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與經濟特區的初創歲月

　　「總結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和新鮮經驗，提出明確有力的方針和政策」

　　1979年7月，中央下發50號文件，決定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並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出口特區。我國經濟特區的創辦由此拉開了帷幕。

　　1980年1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胡耀邦第一次到珠海視察，他指出，要解放思想，充分利用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把經濟工作搞上去。同年2月，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由於全國的經濟體制還沒有作大的改革，特區在試行新體制的過程中，出現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1980年5月，中央下發41號文件，指出，「試辦經濟特區，在經濟上、意識形態上，有一個誰戰勝誰的問題，而我們又缺乏經驗，因此，必須採取既積極、又慎重的方針」，「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不損害主權的條件下，可以採取與內地不同的體制和政策。特區主要是實行市場調節。」胡耀邦對文件精神是贊同的。

　　1980年7至9月間，胡耀邦兩次過問蛇口工業區的建設問題。先是1980年上半年，蛇口實施的定額超產獎勵制度被上級有關部門制止以致工期延誤。此事經新華社記者寫內參上報至胡耀邦處，胡耀邦批示給主管對外開放工作的谷牧，「看來我們有些部門並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規定發號施令過日子。這怎麼搞四個現代化呢？」不久，蛇口修公路又遭遇上級有關部門「卡脖子」，袁庚請新華社記者寫內參向中央反映情況。胡耀邦批示：「谷牧同志：中央現在決心堅決反掉各種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建議你抓住這個麻雀，弄個水落石出，必要時制裁一點人（最好是採取經濟制裁），否則不但官僚主義克服不了，四化遙遙無期。」《南方日報》就此事在頭版頭條發表文章，譴責「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1980年12月，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見袁庚，袁庚提到蛇口的事不斷干擾中央領導，甚是不安，胡耀邦說，「應辦的事還是要辦！」這給袁庚以很大的鼓舞。

　　1980年下半年，胡耀邦先後兩次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廣東、福建對外開放及經濟特區工作。

　　在同年9月25日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胡耀邦以蛇口超產獎勵一事舉例說，「有些司局長腦子發霉，沒有工作做，不搞調查研究為主，而是搞發號施令為主，有人專門幹這種事。」當谷牧提到中央有關部門沒有認真貫徹落實1979年50號、1980年41號文件精神，認為廣東及特區對上面不合理的發號施令完全可以頂時，胡耀邦對此表示贊同，他說，「京劇《孫安動本》里那個定國公徐龍，手上有明太祖賜的黑虎銅錘嘛！」胡耀邦在總結講話時說，「情況我不熟悉。這次中央書記處討論，不是討論廣東的政治路線問題，這方面中央對廣東是很信任的；這次討論是廣東在經濟上如何發揮優勢，是在特殊政策上面。」「深圳特區，有成績，有困難。剛開始嘛，但我們要有長遠想法」，「搞特區，是學資產階級經營的本事，不是學他們的生活方式，不是學他們的意識形態。」「要找出一套辦法，解決群眾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比如廣播、電視、娛樂。只有滿足了群眾的合理要求，才能要求群眾同心同德。」

　　1980年底，中央提出進一步實施經濟調整的方針。12月24日，中央書記處會議紀要指出，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步子要暫時稍慢一點，但是，要繼續貫徹執行中央50號、41號文件和中央書記處九月會議紀要精神，「把廣東、福建的特區搞得更好」，「我們搞的是經濟特區，不是政治特區。」第二天也即12月25日，鄧小平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在廣東、福建兩省設置幾個經濟特區的決定，要繼續實行下去。但步驟和辦法要服從於調整，步子可以走慢一點。」中央對辦特區的方針沒有動搖。

　　中央決定調任仲夷和梁靈光到廣東接替已上調中央的習仲勛和楊尚昆的職務。1980年11月初，中央幾位主要領導人在京接見即將履新的任、粱。胡耀邦在談話時說，「黨風不正，『香風』蔓延，走私、行賄、投機倒把、吃吃喝喝，全國來講，廣東很嚴重。」他還巧改成都武候祠著名的「攻心聯」相贈，「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粵要深思。」任仲夷的體會是，上聯是講爭取民心的重要，下聯是講政策必須從實際出發。任仲夷後來的確是不負眾望，攻心審勢，為廣東和特區改革開放取得重大進展作出了貢獻。

