3級，郡為二級政區。到隋唐時期，郡作為一個政區單位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秦代推行的郡縣制的影響是深遠的。今日中國的省縣制，就是由郡縣制逐漸演變、發展而來。
2006-4-1311: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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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強化地方與基層政權組織
秦王朝的地方行政官員，郡一級的設守、尉、監等。郡的最高長官是郡守，主要掌管政務。郡尉負責軍事和治安，不干預民事。監御史負責監察官吏，直屬中央的御史大夫。
縣一級設令（或長）、丞、尉。萬戶以上的縣設縣令，不滿萬戶的設縣長，他們主要掌管政務。縣尉掌握軍事，縣丞掌管司法。
郡縣的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
縣以下有鄉、里和亭兩種不同的政權系統。鄉和里是行政機構，亭是治安組織。
秦朝政權機構表
鄉：鄉是隸屬於縣的基層行政組織。其職能主要有四：（1）攤派徭役；（2）徵收田賦；（3）查證本鄉被告案情；（4）參與對國家倉庫糧食的保管工作。
鄉官設有「三老」、「嗇夫」、「游徼（音教）」。「三老」掌教化。「嗇夫」掌訴訟、收賦稅。「游徼」掌捕盜賊。多數鄉官由當地地主豪紳擔任。
里：鄉以下是里。里設里正或里典（為避秦始皇名「政」之諱，而改「正」為「典」）。里中設置嚴密的什伍戶籍組織，以便支派差役，收納賦稅。並規定互相監督告奸，一人犯罪，鄰里連坐。
亭：亭屬於治安系統的基層組織，系縣尉的派出機構。亭有亭長，下面還設有「亭父」、「求盜」各一人。亭除了主要管理治安，還負責接待往來的官吏，掌管為政府輸送、採購、傳遞（文書）等事。
於上可見，秦王朝構擬或建立起一套嚴密而完整的地方與基層的政權系統，以強化國家對老百姓的管理。這套系統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例如，漢代也設鄉，有「三老」、「有秩」（類似於秦代的「嗇夫」）、「游徼」；也設亭，有亭長。漢代郡、縣兩級的官制，也明顯地承襲於秦代。
秦始皇從「千秋萬代」著眼而精心構造的帝制和一整套國家制度，卻開創了此後延續了兩千多年的中華帝國的基業。從這個角度看，秦始皇對於「永遠」的企求和理想，並沒有全然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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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大秦帝國的四大雄主
四大雄主
一、秦孝公（前381—前338年），嬴姓，名渠梁。秦獻公嫡子。公元前361年即位，時年二十一歲。
秦國之興，源遠流長，而秦國之強，自孝公始。秦孝公信用商鞅、厲行變法，以法治、耕戰富國強兵，使秦國很快躍居戰國首強。秦孝公勵精圖治，下令求賢，任用商鞅，實行變法。秦孝公、商鞅主持的變法最全面，最系統，最徹底，為秦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孝公和商鞅的變法主要是：①以強化中央集權為核心，全面革新統治體系；②以發展經濟為主要目的，革新土地制度，賦役制度，改造社會經濟關係；③以廢除世卿世祿制度，獎勵耕戰為主要目的，建立新的政治等級制度。④改革家庭制度；⑤以國家法令的形式統一度量衡；⑥統一思想，改造民俗。⑦健全法制，厲行法治，建立規範化的政治操作體系。⑧遷都咸陽。
二、秦惠文王。嬴姓，名駟。公元前338年即位。他是秦國第一位稱王的國君，是秦國第二代「法治」君主。他雖殺害了商鞅，卻又繼承了商鞅的事業，致力於法治和耕戰。他的舉措對秦國法制的完善和法治傳統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他確定以「連橫」破「合縱」的外交方略，多次擊敗各國聯軍。秦惠文王採納司馬鍺的謀略，出兵伐蜀國和巴國，設置巴郡。又出兵攻楚國漢中，設置漢中郡。從此秦國佔據關中，巴蜀兩個「天府之國」，取得了戰略優勢。秦惠文王與他的先輩及子孫一樣，始終把建立帝業作為秦國的戰略目標，並通過切實的步驟，一步一步向這個目標邁進。公元前310年病逝。
三、秦昭襄王。嬴姓，名稷。公元前306年即位。秦昭襄王在位長達五十六年，他使秦國的首強地位進一步鞏固。他一度稱帝，並滅亡西周，把周天孖納為自己的臣屬。他是一位自覺堅持法治的君王，進一步強化了中央集權。公元前272年，秦國徹底滅亡義渠國，設置隴西郡，北地郡和上郡，解除了西北邊忠。秦昭襄王時期，「遠交近攻」的軍事，外交戰略逐步明確。秦將白起頻頻出師東征，消滅敵軍，削弱對手，長平大戰。坑殺趙國主力二十多萬人。一個又一個重大的軍事勝利，嚴重削弱了相鄰幾國的實力。公元前255年秦滅西周，取九鼎、周王朝亡。
四、秦始皇（前259—前210），秦帝國建立者，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名政，秦莊襄王之孖。公元前247年即王位，時年13歲。公元前238年，秦王親政，他平定嫪毐的叛亂，免去呂不韋的相職，任用尉繚，李斯等人，制定統一戰爭的戰略和策略。從前230—前221年，先後滅韓、趙、魏、楚、燕、齊6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秦朝。自稱「始皇帝」。在全國範圍內實行郡縣制，建立三公九卿制度統一全國度量衡。統一全國幣制。修建馳道，開鑿靈渠。統一文字他還北擊匈奴，南定百越。秦始皇是很有作為的政治家。公元前210年七月，秦始皇出巡，北還途中，病死於沙丘，葬於驪山。
秦國和秦帝國大事年表
（公元前770年—前206年）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八年）：周平王東遷，史稱東周。秦受封為諸侯，始立國。
公元前762年（秦文公四年）：遷至汧、渭之會，築城邑。
公元前753年（文公十三年）：初設史官記事。
公元前750年（文公十六年）：伐戎，地至岐。
公元前714年（憲公二年）：徒平陽，伐盪社。
公元前703年（出公元年）：大庶長弗忌等立出子。
公元前688年（武公十年）：伐邦冀戎，初建縣。
公元前678年（武公二十年）：武公死，用六十六人殉葬。
公元前677年（德公元年）：徒都於雍。
公元前672年（宣公四年）：與晉大戰河陽，獲勝。
公元前663年（成公元年）：梁伯、芮伯朝秦。
公元前659年（穆公元年）：伐茅津戎，獲勝。
公元前655年（穆公五年）：伐晉，戰河曲。
公元前651年（穆公九年）：送晉公子夷吾歸國，晉許秦河西八城。
公元前650年（穆公十年）：晉背約，不給秦河西之地。
公元前647年（穆公十三年）：晉發生災荒，向秦借糧，秦興「泛舟之役」。
公元前646年（穆公十四年）：秦發生災荒，向晉借糧，晉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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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辯士與政客：范雎的長與短
昭王長期以來一直信任和重用范雎。白起之死，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昭王偏向范雎；或者換一個角度說，是范雎爭寵又獲得了一次勝利。昭王曾將范雎尊為「叔父」，把他得到范雎比作周文王得到呂尚、齊桓公得到管仲。范雎相秦也確有顯著功績，並為日後秦國最終完成統一大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這除了表現於倡議驅逐「四貴」，結束外戚專權，加強中央集權和明確地樹立「遠交近攻」的戰略原則，還體現在其他一些正確的治國政策上。比如在他當權期間，秦廷加強了對巴蜀地區的聯繫和控制。
自秦惠王降服巴蜀以後，蜀守張若及其繼任者李冰，遷移民、築城市、修水利、治農業，使得當地經濟長足發展，社會面貌發生很大的改觀。但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於是，范雎決定在由秦入蜀的群山峻岭中開鑿棧道。千里棧道的開通，便利了秦、蜀間的往來交通，也使秦國的用兵更加靈活，可以由蜀地出擊東方國家。此後，秦國不斷地恫嚇楚國，揚言由蜀地而下，秦軍不消幾日就可踏平楚國。
在范雎為相期間，當時的大學者、著名思想家荀況曾入秦考察。范雎以禮相待，並詢問荀況到秦國後有何觀感。荀況說了這樣一段話：「秦國所處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既有關隘要塞的險峻，又有山林川穀的富饒。這裡的老百姓都很樸實，不尚浮華。他們對官府都很害怕，服服帖帖地聽從官吏的擺布，遵守法令。而衙門裡的官吏，則奉公守法，認真為朝廷辦事，不偷懶，不營私舞弊。貴國的士大夫也都守法奉公，出家門進官府，出官府就回家。不結黨營私，識大體，顧大局。再看朝廷，處理政務簡捷明快，不為煩瑣細務糾紛扯皮，真像古代恬然無治的樣子。」末了，荀子感慨地說：「怪不得秦國自孝公、惠文王、武王以至昭公，不斷取得勝利。這不是僥倖，是必然的結果啊!」這些話，當然也包括了對范雎治國有方的一種肯定。
但是，范雎相秦也有不當之處。這主要是他心胸狹窄，又過分看重個人的恩怨。范雎與白起的矛盾，就是一個例證。還有，「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的為人處世的原則與作風，使他全無政治家的風度，變成了一個市儈式的報復泄憤者，而且在用人方面也產生問題。像他為感恩而委以重任的鄭安平、王稽，後來都給秦國造成損害。鄭安平在邯鄲之役中被趙國、魏國、楚國的軍隊內外夾擊打得大敗，後又被圍，突圍不出，就帶著2萬秦軍投降了。王稽在任河東太守時，與東方諸國暗地溝通，結果被誅殺。按照秦國的法律，任人不善者，要受到同樣的處罰。所以，范雎也險些因王稽通敵而被誅。
