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的意識形態切割（1）

1.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不讓人敬重？

前不久我用將近十萬字篇幅寫了三篇文章：《焚書：懲治知識分子的律外之律》、《禁錮：戮害知識分子的刑外之刑》和《文禍：誅殺知識分子的法外之法》，最後歸攏在《中國知識分子命運三嘆》標題下，形成一個系列，藉助於歷史事件講述專制主義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懲治、戮害與誅殺，為他們的悲劇性命運鳴不平。文章發出以後，接到很多朋友來信，在某些聚會場合也引起大家討論，大部分對我的觀點表示支持，也有的提出了質疑，認為歷史和現實當中很多社會罪惡都是知識分子所為，如此籠統地把知識分子描述為專制主義受害者有為他們脫罪之嫌。支持和讚揚的話看一看、聽一聽也就過去了，而對於這種批評，我卻沉思良久，心裡久久不能平靜。

我當然不能辯解我所有作品（包括長篇小說）對知識分子的剖析與抨擊遠比對專制主義更為直接和深刻，朋友們的批評其實正是我孜孜以求要達到的地方，但是朋友們不可能閱讀我的全部作品，而《中國知識分子命運三嘆》的確在抨擊專制主義之時沒有特彆強調知識分子的罪惡，所以我只能認為朋友們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必須感謝他們的這個提醒。

究竟應當怎樣看待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不搞什麼一分為二的「兩分法」,用最簡潔的語言來概括這個群體的特徵，該怎樣說呢？我覺得可以這樣說：這是一個學術平庸、道德墮落、思想消極、人格扭曲、政治反動的群體，是一個非常不讓人敬重乃至於鄙視的群體。他們遊走於統治集團邊緣，由於坐穩了奴隸寶座而頤指氣使，抑止不住想要炫耀自己的奴隸地位；他們喪失了自由思想能力，精神上出現了嚴重的陽痿徵狀，萎靡而疲軟，稍有正義之舉就大汗淋漓，驚恐萬狀，逃避男人的責任，蜷縮到角落裡瑟瑟發抖；他們的精神被極度扭曲，性格變得刁鑽而古怪，對強者極盡奴顏婢膝逢迎拍馬之能事，對弱者絕無同情憐憫之心充滿不屑之色；遇到統治集團向民眾和自己的同類施展淫威，他們總是情不自禁想做一些卑鄙下流的傷害人的勾當，試圖得到主子的進一步賞識，以此獲得更多的恩寵；在沒有主子的場合他們就想當所有人的主子，對社會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慾望絲毫不亞於主子，其攫取和佔有的手段比主子們更加卑鄙無恥更加殘忍粗暴。

真的是這樣嗎？我們從歷史和現實兩個角度看。

縱觀歷史，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固然有人「重道義，輕王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殺不可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疾首砭時弊，揮淚書民情」，然而它的主流部分卻無一例外成為了統治集團的幫凶，有的甚至成為了統治機器中關鍵部位的零件。中國古代典籍中充斥著給統治者提供的馭民之術，正是知識分子所為，很多時候你甚至無法在知識分子與統治集團人物之間做明確劃分。王國維感嘆中國的文學家、思想家「無不欲兼為政治家者……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王國維：《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並非空穴來風，他概括出的正是我上面所說的那種情形。「大政治家」還是知識分子嗎？我認為不是了，至少不完全是了。

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知識分子孜孜於「食王爵祿報王恩」、「忠君報國」、「君尊臣卑」、「君命臣隨」，構成了綿延數千年的獨到一景——先秦諸子百家普遍信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北山》），殊途同歸地加入到了為皇權專制主義出謀劃策並進而得到「王」「君」庇護的人的行列。孟子所言「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孟子·萬章上》），「君臣，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孟子·王制》），老子主張「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老子·二十五章》）,劃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疆域，幾乎所有知識分子故事都發生在這個範圍以內。

現實又如何呢？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清王朝黑暗腐朽的專制主義統治，卻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和革命不徹底性，社會陷入到了一種無政府主義狀態，然而也正是這種無政府主義狀態，不僅給中國共產黨人登上歷史舞台創造了良機，也為知識分子的精神成長提供了難得的歷史空間。正是在這短暫的歷史空間內，中國才得以出現一大批思想文化巨匠，出現了令人矚目的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和科學家。