　　根據胡耀邦的指示精神，1981年2月，中央黨校范若愚等人在考察深圳之後，向胡耀邦呈交了《廣東深圳的特區建設問題》的報告。報告認為深圳文化、教育、科學、宣傳陣地十分薄弱，建議在抓特區經濟建設的同時，認真抓好特區的思想文化建設，如建電台、電視台、創辦報紙、建立高等院校、設置科學院特區分院，加強文藝團體，加強黨校建設等。胡耀邦在報告上批示「要積極去辦」。據此，深圳市政府後來決定興建科學館、博物館、電視台、圖書館、大劇院、深圳大學、體育中心、新聞中心等八大文化設施。

　　1981年7月，中央下發21號文件，參照國外辦特區的經驗，出台十條政策和措施，特區政策基本框架至此得以初步明晰。深圳特區建設開始隆隆上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深圳速度」等口號很快蜚聲海內外。

　　在對外開放初步實踐的基礎上，1982年1月14日，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第一次較為系統地闡述了他關於對外經濟關係問題的思考。他總的一個看法，是「進」而不是「退」。他指出，要「總結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和新鮮經驗，提出明確有力的方針和政策」，確保幾年內真正打開新局面，他認為，這是一個「有決定意義的問題」。

　　「不能認為經濟犯罪是開放政策帶來的，二者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沿海一帶的走私販私活動比較突出，深圳當時也有較嚴重的走私問題。1981年3月和8月，廣東曾組織兩次全省性打擊走私行動，走私浪潮得到一定的遏制，由於防範措施跟不上，問題還是比較突出。

　　1981年12月，鄧小平針對廣東等地一些單位和幹部繼續從事走私、販私活動的情況，致函胡耀邦，「這類事為什麼總處理不下去，值得深思！我建議由中紀委派一專門小組進行徹底追究，越是大人物、大機關，處理越要嚴、要重。」1982年1月5日，胡耀邦在《港澳同胞反映的問題》材料上批示：「此件轉仲夷同志。坦白地說，黨風不正，廣東在人們心目中是在前列的，請省委一定要抓住不放。譬如深圳，那裡的黨組織就要自上而下發動全體黨員發誓搞好，搞好了就為全黨爭了光，爭了氣。」

　　1982年1月11日，中央就打擊嚴重走私販私、貪污受賄等違法犯罪活動向全國各地發出緊急通知。2月，中央書記處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專題研究打擊走私販私、貪污受賄問題。會議印發了反走私等好幾個文件，還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編寫的引起較大爭議的《舊中國租界的由來》材料。

　　會後，任仲夷找到胡耀邦，任說，「這次會議，沒有一個傳達提綱，我覺得同志們特別是中央領導同志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都很重要，但回去往下傳達時不可能講這麼多，特別是有些話不宜往下傳達。譬如：『這是資產階級又一次向我們的猖狂進攻』、『寧可讓業務上受損失，也要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等。現在，就在珠海碼頭附近，『文革』中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大字標語還未刷掉，澳門那邊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們這次又提出這一個口號，恐怕更會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慮，也會引起內地的人，懷疑我們的政策變了。」胡耀邦說，「哪些話可以傳達，哪些話不可以傳達，由你自己定。」

　　座談會結束後沒幾天，胡耀邦給任仲夷打電話說，中央書記處將兩省會議情況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彙報，政治局常委以為廣東的同志思想還不通，還有些問題沒「講清楚」，還很不放心，請任仲夷再到北京一趟。

　　胡耀邦又一次接見任仲夷。他先是傳達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接著又詢問了工作中的一些具體問題。任仲夷一一作了解釋。最後，胡耀邦提出要任仲夷給中央政治局寫個檢查，任仲夷雖然當時並不贊同中央有的領導提出的「廣東不是『活』得不夠，而是『活』過了頭」的觀點，還是很痛快地答應了。檢查寫好後，胡耀邦看了，說可以了。