太史公司馬遷不愧為一位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他以生動、細膩的筆觸，記錄了范雎與須賈、魏齊、鄭安平、王稽之間的恩怨、曲折，並藉此告訴人們：先秦的游士，如范雎之輩，奔走於各國，雖不同程度地存有利國利民的志向，但主要還是為了個人的榮華富貴。他們中的一些人，以辯才取得榮寵，也能提出一些有益的主張，推行一些有益的措施，但稱不上是有遠見、有氣度的政治家，只能是一些政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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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度危機
1、家富千金的濮陽商人
在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帶，先秦時候有一個諸侯國：衛。這個地方最初是殷王朝的中心地區，後來周朝建立，周公推行分封制，就將康叔封於此地，稱「衛」。
衛國早先也算得上是個大國，可以後就逐漸衰微，地盤也越來越小。到戰國中期，已淪為任人宰割的小國。國君的昏庸、無能，貴族政治的腐敗、黑暗，使得優秀的人才紛紛外流。而人才流失越多，國家也就越沒前途。其中代表人物有吳起、商鞅、呂不韋等。
呂不韋，出生於衛國都城濮陽（今河南濮陽西南）。地處黃河岸邊的濮陽交通十分便利：溯河而上，可抵達洛陽（今河南洛陽），那裡曾是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戰國時，它仍是全國屈指可數的幾個繁華都市之一；順河而下，可通往盛產魚鹽粟帛豆麥的齊、魯（今山東境內）富庶之鄉；向北過黃河，可直馳北方的大都會邯鄲（今河北邯鄲市）；往南，黃河水與鴻溝水系、淮河平原水道交通網聯結起來。如此優越的地理環境，為濮陽人經商致富準備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從而造就了一批商人，濮陽也就成為一個相當繁榮的商業都市。
呂不韋的父親，就是濮陽的一個大商賈。
在呂不韋生活的年代，衛國已成為秦國和魏國、趙國、齊國爭奪的要衝地帶。衛國求助於魏國的保護，在魏的卵翼下苟延殘喘。衛國沒有太多的東西可以自誇、自傲，相反，它的風俗還常遭到別國的譏議，有人把衛國以及離它不遠的鄭國所流行的一種音樂，稱為「鄭衛之音」，把它歸人淫邪的一類，屬於糜糜之音。
在周圍環境的熏陶下，呂不韋練就了一副精明的頭腦，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遊刃有餘。他繼承父業，以經商為生，奔走於濮陽與邯鄲、陽翟（韓國城市，在今河南禹縣）之間，成為「家累千金」的大富商。
國運日衰、風雨飄搖的衛國，當然留不住呂不韋的心。他要到外面的世界，成就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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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邯鄲城裡「奇貨可居」
邯鄲遠比濮陽繁華、昌盛。它既是趙國的政治中心，又是南通鄭、衛，北接燕、涿（今北京、河北），東連齊、魯的交通樞紐，是山東各諸侯國中最大的商業城市之一。這座建造於公元前386年的趙國首都，規模宏偉，布局嚴謹。北面和東面為市區和臣民住宅，西面為王城。王城長1475米，寬1387米，氣勢恢宏，為當時各國王城之最。據說，從這座大城市裡走出來的男人，也像這座城市一樣，別有一種氣度。尤其是他們走路的姿勢、步態令各地追求新潮的年輕人競相模仿。「邯鄲學步」的故事，成為千古流傳的一個笑話。
在這座匯聚著四方賓客、八方風物的大城市裡，呂不韋尋覓著一樁能夠一本萬利的買賣。
一日，呂不韋興沖沖地跑回家，神秘兮兮地問他父親：「耕田的利有幾倍?」父親回答：「十倍。」他又問：「商賈的利有幾倍?」答：「百倍。」他再問：「如果立一個國王，利有幾倍?」父親讓兒子這麼一個沒頭沒腦的問題給弄懵了，過了好久，嘴裡才吐出幾個字：「無數倍。」
兒子一笑，一字一句地對老子說：「當今之世，拚命種田，出死力耕作，到頭來也只能混個吃飽穿暖。若能買到一個國君，讓他聽我的，就不僅一生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還可澤及後代。我就要做這樣的買賣。」
原來，呂不韋盯上了正在趙國做「質」的秦國昭王的孫子異人。所謂「質」，就是諸侯國之間結盟時相互交換的人質，他們往往都是些公子、王孫。在本國背約時，人質就要受到懲處。異人是秦昭王太子安國君的庶子（非正妻所生之子）。安國君有20多個兒子，異人排行居中，其母夏姬又不受寵幸，所以被送到趙國做人質。由於異人在國內沒有地位，加上秦國又多次進攻趙國，因而趙國也就不善待異人，弄得他處境十分困難。
呂不韋卻以商人的敏銳嗅覺，意識到這正是「奇貨可居」的。他決定，做一次冒險的但卻能一本萬利的政治投資。
呂不韋設法結交異人，與異人相處得非常親密。一日，他對異人說：「現在秦王老了，太子安國君寵愛華陽夫人，只有華陽夫人能立太子，可惜她沒有兒子。你們兄弟有20多人，你排在中間，又不得寵，還長期在趙國做人質。以後安國君繼任王位，你是沒有希望當太子的。」異人對這一點早就看得很清楚，沮喪地說：「這又能怎麼辦呢?」呂不韋隨即表示願意幫助異人回國繼承王位。
異人喜出望外，當下就與呂不韋說好，如果事成，兩人共有秦國。
為了進一步籠絡住異人，讓異人對自己言聽計從，呂不韋又準備將自己的一個漂亮情人「送」給異人。瀟洒、有錢的呂不韋，在邯鄲與一個叫趙姬的姑娘相好。趙姬不僅容貌姣艷，而且能歌善舞，很得呂不韋的喜歡。可呂不韋並不是那種能讓男女歡愛束縛住手腳的人。
一日，他請異人吃飯，觥籌交錯之間，請出趙姬歌舞助興。趙姬眉眼傳情，又頻頻為異人敬酒，弄得異人神魂顛倒。酒後異人拉住呂不韋的手，請求呂不韋將趙姬送給他為妻。呂不韋假裝光火，異人則苦苦哀求，於是呂不韋便順水推舟：「既然你如此喜愛，我就只能割愛了，送給你吧。」異人千謝萬謝，對呂不韋愈加感激不盡。
趙姬後來生下一男孩，名政，就是後來的秦始皇。關於政的生身父親，有的說是呂不韋，有的說是異人，這裡我們不予深究。但不管怎樣，由於呂不韋與異人、趙姬之間有過這麼一段經歷，呂不韋與嬴政之間，也就存在著一種非同一般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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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咸陽密謀：異人立為嫡子
呂不韋決意從商業買賣轉向政治投機。他對異人說：「我家裡雖窮，但我想辦法去搞千金，為你去秦國遊說，讓安國君和華陽夫人立你為太子。」
呂不韋送給異人500金，要他在邯鄲廣結朋友，自己又用500金買了珍稀寶物去秦國活動。到了咸陽，他去求見華陽夫人的姐姐和弟弟，送上厚禮，然後請他們將珍稀寶物獻給華陽夫人。呂不韋又通過他們傳話給華陽夫人，說：「異人賢智，結交天下的賓客，日夜思念太子和夫人。」
華陽夫人聞知，非常高興。呂不韋繼續通過華陽夫人的姐姐和弟弟向華陽夫人傳話：「我聽說，凡是以美色得人喜愛的，終難長久。等到人老色衰，就不會再招人喜愛了。今天夫人深得太子的寵愛，可是沒有兒子，應該儘早在諸子中選擇一個賢孝的立為夫人的嫡子（正妻所生之子。古代行嫡長子繼承製）。這樣，以後夫人立的兒子繼王位，夫人就不會失勢。現在異人對夫人很賢孝，他自己清楚由於排行居中，不能繼承王位。如果夫人立他為嫡子，則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皆大歡喜。異人對夫人會更孝順，夫人也能終身得寵於秦國。」
這話很有效，深深打動了華陽夫人的心。於是，華陽夫人就對安國君說：「我有幸得到寵愛，卻不幸沒有兒子。我看異人最賢，願意立他為嫡子。這樣我以後也就有了依靠。」安國君答應了，還與華陽夫人鄭重其事地刻玉符立約，以示不再反悔。
異人被立為嫡子，自然欣喜萬分。他在趙國更頻繁地開展社交活動，結交天下賓客，名聲也就逐漸傳揚開來。呂不韋則被安國君和華陽夫人請做異人的老師，隨時加以輔佐、提攜。
公元前257年，秦攻邯鄲，秦、趙關係吃緊。呂不韋對異人說，趕快逃回秦國，以免留在趙國遭到不測。呂不韋和異人用600斤黃金打通關節，逃出邯鄲。異人的妻子趙氏（即趙姬）帶著兒子躲藏到趙國的富豪之家。
異人回到咸陽，呂不韋對他說：「華陽夫人是楚國女子，你既是她的兒子，就應穿著楚國服裝去見她。」異人依從呂不韋的話，一身楚服，去拜見安國君和華陽夫人。華陽夫人見到異人這一身穿戴，心中無比歡喜，說：「我是楚人，你是我兒子，你穿楚服，我非常高興。」安國君說：「吾兒可取名為子楚。」異人拜謝，從此又叫子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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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度危機：呂不韋為相
公元前251年，做了56年國君的秦昭王駕崩，時年53歲的太子安國君繼承王位。此即秦孝文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國送子楚夫人趙氏和兒子回秦國。
不知是由於熬白了頭才等到即位這一天，因而過於興奮所致，還是因為長期耽於安樂，一旦臨朝就被冗雜的政務所擊倒，孝文王登基不過3天，就猝然而死，魂歸西天。
呂不韋正處在為子楚被立為太子而洋洋自得的興頭裡，沒料想，更驚人的喜訊竟然又接踵而至。按秦國法律，太子子楚登基即位。這麼多年來，呂不韋苦心經營的，不就是為了這個目的嗎?可他絕沒有想到這一天會來得這般快，這般突然。
子楚即位，是為庄襄王。新君沒有食言，登基後頒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專為呂不韋而發的：「以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以藍田（今陝西藍田縣西）十二個縣為食邑。」（後改為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這道命令一下，秦國的文武大臣都驚呆了。因為，在當朝的百官中，沒有一人有此殊榮。即使在秦國的歷史上，既封丞相又封侯的也僅有2人，那就是魏冉和范雎。呂不韋一介布衣，既無武功，又無政績，他有何德何能，竟如此青雲直上，並集官、爵、封地於一身?
