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古代音樂理論之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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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魯古代音樂理論之建樹

齊魯音樂藝術從民間到官方都有相當發展，在音樂演唱、樂曲創作、樂器製作、器樂演奏技巧等方面，都有較高的藝術水平。齊魯音樂理論在經歷了齊魯音樂文化的繁榮發展之後，是從理性認識上的總結、概括與升華。

一、《管子》論樂

在樂律方面：其時已有了宮、商、角、徵、羽五音和變宮、變徵兩個半音，合成七階。又有了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等六律，屬陽聲；大呂、林鐘、南呂、應鐘、夾鍾、仲呂等六呂，屬陰聲，合為十二律呂。已經是十分有規律而且很複雜了。

《管子·地員》論音律，是我國最早的樂律學，是研究民族樂律最早最科學的寶貴資料。如記述「五音」的文字：「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文中對「五音」的描摹，是以五種禽獸的鳴叫聲作形象比喻，揭示出宮、商、角、徵、羽五音調性的色彩。

《管子·地員》還說：「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這裡所說的「五音」，是指包括標準音「黃鐘小素之首」在內的「宮」（黃鐘）、商（太簇）、「角」（姑洗）、徵（林鐘）、羽（南呂）。這就是「三分損益律」，又稱「五度相生律」。

《管子》的音樂美學思想既有儒家的思想，又有道家的色彩，還有法家的意味，其音樂美學思想是諸子各家思想的雜糅。《管子·業內》：「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認為詩、樂具有調節人的喜怒哀樂情感的作用。《管子·心術下》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其中關於禮樂與人性的論述，對後來《樂記》中的「禮外樂內」說、「動靜」說等樂論的形成，均有直接的影響。

二、晏嬰論樂

晏嬰善舞能歌，曾多次以音樂勸諫、作歌匡正君過，此類事例在《晏子春秋》中多處可見，如《凍水歌》、《穗歌》、《歲暮歌》等等。他以先秦諸家的音樂思想為基礎，進一步充實、發展了「和」、「同」等音樂美學思想。

《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上》均載：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台，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嬰以上形象生動地論述，是從音樂演奏的主體與客體、內容與形式、整體與局部、部分與部分之間的關係等諸多方面的協調一致，以及音樂形式、演奏技巧、內容感情等方面的對立統一，全面地論述了以「和」、「同」為核心的音樂美學思想。

晏嬰以美食、美味製作為喻，形象生動地闡發了以「和」、「同」為核心地音樂美學思想。他認為，「和如羹焉」，不僅要用各種調料和魚肉一起烹制，而且由「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方能做成美味之羹。並由此推及君臣關係之和諧，「政平而不幹」，方能實施美政。晏嬰把各種因素的和諧統一，視為音樂藝術美的準則。美妙的音樂是由「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九種音樂因素協調構成的，以相輔相成也。這樣的樂曲才悅耳動聽。美妙音樂的表現是由「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十種對立關係的因素組成的，以相反相濟也。這樣的演奏才優美和諧。這就是晏嬰「和」中有「同」、「和」而不同的音樂美學觀。

三、孔子論樂

在孔子時代，詩與樂都與禮有關。《禮記·仲尼燕居》載，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所以孔子論《詩》常與樂相提並論。

樂本來與儒家的「樂教」有關，孔子很重視詩教、樂教、禮教，開門授徒，對音樂教育尤為用力。他認為，人之學，應「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音樂為人格修養的最高境界，以音樂為其學習的最終完結。但是，孔子決不限於論樂問題，而是由此深入論及人的情感體驗、內心之樂等問題。《論語·陽貨》曰：「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孔子用音樂表現其人生，經常以自己的音樂觀表現其人格與性靈。

在遠古時代，音樂、舞蹈與歌詩緊密聯繫在一起，共同構成了原始的圖騰活動，這些早期的巫術禮儀、原始歌舞也包含著人類其他藝術形式的萌芽。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音樂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在孔子誕生前，中國的樂舞已經發展到很高的水準，尤其是周代，集前代樂舞之精華，制有雲門、大咸、大韶等六種樂舞。而「周禮盡在魯」（11），相傳孔子曾修訂過《樂經》，後失傳，這些條件孕育了孔子的音樂思想。孔子對音樂具有濃厚的興趣，據《韓詩外傳》、《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曾「擊罄於衛」，「取瑟而歌」；曾「訪樂於萇弘」、「學鼓琴於師襄子」，說孔子向師襄子學彈琴，在未「得其曲」、「得其數」、「得其意」、「得其為人」之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婉言謝絕師襄子關於更換新曲目的建議，刻苦專一地練習，直到對樂曲的內容、樂曲的規律和形象都有深刻的理解為止，令師襄大為嘆服。

孔子經過很長時間刻苦專一地學琴，練習，在不斷加深理解音樂作品的基礎上，才「有所穆然深思」，「怡然高望而遠志」，直到悟出「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的結論。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特別是「困於陳蔡」時，還「七日弦歌不衰」。他對音樂的表現力、感染力和影響力有著深刻的認識。例如：「在齊聞韶」後，他感慨於韶樂的表現力說，「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12）；聽魯國樂師「摯」的演奏，孔子說，「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其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孔子到武城，聽到弦歌之聲，向弟子發難「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回答「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13）孔子對這個回答非常滿意，由此可看出孔子對樂的熏陶和影響作用的肯定。在答顏淵「為邦」之問時，孔子言及「鄭聲淫」（14），「惡鄭聲之亂雅樂也」（15），是講音樂的負面影響力。孔子對於「樂」的欣賞，是從「仁」的基礎出發的。一旦「樂舞」有違於禮、背離於仁時，便會成為孔子心目中醜陋的東西，例如當孔子知道季氏「八佾舞於庭」（16）時，怒不可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及「惡鄭聲」的鮮明態度。對於既符合藝術標準，又無違於仁的《韶》樂，孔子贊其「盡善盡美」；而同樣藝術成就很高，但顯露殺伐之氣的《武》樂，孔子則認為「盡美矣，未盡善也。」

