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變遷和宋朝明朝的滅亡(三)

三、明代時期的狀況明朝很大程度上是在廢墟上重建文明，元初的破壞，元末的破壞，滿目創痍，使得中國元氣大傷，經濟上的倒退，人才上的中斷（技術人才，科學人才），都使得中國在宋朝達到的文明水平上發生了驚人的倒退!幸好人文知識分子很大程度上還保存著文明的一線命脈。明朝的中國就是在這廢墟的基礎上開始重新發展。明代本質上和宋代是同一類型的社會，兩個朝代在許多方面呈現出本質性的相似。但是明代和宋代又有許多不同，這又使得這兩個朝代呈現出一些不同的特徵在政治結構方面一般人最熟知最津津樂道的明代和宋代三大最顯著的不同是，第一是廢除了宰相，第二是錦衣衛和東廠的設立，第三是宦官。不論在事實上，這三點區別是否有多大的本質性意義，但僅僅就其深入人心的程度來說，我們就有必要加以詳細的分析第一、廢除宰相的問題一般看法都認為明朝廢除宰相是加強皇權專制，包括錢穆都抱有這樣的看法。如他在《國史大綱》中多次表達過這樣的觀點「明代是中國傳統政治之再建,然而惡化了，惡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廢相,太祖是一個雄猜之主.」[228]p665「自秦以來輔佐天子處理國政的相位,至是廢去,遂成絕對君主 獨裁的局面」[228]p666「 蓋中國自宋以下,貴族門第之勢力全消.宋儒於科舉制度下發揮以學術領導政治之新精神。尊師相，抑君權，雖亦有流弊，要不失為歷史之正趨。明太祖、張居正則皆此潮流下反動也！」[228]p669以後他在《國史新論》中觀點雖然有所變化有所緩和，不再認為廢除宰相就導致軍隊君主獨裁，比如這段話「（朱元璋）在中國傳統政治史上，做了一件創古未有的大翻案，即是正式下令廢止宰相，改用內閣大學士。照法理講，內閣只是皇帝的私人辦公廳，不是政府正式的政事堂。內閣學士也只是皇帝的內廷秘書，不是外朝正式宰相之職。於是皇帝在法理上，便變成在政府里的真正領袖。一切最高命令，全由皇帝發布。但這也不是說即由皇帝一人獨裁專制。皇帝的命令，因於傳統政治習慣之束縛，依然必先經過內閣。照法理論，內閣大學士的身份決非真宰相，但就當時實際情形論，內閣大學士卻漸漸變形站到以往傳統宰相的地位上去了。但有人若以大學士身份而真正執行宰相職權，那在明代的政治法理上講是越權的，張居正便吃了這個虧。」[229]p77但大體上認為廢宰相是加強君權的歷史倒退的觀點應該沒有改變！事實究竟如何呢？是否真的廢除了宰相就加強了君主專制呢？從表面上看是這樣，皇帝把所有的權力都攬到自己的手裡，這難道還不是加強了獨裁專制么？但如深入考察歷史，就可發現這樣的看法不過是想當然。廢除宰相不僅沒有加強，反而恰恰是削弱了皇權。獨裁專制並非如某些人想像的那樣容易，你不但要有獨裁專制的願望，還必須有獨裁專制的能力。在皇帝世襲的情況下，這兩點恰恰是沒有保證的有宰相的時候，無非是兩種情況，一是宰相自己專制，二是宰相幫助皇帝專制。無論是哪種情況，都是宰相加強了專制獨裁，而並非相反。而且一般來說如果不考慮篡權，皇帝可以任免宰相，那麼宰相必然以迎合皇帝作為必然的選擇，而且因為宰相的存在，無論皇帝有什麼過錯，都可以往宰相身上推，宰相成為擋箭牌成為替罪羊，這客觀上也維護了皇權。更重要的是皇帝是世襲的，所以實行專制的能力沒有保證，而宰相不是世襲的，在上萬人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在能力上有保證，這也客觀上為強化專制提供了可能。認為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權，根本就是大笑話，須知宰相本身就是皇帝任命，也可以由皇帝直接廢除的，這還談什麼分權，如果真到了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權的地步，那隻能說明這皇帝已經成了傀儡，宰相才是皇帝，只不過沒有戴皇帝的名號而已！