呂不韋心中自然一清二楚：這不過是多年前自己在邯鄲所作投資的回報而已。
呂不韋當政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赦罪人，獎賞先王功臣，以及對老百姓施行一些小恩小惠。雖說這是歷代國王上台後的一套慣例，作為執政者，呂不韋因新君登基，必須例行這套老辦法，但是，這對呂不韋來講，卻還別有一番用意，或者說，蘊含著深長的意味。
呂不韋深知，自己任丞相前，論政績、武功，一無所有；論影響、地位，也無從談起。因此，施行「德政」，用「德」、「義」來感召和籠絡臣民，就十分緊要。不僅如此，從呂不韋以後的所言、所行看，「德」、「義」在他的思想意識中，還確實佔據著比較重要的地位。從而，呂不韋給一貫倡導「嚴刑峻法」的秦國，帶來了新的思想色彩；在統治手法上，也有所變化。
庄襄王只做了3年國君就死了，年僅13歲的太子政即位。呂不韋繼續任相，並以「仲父」身份輔政。如此一直到王政九年，即公元前238年秦王政21歲親政。在呂不韋擔任秦國丞相長達12年的時間裡，秦國的軍政大權都操握在他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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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色的武功
呂不韋當政期間，秦國在中原地區穩步擴展，並最終在戰國後期的整個戰局中，確立了主動與優勢的地位。
首先，秦滅亡了在鞏地（今河南鞏縣）苟延殘喘的小國東周。東周及西周，是戰國前期在周王室的領土內分裂出的兩個小國。公元前256年，秦昭王滅西周，同年，周赧王死，從此掛名的周天子不存在了。但東周仍遺存著，它的統治者稱周公。周公雖不稱為「天子」，然而畢竟是周王室的殘餘，所以他的存在，被秦國統治者視為統一中國的一大障礙。可是無緣無故地去消滅他，會受到道義上的譴責。
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元年），東周竟不自量力地聯合各諸侯國圖謀進攻秦國。呂不韋瞅準時機，親自率兵輕而易舉地征服東周，將其領地併入秦國版圖。呂不韋又下令：將周公遷往陽人（今河南臨汝西），讓他奉其祭祀，延續著有名無權的周人宗室。
這一措施，顯示出呂不韋不同於往昔君王的政治眼光：消滅東周國的實體，卻又不絕其宗祀，這正符合儒家「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理想。百餘年來，秦國以武力征伐東方各國，在東方國家中留下極其惡劣的印象，人們常斥之以「虎狼之國」、「仁義不施」、「兇殘暴虐」。呂不韋此舉既剷除了走向統一的一個政治障礙，又為自己樹起崇奉「禮」、「義」，施行「興滅」、「繼絕」善舉的形象。這種形象，對於贏得天下士人的好感，吸引他們投奔秦國，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呂不韋可謂是出手不凡。
在滅東周的同一年，呂不韋又派將軍蒙驁率軍進攻韓國，韓桓惠王被迫將成皋和滎陽（均在今河南滎陽境內）一帶割讓秦國。秦在那裡設立三川郡。成皋和滎陽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秦國取得它們，便控扼了關西通向關東各諸侯國的一條要道，也為秦國的東進開闢了牢固的前沿陣地。此時，秦國的東部邊界已逼近魏國都城大梁（今河南開封），秦軍的鋒芒可由三川郡直指魏國的心臟。
次年，即公元前248年（庄襄王二年），呂不韋乘趙、魏進攻燕國、後方空虛的機會，派蒙驁率軍向趙、魏兩國進攻。很快，秦軍就攻佔了趙國的太原（今山西太原）、魏國的高都（今山西晉城北）與汲縣（今河南汲縣附近）。隨後，秦軍又在趙國西部地區展開了大規模的攻勢，先後取得榆次（今山西榆次附近）、新城（今山西新城附近）、狼孟（今山西陽曲北）等37城。
公元前247年（秦莊襄王三年），呂不韋令大將王進攻韓國的上黨郡（今山西西北地區），將其全部佔領，並重建上黨郡。同時，又在趙國故地太原及附近一大塊土地上，置太原郡。
從庄襄王死至秦王政親政這段時間內，呂不韋仍然實施「近攻」的方略，即將韓、趙、魏作為主攻目標。公元前245年（秦王政二年），秦攻取魏國的卷（今河南原武城北），斬首3萬。公元前244至前243年，秦軍接連攻佔韓國13個城邑及魏國的田易、有詭二邑。公元前242年，蒙驁率軍大舉征伐魏國，一連佔領了酸棗、燕、虛、桃人（均在今河南延津、長垣一帶）、長平（今河南西華北）、雍丘（今河南杞梁）、山陽（今河南焦作市東南）等20城，並在那裡設立東郡。次年，秦攻佔魏的朝歌（今河南淇縣）。至此，韓、魏兩國的絕大部分與趙國的西部，都歸入秦的版圖。
其間，秦國還滅了魏的附庸小國——衛（《史記·秦始皇本紀》：「六年，……拔衛。」而在其他一些記載中，衛已於數年前被魏消滅）。呂不韋將衛君角從濮陽遷至野王（今河南沁陽），讓他在那裡繼續維持著有名無實的君位。這種處理方法，顯然與對東周的處置方式有類似的地方，顯示了一種「恩」、「威」並施的統治策略，而與秦國過去一味以殺戮為能事的做法有所不同。不過，在對待衛君的態度上，似乎也多少表露出呂不韋對他故國的一種複雜情感。
公元前241年，為秦國東進的形勢所迫，趙、楚、魏、韓、燕五國再一次聯合起來，向秦國進攻。可是五國聯軍不堪一擊，遭秦反擊後，迅速瓦解。自此，東方諸國再也無力反擊，只有等待著一個個被秦消滅。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軍又向魏國發動多路進攻，佔領了垣、蒲陽（均在今山西境內）、衍（今河南鄭州北）。昔日兵強地廣的魏國，此時只剩下殘兵敗將和大梁以東的小片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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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卓有成就的文治
如果說，呂不韋執政時期秦國在軍事上贏得的勝利，是藉助了以往幾十年築下的基礎，另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應歸功於秦軍將士的英勇善戰，那麼，在這同時，秦國在文治方面取得的成就，就緊緊地與呂不韋聯繫在一起了。呂不韋給秦國的思想文化，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局面，寫下了一段輝煌的篇章。可以說，假如沒有呂不韋，秦國歷史上就極有可能會缺少這麼光彩的一頁。
呂不韋注重文治，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威陽、西安出土的秦國和秦帝國時的瓦當，它們見證了當年的繁華。
1．在治國為政方面，除主張嚴刑峻法的法治以外，還倡導加強禮義教化。由呂不韋主編的《呂氏春秋》有《上德》一篇，其中說道：「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意思是，以「德」和「義」來引導天下，可以收到不用「賞」、「罰」手段而使民心歸善、邪惡不生的功效。這種德、刑並用的思想，與秦國專任刑罰的傳統有著很大的不同。反映到對東方六國兼并的策略上，也就形成了剛、柔相濟的兩手：如同對待東周和衛國一樣，除使用武力徹底消滅，有時還加以籠絡、安撫。
2．改變過去的文化封鎖政策，大量地引進東方國家的文化，特別是他們的各色人才。秦國雖有任用外來人才的傳統，但長期以來，為秦國所歡迎的，主要是持法家觀點的人物。這使秦國的文化十分單一而貧弱。呂不韋任秦相後，廣泛地從東方吸收、引進人才，諸子百家各派人物都歡迎。一時間，天下之士「斐然（原指五色相錯的樣子，這裡形容一種盛況）爭入事秦」。據說聚集在呂氏門下的賓客有3000之多，包括了儒、道、墨、陰陽、法、縱橫、兵、農、名各家門徒。這些士人在呂不韋周圍形成一個龐大的人才庫，並擔負著智囊團的作用。像後來為秦的統一和秦王朝的建立作出重要貢獻的李斯，最初就投在呂不韋的門下。
3．採擷諸子百家的精華，建立博採眾長的理論體系。呂不韋執政時期，全國統一的跡象已經十分明朗，當時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研究完成統一中國的軍事和政治策略，以及統一後的國家如何進行統治的問題。呂不韋也在思考。不過，他採取了兼收並蓄的方法，來構建他的理論體系。他以為，「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呂氏春秋·孟夏紀·用眾》）呂不韋知道，人和物，都有其短與其長。只有善於吸取和利用別人之長以補己短者，才能成功，才會得天下。所以他組織手下的賓客，發揮各人的所學之長，著書立說，集百家為一家，編寫出了先秦雜家的代表性著作《呂氏春秋》。
秦國早先地處岐山以西，為戎、狄雜居之地。由於地理和種族因素的影響，形成了迥別於中原的社會風習：民性強悍、崇尚武功。加上地處西陲，與其他國家交流較少，也就造成了思想文化上的落後狀況。比如，戰國諸子百家的著名人物，沒有一個是在秦國的土壤上培植出來的。所以，呂不韋延攬各國人才，對各種學派採取兼收並蓄的政策，實在是秦國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壯舉，一件盛事。而反映戰國末期各派思想互相滲透、百家合流特點的雜家著作《呂氏春秋》出現在秦國，更是為秦國的統一做了思想文化上的準備。由於呂不韋在文化上進行的這項工作，使秦國可以毫無愧色地擔當起統一的大任。
