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森:貨幣市場極度失衡 政府當反思
無論決策層的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實際上都問題很大,尤其是對於貨幣政策,韋森教授提出了直言的尖銳批評,說其荒誕和有違市場運行的邏輯
【按語】2011年下半年以來,民間信貸資金鏈的斷裂,導致溫州企業家們紛紛跑路,人力成本和原材料的上漲,更加重了民營企業的運營負擔。限購令之下,房價只是顯出了稍有下降的趨勢,但目前表現出來的價格下跌幅度依然不大。除去房價之外,醫療和養老金雙軌制、通脹中物價的上漲,等等都讓人感到對未來有不確定之感。
在此情況下,記者最近採訪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韋森教授。他認為,無論決策層的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實際上都問題很大,尤其是對於貨幣政策,韋森教授提出了直言的尖銳批評,說其荒誕和有違市場運行的邏輯。
溫州普放高利貸和高房價是貨幣政策的惡果
記者:今年所發生的溫州金融危機,以及近期「吳英案」的重申,你怎麼看待民間金融和民間高利貸現象?
韋森:為什麼當今中國會出現一個極其悖謬和荒唐的現象?這就是在廣義貨幣78萬億和81多萬億本外幣存款的情況下,竟然在全國大面積地出現了「錢荒」。溫州最近發生的事情,只不過是這錢荒的一個地方表現而已。錢荒的原因,其根源在於決策層宏觀貨幣政策。2010年以來,政府決策層的基本宏觀貨幣政策是把準備金提得很高,到了一個歷史的高位,大型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達到21.5%,中小銀行是19.5%,但卻把利率壓得很低,目前利率只有3.5%,這就出現了一個極其荒唐的貨幣政策組合。
宏觀經濟學裡,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作為一個數量工具主要功能是控制貨幣供給,而利率則主要調節貨幣需求。利率高,貨幣需求減少;利率低,則貨幣需求增加。我們的貨幣政策的組合,把貨幣控制得這麼緊,需求則吊得這麼高,結果就出現中國經濟體內整個貨幣市場極度失衡。這種不均衡狀態反映在全國經濟金融體系內,就是高利貸。所以,全國普放放高利貸,可以說是整個我們的宏觀貨幣政策組合的一個必然結果。
再回到溫州的例子上來,溫州缺錢嗎?不,溫州不缺錢。目前所知,溫州本地儲蓄,加上從上海、香港樓市撤資回來的資金,有七千多億元的存款。但為什麼會表現出如此多企業缺錢?真正缺錢的是銀行,而不是儲戶。銀行的錢大都貸了出去,又被央行以法准金扣了一大部分,從銀行借不出錢,於是民間高利貸盛行。
目前銀行的基準存款利率是3.5%(一年期定期),貸款基準利率是6.1%。最近一位金融學專家朋友告訴我,據他們的研究團隊測算,目前中國的自然利率約為7%左右,而自2010年以來這波通貨膨脹來臨之後,在中國借款的真實利率約負3%。故在目前通脹率是6%上下的情況下,誰能借到款,誰得益。這就必然導致全國貸款需求特別旺盛。民間資金又這麼緊,於是就出現這樣的現象:銀行把錢貸給國有企業和政府官員,他們拿到錢後就去貸高利貸。據說溫州就出現好多這樣的例子。現在真正缺錢的是銀行,廣義貨幣主要是由銀行存款所組成,而銀行把儲戶的存款大部分貸了出去,實際上銀行內部的可貸資金並不多,所以才出現了全國大面積的錢荒。這是我的基本看法。
記者:政府該救市嗎?溫州申報「溫州國家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能有哪些新意?需要走出怎樣的路子?
