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兆梓：毛澤東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兩次探索

　　 【內容提要】文章討論毛澤東在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最初的經濟體制時，整體接受斯大林模式，又試圖對它進行體制突破的兩次大規模探索：人民公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討論了它的理論錯誤和失敗原因。文章認為：除了受斯大林模式思維定式的影響，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嚴重認識偏差之外，黨在那個時期指導思想上的若干誤區，尤其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若干基本原理的錯誤認識，也是導引失敗的重要原因。其中有些理論問題至今沒有得到必要的澄清。

　　 【關 鍵 詞】斯大林模式/人民公社運動/「文化大革命」/社會主義

　　 一、斯大林模式在中國的形成

　　 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是由十月革命啟動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破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鼎盛期。毫無疑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列寧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具有歷史邏輯的延續性。

　　 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以蘇聯模式為範本建設社會主義毋庸置疑。很少有人意識到這個由斯大林作了重大改造的蘇聯模式，與列寧生前初步建立的經濟體制具有多麼巨大的差別。一開始在很短的時間裡，執政黨還有另外一個選項：「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也就是將一種國有製為主體的，多種經濟形式並存的，類似於列寧模式的經濟體制再延續一段時間。但是，這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很難做到。何況之前，新民主主義階段已經被黨的理論界定為「過渡時期」，因此不可能阻擋斯大林模式在中國的勝利進軍。到1956年，按照蘇聯榜樣進行的，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一個帶有中國色彩的斯大林模式基本建成。中國共產黨利用革命戰鬥中建立起來的紀律嚴明的組織體系，及其與人民群眾，尤其是農民的良好關係，採用相對溫和的措施，在較短的時間內順利完成了這一經濟體制的根本變革，沒有擾亂社會生產，尤其是沒有對農業生產造成破壞。在這一點上，學生的成績的確超過了老師。

　　 1.斯大林模式的性質

　　 作為經濟體制的斯大林模式，可簡單定義為一個覆蓋全部國民經濟的「國家辛迪加」，一個自上而下組織起來的巨型的科層等級系統。它的體制特徵主要有兩點：其一，最大限度地發展國家所有制，不僅消滅私有制，而且要求其他公有制形式沿著「一大二公」的方向不斷向國有制「升級」；其二，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層制的「命令——服從機制」①組織社會生產、配置經濟資源，不僅限制市場競爭的作用，而且盡一切可能把市場扼殺在萌芽形態。這兩個體制特徵的結合，決定了在「國家辛迪加」的體制結構中，經濟組織與政權組織合一，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合一；大科層系統的上層是國家政權組織，而全部社會經濟組織作為國家行政機構的附屬與延伸，則構成這個大科層系統的基礎。儘管現實的大科層體制始終受農業生產方式落後、分散的制約，不得不保留國家與集體農業的商品交換；受城鄉居民家庭消費分散化和消費需求多樣性的制約，不得不在消費品分配中保留貨幣媒介。但是這個經濟體制的「理想目標」是純粹單一的生產資料國家所有制，加上覆蓋一切的「大科層」計劃體制。它不僅表現為社會主義的理論概念，而且影響著社會主義的現實運動。歷史的事實表明，該體制與當代生產力的不協調突出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社會經濟的資源配置過度依賴於高度集權的科層機制，置於科層等級頂端的中央計劃中心不堪重負，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由於對最高決策層可能出現的失誤缺乏及時有效的糾偏機制，很容易產生經濟運行的大規模系統性偏差。二是不能持續地調動勞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精神，不得不長時間地依賴於高強度的政治動員，社會經濟的激勵效率和創新效率低下。

　　 長期以來，各國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流行一種觀點，認為斯大林模式的經濟體制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經濟包圍和軍事壓力下加速國家工業化的唯一正確、唯一可行的選擇。林毅夫等人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已經取得初步成效的上世紀90年代，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我國在50年代選擇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有其必然性，理由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面臨著帝國主義的戰爭威脅，要準備打仗，要迅速建立自己的國防工業體系，因此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樣一種產業發展先後順序的選擇與市場經濟下自然的產業發展順序不相吻合。在市場經濟下，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往往從投資少回收快的輕工業發展開始，在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實力之後，才轉向比較多的發展重工業。由於發展模式的選擇與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相違背，在經濟體制選擇上也不得不放棄市場體制，依賴一種可以由國家直接控制的工業化模式。②本文作者也曾經認同這種觀點。

　　 2.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

　　 結合我國30多年來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迅速崛起的實踐，重新閱讀上世紀20年代蘇聯共產黨內部有關經濟發展模式爭論的文獻，我們越來越傾向於認為，上述理論觀點存在著較大的片面性。斯大林模式的確是一個處於經濟和軍事包圍中的落後國家加快工業化步伐、實施經濟趕超戰略的可行選擇，但它是否是唯一選擇，或者最佳選擇，則是大可商榷的。