　　1982年3月，谷牧到深圳視察。對特區反映的有的問題，谷牧特別提醒說，「最好請新華社記者寫成內參材料報到耀邦、紫陽同志那裡，請他們批一批，這會起點作用的。」谷牧回京後向中央正面反映了廣東和深圳的情況，但是，海關、稅收、對外經濟活動方面仍然作了不少收權的規定，使得外商對政策變化產生了疑慮。胡耀邦對此有不同的意見，他對谷牧說，「什麼都改，什麼都收回來，那怎麼行？」

　　胡耀邦自覺堅持了中央下發的1979年50號、1980年41號、1980年中央書記處兩次會議紀要以及1981年27號文件精神。胡啟立在《追憶胡耀邦》一文中提到，黨內曾有人責難胡耀邦，說特區實際是租界。胡耀邦面對責難，不為所動，他說，「現在搞個特區，主權都在我們手裡。我們搞試點，好就搞下去，不好還可以收，這和舊社會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從耀邦發表意見後，無論廣東、深圳出了任何一點問題，就有人說三道四，向耀邦同志發難。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堅決頂住，盡全力支持和保護特區的健康發展。」

　　此後，深圳等特區在開展大規模建設的同時，更加強調要狠抓打擊違法犯罪活動。1982年9月，胡耀邦在十二大報告中強調，「在堅持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過程中，一定要堅決警惕和抵制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蝕」。10月，廣東關於特區工作的總結在中央獲得通過。

　　同年11月上旬，胡耀邦視察廈門特區。他指出，中央對福建、廣東採取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搞四個特區，這個方針是不變的。「堅持開放政策，打擊經濟犯罪，是兩個不同概念，不能認為經濟犯罪是開放政策帶來的，二者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我們不能像京劇《法門寺》里唱的『眉鄔縣在馬上心神不寧』那樣，而是要快馬加鞭，把對外開放搞好。」

　　1982年12月初，中央下發50號文件，專門提到，「最近，陳雲同志批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胡耀邦同志在視察福建時，也看了廈門特區。這對兩省和特區的同志鼓舞很大。大家決心振奮精神，加倍努力，把特區的事情辦好。」

　　1982年年底，中紀委副書記章蘊到廣東調研後，給中央寫了一份對廣東工作基本肯定的報告。鄧小平批給政治局、書記處傳閱。1983年2月，胡耀邦在視察海南時問任仲夷，「你知道小平同志為什麼把章蘊給中央寫的報告批給中央常委閱嗎？」任仲夷對此事本來有個想法，但為了聽一聽胡耀邦怎樣講這個問題，就說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對廣東工作有利」。任仲夷講了之後，胡耀邦卻沒有再講什麼。1982年50號文件以及鄧小平的最新批示，使廣東和特區的政治壓力減輕不少。

　　「特事特辦，新事新辦，立場不變，方法全新」

　　1983年2月，胡耀邦第一次視察深圳特區。這是特區發展史上一次有重要份量的視察活動。

胡耀邦說：特區應按新辦法來搞。新事情應走新路子。新事新辦，特事特辦，方法全新，立場不變。共產黨員的立場不變，方法是全新的。新事老辦怎麼行！胡耀邦以深圳建市之初曾經搞了六十五個局的情況為例子說，「你們搞了我們原來的模式，把全國的臃、腫、雜的弊端引到特區來。……雖然創造了一點，但還是過去的東西多，被一些老的東西纏住了，所以現在回過頭來又要改。」「我們在北京開會討論這個問題時，希望你們創造新的東西。」

　　胡耀邦還就核電站、南海石油開發、特區貨幣發行、與外資合辦電訊、搞開發性投資、特區產品內銷等問題談了具體意見。

　　當時，特區與外資合辦電訊問題爭議較大。深圳特區原準備和英國大東電報局合作，改善特區電訊落後狀況，但上級有關部門認為涉及主權、保密等問題，事情久拖不決。胡耀邦對梁湘說，「沒有保密問題嘛！我建了你來管，為什麼不行？各路豪傑投奔你白衣秀士王倫，我把全部人馬，包括槍枝彈藥，請你來收編。林沖開始時是投奔王倫的，但王倫不願收編，結果出了個『火併王倫』。要告知有關同志，不要當白衣秀士啊！」此事很快得到了妥善解決。