在有宰相的時候，皇帝能夠和宰相以及附屬宰相的文官集團結成一個聯盟，實行對國家的統治管理，這是多對多的局面，而一旦廢除宰相，皇帝就不得不獨自面對龐大的文官集團，除非他的個人能力真的是超級強悍，否則必然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這是一對多的局面，其結果就可想而知，在表面上，皇帝還能保持自己的權威，但實際上必然成了文官集團的傀儡而已之所以說用內閣代替宰相，是削弱了皇權，有如下幾個原因：首先內閣在明代從形成到演變的過程中，逐漸在中期形成了一套比較穩定的制度慣例。在這種制度慣例下，內閣成員不是皇帝直接可以任命的，而是必須經過推選，不經過推選的內閣沒有合法性。嘉靖時期的一個例子還是相當能夠說明問題,當時嘉靖皇帝為了尋求對大禮議的支持，希望把張璁、桂萼二人調入內閣。在許多人看來，這可能是相當簡單的一件事情，皇帝直接下一個聖旨不就行了嗎？但事實上，卻遠非如此容易，相反是困難重重、阻力重重。溫功義在《明代的宦官和宮廷》一書中對這種情形做了比較精彩的描述。「嘉靖和那些圍在他們周圍的人，都很想張璁和桂萼能夠由會推入閣，張、桂二人也很有這樣的想法。但他們又都明白，這不過是空想而已，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為以傳奉為學士則易，以內旨任閣臣卻難。以傳奉為學士，不過是予人口實，認為那不止是受任者的終身之恥，而且也有累於君德，但可以得官，卻是靠的住的。任閣臣而不經會推，則會被認為是非法，必須首輔予以認可，不予封駁才能事，一經封駁便算完了，弄不好還要受到言官們的疏論。用中旨徑任這個方法，就連嘉靖也不敢輕試，因為以那時的首輔而言，任用張、桂是必然會被封駁的，而一經封駁，給人的印象更壞，以後就更難辦了。嘉靖別無他法，只有儘力宣揚己意。每逢將要會推閣臣，他一定要向會推的諸人多予示意，表明他想要得到的是什麼人，或是直接加以探問，問問他們，張、桂二人可會被推出么？嘉靖還多次用過他那最後批定的特權，常將會推出來的名單全部退還，說是一個也不合意，諭令廷臣再推。但是儘管如此，張璁和桂萼還是難於推出，因為他們的名聲太差，沒有人肯提他們，如何能推出呢？」[243]p255那麼嘉靖最後是如何實現自己的意圖呢？他是來一個迂迴，既然直接調用張璁、桂萼進入內閣是沒有指望了，那麼就乾脆先召回早在正德十年就曾經入閣，為人聲望名譽都不錯的元老楊一清，讓他再次入閣，楊一清思想開通，並不反對議禮。只要楊一清入閣，並且當上了首輔，那麼張璁、桂萼進入內閣的阻力就大大減小。然後乘著當時的內閣首輔費宏的兒子在鄉間犯罪入獄，指示一批言官紛紛彈劾費宏，最後費宏終於承受不住彈劾的壓力，自己引咎辭職。費宏去職以後，按照威望資歷就自然是楊一清擔任內閣首輔，去掉了首輔駁回皇帝旨意的擔心，嘉靖才敢直接用中旨任命張璁、桂萼進入內閣。繞了這麼大的一個圈子，皇帝才實現了自己的意圖。可見按照當時的制度，如果不經過推選，或者至少不經過內閣首輔的同意，即便是皇帝也沒有辦法來直接讓自己的親信進入內閣的，必須想方設法，通過迂迴繞彎來鑽制度的空子，才能達成自己的目的。其次，內閣有封駁權，也就是說皇帝下的旨意，如果內閣認為不合理，就可以駁回，讓皇帝重新考慮。這點實際上在第一點皇帝不能在沒有內閣首輔許可的情況下直接任命內閣成員上已經得到體現。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其他的例子說明。比如景帝時期，景帝希望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按照一些人的想法，這隻要下一道聖旨不就行了。但事實卻並非如此，因為內閣有封駁權，要想重新立太子，首先便需要取得內閣的同意。於是景帝就和他的親信內監們想出了一個主意，就是送錢給閣臣們，用錢來賄賂他們。「那時的閣臣共有首輔陳循、次輔高轂，以及商輅、江淵、王一寧、蕭茲等，共計六人。景帝陸續把這六人都一一找到，把他們每人都誇獎了一番，然後都賜給一些銀兩，首輔、次輔，兩人都各賜一百兩，以下的四人各為五十兩。皇帝向他的臣下做出這種類似行賄的行為，真也可算千古奇談」。[243]p122可是在明朝，這種皇帝向大臣行賄的千古奇談，似乎發生概率特別的高，以後發生過類似的事情。