下面，就著重地談談《呂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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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呂氏春秋》的由來和概貌
《史記·呂不韋列傳》是這樣記述《呂氏春秋》的編纂緣起的：「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傾：嚮往，欽佩）。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孟嘗君號稱戰國「四公子」，他們都以禮賢下士、豢養眾多食客而著稱於世。呂不韋任秦相後，意識到秦國雖然強盛，但多的是武士，文士卻奇缺，所以與東方諸侯國相比，有不如的地方。他遂廣招賓客，又仿效當時著書立說的風氣，讓他們編撰了20多萬字的《呂氏春秋》。《史記》中的這些記載，使我們對《呂氏春秋》成書的情況，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不過，有必要補充兩點：
1．「四公子」養士主要是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而呂不韋養士，則有著更為深遠的意圖（比如讓其編撰《呂氏春秋》），這是「四公子」所不如的。漢代王充說：「六國之士出齊齊輕，入楚楚重，為趙趙完，叛魏魏傷。」（《論衡·效力》。意謂戰國之時，士人的向背，對一個國家的興衰成敗關係重大）。來自東方的呂不韋，當然明了在爭奪人才的這一「戰場」上，秦國並不佔據優勢，因而他要廣泛羅致文士以彌補秦國文化上的不足，為統一做文化和人才的準備（當然，呂不韋也有吸引人才以擴大自己勢力的意圖）。從以後的歷史看，呂不韋所網羅的人才，也確有為秦始皇所用，成為秦的棟樑之材的。
2．在《呂氏春秋》成書以前，雖然已有諸子百家的許多著作問世，併流傳天下，但是像呂不韋那樣有組織、有計劃集體編寫文集的，卻是第一回。而且，在理存的先秦諸子著作中，像《呂氏春秋》這樣的體裁，也是獨一無二的。在這個意義上，《呂氏春秋》的編纂和問世，實乃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創舉。
《呂氏春秋》分「十二紀」、「八覽」、「六論」3個部分。由於是有計劃組織編寫，所以在形式上十分整齊。它的原來面貌為：「十二紀」以「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12個季節為「紀」，每一「紀」有5篇文章；「八覽」是「有始覽」、「孝行覽」、「慎大覽」、「先識覽」、「審分覽」、「審應覽」、「離俗覽」、「恃君覽」，每「覽」有8篇文章；「六論」為「開春論」、「慎行論」、「貴直論」、「不苟論」、「似順論」、「士容論」，每「論」有6篇文章；再加上《序意》（即序言），共有161篇論文。可是，後來在流傳中發生了奪佚錯落的現象，所以，現存《呂氏春秋》中的「有始覽」只有7篇，《序意》也僅余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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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所選擇的雜家之言
在整齊的形式下，《呂氏春秋》包容了相當繁雜的內容。漢代歷史學家班固說它是「兼儒墨，合名法」，清代學者汪中以為它是先秦「諸子之說兼而有之」。確實，參加編寫《呂氏春秋》的學者來自各方，帶來了各種不同學派的觀點。但是，仔細分析《呂氏春秋》的內容，可以看到它還是有自己鮮明的傾向的。它並不是機械地照搬儒家、道家、法家、農家、兵家與陰陽家等的原有觀點，而是按照當時的政治需要有所選擇和改造。當然，拼湊的痕迹，也是有的。
這裡介紹其中的一些觀點。
《呂氏春秋》贊同儒家提倡的「君臣之義」。它舉了兩樁史實來說明這一道理。
其一：
春秋時代晉國的貴族智伯被趙襄子所害，晉國的一部分也被趙瓜分。智伯的臣下豫讓決心為智伯報仇。他把自己的鬍子眉毛全剃光，全身塗黑，又弄得斷肢殘手，穿上破爛衣服，回到家中向妻子行乞。
其妻見來人模樣像討飯的，可開口說話的聲音卻像自己丈夫，十分生疑。見此，豫讓離開後又吞吃木炭，把嗓子搞壞，讓妻子也分辨不出他的聲音。偽裝成功後，豫讓準備去暗殺趙襄子。
這時，豫讓的一個好朋友見他如此殘害自己，就問他：「你怎麼想出這樣的主意?」豫讓回答：「我要替智伯報仇。」「可是，」這位朋友說，「你這樣辦簡直是白受罪，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你的精神固然可嘉，卻極不明智!」這位朋友繼續勸道：「以你的才能去投奔趙襄子，趙襄子必定會重用你。到那時，你再採取辦法殺死他，不是便當得多麼?」
「此言差矣!」豫讓反駁說：「照你說的這麼去做，簡直是出賣新朋友報答舊朋友。為舊君而害新主，違背君臣之義，還有比這種事更嚴重的嗎?這和我報仇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我所以要為智伯報仇，正是為了維護和發揚君臣之義，而不是要走什麼捷徑。」
其二：
春秋時莒國的柱厲叔為莒敖公的大臣。柱厲叔發現莒敖公並不怎麼信任自己，就知趣地辭官而去。然而有一天，有消息說莒敖公被敵人圍困，十分危急。柱厲叔立即向友人告別，準備去莒敖公處與其同死。有人勸他：「當初，因為莒敖公不信任你，你才離開，現在你卻要去與他同死，這豈不是對你信任和不信任都沒區別了嗎?」
「不然!」柱厲叔嚴厲地駁斥道：「以前，因為他不信任我，我才離開他。現在他有難，我若不去，那就恰恰證明他當初不信任我是對的。我就要在這個時刻去與他共患難，用這種行動警示那些不能識別忠臣的君主，讓他們內疚、自責。這樣，後世的忠臣就不會像我一樣被誤解。忠臣不為君王所誤解，那麼，君王的地位就會永遠穩固了。」
今人校釋的《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對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也做了發展和運用。它說：「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因襲）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審分覽·任數》）《呂氏春秋》還認為，君主只要在用人上下功夫，別的事就可「無為」：「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季冬紀·士節》）
《呂氏春秋》還有許多墨家的觀點，宣揚了「尚賢」、「非攻」、「節葬」等思想。
法家提倡求實，「法後王」（即注重當前現實），反對空談「法先王」（效法先王）。在《呂氏春秋》中，《離謂》、《當務》、《察今》、《不二》等篇都闡發了這些觀點。法家主張法令劃一，君主必須控制權柄和諳熟權術。《呂氏春秋》的《有度》、《慎勢》、《具備》、《任數》、《勿躬》、《知度》等篇，就專門談到以法治國及人君南面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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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雜家的意義
身為秦國丞相的呂不韋，竟又以雜家的形象出現，說明他認識到單純地用某一家一派的觀點來治理國家，是有缺陷的；而秦國只用法家的主張進行統治，也是不行的。所以他提出兼采各家，尤其倡導融匯儒、法兩家的政治策略，以有利於統治和管理。《呂氏春秋》其實是呂不韋的一個施政綱領。
可惜，《呂氏春秋》問世沒多久，就被秦始皇打入冷宮。原因之一，是呂不韋的施政綱領與秦王政的思想存在嚴重的分歧。
不過，正如現代史學家郭沫若所指出的：「假如沿著呂不韋的路線下去，秦國依然是要統一中國的，而且統一了之後斷不會僅僅十五年便迅速地徹底崩潰。」（《十批判書·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這固然屬於推測，但從漢代統治思想的變化看，此話有一定的道理。
呂不韋是中國歷史上達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如此顯赫政治地位，並在思想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惟一一位商人。因為商人出身，又以政治投機起家，所以歷來對呂不韋多有詬病。然而，從呂不韋為相，和他的《呂氏春秋》看，他無疑是先秦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今人所要清算的，反而應是那些傳統社會對商人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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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史皇親政
