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西方

莫言在西方

　　莫言是海外學界最熟知的中國作家之一，不可否認，對於莫言的獲獎，眾多海外譯者、出版商、媒體和學者的「共構」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刊記者/吳子茹

　　年屆七十，瑞典漢學家羅得保還很清楚地記得他第一次聽到莫言的名字時的情景。

　　那是上世紀80年代末，他朋友的家裡住進了一位中國客人。羅得保曾在北京工作多年，對中國有著特殊的感情，所以經常過去聊天。有一次問起中國最近有什麼不錯的作家，「莫言吧，他有本《紅高粱》不錯，」那位中國客人很簡短地說。

　　1990年，羅得保有機會再次來到中國。一到北京後，他就開始到處找莫言的小說。那位中國朋友所說的《紅高粱》，還有一本《天堂蒜薹之歌》，當時也已經出版。他很快就讀完了，「非常、非常喜歡，它反映了當代的中國，又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其中描述的有些事情我也很熟悉。」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七年後，《紅高粱》被譯成瑞典文出版，2001年，《天堂蒜薹之歌》的瑞典文版也得以出版。這兩本小說與後來的《生死疲勞》一起，被許多人當作莫言進入瑞典文學院視野、並成功獲得諾貝爾獎的重要契機之一。這三本小說的譯者都是瑞典翻譯家陳安娜，出版商就是羅得保，他直接促成了前兩部作品的翻譯。

　　時隔多年，羅得保回憶起他幾十年來對中國文學的關注，無限感慨，「應該得的，很多中國作家都很優秀，就是西方人了解太少了。」

　　「可能還是起了一點作用吧」

　　羅得保的「鶴」出版社，也許是全世界規模最小的出版社，只有羅得保一個人，主要出版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學。但由於特殊的經歷，而且自己又是漢學家，羅得保更偏好中國文學。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羅得保先後兩次到過中國，在《人民畫報》社任翻譯工作。1977年回國後，他繼續學習中文，讀自己感興趣的中國文學，並且自己翻譯了魯迅的雜文、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寒夜》等。

　　毫無疑問，在瑞典這個人口只有900萬的國家，莫言的讀者數量遠不及英文、法文、日文等讀者。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莫言的小說被翻譯成瑞典文，對他獲得諾貝爾獎顯然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一次下樓買菜的時候，羅德保又遇到了鄰居、同為中文翻譯的陳安娜，「鶴」出版社剛出版了她翻譯的蘇童小說《妻妾成群》。這次羅得保跟她聊起了莫言，「沒想到娜娜也聽說過莫言，她也很感興趣，」這讓羅得保很驚喜。陳安娜於是開始著手翻譯《紅高粱》。

　　「我們經常在買菜的時候碰到，因為住得太近了，都是學中文的，見面離不開聊這個。」羅得保笑著回憶往事。

　　然而，如同多數中國文學作品的命運一樣，《紅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在瑞典的出版，依然讓「鶴」出版社入不敷出。羅得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每本的印刷量大概在1500到2000本之間，遠遠不能收回成本，即便如此，倉庫里還是剩下許多賣不出去。

　　羅得保經營了五年「鶴」出版社，最後負債纍纍，只好將出版社免費轉讓給另一位出版商，自己去歐盟當翻譯，謀生還債。但莫言的名字卻因此得以進入了瑞典文學界的視野。這兩本小說的出版，對瑞典的文學界了解這位中國作家，「可能還是起了一點作用吧，」羅得保十分謙虛地說道。羅得保說他至今都沒有見過莫言，有一次莫言去瑞典，恰好他不在國內，「特別遺憾啊，希望以後能有機會見到。」

　　今年5月，陳安娜花了六年時間多次翻譯修改的《生死疲勞》終於得以出版。此前，「鶴」出版社幾經猶豫，最後還是只出了1000本，畢竟有前兩部書的教訓。雖然距離上一次出版莫言的小說《天堂蒜薹之歌》已經過去了十餘年之久，但顯然，在「鶴」出版社新的老闆看來，出版這位中國作家的作品，依然是一個十分冒險的舉動。