還是嘉靖初年大禮議的事件，所以大禮議說的明白點就是嘉靖皇帝想認自己的父親做父親，而把明孝宗認作伯父，而大臣們卻一心要他認孝宗做父親，而把他自己的父親認作叔父。毛澄是弘治六年進士第一，到了嘉靖處年，和楊廷和等人都是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當時為了大禮議的事情，嘉靖皇帝和文官開展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鬥爭，按照明史記載「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皇帝下的旨意三番五次的被內閣駁回，這皇帝做的實在是窩囊，也就難怪嘉靖皇帝「常忽忽有所恨」。強行下旨行不通，就只好來軟的，於是就發生了下面一幕「帝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244]就是皇帝派了太監，一來就向毛澄長跪磕頭，苦苦哀求，說『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真是可憐無比，稍有惻隱之心的人見了這樣的情形恐怕也是要不忍心的。更何況嘉靖還拿出了金子來行賄呢，結果毛澄這些人也真是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還是鐵石心腸，不同意皇帝的要求。但皇帝已經這麼可憐巴巴了，就乾脆辭職了事。不知道什麼原因，嘉靖皇帝對毛澄的感情似乎不錯，按明史的記載「帝雅敬憚澄，雖數忤旨，而恩禮不衰。既得疾，遣醫診視，藥物之賜時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謚文簡」。[244]正因為內閣有封駁權，可以駁回皇帝的旨意，所以明朝才鬧出一次又一次皇帝向大臣行賄的鬧劇。最能說明問題的還是萬曆時期，同樣是為了立太子的事情，萬曆想另立太子，可大臣們就是死活不同意，萬曆也沒有任何辦法，僵持了許多年，最後只能以皇帝屈服而告終第二，內閣更多的是要下面文官集團負責，而不是對皇帝負責，他們在客觀上已經成為了文官集團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如果為了迎合皇帝而違背大部分文官的意志，就必然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甚至付出巨大的代價。擺在內閣面前的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一心一意的迎合皇帝，為皇帝的利益服務，成為皇帝的代言人，而不惜得罪觸犯大部分文官的利益。但這樣做他們有什麼好處呢？是權是錢還是名？論權，做到內閣首輔已經是頂峰了，再想要更大的權不可能，再怎麼做，也不會變成宰相那樣集眾多大權於一身；論錢，俸祿就是那麼一點，再加也加不到哪裡去？如果想靠貪污受賄獲得額外收入，不知道哪天被個言官一彈劾，那就等於是自己引火燒身；論名，如果一心一意迎合皇帝，而與文官集團作對，那隻能落得一個臭名昭著，千夫所指的下場。好處沒有多少，壞處倒是無窮無盡，首先成天陷入文官集團群狼一樣的圍攻漫罵之中，心理壓力是相當巨大的，萬一哪天被誰抓到什麼把柄，恐怕想要善終都不行。另外迎合皇帝和文官集團作對，結果是只能依靠皇帝，而皇帝是最善變，最靠不住，萬一哪天不討皇帝的歡心，就真的左右不是人，里外不是人，再加上文官集團乘機落井下石群起圍攻，那同樣是沒有好下場。再退一步就算自己能把官做到老，做到死，那恐怕還得為自己子孫後代長遠考慮一下而另一個選擇，如果順應大部分文官的要求，成為文官集團的利益代言人，那麼即便得罪了皇帝，也不過是辭職回家，以後有的是東山再起的機會。就算最糟糕的下場，因為觸怒皇帝，而自身難保，但因為文官利益集團做後盾，也不會累及子孫，而且有一個好名聲，以後的好處無窮，甚至是非常良好的政治資本所以，說來說去，內閣成員犯不著為了皇帝去得罪其他文官，事實上他們也沒有這個權力。