1、謎一樣的早年身世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
「秦始皇帝，秦國庄襄王的兒子。庄襄王年輕的時候曾作為秦國與趙國互換的人質，被送到趙國，在那裡，見到了呂不韋的姬，因十分喜愛就娶其為妻，生下始皇。始皇是在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出生後，取名為政，姓趙。政13歲那年，庄襄王死，政即位為秦王。其時，秦國已兼并了巴、蜀、漢中；越過宛地而佔據郢，在那裡設置南郡；又北上收取了上郡以東的大片土地，設置河東、太原、上黨郡；向東擴張至滎陽，滅東周、西周兩個小國，設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食洛陽10萬戶。呂不韋招攬賓客游士，意欲兼并天下。李斯投在呂不韋門下做『舍人』。蒙驁、王、麃公等為將軍。秦王政年少，即位後就將國家大事委託給大臣。」（白話今譯）
以上是司馬遷對嬴政出生和即位時的情況所做的一個極其簡略的記載。在這段164字的文字後面，司馬遷又用了270字，依然十分簡練地敘述了秦王政元年至八年的秦國大事；但是，隻字未提秦王政。
因而，對於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亦即嬴政親政那年以前有關嬴政的情況，後世所知極少。
被後人稱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的早年身世，又由於司馬遷在《史記·呂不韋列傳》中的一段記錄，而被搞得撲朔迷離。《呂不韋列傳》說：
「呂不韋與邯鄲城裡一位姿色絕美而又善舞的姬同居，知道她有了身孕。子楚（即庄襄王）跟呂不韋喝酒，見到那姬後十分喜愛……（呂不韋）為了放長線、釣大魚，就將那姬獻給子楚。那姬隱瞞了自己已有身孕，過12個月，生下兒子嬴政。子楚遂立那姬為夫人。」（白話今譯）
這段可視為對《秦始皇本紀》有關始皇出生情況所作的補充，似乎透露出一個極其驚人的消息：秦始皇是呂不韋的私生子。
對此，後世的研究者看法不一。於是，秦始皇的生身之父究竟是誰，就成為一個謎；秦始皇的早年身世亦被塗上神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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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雍城加冠
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嬴政21歲。按照秦制，他該親政了。在這之前，他還需經過一個加冠和佩劍的儀式。
加冠，在古代中國是自西周以後就確立了的一項重要禮制。當時的人認為，士人20歲才算成年，才能取別名「字」，才可以任職當官、生養子女。所以，在20歲時需舉行隆重儀式，屆時由長輩為其戴上特製的帽子，稱為「冠禮」。而國王的冠禮，則意味著從此以後，年輕的國王就要走到前台，執掌大權，親臨朝政。
佩劍，乃秦國特有的禮制。在當時，劍為表示身份、地位的一個重要標誌。日常生活中，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隨意佩劍的。對於成年人佩劍，秦國歷史上一直有十分嚴格的規定，比如，直到公元前409年（秦簡公六年），才允許「吏初戴劍」。至於國君，也只有在舉行了冠禮以後，才能鄭重地將劍佩在身上。
四月，已到法定親政年齡的嬴政從咸陽抵達雍城（在今陝西省風翔縣城南）。雍城地處關中平原的西端，是秦人的發跡地。從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元年）到公元前383年（秦獻公二年）的294年間，秦國的國都一直在此。後來，秦都東遷至櫟陽，繼而又遷至咸陽，但雍城並未廢棄。秦國的一些重大典禮，如祭祀祖先，都到雍城舉行。歷代國王及后妃死後，也大都葬於此地。
已酉日，嬴政在雍城舉行了隆重的加冠和佩劍的典禮。
然而，儀式甫畢，悠揚的雅樂聲似乎還在耳畔縈繞、回蕩，咸陽方面就傳來了嫪毐發動武裝叛亂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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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定嫪毐之亂
有關嫪毐的來歷，《史記·呂不韋列傳》是這樣記載的：
「秦王政年少，太后時常悄悄地與呂不韋私通。……始皇帝一天天長大，太后依然淫蕩不止。呂不韋恐怕禍及自己，就私下求大陰人嫪毐到自己門下作『舍人』。……」（白話今譯）
嬴政母親原為呂不韋在邯鄲時的舊情人。庄襄王（子楚）死後，身為太后的她，獨處後宮，寒衾孤枕，遂與呂不韋鴛夢重溫。然而，隨著嬴政一日日長大，呂不韋不能不對與太后私通產生顧忌。為了擺脫沉湎於淫樂的太后的糾纏，呂不韋想出一計：給太后獻上「大陰人」（可能是指特別精於房中術的男子）嫪毐，以替代自己，從而使自己得以脫身。
呂不韋得到嫪毐後，就故意向太后說起此人。太后聞知，果然想要嫪毐來陪伴自己。
但嫪毐與呂不韋不一樣。呂不韋身為仲父，容易進出後宮，可嫪毐有何理由出入後宮?
呂不韋與太后商議後，以罪判嫪毐受宮刑。又買通行刑者，僅拔去嫪毐的鬍子眉毛，隨後將其送入宮中，侍候太后。這樣，假宦官嫪毐就常隨太后左右。「太后私與通，絕愛之。」而呂不韋則從太后的卧榻旁抽出了身子。
太后與嫪毐恣意淫樂，並生下兒子。為避人耳目，太后經常徙居雍城。雍城，這座經過近300年經營的秦國舊都，其氣派遠比後來興建的咸陽要大。據現代考古學家在雍城遺址發掘出的遺物判斷，雍城宮殿建築遠優於統一前的咸陽，不少裝飾均為咸陽所無。值得一提的是，雍城在生活設施上相當齊備，不僅有繁華熱鬧的「直市」（即商場），還有儲藏冰塊的「凌陰」，即冰窖。據對這個「凌陰」遺址的測量，其容積達190立方米。這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地下冰窖，可供特權階層消暑之用。在雍城，太后與嫪毐放縱於聲色，盡情地享樂。
在太后的指使下，嫪毐被封為長信侯，賜予山陽之地（今太行山東南）作為衣食租稅的領地。以後又將河西的太原郡（今太原市附近一帶）封給嫪毐，更名毐國。
漸漸地，嫪毐不滿足於從太后那裡得到賞賜，而是抓住一切機會攫取權利與財富，處處擴張自己的勢力。他在毐國修建了宮室、苑圃，置備了馬車、華服，還蓄養了數千名家僮，1000多個舍人。在宮中，「事無大小皆決於嫪毐」。
嫪毐在秦國的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以他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可與丞相呂不韋相抗衡的勢力集團。其時魏王欲改善與秦國的關係，孔子的後裔子順為其出謀劃策：「如今秦國全境上下都在說：『某某是嫪氏一邊的人，某某是呂氏一邊的人。』可見，秦國上層形成了呂不韋和嫪毐兩派，這連一般百姓都清清楚楚，大王何不利用這個矛盾呢?」子順建議拉攏嫪毐，從而與秦聯合（《戰國策·魏策四》）。由此反映出嫪毐權勢之盛、名聲之大。這大概是嫪毐的薦舉人呂不韋所始料不及的。
隨著嬴政漸屆成年，嫪毐與嬴政之間的潛在矛盾趨於明朗。嫪毐知道，自己身為宦官，干政問事實屬違制。至於與太后私通，更不會為嬴政和宗室、大臣所容忍。於是，他就著手篡奪秦國的最高權力。
被嫪毐網羅的死黨，包括：
衛尉竭衛尉，官名，為負責宮廷守衛的官員，即皇家禁軍的指揮官。如此要害的部門被嫪毐控制，可見其危害性有多大。
內史肆內史，官名，為掌管京畿行政和軍事的長官。這也是可以對國王的人身安全起重大影響的官員。
佐弋竭佐弋，武官名，主弋射。與衛尉竭同名。
中大夫令齊中大夫，官名，掌議論，供國王顧問、諮詢。
在嬴政去雍城加冠前不久，有人告發：嫪毐並不是閹人，常與太后淫亂，還生有兒子，都藏匿著；嫪毐正策劃廢掉秦王政，另立他與太后所生之子為王。秦王政當即下令追查嫪毐及其陰謀。
嫪毐狗急跳牆，趁嬴政赴雍城行冠禮之際盜用秦王御璽，徵調縣卒、衛卒發動武裝叛亂，企圖殺害秦王政。
接到報告，嬴政迅即派左丞相昌平君和昌文君率兵從雍城趕赴咸陽。嫪毐叛軍尚未離開咸陽，就被雍城開來的秦軍包圍。經過一場激戰，叛軍被斬數百人，其餘四處潰散。嫪毐等在混亂中逃逸。
秦王政回到咸陽，對平定叛軍有功者按功勞大小拜爵。宮內宦者參加平叛戰鬥的，也都拜爵一級。嬴政又下達命令：「凡能生擒嫪毐的，賜錢一百萬；擊斃嫪毐的，賜錢五十萬。」
到九月，嫪毐及其死黨全部被捕。嫪毐與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20餘人，或被梟首，或被車裂，並遭族滅。對於上述主犯的「舍人」（即門客）以及參與叛亂的，罪輕者處以「鬼薪」之刑（罰作勞役，為官府砍柴），其餘則被奪爵流放。
初掌朝政的秦王嬴政，以其臨危不懼的氣概和剛毅果斷的作風，徹底平定了嫪毐之亂。
