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憑什麼羞恥？丨單讀

月經，一直以來都是生活中難以啟齒的生理現象，在人類文明史中也不斷被污名化，總是在被提及時略帶羞恥。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我們回溯關於體液的羞恥歷史，看鄰國印度的社會態度，以及反觀《紐約客》對中國的觀察，只為找到答案：憑什麼難以啟齒？憑什麼要感到羞恥？

體液的羞恥史

我們的體液在泄漏，而我們以此為恥。艾瑪·帕斯克在《The New Inquiry》 上重溯了這種羞恥感被歷史和政治塑造的過程 。

在 17 世紀的英國，月經周期並不獨為女性的生理特點。彼時的歷史文檔和私人回憶錄中充滿了對男性身體各部位周期性出血的記錄，例如手指或生殖器，而貴族則以此為榮。紅色體液似乎讓他們對受難的耶穌感同身受。這一點頗似聖方濟各接收了聖傷。女性月經也被視為身體自潔過程而被鼓勵。當時的醫藥傳統認為身體是持續的物質交換和流動。這種想法其實在霍布斯的《利維坦》中也有體現——政治體系就像是利維坦的巨大軀幹，其中各個組成部分相互影響，生生不息。作者提到，就生理結構而言，男女無分，卻尊卑有別，因為女性被認為是陰莖反向並內含。但人體與社會身份具有同樣的流通性，具有雄性特點的言行舉止能夠扭轉女性的陰莖方向使之外露。總之，人體並不封閉穩定。

人體的硬性劃分始自 18 世紀科學的崛起。男女特性大相徑庭，體液的周期性湧出也被認定為典型的雌性體征。女性再無翻身之地——她們的卑微是生理的、不變的、科學的。身體不再是物質的涌動而是精密的儀器，理應被嚴格地規範在各自的局限里。而體液，無論汗水、唾液還是月經，都是對這種原則的違背而被視作失控，恥辱感也由此而來。

▲Imp Kerr, after Takashi Murakami, 寂寞的牛仔, 1998

作者福柯式的論調，自此越發明顯。這種體系強加的對體液的羞恥感，使受害者對司法暴力保持緘默。個體被體液代表，但體液里離開身體之後的所屬權卻從未被定義——這種模糊使弱者被代表、被擺布，並在法律語境下被名正言順地施暴。被收養的孩子隨時可以被司法體系奪走，因為他們和收養者的親屬關係不被血液定義，在形形色色的親屬關係理論的攻擊下更是難以立足。

各種社會歧視也來分一杯羹。社會倚仗可疑的生物學證據定義種族，納粹的暴行與血雨腥風的黑奴史便是極端的例子。土著人需要血液樣本守護自己的合法遺產，而跨性別人群無法以自己的新身份找到法律代表——體液雖然有助確定身份，卻將人置於系統的控制與暴力之下。

作者提出，反抗始於打破自 18 世紀以來對人體及身份的認知。現代生物學似乎代表了 17 世紀體液概念的回歸——所有人體都處在同一個生物學色譜上，並無本質性區分。荷爾蒙並不是性的決定性指標，因為兩性體內的雌激素、睾酮和黃體酮水平起伏不定。連男性基因的表達都並不惟一：XY、XXY 或 XYY 皆有可能。現代生物學語言中蘊含著靈活代表和形容個體的可能，也能被用於調整基於陳舊醫學、法律規則的壓迫性政策。面對令人赧顏的體液外泄並擁抱它的不穩定性，甚至與之建立更親密的關係，能讓我們更好地面對和反抗這些鮮有人啟齒的壓迫。（來源：The New Iquiry）

印度的月經文化

消除對於月經的羞恥感，已然在司法的語境之外掀起一股潮流。大批具有社會意識的藝術家，以月經為創作題材挑釁傳統的社會群體。在Ladies Finger上登出的一篇文章討論了這場對女性生理的歡慶還能走向何方。作者瑪雅帕利特分析了當下印度文化產業中對月經的多種表現形式，但她的思路對於任何欲借多媒體發聲的社會活動者都具有借鑒意義。

女性生理周期，最近在印度的流行文化中大行其道。主流電影《 Phullu 》已經上映，而另一部電影《 Padman 》正在拍攝過程中，新德里的藝術家 Pia Alize Hazarika 出版了一本關於生理期衛生的漫畫。與此同時，志於推廣衛生巾使用的組織 Boondh 正在舉行一場以月經為主題的旅行展覽。這股潮流並不是一時興起。兩年前倫敦的馬拉松比賽上，印裔美國選手 Kiran Gandhi 在賽中生理期突臨卻選擇繼續跑完全程，也因此被輿論推到了風口浪尖；印裔加拿大詩人 Rupi Kaur 經血沾衣的照片被 Instagram 刪除。印度政府更是提高了衛生巾的稅率，傳統印度婚禮上新娘額上的硃砂卻被免稅——印度民眾受宗教影響至今恥於面對月經的印度民眾，而農村地區情況尤其。純潔忠貞硃砂說盡，現實的骯髒經血仿若不存。