沒有宰相的權力和地位，卻要承擔宰相的罪責，去充當皇帝的擋箭牌，替罪羊，這是任何明智的人都不會去做的事情。還是拿嘉靖時期例子來說明問題。張璁是靠討好迎合嘉靖皇帝而上台的，繞了好大一個圈子才進入內閣，又經過一翻周折，才當上了內閣首輔。而一旦他當上了內閣首輔，他也不得不改變過去的策略，從迎合討好皇帝轉變為竭力討好迎合廣大文官集團的意志。比如他冒著直接與嘉靖皇帝衝突的危險，竭力維護明孝宗的張皇后（也就是嘉靖的皇伯母）的兩個兄弟張鶴齡、張延齡；比如他沒有迎合嘉靖皇帝分祀天地的想法，相反顧慮到自己在大禮議上因為支持嘉靖就被搞的臭名遠揚、形象敗壞、聲名狼藉，現在再放縱嘉靖來弄這麼一個別出心裁的新東西，那不是雪上加霜嗎，所以「就向嘉靖回奏，此事於古無據，似可不必再行深求」[243]p266，結果最後卻讓夏言鑽了空子。應該說，並非是張璁當了內閣首輔之後，就轉了性子，而是到了那個位置上，權衡利弊，就不得不如此，最後雖然因為在和夏言的爭鬥中失敗而辭職回家，但至少還是得了善終，大官也當了，政治抱負也實現了，最後再回家鄉逍遙度日，也沒有什麼可遺憾的。明朝的皇帝，在太祖成祖之後，要想在大小事務上貫徹自己的意志，除非就是賦予內閣首輔以宰相的地位權力好處，否則的話，那隻能聽任大部分朝臣文官的擺布而寸步難行了。嘉靖中後期是明代少數幾個皇帝能夠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威福、左右群臣的時期之一。而這一點的實現，很大程度上，正是嘉靖皇帝提高了內閣的地位，特別是讓嚴嵩成為擔任內閣首輔，卻擁有宰相一般的權勢地位聲望的角色，在長達十五年的時間裡控制管理朝政。也正因為如此，才使得嚴嵩成為了嘉靖皇帝的擋箭牌，替罪羊。嘉靖統治時期所有的罪責過錯都被推到了嚴嵩的頭上。這也是為什麼嘉靖能夠一心修道的同時，還能擺脫文官集團的騷擾，實行跋扈專制的統治。類似的還有張居正時期。嚴嵩、張居正兩人，一個謀私，一個為國，都是名為內閣首輔而實為宰相。這兩人一個為了迎合皇帝，一個為了國家利益，都以不惜得罪整個文官階層為代價，最後的下場都極慘，都落得一個聲敗名裂，家產被抄，子孫受罪的結局。有這樣慘痛的例子作為前車之鑒，那麼以後的內閣首輔再愚蠢，也決不會再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傻事，決不會再去做這種身為內閣成員，卻去討好迎合皇帝的蠢事，皇帝可以得罪，但象群狼一樣虎視耽耽的文官團體是絕對不能得罪的。還是安分守己的做好文官集團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才是正經。而一旦內閣回復到內閣的地位，那麼皇權就必然極度衰弱，在大部分事情上皇帝無法貫徹自己的意志，甚至有點卑躬屈膝的味道。表面上皇帝還是很威風，但實質上已經淪為傀儡，淪為黨爭的工具有人把萬曆的在立太子問題上的屈服和消極抗爭歸因於他個人軟弱的性格，這根本錯誤，關鍵的問題在於嚴嵩張居正之後再也沒有哪個文官願意充當這個類似宰相的閣臣角色，再沒有哪個文官敢於充當這個為了迎合皇帝的意志而寧願得罪整個文官群體的角色！找不到文官的支持，萬曆當然就無法貫徹他自己的意志明朝就是皇帝要在一件小事上貫徹自己的意志都有承擔暴君罵名的威脅，正德皇帝就是前車之鑒，一個皇帝，也是一個理性的人，他不能不為自己的長遠利益考慮，哪個皇帝是願意自己被罵成暴君的?如果他能操縱輿論控制輿論倒也好，可是他偏偏不能，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也只有軟弱屈服來結束了錢穆對中國古代是否專制問題上，有非常精闢的論述。他說「中國傳統政治，皇帝不能獨裁，宰相同樣地不能獨裁。而近代的中國學者，偏要說中國的傳統政治是專制是獨裁。而這些堅決主張的人，同時卻對中國傳統政治，對中國歷史上明白記載的制度與事迹，從不肯細心研究一番。他們也許又會說，不許任何一人專制，是最高明的專制。不許任何一人獨裁，是最深刻的獨裁。總之，他們必要替中國傳統政治裝上『專制』二字，正如必要為中國社會安上『封建』二字一般，這只是近代中國人的偏見和固執，決不能說這是中國以往歷史之真相。」「你若只說中國傳統政治只是君權專制，只是高壓黑暗，你雖可欺騙現代不讀書的中國人，但若使古人復起，他到底要喊冤枉。」[229]p77錢穆的觀點大體上還是正確的，只不過，以前朝代有宰相的時候，皇帝想要實行獨裁專制的可能性還高一點，皇帝自己懶惰自己能力低一點不要緊，只要找個能幹的宰相來幫他就行了。而到了明朝，廢除宰相之後，即便是這樣的可能性也被剝奪了！