秦國虎符，上有銘文：「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用兵興士被甲五十人以上，必會符，乃敢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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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除呂不韋集團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
「（秦始皇）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坐，即連坐。呂不韋因嫪毐叛亂而受連坐，被免去相國一職。
《史記·呂不韋列傳》則載：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事連相國呂不韋。」
很清楚，秦王政在處置嫪毐勢力集團的同時，也向呂不韋開了刀。具體時間，據《秦始皇本紀》，是在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亦即平定嫪毐之亂的次年。而據《呂不韋列傳》，秦王政在「九年四月」赴雍城加冠以前，已開始調查嫪毐的罪行和種種劣跡，並牽連到呂不韋。由《呂不韋列傳》可以理解，為什麼在鎮壓嫪毐的叛亂活動中，秦王政起用了在史籍中很少留下事迹的左相昌平君和昌文君，而沒讓聲名赫赫的右相呂不韋出馬。
呂不韋為何受牽連，《史記》沒有明言，但從《史記》的上下文以及當時秦國的具體情況看，答案似乎不難尋找：
1．假宦官嫪毐是呂不韋一手炮製出來的；
2．秦法規定，任人不當者，要受處罰，作為嫪毐的薦舉人，呂不韋當然難辭其咎；
3．或許，呂不韋與太后私通一事也已敗露。
總之，《史記》告訴人們，呂不韋是受連坐而被罷相的。興許，當初秦王政正是如此宣布的，而司馬遷不過是做了一個實錄。然而，事情卻遠非如此簡單。在秦王罷呂相的背後，實在有著更為深刻的原因。
呂不韋被免除相權，但仍然是文信侯，並擁有洛陽的10萬戶領地。戰國後期，秦國給功臣和貴族所賜的封地，都是供給衣食租稅的領地。擁有該領地的王侯貴族不必親自到達那裡，而只需居住在京城，坐食領地上的收入。可是，過了一段時間，呂不韋接到秦王政的命令：「就國河南。」秦王政要呂不韋離開京城住到河南洛陽的領地。
被逐出咸陽的呂不韋心緒如何，又有何作為，史乘無載。《史記》只提到一年多後，在通往洛陽呂不韋領地的道路上，紛紛不斷地來往著東方各國的賓客。這自然讓秦王政非常不滿，於是給呂不韋下了一道詔令：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令你與全家徙居蜀地。」
仲父，意即叔父。春秋時期著名人物管仲相齊，桓公時曾稱「仲父」，管仲輔佐桓公實現了霸業。呂不韋在年幼的嬴政面前加予自己這樣一個稱號，顯然是以管仲自居，同時，又表露出他與嬴政有著一種特殊的關係（所以嬴政在詔書中會提到「君何親於秦」）。現在，大權在握的秦王政給呂不韋做了一個全盤否定的結論：你對秦廷既「無功」又「無親」。所以，應逐出河南，徙居到偏遠的蜀地。
遷至蜀地的呂不韋，於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飲鴆而死」。
然而，風波並沒有就此平息。
呂不韋在蜀地下葬後不久，他的屍體被人竊走，並不遠千里地運至洛陽北邙山下，重新埋在呂不韋從前的領地內。這「竊葬」一事，系由呂不韋生前的門下「舍人」、賓客和忠於他的故舊乾的。唐朝司馬貞的《史記索隱》還提到，參與「竊葬」的，有數千人之多。
秦王政被震怒了。他頒布了一道極其嚴厲的處罰令：
「凡參與竊葬的非秦國人，全部逐出秦國；是秦國人的，並且爵位在六百石以上的，處以削爵、流放之刑。未參與竊葬、爵在五百石以下的原呂不韋舍人，不奪爵，但要流放。」
這道命令其實是為了徹底清除呂不韋生前培植起來的一個龐大的勢力集團而發布的。不僅狠狠打擊了參與竊葬的呂黨分子的氣焰，還嚴懲了其他沒有參與竊葬的原呂不韋的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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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從《呂氏春秋》看秦王與呂相的矛盾
顯然，對於政治家呂不韋來說，「千金懸賞」絕不是一個學術行為，更不想以此來結交什麼文友，或尋求什麼一字之師，而是一個帶有明確的政治圖謀的舉動。又由於此舉恰好趕在秦王政親政的前一年推出，就更具有不同尋常的意味。
推測呂不韋的真實意圖，不外乎兩點：
1．測試一下自己在民眾心中的「威望」，看看究竟有沒有人敢於向自己提出「異議」。這大概可以幫助即將結束「輔政」歷史的呂不韋，調整和確立今後的政治策略。如果人們都緘口不言，這在無形之中又起到了強化自己威勢的作用。
2．為包含著自己各種見解和主張的《呂氏春秋》製造輿論聲勢，擴大影響，並最終影響秦王政。如果年輕的國王能夠接受自己的主張，那麼，今後自己在名義上雖不再「輔政」，可在實際上，還將繼續發揮輔政的作用。
呂不韋的前一個目的，應該說是達到了。但後一個目的卻沒有。
如果將《呂氏春秋》與秦王政後來的政治實踐、思想傾向做一番比較，不難發現，它們之間存在著一些很明顯的差異。
比如：
在統治方式上——
呂不韋既主張實行法治，又強調禮義教化的作用，並給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留出一席之地。這種德、刑並用，禮、法兼施的思想理論，與秦始皇片面地強調嚴刑峻法，迥然有異。
在世界觀方面——
呂不韋基本上不迷信鬼神，而秦始皇則非常相信，還幻想成仙。呂不韋主張「適欲」，既肯定人慾存在的合理性，又反對縱慾。針對君王貪圖享樂、浪費財物的行為，《呂氏春秋》還勸告他們應該「節慾」、「節葬」，並引用傳說中黃帝的訓誡，要求君主「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孟春紀·去私》）。而秦始皇則是一個揮霍無度的縱慾主義者。
在君主用權和個人作風方面——
呂不韋既主張君主專權，又反對君主獨斷，希望君主能在大權獨攬的前提下，拱手無為，由臣下進行具體的操作。而秦始皇則是獨斷專行，對臣下持不信任態度，處處提防，事必躬親。《呂氏春秋》還載錄了有關「任賢」、「擇相」、「知人」、「納諫」等限制君權的一系列言論，明確反對君主「奮而好獨」（《孝行覽·本味》）。
在對君和民關係的認識上——
《呂氏春秋》吸取了孟子提出的「民貴君輕」觀點，主張「順民」、「愛民」，以為「宗廟之本在於民」（《有始覽·務本》）。它還要求君主能上下通達，否則，「國亦有郁，……國郁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若要上下通達，就必須讓人說話。以為「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一旦「川壅而潰，敗人必多」（《恃君覽·達郁》）。而晚年的秦始皇則視民眾為草芥，任意驅使。又聽不得任何不同的聲音，鉗語、禁學、焚書、坑儒。
上述差異固然是在以後才逐漸呈現，但它們的根子應該在嬴政親政前即已埋下。
元代陳澔《禮記集說》曾指出：「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群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為一代興王之典禮也……」這句意謂呂不韋想為新時代「制禮作樂」的話，誠乃卓見。《呂氏春秋》雖然有「雜」的特點，但它確是呂不韋精心製作的一個系統的政治綱領。
呂不韋在嬴政親政前一年，用一種極為特殊的方式，向世人頒布他的政綱，希望藉此為日後秦國的發展確立基本的政治路線。然而，這一綱領遭到了秦王嬴政的拒斥。
為嬴政不能接受的，除了那些與自己意見相左的觀點，還有呂不韋在該書中時常擺出的那副比帝王更英明，不時地要對帝王進行諄諄教誨的模樣。《呂氏春秋》的總序《序意》篇有呂不韋的一段自白：
「良人請問十二紀（《呂氏春秋》分《十二紀》、《八覽》、《六論》三部分——本文注），文信侯曰：『嘗得學皇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
顓頊，乃傳說中的古代帝王。據《史記·五帝本紀》，顓頊為黃帝之孫。呂不韋這話，分明是在示意嬴政，應像顓頊對待黃帝一樣對待「仲父」呂不韋；只有遵循如同「大圜（天道）」、「大矩（法則）」的《呂氏春秋》的教誨，才能「為民父母」。
《呂氏春秋》還對「一國之主」提出了許多似乎專門針對未來的始皇帝而說的警言。「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簡士，自智則專斷，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眾，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恃君覽·驕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仲春紀·功名》），結果將是「誅暴君而振苦民」（《孟秋紀·振亂》）。