　　 上世紀20年代實行新經濟政策期間，蘇聯黨內有關國家工業化模式有兩種對立的觀點：官方政策的主要制定人布哈林認為，促進工業發展的關鍵在於市場需求，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對工業品的市場需求，因此關鍵在於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使得農民有能力購買各種生活必需品，乃至於各種農業生產資料。為此，必須保持工業品與農產品的等價交換，保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鼓勵農民通過自身努力走上富裕之路。左翼反對派的理論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則認為，布哈林的觀點只是適用於國家經濟恢復期原有的工業設備生產能力尚未充分利用的情況，而不能滿足經濟恢復期結束以後大規模基建投資和技術改造的需要。他提出了所謂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問題，指出資本主義的資本原始積累是通過超經濟的掠奪實現的，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未能獲得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支持，缺乏外來資金投入的情況下，必須依靠國內力量積累工業資本，這個資本主要來源於農民提供的剩餘價值。他主張工人的國家用一種市場交換的方法獲取農民的剩餘價值，即國家利用其在工業生產中的超壟斷抬高工業品價格，壓低農產品價格，利用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實現社會主義原始積累。③布哈林斷然拒絕對農民的這種超經濟剝奪，認為它將極大地打擊農民群眾發展生產的積極性，阻礙農業的發展，並且從根基上破壞國家工農聯盟的階級基礎，不僅從經濟上，而且從政治上都是絕對不可接受的。至於工業資本的積累，這是可以通過發展工業生產逐步從工業內部形成的。④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辯駁道，這樣的資本積累和工業發展速度太慢了，根本不能滿足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物質基礎的需要；何況這種鼓勵農民發財的政策思路必將導致農村兩極分化，導致資本主義勢力在農村的復辟，因此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危險性。

　　 現在看來，這場發生在80多年前的爭論，雙方的理論觀點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不全面。只有綜合二者的長處，才能形成更加切合實際的理論觀點和政策措施，解決國家工業化的緊迫課題。遺憾的事，兩位曾經合作撰寫了《共產主義ABC》的黨的優秀經濟學家，都未能以科學探討的平和心態討論問題，沒有認真思考對手思想的合理成分，而以一種非「社」即「資」的思維定勢給對手上綱上線，喪失了在兼容並蓄中重新合作，為黨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經濟路線的機會。從總體上看，布哈林維護的是新經濟政策的發展方向和基本精神，如發展商品經濟，鞏固工農聯盟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所強調的則更多是列寧在提出新經濟政策時未曾觸動的理論觀點和政策傾向，如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的衝突，小生產每日每時產生資本主義等。經歷了幾十年社會主義實踐的曲折過程回頭去看，布哈林的見解無疑更有遠見，也更多真理的成分。但是從爭論所涉及的經濟政策具體層面看，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所言不無依據，其對現實經濟的焦慮，來源於如下事實：國家大規模工業化的資金嚴重缺乏，工業發展尤其是重工業發展的速度太慢，而農村的貧富差距正在拉開，國家不能有效控制糧食購銷渠道，國家糧食安全堪憂。布哈林對此並非沒有察覺，但卻以新經濟政策大方向正確為據，學究氣地對形勢盲目樂觀。他沒有積極引導和支持勞動農民發展生產合作社，也沒有通過流通領域的合作經濟組織有效控制糧食購銷渠道，卻寄希望於個體農民經濟自發的發展緩慢地為國家工業化開闢市場。作為一個黨的政策的制定者，布哈林的這個「小小疏忽」是極其危險的，不僅對黨的事業，而且對他個人的命運都是危險的。後來的事實證明，當這些具體經濟問題逐步積累釀成全局性危機後，任何經濟學家的政策主張都不能發揮作用了，不僅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社會主義原理是積累規律不能發揮作用，而且布哈林也失去了在新經濟政策框架內做出補救的機會。斯大林果斷地結束新經濟政策，以行政強制手段來解決糧食危機，而這個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臨時性措施，最終演化為影響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幾十年的大方向。

　　 3.中國社會主義模式選擇的可能與現實

　　 從中國上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的高速工業化經驗看，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個國家的工業化起飛，並不一定要把全部社會資本積累集中到國家和國有經濟手中，問題的關鍵是通過國家計劃調控，迅速而有效地將國民經濟的積累與消費比例調整到一個與經濟起飛相適應的水平。事實上，高積累低消費是幾乎所有新興工業國家成功趕超的基本經驗，與社會制度的性質並沒有必然的關聯。即使在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中，提高積累率也需要發揮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積極性，在國家積累，外商投資，民營經濟發展，以及在家庭經營的農民經濟基礎上發展鄉鎮企業等多種渠道下實現。單一所有制下社會資本的高度集中並非經濟發展的唯一選擇，更不是提高效率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最佳模式。

　　 從國民經濟的整體看，積累與消費比例的調整是經濟落後國家在資本主導的國際競爭格局下加快發展，實現趕超的必然選擇，是全球範圍內價值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工人和農民都要為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提供更多的剩餘價值。也就是說，為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趕超戰略，整個民族在起步階段都要勒緊腰帶搞建設，以期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擺脫國家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被動局面。它涉及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全體人民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調整，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權衡，而並不總是表現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你死我活的鬥爭。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性質尤其體現在這裡。國家在有計劃調整國民收入結構的過程中，不得不採取一系列重工業輕農業、重城市輕農村的政策措施，但這是必須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逐步調整，最終取消的。關鍵是在整個進程中妥善處理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用一種市場經濟的方法調動方方面面的積極性，加快推進國家工業化進程。儘管國情不同，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不同，斯大林模式下蘇聯經濟的工業化成就，與中國改革開放30餘年來所創造的工業化奇蹟相比，還是明顯地相形見絀。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並不是落後國家工業化起步的唯一選擇，更不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最佳模式。

可惜，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前三十年始終沒有跳出計劃經濟體制的窩窠。毛澤東並不迷信斯大林模式，他在1956年完成的《論十大關係》一文，從兩個方面指出了這一經濟模式的缺陷：一是沒有擺好「農、輕、重」的關係，不懂得三者間相互關聯的辯證法；二是過度集權，不利於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應該說，毛澤東當年對問題的把握是相對超前的。但是，如何解決問題？毛澤東主張在堅持重工業為主的前提下適當加大農業和輕工業的比重；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工廠一點獨立性，「努力把黨內外、國內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