第二、錦衣衛，東廠從秦建立大一統帝國開始算起，中國的皇權經歷了一個不斷被削弱的過程.從秦朝西漢初期政府皇室不分,政府就相當於皇帝的私人辦事機構;到漢唐的政府與皇室逐漸分離，內外朝並立;再到宋朝的皇室在政治領域的全面退縮，國家化公共化的政府成為管理國家政治經濟外交活動唯一合法的機構。而到了明朝，這種趨勢進一步發展，不但皇室的權力萎縮，皇帝本人在政府中的權力也進一步萎縮。宋朝的皇帝還可以通過任命宰相來和政府內的一部分文官結成聯盟，對國家的政治經濟事務有一定的控制管理權力。而到了明朝，在太祖成祖之後，皇帝的這點權力也被剝奪，在政府內真正成孤家寡人。尤其是土木堡事變以後，在國家事務上，任何違背文官集團意志的行為，皇帝都寸步難行。設想一下，皇帝處於文官集團的包圍中，信息是文官集團提供的，建議是文官集團給出的，應對是文官集團誘導的，最後的決策是要經過文官集團同意的，這樣的話，在國家事務上，皇帝要想不成為傀儡，不被文官集團牽著鼻子走，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大概，皇帝唯一能夠行使自己意志的地方就是和私人有關的事務，但即便是這個領域，也並非那麼如意，往往要受到文官集團多管閑事的阻撓干涉。但俗話說，物極必反。當皇權被削弱到這樣一種極限的時候，也必然會產生一定的反彈。這種反彈就是在明代產生了一系列由皇帝直屬的暴力機關、司法刑訊機關，這就是有名的錦衣衛和東廠（明代還設立過其他廠如西廠、內行廠，其性質和東廠類似，但為期甚短，所以不必另外專列）。通過錦衣衛和東廠，皇帝很大程度上可以繞開國家政府的司法部門，直接進行偵察、逮捕、審問活動，直接按照個人意志對自己不滿意的人進行暴力懲罰，比如廷杖，比如把人抓入詔獄刑訊折磨。和許多人想像的相反，錦衣衛和東廠的設立不但不是皇權高度膨脹，專制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恰恰相反，這是皇權被極度削弱，削弱到接近極限後產生的一種結果。也可以說是皇權被打壓到極點之後的一次觸底反彈，一次迴光返照。如果宋代皇帝的權力還足夠讓他們有自信通過政府部門來施行自己的統治，那麼到了明代，皇帝的權力就已經萎縮到讓他們徹底失去這個自信了，他們不得不在政府以外另闢門路。這才是問題的本質所在！錦衣衛是明太祖設立的，東廠是明成祖設立的，這表面上看這兩個機構的設立是和兩位皇帝個人的風格傾向有關係，但實質上不然，這裡有一定的必然性。如果說這兩位個人能力超級強悍的皇帝在龐大的文官系統面前都有力不從心，望洋興嘆，自覺渺小之感，而不得不另設機構來給自己增加安全感力量感，那麼他們的子孫就更不用說了。當然如果明太祖朱元璋象宋朝一樣，採取搜刮民財，用高俸祿以及其他種種優待政策如犯罪免死輕刑來收買整個文官階層，以及不廢宰相以分化籠絡部分文官階層，用這樣的方法為維繫皇帝的個人統治，那也是可以的，甚至對滿足皇帝個人私慾來說更有好處更省力。但是如此一來，明朝就不過是宋朝的簡單重複，甚至會比宋朝更糟糕，更軟弱。因為明朝科舉制度的實行已經更加普遍化，文官無論從數量和勢力也更為龐大，使用妥協收買政策的話，只能讓國家更加衰弱腐敗。真實的明朝至少還能在萬曆時期有力量出兵朝鮮，打敗剛剛從戰國時期鍛鍊出來處於上升勢頭的日本軍隊，而一個宋朝化的明朝是斷然做不到這點的。正因為有錦衣衛和東廠的存在，在龐大的文官集團和皇帝之間才存在一定的權力制衡與約束，否則的話就完全是一邊倒的局面，皇帝真正成為一個擺設和傀儡，其地位恐怕比君主立憲國家的君主還不如。但錦衣衛和東廠這樣的機構能夠發揮作用，也是有一定的前提條件。首先是必須建立在一定意識形態的基礎上，也就是文官集團接受承認皇帝的權威性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基礎之上。