或許，年輕的嬴政已經萌生出「驕恣」之態；也可能，呂不韋對嬴政日後的暴虐行為，已有某種預感。
但不管怎樣，呂不韋事與願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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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從《呂氏春秋》看秦王與呂相的矛盾
顯然，對於政治家呂不韋來說，「千金懸賞」絕不是一個學術行為，更不想以此來結交什麼文友，或尋求什麼一字之師，而是一個帶有明確的政治圖謀的舉動。又由於此舉恰好趕在秦王政親政的前一年推出，就更具有不同尋常的意味。
推測呂不韋的真實意圖，不外乎兩點：
1．測試一下自己在民眾心中的「威望」，看看究竟有沒有人敢於向自己提出「異議」。這大概可以幫助即將結束「輔政」歷史的呂不韋，調整和確立今後的政治策略。如果人們都緘口不言，這在無形之中又起到了強化自己威勢的作用。
2．為包含著自己各種見解和主張的《呂氏春秋》製造輿論聲勢，擴大影響，並最終影響秦王政。如果年輕的國王能夠接受自己的主張，那麼，今後自己在名義上雖不再「輔政」，可在實際上，還將繼續發揮輔政的作用。
呂不韋的前一個目的，應該說是達到了。但後一個目的卻沒有。
如果將《呂氏春秋》與秦王政後來的政治實踐、思想傾向做一番比較，不難發現，它們之間存在著一些很明顯的差異。
比如：
在統治方式上——
呂不韋既主張實行法治，又強調禮義教化的作用，並給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留出一席之地。這種德、刑並用，禮、法兼施的思想理論，與秦始皇片面地強調嚴刑峻法，迥然有異。
在世界觀方面——
呂不韋基本上不迷信鬼神，而秦始皇則非常相信，還幻想成仙。呂不韋主張「適欲」，既肯定人慾存在的合理性，又反對縱慾。針對君王貪圖享樂、浪費財物的行為，《呂氏春秋》還勸告他們應該「節慾」、「節葬」，並引用傳說中黃帝的訓誡，要求君主「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孟春紀·去私》）。而秦始皇則是一個揮霍無度的縱慾主義者。
在君主用權和個人作風方面——
呂不韋既主張君主專權，又反對君主獨斷，希望君主能在大權獨攬的前提下，拱手無為，由臣下進行具體的操作。而秦始皇則是獨斷專行，對臣下持不信任態度，處處提防，事必躬親。《呂氏春秋》還載錄了有關「任賢」、「擇相」、「知人」、「納諫」等限制君權的一系列言論，明確反對君主「奮而好獨」（《孝行覽·本味》）。
在對君和民關係的認識上——
《呂氏春秋》吸取了孟子提出的「民貴君輕」觀點，主張「順民」、「愛民」，以為「宗廟之本在於民」（《有始覽·務本》）。它還要求君主能上下通達，否則，「國亦有郁，……國郁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若要上下通達，就必須讓人說話。以為「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一旦「川壅而潰，敗人必多」（《恃君覽·達郁》）。而晚年的秦始皇則視民眾為草芥，任意驅使。又聽不得任何不同的聲音，鉗語、禁學、焚書、坑儒。
上述差異固然是在以後才逐漸呈現，但它們的根子應該在嬴政親政前即已埋下。
元代陳澔《禮記集說》曾指出：「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群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為一代興王之典禮也……」這句意謂呂不韋想為新時代「制禮作樂」的話，誠乃卓見。《呂氏春秋》雖然有「雜」的特點，但它確是呂不韋精心製作的一個系統的政治綱領。
呂不韋在嬴政親政前一年，用一種極為特殊的方式，向世人頒布他的政綱，希望藉此為日後秦國的發展確立基本的政治路線。然而，這一綱領遭到了秦王嬴政的拒斥。
為嬴政不能接受的，除了那些與自己意見相左的觀點，還有呂不韋在該書中時常擺出的那副比帝王更英明，不時地要對帝王進行諄諄教誨的模樣。《呂氏春秋》的總序《序意》篇有呂不韋的一段自白：
「良人請問十二紀（《呂氏春秋》分《十二紀》、《八覽》、《六論》三部分——本文注），文信侯曰：『嘗得學皇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
顓頊，乃傳說中的古代帝王。據《史記·五帝本紀》，顓頊為黃帝之孫。呂不韋這話，分明是在示意嬴政，應像顓頊對待黃帝一樣對待「仲父」呂不韋；只有遵循如同「大圜（天道）」、「大矩（法則）」的《呂氏春秋》的教誨，才能「為民父母」。
《呂氏春秋》還對「一國之主」提出了許多似乎專門針對未來的始皇帝而說的警言。「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簡士，自智則專斷，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眾，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恃君覽·驕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仲春紀·功名》），結果將是「誅暴君而振苦民」（《孟秋紀·振亂》）。
或許，年輕的嬴政已經萌生出「驕恣」之態；也可能，呂不韋對嬴政日後的暴虐行為，已有某種預感。
但不管怎樣，呂不韋事與願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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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獨」字當頭
秦王與呂相的矛盾，牽涉到這樣幾方面：個人情感上的糾葛；王權與相權之間的緊張與衝突；思想意識上的分歧。這一切又因為呂不韋始終擺出一副「仲父」與導師的面孔，而加深、激化。
從嬴政後來專斷、驕橫的個性看，他是絕不會接受以「仲父」和導師自居的呂不韋的擺布的，也不會與呂不韋分享權力。即使呂不韋是嬴政的親父，嬴政也必會在世人面前千方百計地遮掩乃至抹殺這段血緣關係，因為，天子的血統應該是高貴而神聖的。所以，在解決嫪毐問題時，嬴政就不失時機地乘勢扳倒了這位註定不為自己所容的人物。以後又步步進逼，直至將呂不韋逼到絕境，並最後徹底地將呂不韋集團清掃乾淨。
這是一場殘酷的權力之爭。
不過要注意，這場權力鬥爭一經爆發，並沒有出現習見的那種兩強相爭、互相拼殺的狀況（如前述嬴政與嫪毐之爭鬥），而是以一方逼殺、一方退讓完成整個過程。
爭鬥中的一方——呂不韋，從被免去相國，到「就國河南」，繼而又徙蜀，最後自鴆，一直「逆」來「順」受，未加抗爭。從當時呂不韋所擁有的威望和勢力看，他未必不能和秦王做一番較量，然而他沒有。這或許是為了顧全秦國國家利益和統一事業這個「大局」，也可能是因為忌於骨肉之親。總之，他沒有選擇抗衡和相殘的對策。
從呂不韋試圖影響嬴政，奠定秦國未來的政治策略，到甘願退出政壇，最後以自盡了斷，這一轉變和結局，既出之於無奈和失望，又多少包含了長者（同時也是智者）對下輩的一種忍讓，並多少表露出作為一位政治家所具有的氣度。
爭鬥中的另一方——秦王政，則表現出殘忍無情、自負獨尊的品性，那紙給呂不韋的詔書，使秦王政「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居心，昭然若揭。「君何功於秦?」如此質問若發於呂不韋初為秦相時，是有道理的。可在呂不韋已任三朝相國，並將秦的統一大業進一步推向前進之後，說呂不韋無功於秦，顯然是無視事實。
「君何親於秦?」這樣的發問也不近情理。如果呂不韋真是嬴政的生身之父，且嬴政也知道這麼回事，那嬴政如此說話，表明他是毫不顧惜骨肉親情的。如果呂不韋不是親父，但若僅看在呂不韋立子楚為嫡嗣的份上（否則，秦王的寶座怎可能輪到你嬴政來坐），也不該把話說得如此絕情。
呂不韋與嫪毐無疑屬於兩類人，然而嬴政對他們都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對嫪、呂兩人的處置，體現出嬴政複雜個性的兩個方面：勇毅、果敢和殘忍、暴虐。
這種個性無疑建立在其獨擅權勢的強烈慾望之上。誠如三國時候曹元首在《六代論》一文中所講的，秦王政要「獨制其民」、不想「與人共治之」（見《昭明文選·卷五二》）。不管這「人」是假宦官嫪毐，還是「仲父」呂不韋，嬴政都要將其除掉。
何況，呂不韋還明確提出了與帝王分權的主張。
正因此，當秦王政讀到倡導君主極權的韓非的著作時，就立即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韓非以為：「權勢不可以借人。」（《韓非子·內儲說下六微》）在韓非看來，國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三種權力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而且是不能與任何人共同掌握，必須由皇帝單獨控制的。在現實政治的操作中，秦王政將這種君主獨斷的理論發揮、運用得淋漓盡致，從而成為中國歷史上獨裁者的一個典型。