韋森:政府所應該做的,是改變這種邏輯荒唐的貨幣政策組合,儘快把準備金降下來,而把利息提上去。貨幣市場的供求均衡了,市場才回能正常運轉。
政府拿一點錢去救溫州?溫州的錢不比你任何地方都多?救不了。搞什麼改革試驗區,也沒多少用。關鍵是改變決策層違反市場運行邏輯的政策組合。
現在貨幣供給上實際上是實行「雙軌制」,商業銀行貸款的基準利率是6.1%,但民間是20%-30%,結果與改革初期的價格「雙軌制」一樣。只要在商業銀行拿到錢,就可以到市場上去放高利貸,賺息差,這樣全國的金融系統還不會亂套?把法定準備金降下來,供給增加了,再把利息提上去,需求減少了,市場就均衡了,高利貸也就隨之消失了。所以我認為,拿錢去救溫州,這是非常荒唐的事,根本不管用。這種提議根本沒看到81多萬億本外幣儲蓄下出現錢荒的根本原因在哪裡。
記者:房價能大幅度下跌嗎?地方政府在分稅制沒有改革、吃財政飯人員日益龐大的前提下,如果土地財政的重要性衰退,那麼該由什麼方面來替代土地財政?
韋森:房價這麼高,說到底也是貨幣政策組合的結果。限制房價有用嗎?有可能嗎?這根本沒在宏觀上弄清這些年房價不斷攀高的根本原因。近些年來,推動房價不斷上漲的動能,主要並不是剛性需求,即並非很多人因為結婚要買房子產生的需求所導致,主要還是投資需求所推動的。
為什麼房產投資需求這麼旺?因為在銀行存款所得是負利率,我一年的存款利率是3.5%,通貨膨脹是5%以上了,我把錢存銀行是虧的。近年來,中國股市又跌跌不休,人們有錢又不敢投股市,投哪裡?只有投資買房啰!這樣房價還不會被不斷推高?再說,利率這麼低,我不借錢我傻嗎?實際計算一下,借錢的利息甚至為零、為負,即我借了錢,還賺了,所以大家拚命借錢買房子投資。你把銀行利率提高到10%-15%,看房價下來不下來?
現在政府在各地推行的限購令也足夠荒唐,它進一步扭曲了市場。再說,你能限制得住嗎?根本不可能。這有違市場運行的邏輯。
房價不下跌,地方政府又需要依仗賣地收入,而現在賣地很難了,一是賣不出去,二是國土資源部管著你。賣不出地,就沒辦法償還地方政府負債。在這種情況下,確實問題很嚴重。
真正要把房價降下來,必須提高利率;但提高利率,決策層又陷入了兩難,很難做到。因為地方政府負債約14萬億元,利率上去後,地方政府要破產了。隨便舉個例子,全國170多家民用機場,只有20多家盈利,而這些機場工程都是靠貸款建起來的,還有高鐵。政府和國有企業近幾年借了這麼多銀行貸款,央行提高了基準利率,它們就受不了了。
減稅是民企解困的唯一途徑
記者:今年,長三角、珠三角的民營企業陷入困境的現象比比皆是,同時,很多年輕人因為覺得在地方上靠拼爹沒有理想的就業機會,只好去北上廣,一度有逃離北上廣的說法,但不到一年,大氣候變成了回到北上廣。民營企業的萎靡不振,使地方失去了活力。你怎麼分析這樣的困境?
韋森:民營企業的困境確實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所遇到的主要問題,但我看主要問題還是現在政府稅收太高,使民營企業不堪重負。西方國家,無論是美國還是歐盟,它們的經濟在短期五年、十年不可能恢復,人民幣還在升值,今年的外貿出口基本上到了巔峰。現在中國企業的工資在上漲,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做實業幹嗎?做了基本上不賺錢,很有可能還是虧錢,還要慘淡經營,做得那麼辛苦,於是很多民營企業家關了廠,不去做實業了,去做私募投資、去放高利貸去了。這樣一來,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還靠什麼?
最近,我聽浙一位建行的老總說,民營企業真正缺錢的,都是近些年一些拚命擴張的企業,扎紮實實做得好的企業,並不缺錢。整個溫州現在就有7000多億存款,缺錢么?現在的問題是,很多人做實業虧損,轉身就去做其他投資去了,但股市中小股民們又虧損得一塌糊塗,所有基金公司也幾乎個個虧,所以有錢又不能投股市。炒房產賺錢,但房地產開始受到打壓。現在是真得沒有地方去投資,真有錢的企業家犯愁啊!