進入1949年，隨著大一統國家政權的建立，知識分子在混亂年代偶然得到的自由空間頓時被一種並不陌生的強制力量所侵佔，知識分子的健康人格和自由靈魂被鋒利的國家意志所切割，變得七零八碎，精神創造力隨之萎縮。以文學界為例，不要說更無恥的作家，就是在我們心目中佔有很高地位的茅盾（除了作為中國作家協會領導人貫徹國家意志以及和青年人談創作之外幾乎沒有創作任何值得談論的作品）、巴金（《懺悔錄》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沒有超出民眾一般見解的水平）、曹禺（我們已經認不出這個寫作了《雷雨》、《日出》的戲劇大師了）、冰心（一盞兒童文學小品《小橘燈》讓這個人榮耀了幾十個春秋）、周揚（很難認為這個人還是文藝理論家了，他在履行國家職責時犯下的罪惡並不比國家機器本身來得溫柔，儘管他晚年有了某種程度的懺悔）、丁玲（晚年成為了堅定的國家意志維護者和捍衛者）等著名作家又怎麼樣？哪一個人的精神生活沒有被侵擾？哪一個人的靈魂沒有留下污漬？所有這些人在被國家抬愛的同時創造力全部衰竭，幾乎沒有寫出任何有價值的文字，而他們不是傻瓜，不是庸才，他們是真正有才華的人，曾經代表這個民族文化創造力最高點的人！是真正的大師！就連他們都被國家意志犬儒化、家禽化成了如此猥瑣的模樣，你還不能想像更大面積的作家之處境，他們會怎樣言、怎樣行，會有怎樣的嘴臉嗎？

所有這些，蓋因於國家對他們的豢養、縱容和鼓勵，就像中國歷史上如同過江之鯽風光在「利出一孔」的專制主義通道上的人一樣。毛澤東著名的「皮毛之說」，非常形象生動準確地概括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現實狀況。

千萬不要以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僅僅是「改朝換代」，一個專制朝廷替代另一個專制朝廷，不是這樣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比這個要深刻得多。一個專制朝廷替代另一個專制朝廷的「革命」並不改變社會結構和民間社會的基礎，並不改變幾乎所有人類在所有歷史時期內都在實行的私有制社會制度。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在「消滅私有制」的大纛下不僅改變了社會結構，同時也改變了民間社會結構，徹底摧毀了幾千年來發展起來的民間社會基礎，一切民間意義上的社會組織（宗族、宗教、學校、商會、行會、會館、同鄉會等所謂「中間團體」）都被解散了，這就是說，除了中國共產黨這個超級存在之外，沒有任何政治的或者非政治的團體存在；社會肌體不是由無數細胞組成，它成為了一個超級細胞；在這片皇天后土之上，除了中國共產黨這棵大樹，任何樹木雜草都不能再生長。有了這樣徹底的「革命」，處在正常位置的事物必將發生位移，改變其存在方式，或者乾脆消失為無，於是，我們賴以存在的這個世界就進入到一種奇境，我們看到和感覺到的東西都有了一種夢幻般的色彩。

知識分子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在奇境之中，耐人尋味的問題是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面對的慣常事物，所以，知識分子變化問題也就變得簡單起來，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這個本應秉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群體，大面積地成為了依附在統治集團皮上的毛。

在皇權專制主義特別堅固的地方，皮當然極為堅韌，皮上的毛也隨之油光發亮，好不滋潤，歷經六十年，中國知識分子用虛弱、妥協、卑鄙和墮落為自己書寫了一段極不光彩的歷史，成為了虛偽和不義的象徵，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犯下了許許多多不容寬宥的罪惡，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中國知識分子就沒有專制主義的延續和輝煌，這個曖昧猥瑣的群體構成了統治集團腳下的特殊磚石，他們由於被踩到而發出幸福的呻吟，就像被皇上寵幸的宮娥由於精神和肉體的極度舒適發出叫床的顫音。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當正義與良知審視這個世界的時候，當人們注目於統治集團腳下那個幸福群體的時候，當所有正派人都聽到精神賣淫的人在專制主義淫威下發出寡廉鮮恥的呻吟的時候，歷史審判事實上已經開始了。

不說遠古，只說眼前。

你現在再看上個世紀30年代那些用熱血書寫思想史的知識分子，還能夠找得出幾個進入1949年以後還沒有精神失貞的人？依附在皮上的知識分子在國家宴會大廳、在無知民眾面前炫耀他們油光發亮的毛色的時候，你還能夠找到沒有被專制主義精斑污染的哲學、史學和文學嗎？換一句話說，整整一個甲子，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為人類貢獻了幾個夠格的思想家和文學家？我們有什麼能夠拿得出手的哲學、史學和文學著作？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滾滾洪流中，中國知識分子是高揚在潮頭的浪花還是潛沉在河底的污泥？在無可遏止的歷史演進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是道義責任的擔當者還是蠅營狗苟追名逐利之徒？哪些人在用良知低語？哪些人在用偽善自鳴？

此不能不查。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