錦衣衛和東廠雖然聽起來很厲害很威風，但實際上其力量本身是很有限的，而且到中後期還未必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是無法和政府控制的正規軍隊相比的。說句不客氣的話，如果幾百個文官和錦衣衛一起群毆，那誰勝誰負還恐怕未知。所以大多數情況下，只有文官集團承認皇帝的合法性，錦衣衛和東廠才能發揮作用。另外錦衣衛和東廠雖然不受政府管轄，只受皇帝管轄，但它們本身卻是受到輿論監督的重點對象，一有風吹草動，這類機構就幾乎成為輿論批判的靶子。輿論這東西，你不要小看，你一旦小看它就要付出最沉痛的代價。某種程度上輿論力量可以比的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的力量。正因為有這樣一個條件，明朝的皇帝也並非如某些人想像的那樣可以隨心所欲的濫用錦衣衛和東廠的權力。明太祖和明成祖，屬於建國初期軍事管制的特殊時期，可以不必多說。後來的明朝皇帝，真正出於他們自己的意志用錦衣衛和東廠來廷杖大臣，把人抓進詔獄，一般都是被逼到不得已的地步，能不動用還是盡量不動用。比如一般和他們切身厲害沒有關係的國家大事，還是大臣們說了算，皇帝何必去費那個心思和大臣們較勁，得罪他們。大部分情況下都是皇帝的私人事務被大臣們評頭論足，管頭管腳，這才惱羞成怒，動用那些權力。我們不妨舉一些例子來說明問題明仁宗時期翰林侍讀李時勉上了一份疏,在這份疏里，因為仁宗新登基要更換一些侍女，於是他不知道根據哪裡得來的捕風捉影的消息,硬說仁宗父喪守孝期間近女色。光從這個疏里就可以看出這個李時勉是一個心術不正的人，作為大臣，不關心國家大事，卻成天象現在的狗仔隊一樣以窺探偵察皇帝個人的隱私為能事，還自以為得意榮耀，可謂不知羞恥到極點！抓到一點沒影子的事情，就說的有聲有色，有鼻子有眼，倒好象他在皇宮裡裝了監視器一樣。又或者他買通了太監，專門來給他通報這類消息。皇帝只要一不留神就會被這樣的人莫名其妙的指控成好色。其實從這些人的陰暗心理來看，他們自己倒才是真正好色無疑，所以專在這類問題上大做文章。不要說是皇帝，就算一個正常普通人，大概對這種胡亂干涉個人隱私的病態行為也會痛恨惱火到極點。仁宗的脾氣還算是比較好的，看到這份疏後，雖然惱火，但還是先耐心的把李時勉叫進去，告訴他不要根據流言蜚語小道消息來濫做文章。這樣的勸告已經是相當客氣的了，現在的影視明星，如果有記者僅憑藉流言沒有事實根據就來捏造一篇他們的桃色新聞，恐怕還要打官司。現在皇帝只是勸告一下，讓他心理不要這麼陰暗下作，認個錯，已經很寬容了。李時勉還有點理智和人性的話，正好乘此找個台階下，見好就收。可是他似乎覺得，這正是一個讓自己出名的大好機會，絕不能放過。於是不但不認錯，反而更變本加厲的對那些他不知道何處窺伺偵探來的小道消息渲染誇大，就如潑婦一般當著皇帝的面進行誹謗攻擊侮辱。這回仁宗的脾氣再好，也是受不住了，當即讓錦衣衛把這個李時勉打了一頓，斷了三根肋骨，又把他關進詔獄中去。從整個事件的過程中，這個李時勉可謂是咎由自取，純屬活該，明仁宗被他氣的也不輕，本來就是非常肥胖的人，多半有高血壓、高血脂、心臟病，被這麼一氣，造成猝死。古代人沒有醫學知識，對高血壓心臟病更沒有認識。還認為明仁宗這麼胖的一個人，一直健康，就覺得他突然死的很蹊蹺，明人黃景昉稱仁宗「實無疾驟崩」。於是胡亂猜疑，真把仁宗說成是好色過度所以才突然死亡，還有的甚至猜疑是宣宗弒父。這真是冤枉到天邊去了。不過李時勉倒當真是憑藉這種窺伺陰暗、胡亂污衊的行為，撈取到了一個忠貞耿直的好名聲，到了宣宗即位就被放了出來。在皇帝有錦衣衛等直屬暴力機關的情況下，尚且如此，如果沒有這樣的機關，只怕皇帝真要被這些文官欺壓的連奴才都不如了。再來看明景帝時期，動用錦衣衛詔獄的情況。景帝通過用金子賄賂大臣，好不容易讓自己的兒子當上了太子。不料太子朱見濟沒多久就生病死掉了。父親死掉了兒子，而且還是唯一的一個兒子，無論如何總是很傷心的。照理說，那些文官大臣總應該安慰一下吧，等到別人悲傷情緒平復以後再來論及其他。但明朝的那些文官大臣又是怎麼乾的呢？