最近,媒體有很多報道,長三角大量民營企業不做實業了,據說30%-40%的企業停產了。東莞和珠三角地區聽說也是這樣。民營企業貢獻了我國70%-80%的就業機會,現在民營企業家都不做實業了,企業不僱人了,於是,農民工就找不到工作,這會引發許多社會問題。
發展服務業和虛擬經濟固然很重要,但中國還沒到那個階段,還無法像美國一樣大量依仗服務業來推動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
現在我知道很多民營企業家把錢換成外幣,流動到國外去了,到國外做房地產等投資。這會對中國經濟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政策上再做不對,民營經濟就要萎縮,中國經濟就要出問題了。
記者:民營企業要走出困境,怎麼辦?
韋森:簡單直接,政府減稅。像在溫州設金融試驗區的想法,以及中央政府拿財政存款去救溫州建議,都是沒看到問題瞎招。現在救溫州民營企業的最好的辦法,不僅僅是貨幣政策方面的,更重要的是財政政策。現在全國民營企業最大困難,不是缺錢,而是政府的稅賦太高。我做實業不掙錢,我幹嗎要做呢!只有政府的稅減下來以後,企業有了增長的利潤空間,它們才去做實業。企業有利潤了,賺錢了,融資問題也就會自然而然地解決了。
但現在政府的對策卻弄反了,是給民營中小企業雪上加霜。我們的財政部長和國稅局局長最近仍堅持說中國的稅收還有增長空間,認為中國的宏觀稅負還不夠高,故根本沒有減稅的意願和想法,反而要不斷增稅。
今年前三季度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71292.18億元,同比增長27.4%,前三季度全國財政收入81663.34億元,也比去年同期增長了29.5%。而溫總理今年3月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定的目標則是年增長8%,你看,全國的財稅部門都完成政府自己所定目標的370%了!現在政府徵稅都快瘋掉了。他們是把稅收增加當作政績來報,越多越好。對於稅務部門,我徵到的稅越多,業績越高,拿到的獎金越多。但這些年,我一直在講,徵稅多並不一定是好事,征消費稅和工薪稅,會減少老百姓的需求;對企業徵稅,則減少了它們的競爭力。
從修改預演算法開始
記者:說到稅收,又扯出三公消費龐大,形成對比的是社保投入的匱乏。這也是今年的一個熱點話題。
韋森:不光是稅收,財政支出的問題很大。
征了那麼多稅,今年全國財政收入會超過10萬億,政府是怎麼花的?美國政府看上去好像是負債纍纍,問題很大,但美國政府3萬多億美元的財政支出裡面,1.9萬多億美元是用在醫保和廣義的社保上,占整個財政支出的60%-70%。我們征這麼多稅,用在醫保上的錢才2000多億人民幣,占整個財政支出才多少?我們的政府全部用在醫保上的財政支出,才與只有一千多萬人的希臘差不多。最近不還有人主張要拿我們的外匯儲備去救那深陷在主權債務危機的希臘去么?誰又來救我們中國的生病的老百姓呀!
燒了那麼多的錢,卻不用在老百姓身上,拿去建廣場、建高鐵、去發展經濟去了,去建沒有多少收益的大項目去了,故很多錢就這樣浪費掉了。比起發改委把錢撥到其他地方去,三公經費只是一個小頭,大量的錢都浪費掉了。只有把錢留在民間,老百姓和企業會知道怎麼花,花得才有效率。
記者:你說過,在當下中國進行新啟蒙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喚醒國人的「納稅人權利意識」,如何做?
