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井石：如何緩解國人的普遍性焦慮

龍井石：如何緩解國人的普遍性焦慮「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英國人莎士比亞說。肇始於30年前的改革，其原初旨意是通過門戶開放，引入市場，盤活經濟，給民眾以經濟實惠來緩解內外壓力。在十九世紀上半葉被強行挾裹和拖入的中國現代化轉型之路，充滿了艱辛與屈辱，過程也是波譎雲詭，蜿蜒曲折。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運動到再到辛亥革命；從洋務運動到百日維新再到清末新政，從學習器物到學習制度再到學習文化，無論體制內體制外，官方還是民間的各界精英，始終充滿了強烈的焦慮感。他們或以激烈的方式對抗西方，或以謙卑的態度學習西方，而再不見「天朝上國」平和從容的心態了。改革30年後的今天，我們突然發現從未曾與世界如此接近過。經濟發展讓讓4億人脫離了每天支出1美元的貧困線；年均近兩位數的增長，讓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貿易國、製造業中心；全球500強企業中超過一半以上把亞太運營中心設在中國，唯恐在「與龍共舞」的大潮中，跟不上「龍」的步伐和節奏；它有3.5億人擁有行動電話，每天有近3億網民上網衝浪；它把載人飛船成功地送上太空；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它築起了一條通天的鐵路……。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裡，它還雄心勃勃地計劃要把5億多農民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為他們提供工作、住房、培訓；它還承諾要給每一個普通人一個富足的「小康」生活。那位操著濃厚四川口音的「世紀老人」，若還健在的話，恐怕也感到驚訝：當年為國人尋找溫飽的改革，會誕生一個如此生機勃勃的國家！ 然而，物質上的成功似乎並沒有給這個東方國度帶來應有的完全的自信與平靜。「西方社會200年的現代化轉型，在中國被壓縮在30年內進行著。」一位西方評論家感嘆地說。當經濟增長引發膨脹的物慾，傳統社會信任結構的肢解，貧富鴻溝與隔膜的加深時，我們或許應該如哲學家所言，要「慢下來」，因為自在有為的生活是急不得的。而社會學常識也告訴我們，一個充滿普遍焦慮的社會，可能隨時會因風吹草動而中斷中國的轉型之路。為何目前中國會出現普遍性的焦慮？一位北京的著名學者是這樣告訴我們的：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中國社會正處在激烈的轉型時期。人們對於社會的未來前景一時很難把握，難免出現焦慮狀態；經濟利益和社會位置的重新洗牌，社會的規則體系重建，舊的規則已經不管用，而新的卻尚未建立；社會非認同感增大，造成社會成員之間的緊張關係；等等。 如果一個人對社會做出貢獻，社會能夠給其應有的回報，他就會對社會產生責任感。近年來，中國政府已經明確提出了這一基本理念，並在政策制定和二次分配上向弱勢群體傾斜。但一些地區，一些地方政府，這種理念還遠沒在行動中貫徹到位，只重視地方GDP的增長、盯著的是職位升遷，沒想到經濟增長的目的是為了增進人的幸福、社會的和諧。另一個緩解社會焦慮的手段是建立明確的規則體系，鼓勵各級政府、不同群體和個人樹立規則意識。目前的中國社會不是沒有規則，而是規則過多了，政出多門，相互衝突，各自製定各自的規則，導致整個規則系統的混亂。另外，規則意識的缺乏也很可怕。一方面，這和規則的執行者本身有關；另一方面，中國人多信奉的是一種庸俗的實用主義，哪個規則能帶來好處，就支持；反之、則拋棄、躲避，甚至肆意踐踏規則。一種社會的焦慮還更深處涉及到一種精神信仰的缺失。焦慮者因看見到處都是物慾的流行，功利的甚囂塵上，人們都以外在的成敗論英雄，以權力和金錢劃分人的等級，從而隱隱地痛感人們精神上缺乏一種寄託，沒有一塊能夠真正長久的安身立命的地方。也許只有了建立一種精神信仰，才能給人提供生活的意義乃至一種真正滿足的幸福感。 （原題：如何讓國人普遍重拾曾經的雍容氣度？） (本文來源：中新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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