他們不但不安慰，反而一副幸災樂禍的模樣。有一個叫鍾同的，在太子死後不到半年，就上了一份疏，裡面有一句話「太子薨逝，遂知天命有在」。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太子死掉了，這是天命，是老天的意思，說白點就是死了活該，死了最好，你兒子就是「命小福薄，承受不起皇太子的位置」[243]p124。這是什麼話？是人話嗎？別人死了兒子，你不但不安慰，反而幸災樂禍的說「天命有在」。刻薄惡毒到這樣的程度，也真是令人嘆為觀止！這不是往別人的心裡捅刀子嗎？不要說是皇帝，就算是普通人死了兒子，你來說這種沒有人性的話，恐怕他也非找你打架拚命不可。不過明代的皇帝再一次顯示了他們驚人的忍耐力，因為鍾同的疏中還說了許多其他的事情，景帝還是把這份疏交付廷議，認為「這事混在很多別的事中，也許被人一時略過」[243]p124結果那些文官不但不收斂，反而是得寸進尺，似乎認為景帝軟弱可欺，說話就更變本加厲，放縱無忌了。一個叫章綸上疏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這話就差直接讓景帝下台，英宗上台了。景帝再軟弱再仁厚也明白，如果他再不給這些文官一些顏色看看，那恐怕自己還是直接退位算了。於是當天就下命把鍾同、章綸二人抓入詔獄。以後的事情就類似賭氣了，景帝想：你們不是咒我兒子早死，死了活該，是天命所在嗎？那我就偏不讓你們認為天命所在的英宗的兒子朱見深當太子，誰來提議「復儲」，來一個就廷杖一個。就這件事情而言，客觀的說，又是文官集團毫無人性導致的結果。如果當初他們稍微人性化一點，不要這麼急吼吼，人家死了兒子，那就安慰一下，等過個兩三年，悲傷情緒也平復了，心情也冷靜下來，不要他們提議，恐怕景帝也會主動要求立朱見深為太子了。現在他們一副幸災樂禍的嘴臉，一上來就說你兒子死了活該，這就是你立他做太子的下場，你說哪個痛失愛子的父親受得了？再來看正德時期的例子。正德是希望不成天悶在宮裡，正德十四年，他希望再次能夠出外巡視。結果百多人的文官集體阻撓。無法實現自己的意志，他拿那些內閣成員，高層官僚沒有辦法，於是就只能拿那些下層官僚廷杖出氣。但即便這樣，還是無法獲得自由，文官集團象群狼一樣圍攻而上，打了一批再上來一批，紛紛以死諫為榮，而不經過內閣同意，他也無法出去（前幾次出去，他還是偷偷溜出去的）。後來還是寧王造反，正德皇帝才總算找到一個光明正大的借口跑了出去。嘉靖初期的廷杖就更有代表性了，還是議禮事件所引發的。文官們要求皇帝認孝宗做父親，父親做叔父，而嘉靖則堅決不肯，雙方由此鬧出矛盾。雙方你來我往的鬥爭，前面也說過一些，但主要集中在內閣等高級文官和皇帝鬥爭的層面。更低一層的文官群體也並非毫無作為，相反他們表現的更為激烈。這些文官群體由楊廷和的兒子楊慎所領導，儘管官職權勢比起他們的父輩來都相當低微，但在聲勢和數量上卻更為驚人，行為也更大膽激進。當迎合嘉靖皇帝的張璁和桂萼二人奉詔入京之時，楊慎等幾百多人的文官群體就商量要在這二人入宮前經過左順門的時候對他們實行圍毆，把他們活活打死。結果這兩人事先得到消息，逃了過去，這使得文官群體更加憤怒難當。一些人上疏給嘉靖說「璁、萼曲學阿世，聖世所必誅，以傳奉為學士，累聖德不少」。意思是張璁和桂萼這兩人很壞，你皇帝必須把他們殺掉，才是聖世。你下命令而不是經過推選就讓他們當上學士，已經給你皇帝名聲品德抹上污點了。這是直接要挾皇帝去殺掉張璁和桂萼。但嘉靖把這些論疏都留中不發，也就是不予理睬。這下文官群體就更憤怒，更坐不住了。最後楊慎等人乾脆號召聚集了兩百多名大小文官，跑到左順門抗議示威起來。人聲鼎沸，嘈雜喧鬧，連在皇宮裡的嘉靖皇帝都聽的一清而楚。這兩百多人的示威者聲稱，如果皇帝不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就絕對不撤退。大家想像一下這個情形，就比如現在有兩百多人在人民大會堂或者中南海前聚集起來遊行示威，喊聲如雷。嘉靖一開始很驚愕，連忙讓幾個太監出去好言相勸，意思是大家有什麼意見，可以理解，但聚集在這裡也不是辦法，還是先回去，有什麼事情都可以好好商量，最後無論如何會給大家一個交代。