韋森:我近幾年所提出的改革邏輯是,既然在目前格局中我們顯然還無法走向普選制的代議制民主,那麼要改革這種體制,在目前看來只能從預算民主、限制政府的徵稅權開始,從政府預算支出要實質性地受人民代表的約束和制衡上來啟動改革。
目前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都與我們的財政體制有關。中國近些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政府腐敗都跟這有根本的關係。你要從徵稅上啟動預算民主,從建立「稅權法定」的制度上來啟動改革,就要加強人大的功能。政府徵稅,要經人大的批准,就要求人大代表要專職化。人大代表專職化,就是說要做人大代表,我不能還做演員、老總、官員,我必須是專職的、專業的,是真正代表了所在區域選民的意見和利益,要轉達老百姓的意見、替老百姓說話。
要做到人民代表真正代表選民的利益,要人大代表專職化,首先要喚醒納稅人保護自己權利的意識。如最近發生的南潯抗稅事件,就是個例子。你政府憑什麼征我的稅?你征了我這麼多稅,用到我身上了嗎?稅取之於民,用之於誰了?只有讓老百姓都有了納稅人權利意識,才能推動人大的職能改革,才能讓真正代表選民利益的人大代表來制約政府徵稅的權力。我相信在現有體制下,我們是能夠慢慢做到預算民主的。
現在能做的,至少可以做到修改預演算法,把稅權法定、預算公開透明等具有現代憲政民主政治精神的條款寫進預演算法,更要把保護納稅人權利相關的條款寫進去。政府不能隨便徵稅,要開徵一個新稅種,必須將權力交給人大來批准。每年政府的財政支出,不能像這樣隨便大家舉舉手就通過了。美國幾輪救市措施,是經過多少次兩院投票才通過的?我們的4萬億刺激經濟計劃,有沒有經過人大討論?財稅部門徵稅不經人代會批准,政府支出也不受實質性的制約,那還要人大做什麼?
要加強人大的功能,加強對政府財政預算、收入、支出的監督和制約,從這一點上慢慢推向憲政民主。限制政府權力的核心是限制政府的徵稅權,所以要從修改預演算法開始,再到修改憲法。我感覺目前我們國家實際上是在朝著這個方向走,從三公經費公開,到財政透明,再到修改預演算法和憲法,很多人在踏實地推進這方面的工作。
經濟下行是毫無疑問的問題
記者:最近有人預計,歐元區將在2012年破產,分拆也是事實上破產,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都將受到難以想像的巨大衝擊。具體對於中國有什麼影響,有什麼可以擔憂的?
韋森:我經常去歐洲,我覺得沒有必要把歐洲問題看得那麼嚴重。歐洲政府負債是很厲害,但老百姓日子實際上過得並不壞。歐洲人口已經老齡化了,在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即便政府破產,老百姓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仍無所謂。他們拿到救濟金後,仍然可以去酒吧喝酒、去超市買東西,沒有房子可以租房,仍然可以過著舒適的生活。危機來了,好像只是政府的問題,無論在歐洲,還是在美國,老百姓生活照常過。
中國的問題,將來會比歐洲和美國要厲害得多。
中國3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怎麼處理?我們沒去救歐洲,沒去買歐洲的國債是明智的。救歐洲,最好的辦法是把我們現在的外匯儲備花出去,去買他們的產品,而不是去買他們的國債。買他們生產的東西,比直接買國債更能救他們。當然,這需要把關稅降下來。為什麼瑞士和德國的經濟這麼好?因為中國在買他們的東西嘛!中國不買法國的空客,不大量買他們的名牌奢侈品,法國的經濟還會像現在這樣熬得住?
記者:對人民幣升值的趨勢,您怎麼看?
韋森:人民幣升值?呵呵!最近有企業家跟我說,大家都想買美元保值,怕人民幣大貶。中國經濟潛在問題這麼大,香港市場上大家都在逃,熱錢在流出,人民幣匯率不是有兩天跌停了?