▲由經血製作的藝術作品 by Zoe James

但想做出改變，蜻蜓點水並不足夠。作者批評了好評如潮的電影《Phullu》。男主角是個製作為生計的無良商人，出獄後認識到了女性在生理期的不適，但這淺薄的認識在電影中滾動出現毫無進展。除了承認保守的社會意識，電影在打破舊習方面並無建樹。

與之相比，藝術家 Pia Alize Hazarika 在為農村印度女性繪製的漫畫中具體介紹了關於生理期衛生的知識，並希望建立年輕一代與長輩討論這個禁忌的語境。知識的缺乏只是問題的一隅，溝通的障礙更是社會偏見的淵藪，但兩者相輔相成。通過為年輕女性提供向家長科學闡釋女性生理的語言，Pia Alize Hazarika 以藝術為媒介搭建了橋樑。

作者對 Boondh 旅行展覽的作品臧否不一。她非常看好關注具體話題的藝術家，比如希望消除對於月事杯偏見的 Lyla FreeChil 和批評政府衛生巾稅的 Priyanka Paul。藝術不一定有明確的政治社會目的，亦不應被理論左右，但行走在社論風口浪尖的藝術家似乎應該避免泛泛而論。更有甚者，徒建了個生理期半點壞處也無的假象，掩蓋了女性多種多樣的真實體驗。月經不是有如潮漲潮湧的神秘自然現象，也不應被強加宗教式的光環。擁抱體液但囿於另一種方式的神化，發聲者除了製造千篇一律的歌頌外，並不有助於改變現狀。（來源：Ladies Finger）

那麼，在中國呢……

有趣的是，藝術文化類產業也頗會漁利於社會傳統和偏見。同樣是著手性別意識的流行文化形式，新成立的 FFC-Acrush 組合和印度的藝術家們目的相左。作者樊嘉揚近期在《紐約客》上分析了這個團體大受歡迎的原因，認為其折射了中國年輕女性所面對的社會壓力。

FFC-Acrush 組合是一個年輕的中性團體，由五個俊秀的女生組成卻作為男團出道，在出道前就令西方觀眾駭然，路透社和《赫芬頓郵報》更賞其破除窠臼、性別意識開放自由。但樊嘉揚卻認為 Acrush 的大熱之後別有複雜的社會心理。她將中性團體的獨特吸引力與耽美文化（ BL ）聯繫起來，認為兩者皆滿足了中國年輕女性在社會教條中無法被滿足的感情需求。

根據作者和朋友的交談，耽美小說和動畫絕不是同性戀黃片，而是純潔感情的象徵。對於她的中國朋友，這種純潔區別於古希臘柏拉圖式的同性感情，也和日本傳統中成熟男子對青少年的柔情不同。作者解釋道，中國社會中的男女關係被現實考慮左右，複雜的家庭關係和拮据的經濟狀況更是雪上加霜。唯有男男之間，感情沒有包袱，沒有雜質。這固然無異望梅止渴，但承擔著真實的焦慮，也為理解大眾對 Acrush 的追捧提供了線索。

▲FFC-Acrush 組合

作者將這種情結歸結於尚且保守的中國社會——人人遵循著特定的生活道路，按著已內化的儒家精神希望一步一步成為標準的賢妻良母。對這種社會責任的辜負，幾近道德敗壞。非異性戀群體的掙扎、剩女的恐慌等皆被作者引為明證。而 Acrush 在模糊的境地游移，為對粉絲們對非正統可能性的模糊幻想提供了寄託。雖然五個團體成員宣布了自己的異性戀取向，許多粉絲依舊稱她們為「老公」，充滿迷戀。在父權的文化背景和一胎政策下，冷峻的父親形象、兄弟的缺失和青春期時長輩對男女界限的嚴格把控，都使年輕的女性對異性無知而隱隱恐懼。無論是耽美還是 Acrush ，都是這種社會環境的產物。作者的分析也許誇大了這種情況的嚴重程度，也忽視了眾多反例，但這種分析也非毫無道理。

這類文化形式宣洩了社會意識壓迫下的隱秘慾望和沮喪，卻不會改變現狀。這些趨向作為視作商業契機被大肆利用。正如 Acrush 的代理公司總裁宣稱的那樣，Acrush 的誕生只是迎合了粉絲的需求，而公司根本無心了解 LGBT 的內涵。年輕的粉絲們也許還在摸索自己的慾望，而《紐約客》的這篇文章，也許能解答一點疑惑。（來源：New Y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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