應該說皇帝已經算是低聲下氣，軟言相求了。做皇帝做到這個份上，也算是夠窩囊的了。你說想認自己的爹做爹都不行，內閣死活不同意。拿內閣沒有辦法也就罷了，好不容易找來兩個幫手，試圖迂迴達成目標。卻還要被那些低級文官逼迫，非要把這兩個人殺了才肯罷休。這叫難受啊。那些文官看見皇帝已經服軟，就更加不依不饒。有的人就乾脆放出一個話來，皇帝今天不給一個明白的交代，就絕對不撤退。嘉靖接連派了好幾次太監進行協商，有話好說，不要這麼堵在左順門口，但文官們死活就是不肯讓步，就這樣一直僵持到了下午。嘉靖終於被逼的走投無路，動用了最後的權力，派錦衣衛先抓了八人。結果楊慎等人連忙抗議，率領眾人，一起「撼門大哭」，哭聲振天，嚎叫連連，直接用更大噪音污染來對皇帝發動反攻。事情發展到了這個地步，皇帝也就只能拉下臉皮，破罐破摔，乾脆下令把在場的五品以下官員，一律先派錦衣衛抓入詔獄中去，次日又進行廷杖。從這次嘉靖初年廷杖事件來看，如果不是文官群體逼迫過甚，不近人情，嘉靖皇帝也不至於最後動用錦衣衛來對付文官團體。其實舍此以外，他這個皇帝也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來對付文官了，如果連認自己的爹的權力都要被剝奪，那麼以後他這個皇帝也就不必當了。事實上他確實在文官的逼迫下，好幾次提出辭職的要求，你們不讓我認自己的爹，我辭職不幹，不當這個皇帝總行了吧。可惜那些內閣成員又死活不同意他辭職。萬曆張居正時期的廷杖則又有所不同，張居正實行的改革，對文官集團的利益損害還是相當大的，光是澄清吏治，嚴加考核這一條就平白增加了許多不自在。所以對張居正怨恨不滿者不在少數。而這種怨恨不滿在張居正父喪丁憂要求奪情之時候就爆發了出來。面對文官集團爆發的這股反對浪潮，皇帝也就只能用廷杖鎮壓下去了。以上是對明代幾次著名的動用錦衣衛以及廷杖打擊文官的事件的簡略陳述。從這些陳述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點。首先是輿論方面。皇帝可以動用錦衣衛懲罰處置那些他所不滿意的人，但卻無法控制輿論。無論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如何，那些被廷杖的文官大臣，幾乎一律被吹捧為正直剛烈，受到英雄般的待遇與歌頌，有些人甚至因此而撈取了足夠的政治資本。而施行廷杖的皇帝則名譽大損，被詆毀污衊的幾乎不成人形，可以說變的臭名昭著，沒有人再去體諒他們這麼做背後的原因。孟森先生在《明史講義》中曾經對這種現象有過描述：「廷杖雖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為至榮，終身被人傾慕，此猶太祖以來，與臣下爭意氣，不與臣下爭是非之美俗。清君之處臣，必令天下頌為至聖，必令天下視被處者為至辱，此則氣節之所以日卑也」[18]就這樣，和皇帝作對，受到廷杖，成為一個證明此人品德高尚的榮耀的事情，終身被人讚頌傾慕。在這樣的風氣下，皇帝已經往往無法用廷杖來壓制文官們的反對，而且一旦使用廷杖，結果皇帝本人反而聲名掃地，這也是為什麼萬曆在張居正死後，結果被文官群體百般攻擊辱罵，也只能忍氣吞聲，只當沒有聽見，在立太子的事情上，也最終只能屈服在文官群體的意志之下，並非是他沒有想過效仿他祖父嘉靖皇帝，但實在是思來想去得不償失。其次在太祖成祖以後，通過錦衣衛詔獄廷杖來懲處的大多是品級比較低的官員，比如正德，嘉靖的那兩次廷杖，儘管反對皇帝人中包括高級官員，但皇帝下令懲處的卻明令是五品以下官員。至於內閣級別的官員而不通過政府部門的司法機關，直接由廷杖詔獄來處置的更是沒有例子最後一點，皇帝有意願用廷杖詔獄來干涉的事情往往是涉及其切身厲害關係的一些私人事務，當這些私人事務也都要被文官集團指手畫腳的加以干涉，皇帝被逼迫的走投無路的時候，才動用直屬於自己的暴力機關作為最後的武器。這裡面的一個例外大概就是萬曆初年，涉及到張居正改革，動用廷杖算是皇帝對國家政治經濟大事上的干涉，這也是張居正改革還能收到一點成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