　　當袁庚不無顧慮地談起中國古代改革的成敗教訓時，胡耀邦說，「過去的改革是下層少數人去改，領導者、統治者是壓制的。現在不同，我們領導者是帶頭號召和督促下面去改，現在和過去根本不同嘛。」

　　袁庚還提出：如果群眾有權選舉和監督幹部，我相信可以改變一下幹部結構和幹部作風。我們想做這樣一個不大不小的改革，準備冒一點風險。胡耀邦點頭說，「好！好！」隨後高興地說：「關漢卿在一齣戲里諷剌官僚主義，他不敢罵台上的官，只敢罵戲台前的鼓：『一棵大樹腹中空，兩頭都是皮兒綳，每天上堂敲三下，卟咚卟咚又卟咚。』就是不懂不懂又不懂嘛！」此後，蛇口工業區開始推行幹部體制改革，民意推選領導班子，這一試驗一直持續到1994年。胡耀邦在離開蛇口工業區之前還強調說，「要用你們這個辦法，把我們國家這樣好的海岸線很好地利用起來」，「沿海一帶城市，象汕頭、廈門，都要學蛇口這樣，用蛇口的辦法去搞，可以搞活一點。」

　　胡耀邦詢問梁湘等人還有沒有壓力時，梁湘回答，「現在沒有什麼壓力了。去年上半年多少有一點。」此行，胡耀邦高度評價了深圳特區取得的成績。他對廣東省委及深圳特區的負責人說，「你們已經闖開了一個新局面，比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意圖。」這是特區自創辦以來，中央主要領導人第一次作出的正面評價。他還指示，「要把辦特區的總目標、總目的研究清楚，搞明確。前幾年說不清楚可以，現在要搞清楚。」此後，凡是到中國來的黨內外賓，胡耀邦都主動介紹他們到深圳特區去考察。在得知胡耀邦對特區工作的評價後，1983年4月，中央主管對外開放和特區工作的谷牧在廣東省委常委會議上說，「我看這話公正，我同意這個評價。」在此前後，陸續又有一些中央領導人到深圳視察工作，都給予了好的評價。1983年6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時說，「現在，對特區說好話的多了。」「現在辦得不錯，中外承認，不存在抹掉不幹的問題。」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接見日本記者時說，「我們在深圳創造了一個經濟特區的典型，搞得蒸蒸日上。」他的喜悅振奮之情，溢於言表。

　　1984年2月初，胡耀邦視察汕頭。回京後，2月24日，胡耀邦參加了鄧小平同中央幾位在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的談話活動。胡耀邦非常贊同鄧小平提出來的「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當鄧小平談到，「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點，增加幾個港口城市」，「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胡耀邦插話說，「我主張搞它七、八個沿海城市，這沒有危險。」

　　同年3月下旬至4月初，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綜合各方面意見，最後決定開放14個沿海城市。這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邁出的一大步，並由此掀起自1979年以來的第二次高潮。同年5月，胡耀邦在專程來深圳為南共聯盟代表團送行期間，特意題寫了他一年前說過的「新事新辦，特事特辦，方法全新，立場不變」，順序進行了調整，為「特事特辦，新事新辦，立場不變，方法全新」。十六字方針很快成為深圳特區大幹快上的衝鋒號角。

　　關於胡耀邦在堅持改革開放和支持創辦經濟特區方面的貢獻，從中央到地方都進行了很高評價。2005年，中央召開紀念胡耀邦誕辰90周年座談會，稱頌他「為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貢獻。」無疑，他對經濟特區作出的貢獻也是其中應有之意。胡啟立在《追憶胡耀邦》一文中寫道，「耀邦同志保護特區、保護廣東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的，稍有點私心雜念，就有可能使改革開放的大局受挫。」袁庚在談到蛇口工業區曾經取得的成績時，也不無感慨地說，「最主要的還是由於中央和省的支持」，他列舉了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又說，「他們對蛇口的關心真是沒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