　　「覺得太厚了，怕沒有人看」

　　與在瑞典的「冷遇」截然相反，莫言在其他很多國家，早已是深受當地文學界歡迎的作家。

　　早在1989年，日本翻譯家井口晃就翻譯出版了《紅高粱》，1990年又出版了《紅高粱》(續)。儘管井口晃在譯者注里對這兩本小說有不少指責，但從此以後，日本對莫言的關注就一發不可收拾。此後，他的《酒國》《豐乳肥臀》《檀香刑》等相繼被翻譯介紹到日本，莫言在日本文學評論界廣受關注，甚至得到了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的極力推崇。

　　1996年，日本有名的翻譯家藤井省三將莫言的《酒國》翻譯成日文出版，為了讓日譯本更為通俗易懂，他在標題下加上了「特派檢察官丁鉤兒的冒險」，作為這本小說的副標題。藤井省三的導讀也較為中肯，認為作品是「出自中國農村的魔幻現實主義，」與這次瑞典文學院對莫言的授獎詞如出一轍。

　　英語世界的批評家和學者們的評價也相對較高。「在美國和歐洲，幾乎大多數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人，都會承認莫言是中國少數幾個最為重要的當代作家之一，」美國弗吉尼亞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查里斯· 拉伏林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還有餘華、王安憶、殘雪等，這一批作家都非常不錯。」

　　「莫言的作品根植於中國的農村，他的寫作有豐富的精神性，它筆下的人和物，有時候很瘋狂，有時候又很荒謬。它們完美地將這段時期讓人眼花繚亂的中國鄉村，用傳統的講故事的風格描述了出來……」拉伏林評論道。

　　然而，如同對其他小說作品的認識一樣，更多的西方出版社及媒體對莫言作品的關注，並非完全像拉伏林一樣從純文學的角度去解讀。很多時候，考慮得更多的因素還是題材。

　　「哪部小說在中國被批判了，就翻譯出版，哪個受批判，外國版權就買哪個，」莫言自己對這一點曾經似乎也很無奈。「80年代初的時候有電影開路，我，余華，蘇童。現在電影開路也不是特別行了。」

　　作為《生死疲勞》的德文版譯者，郝慕天對此也深有體會。當年，她拿著《生死疲勞》的一小段譯稿去德國找出版社，結果吃了不少閉門羹，「都覺得太厚了，怕沒有人看。」而翻譯計劃生育題材的《蛙》時，德國一家大出版社欣然答應。

　　「計劃生育這個題材的原因很多人感興趣，我覺得讀者也都會比較感興趣，」郝慕天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們對中國的計劃生育特別不理解，但也知道這是中國一個很敏感的政策，都比較感興趣。」

　　《蛙》出版以後，廣獲好評。歐美重要的媒體如紐約時報書評版等，都做了大篇幅的報道。莫言對中國社會現實的關注和批判，讓他成為最受西方媒體關注的中國作家之一。

　　一次採訪中，莫言向《中國新聞周刊》總結了他的作品在海外的關注情況：總的來說，關注度最高是《紅高粱》家族、《酒國》《豐乳肥臀》和《生死疲勞》這四部作品。《生死疲勞》由於出版時間相對比較晚，莫言已經有了一定名氣，所以也就成了關注度最高的小說。

　　莫言細數不同語種的翻譯：「荷蘭文大部分通過英文轉譯，難說了，英文的葛浩文嘛，首席翻譯家，日本的藤井省三是很有地位的……德語翻譯我拿不準，《檀香刑》這東西我懷疑德語根本翻不過去，能按原來風貌呈現一半就很幸運了。」