記者:有預測說2013年中國將進入滯脹。經濟下滑到7%以下,物價上漲在4%以上,滯脹就正式出現。
韋森:民營企業這麼糟,政府部門投資擴張所導致的信用膨脹、貸款膨脹,又不斷造成廣義貨幣的膨脹。錢太多了,畢竟是78萬多億廣義貨幣,81萬多億本外幣存款餘額呀!溢出一點點,消費品價格就受不了。
故現在看來,通脹短期下來很難,如果現在宏觀政策不轉向的話,經濟下行卻很明顯了。三個因素:外貿出口到了頂峰;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熱潮過去了,再過個兩三年、鐵路高鐵高速公路等工程項目都完成了,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情況也在慢慢過去;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這目前看來多半還只是個美好的願望,總是像場夢一樣。消費增長,不是靠多吃了有機米、三文魚、龍蝦、大閘蟹,消費就上去了,真正拉動消費的,還是大件,要靠家電、汽車。家電在中國市場上早已飽和了,產能過剩了,汽車的快速增長期好像也快過去了。從貢獻GDP的「三駕馬車」分別來看,我們的經濟下行是毫無疑問的,只是多快、多長時間的下行問題。
記者:信貸會不會放鬆?
韋森:大型銀行存款準備金率都提到21.5%,今年我們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下來了嗎?沒。今年前三季度,中國信貸是5.68萬億,還有表外信貸、民間高利貸和社會融資。央行提高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又有多大效果?有貨幣需求在那裡,就有貸款。信貸規模想控制也控制不了。你不放鬆,你自己控制得了嗎?你控制了「表內」,你控制不了「表外」;你控制了商業銀行,你控制得了影子銀行了嗎?信貸放鬆不放鬆,不是個真問題。真問題是如何恢復貨幣市場的供求均衡。
記者:此輪的通脹行情將怎麼走?
韋森:從數據上看,近些年CPI上漲與廣義貨幣增加的相關性不是很大。中國的CPI上漲,在很大程度上是食品價格上漲所構成的。從2000年開始,到現在,只要美元一貶值,國際大宗商品和芝加哥糧食期貨市場的價格上升,中國的通貨膨脹馬上就跟著上來了。反過來看,如果美元升值,石油和糧食期貨以及其他大宗商品價格下來了,中國通脹壓力就沒那麼嚴重了。
三駕馬車都不怎麼工作了,還有什麼挑戰?
記者:中國經濟發展三五年內將面臨哪些挑戰?如何應對?
韋森:三駕馬車都開始不怎麼工作了,你說還有什麼挑戰?民營企業不做企業去做「虛擬」了,出口在下降、一輪投資熱潮也快過去了,老百姓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又怎麼啟動內需?短期內,中國經濟還會保持增長慣性,但是五年後呢?十年後呢?。
政府的最好應對之策,我在青島FT的金融高峰論壇上的一次演講中說了:如果政府決策層不在我們改革與發展的一些重大、根本和整體問題上有所作為,就短期來講,「十二五」規劃的實施和落實就有堪憂之處;從長期來看,我們能否在一個長治久安的社會環境中保持國民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更甚為令人懷疑。
現在許多政府領導人,都是短期行為。在我的任期內,經濟沒出大事就好了,就可以風風光光下來了。我為拉動本地經濟增長,拚命借貸,至於還貸,那是下屆政府的事,與我何干?大家都這樣想,中國經濟還有長期發展?長期還能不出事?近些年來,我苦口婆心地不斷提出一些不怎麼中聽的批評意見,是想通過改革把這些問題消解掉,這樣中國經濟才能有長期的可持續的增長,我們中華民族,才能長治久安。
記者:你是研究制度經濟學的,隨便挑幾個入口,談談2011年政策得失。
韋森:政府稅收和財政收入猛增,貨幣政策又違背市場運行的邏輯,還有什麼可講的?!
記者:你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建議,你對明年寄託的希望?
韋森:在財政政策上,真正要有一定幅度的減稅,並修改預演算法,逐漸約束制衡政府徵稅的權力。貨幣政策上,降低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基準利率,或者至少保持基準利率不變,慢慢順應市場運行的邏輯達至貨幣市場的供求均衡。這不但能從根本上解決全國普放高利貸和信貸失控的問題,也能給市場一個放鬆貨幣政策的信號,對中國股市和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均會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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