秦始皇陵的龍紋空心磚
後來秦二世時，有一次李斯上書胡亥，陳述如何「治天下」，就曾反覆強調一個「獨」字：明君要獨斷，大權才不會旁落；君主要獨制天下，才能不被任何人、任何勢力所牽制；要獨操君主之術，以駕馭臣下；要獨斷並加強督責，從而使天下之人不敢犯罪，並使自己獨擅天下之利。
這既是給二世的勸辭，也是對嬴政獨攬大權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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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掃滅六國
1、西周國與東周國
西周末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兒子平王即位，為躲避犬戎，遷都洛陽，由此揭開了東周史的篇章。
周王室在東遷後地盤一天天縮小，內部又多次發生爭奪王位的鬥爭，因而更趨衰落。到戰國時期，周王室只佔有都城洛陽及其附近相當於現在十多個縣的一片土地，並不時受到大國的攻擊。7個大國根本瞧不起周王室，有時連一點面子也不給，周王室實際降到了一個小國的地位。
可是，就是這麼一個只據有彈丸之地的小小周王室，又發生分裂，分成東周與西周兩個小國。
周考王（公元前440～前426年在位）時，考王封他的弟弟揭於洛陽，此為西周桓公。桓公的孫子惠公即位後，又封他的小兒子班於洛陽東面叫鞏的地方（今河南鞏縣），號為東周惠公。這樣，在周王室的領土內就冒出了西周、東周兩個小國。這兩個小國又互相攻戰，兵戎相見，並逐步佔據了周王室的土地。以至到赧王（公元前314～前256在位）時，周天子已無容身之地，或是寄住西周，或是寄住東周。
不過，象徵周天子權威的九鼎卻為西周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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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奪九鼎
周王室的衰落史，恰與秦國的興盛史相伴隨，呈現出一反一正之勢。
當年，犬戎肆虐，幽王被殺，是秦襄公挺身而出，率領驍勇的秦族兒女，頂住了犬戎的進擾攻掠，並護送平王一行順利東往洛陽，重建國都。為此，周平王特地封秦襄公為諸侯，並將昔日周族的聚居地灃、岐一帶賜予秦族。秦由此立國，躋身於諸侯國的行列，並因平亂救周、力挽危局的壯舉，令東方的那些老牌諸侯國刮目相看。
然而，不知是歷史的一種偶然巧合，還是冥冥上蒼所做的故意安排，400多年後，日益強大的秦襄公的子孫們，卻絕滅了由周平王下傳了22世的天子「龍種」。
公元前256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周赧王五十九年），攻伐趙國邯鄲的秦軍，繼續向韓、趙發動攻勢。秦將摎伐韓，取得陽城（今河南登封東南）、負黍（今登封西南），斬首4萬；又伐趙取得30多個縣，斬首9萬。值此之際，東方各國又發動聯合抗秦。在韓、趙等國的影響與脅迫下，不識時務的西周公也捲入了這次活動。聯軍打著周王的旗號，合縱抗秦。
昭王大怒。秦國早就想在地圖上抹去西周，儘快掃除統一天下的一個障礙。西周參與反秦，正好給秦國出兵以口實。昭王命令秦將摎向西周進攻。大兵壓境，西周公嚇得魂不附體，忙向秦軍投降，叩頭認罪，並將其所轄的36個城邑、3萬人口全都獻給秦國。
同一年，西周公和周赧王相繼死去。赧王一死，掛名的天子從此就沒有了。又過7年，即公元前249年，秦庄王又將東周滅亡。至此，存在了800多年的姬姓周王朝，灰飛煙滅。
在西周覆亡的次年，秦將代表天下的九鼎，從西周搬到秦都咸陽。
大禹
九鼎相傳為夏禹所鑄，象徵九州。夏、商、周時奉為國寶，擁有九鼎者即為天子。成湯滅夏桀，將九鼎遷到商邑。武王滅紂，又將九鼎遷於洛陽。這象徵著天子權力的9隻寶鼎，長期收藏在周王室的宗廟裡。周王室衰微以後，一些諸侯國開始覬覦九鼎。他們以為，如果得到此物，就能挾天子而號令天下，稱霸、稱王。公元前606年，楚莊王揮師北上，飲馬黃河。周定王派使者去慰勞，楚莊王竟問起九鼎的大小、輕重，流露出取而代之的意圖。「問鼎」一詞由此出現。
在此次奪得九鼎之前，秦國早就對這九隻寶鼎夢寐以求了。一次，秦國興師臨周，想獲得九鼎。周王室連忙向齊求救。齊兵出，秦兵退。可周王室沒想到，前面趕走了虎豹，後面又來了豺狼。齊國也提出相同的要求：將九鼎給我。這可急壞了周天子。周遂派顏率到齊國勸說齊王。顏率說，齊國要九鼎，必然得經過魏國或楚國。魏國、楚國知道此事，怎會善罷甘休，他們肯定要將此劫去。顏率又哄騙道：這鼎可重啦。每鼎需要9萬人牽引才能拉動，那九鼎就要81萬人。這麼多人可從哪裡來呢?齊王只得作罷。
商朝人面紋銅方鼎
商朝人面紋銅方鼎細部
公元前255年九鼎遷秦，意味著秦王將為天下共主，可以名正言順地討伐各諸侯國。因九鼎入秦，公元前254年，各諸侯國相繼派出專使到秦國祝賀。對這件大事，秦國史書上特別記載有「天下來賓」一條。
據說九鼎遷秦在過泗水時，其中一隻飛入泗水。所以秦國只得到8個，但習慣上仍稱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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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兼并戰變為統一戰
秦奪九鼎，諸侯國競相祝賀，這不管是發自內心，還是為形勢所迫、無可奈何，都反映了以秦代周已成為日趨明朗的天下大勢。但大勢歸大勢，東方諸侯國仍要為自己的生存而抗爭。
在九鼎遷秦以後的13年里，東方國家為了抵抗秦國咄咄逼人的東進之勢，曾兩度組織大規模的聯軍，合縱抗秦。公元前247年（秦莊襄王三年），由魏國的信陵君發起，韓、趙、魏、燕、楚5國聯合攻秦。五國聯軍打敗秦將蒙驁，並追至函谷關而還。公元前241年，楚、趙、魏、燕、韓再度聯手，由楚國春申君任指揮，聲勢浩大的五國聯軍一直打到函谷關前。然後，由趙將龐煖當先鋒，率領精銳部隊，深入到秦國腹地。然而，當先鋒部隊打到蕞邑（今陝西臨潼北）時，遇到了秦軍大舉反攻，奮勇衝殺，聯軍支撐不住，倉皇四逃，全線崩潰。
公元前241年這場喧鬧一時的聯合抗秦，終以潰敗告終，它成了戰國合縱反秦運動的最後一幕。自此以後，東方各國再也無力聯合攻秦了。秦國在戰國後期的整個戰局中，確立了優勢與主動的地位。
秦王政親政後，聽取李斯進獻的滅六國的建議，著手規劃統一中國的大業。其總的戰略方針，是由近及遠，集中力量，各個擊破；先北取趙，中取魏，南取韓，然後再進取燕、楚、齊。
秦王政首先選擇的攻擊目標為趙國。因為，趙國的實力在六國中最強，是秦國走向統一道路上的最大障礙。當時，北方的匈奴不斷向中原入侵，為了御守，趙國需花費很大的力量修築長城。燕國就乘機向趙進攻，兩國之間矛盾很大。秦國瞅准了時機，向趙國發起攻勢。
公元前236年（秦王政十一年），秦將王翦率軍順利地攻取趙的閼與（今山西和順）、橑陽（今山西左權）。秦將桓、楊端和又攻佔趙的河間六城（在今河北、山東間）以及鄴（今河北磁縣東）、安陽（今河南安陽）。這時，趙國的軍隊正在龐煖率領下向燕進軍，他們雖然掠取了一部分土地，但趙國的上黨郡和河間地區卻完全被秦佔領。次年，桓又攻取了趙國的平陽（今河北磁縣東）、武城（山東夏津西北），斬趙軍首級10萬。
但是，趙國還沒有到不堪一擊的地步。當公元前233年秦將桓率兵深入趙國後方試圖包圍邯鄲時，趙國從北方邊防調回率兵防禦匈奴的大將李牧，進行抵抗。雙方在肥（今河北藁城西南）展開激戰，結果趙軍大勝，秦軍慘敗。桓畏罪逃奔燕國。第二年秦軍又兵分兩路大舉攻趙，再次被李牧擊退。
在用主力進攻趙國的同時，秦對韓採取了扶植親秦勢力以逐步肢解的策略。公元前231年，韓國南陽郡「假守」（即代理郡守）騰，向秦獻出他所管轄的屬地。騰被秦王政任命為內史，後又派他率軍攻韓。騰對韓國了如指掌，所以進展順利，於公元前230年俘獲韓王安。韓國滅亡。
公元前231年，魏景王迫於秦國的強大威力，主動向秦獻出麗邑，以求緩兵。此時，秦王政正調集兵力準備向趙國發起總攻，不想分散兵力攻魏，就接受了獻地。這使得魏國又維持了數年殘局。
公元前229年（秦王政十八年），秦利用趙國發生大地震和大災荒的機會，又派王翦領兵攻趙。趙國派李牧、司馬尚率兵抵禦，雙方相持了一年。在緊要關頭，秦國使出殺手鐧——離間計。王翦用重金收買趙王的寵臣郭開，要他散布李牧、司馬尚企圖謀反的流言。趙王輕信謠言，派人替代李牧。李牧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拒不讓出兵權，趙王竟暗地派人逮捕李牧並處死了他，同時還殺掉了司馬尚。
殺死李牧，無疑為秦軍亡趙掃清了道路。此後，秦軍如入無人之境，攻城掠地，痛擊趙軍。公元前228年，秦軍攻破邯鄲，這座名城終於落入秦國之手。不久，出逃的趙王遷被迫獻出趙國地圖降秦。趙國實際上滅亡了。
在滅趙的過程中，秦國大軍已兵臨燕國邊境。燕國君臣將士惶惶不安，眼見秦國掃平三晉，就要向自己殺來，卻無計可施。燕太子丹最終想出了孤注一擲的暗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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