　　據莫言回憶，最早找到他說想要翻譯他的作品的，是一名法國人。他想要翻譯《紅高粱》的第一部，當時出版社和譯者簽了一個沒有期限的合同，出版社想要出全文，但是一直到現在，《紅高粱》的法文版也只有第一部。《生死疲勞》的法文版在上市兩個月後就賣到了八千本，當時就先後加印了兩次，莫言在法語世界的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著名德國漢學家顧彬認為，作為中國當代作家之一，莫言獲諾貝爾獎，與他的小說被大量翻譯介紹到世界各地有著密切而直接的關係。眾所周知，顧彬對莫言的作品有諸多批評，但他也承認，與其他同時代的中國作家相比，西方世界對莫言作品的接觸和認識多很多。

　　在莫言作品的所有譯本中，顧彬最看好的就是英譯本。「葛浩文不光翻譯，他還再創造原文，雖然德國的翻譯家也都很不錯，但是恐怕都比不上他。」顧彬認為，葛浩文的翻譯十分優美，將莫言的作品作為一個整體奉獻給了英語世界，這讓他在英語國家廣受好評。

　　「現在變成他們整天催我啦」

　　《蛙》是郝慕天翻譯的第二部莫言作品，不同於英語和瑞典語有固定的譯者，在德國，莫言的譯者比較多。

　　2006年，莫言的長篇章回體小說《生死疲勞》剛出版不久，德語譯者郝慕天就讀到了中文版，剛讀了個開頭，郝慕天就被裡面的輪迴和黑色幽默所震撼，「特別激動」，她接著開始聯繫作者莫言、在德國找出版社。郝慕天回憶，她當時並沒有想太多，一心覺得「這麼好的東西，一定要把它介紹到德國去。」

　　早在1987年，著名德國漢學家顧彬就在波恩大學開了「中國當代文學周」，向他的學生介紹重要的中國當代文學家，其中就包括莫言。顧彬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當時莫言也在德國，有一段時間還住在顧彬位於波恩的家裡。從那時候開始，莫言的多部長篇小說就已經陸續被翻譯成德文出版。用顧彬的話說，在德語世界，「莫言的書賣得都還不錯。」

　　然而在聯繫出版《生死疲勞》時，接下來的過程卻並不太順利。跟莫言本人談妥以後，郝慕天拿著自己翻譯的25頁內容，包括自己對這本小說的評價，輾轉聯繫了德國幾個比較大的出版商。回答基本上都差不多：這本書太厚了，他們擔心德國的讀者不太喜歡，銷售情況不會太好。

　　除此以外，他們也擔心小說里講的輪迴故事，德國讀者沒有辦法接受。「這裡的基督徒並不信輪迴這個東西，」郝慕天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你看，一種文化要被另一種文化接受，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郝慕天還記得自己首先節選出來翻譯的內容，是小說的第七章，關於毛驢的那一段。高密人要把這隻輪迴的毛驢打死，「這個地方就很感人，它很玄，深度也出來了，」郝慕天說，「翻譯的時候就一邊哭，又一邊笑，自己感動極了。」

　　後來終於找到了一家比較小的出版社，霍勒曼。郝慕天說，剛剛結束的法蘭克福書展上，莫言獲獎的消息傳來，德國媒體一擁而上，霍勒曼成了媒體的焦點。

　　11日當地時間12：55分，距離諾貝爾獎揭曉還有5分鐘，郝慕天突然強烈預感到莫言可能會得獎。5分鐘後，《蛙》的出版編輯打來電話：「你能不能翻譯快點啊，這本書我們要趕緊出！」

　　「現在他們可後悔了，」郝慕天說，當初她也曾拿著《生死疲勞》25頁的翻譯，希望現在這家出版社能合作，但是他們拒絕了。後來談出版《蛙》時候，郝慕天希望今年底能出來，因為她知道今年是中國的龍年，是很吉祥的年份。然而出版社那邊並不著急，總想往後再推一推。對他們來說，出版《蛙》並不是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

　　「現在變成他們整天催我啦，說快點快點，」 身在德國漢堡的郝慕天，電話里難掩自己的興奮，「本來12月打算去中國的，這下肯定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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