孔子創建的儒家的音樂理論體系，充分肯定了音樂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的作用。荀子認為音樂可以鼓舞前方將士勇敢征戰，而在和平環境中又能合人們溫良禮讓等。在音樂內容與藝術形式的批評標準上，把內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藝術形式之美，則放在第二位。中國傳統的音樂審美以「和」為中心，對我國的音樂發展有著極深遠的影響，把音樂藝術看成是一種認識真理，窮極人生的途徑。

四、孟子論樂

孟子非常推崇古樂，他曾多次說，「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十分強調「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17）這一中心思想。他認為，音樂就是快樂，是內心歡樂之情不可抑制的自然外露；人生來就有享受音樂的欲求和能力，人對音樂的欣賞具有共同的美感。孟子音樂的內容，應是仁、義之德，因而聞樂則可以知德、知政。在孟子看來，任何音樂的體驗，都要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為基礎，否則，將是沒有價值的。「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18）他還認為「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眾樂樂」。因而提出了「與民同樂」的著名論題，以使天下得治。這是孟子的「性善」說與仁政思想在音樂領域的具體表現，衝破了以往在音樂欣賞上的森嚴等級觀念，對後世儒家音樂美學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孟子以上的音樂觀念，主要見於《梁惠王下》、《公孫丑上》、《離婁上》、《告子上》、《盡心上》、《盡心下》諸篇。從中可以看出，孟子的音樂美學思想，既重視君臣、百姓之間的情感交流、諧和，又重視音樂藝術「悅人心」、「致人和」、「達世治」的特殊功能，這些都與先秦時代尚「和」的音樂美學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五、《墨子》論樂

墨家的音樂美學思想是與儒家的音樂美學思想相對立的樂派。墨子生於魯國。是偉大的思想家、博物學學者和政治活動家。他在音樂上竭力反對儒家以禮樂治天下的主張。

《墨子·非樂》提出「非樂」的主張：一是認為音樂的作用在於「息」，故曰：「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瓴缶之樂。」二是認為「事成功立，無大後患」，才能作樂、賞樂。三是認為「其樂愈繁者，其治癒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故「聖王不為樂」。可知墨子「非樂」思想承認音樂能使人快樂，引起美感，但作樂、賞樂應以「事成功立，無大後患」為前提；認為在當時「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之際，不能作樂、賞樂。墨子以民為本，反對當權貴族的「繁飾禮樂」（19），認為「弦歌鼓舞，習為樂聲，此足以喪天下」（20），大張詩、樂、舞，必使百姓遭受更大的饑寒之苦。他認為，音樂藝術既不能「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且還將必厚斂萬民」，必然增加勞動者的負擔；音樂不但不可能治理天下，反而「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墨子對音樂藝術的社會作用的認識是不全面的。他的「非樂」思想，將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物質生活與藝術鑒賞對立起來，這顯然是有些偏頗。墨子「非樂」，意在「非儒」。

六、荀子論樂

齊國客卿荀子，對音樂提出了不同於孟子的見解。他說：「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21）他不是從道德情感的自我體驗出發，而是從自然人性、自然情感的社會教化出發，說明人生之樂。他比較重視情感的感性方面，重視人的情緒感受和心理需要。但他又是理性主義者，他強調心智或理智對於情感的調節控制作用，即所謂「以理節情」、「以理節慾」，這同禮樂教化又是不可分的。

荀子認為，人的性、情、欲都是自然的，也是統一的，「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為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22）性、情、欲既然是天生而不可免，因此人人所不能無，但又不能任其發展，因此就需要「節」。

樂是人的情感需要。荀子將人之情分為六情或七情：「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23）；「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24）。作為情感活動，樂只是六情或七情之一，但是作為人的社會生活需要，就不僅僅是心理情感的問題了，還具有更重要的社會意義。禮樂之所以重要，就在於此。荀子強調審美原則的客觀性、社會性，主體必須運用心智思慮和「習偽」，才能進入美的境界。「無偽則性不能自美」（25），「聖人，備道全美者也。」（26）只有「習偽」，才能「備道」，只有「備道」，才能「全美」，只有「備道全美」之人，才有聖人之樂，實現美的價值。

荀子的音樂思想集中體現在《荀子·樂論》中，也散見之於《勸學》、《儒效》、《富國》、《禮論》諸篇。

荀子針對墨子的「非樂」說，提出「樂者……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明確標舉「天下之大齊，中和之紀」，強調「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充分肯定了音樂的社會功用；強調「聲樂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移風易俗易」，充分肯定了音樂可感化人心、陶冶性情的作用。他還指出了「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的娛樂作用；荀子讚美軍樂戰歌「使人之心傷（壯）」，能使「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充分肯定了音樂在攻戰中鼓舞士氣的作用。因此，他主張「以時順修」，變革音樂，使之為統一天下、鞏固政權服務。荀子還明確提出了「禮樂」、「中和」的美學範疇，從而使奠基於孔子、發展於孟子的儒家禮樂思想更趨於成熟。

荀子論樂，還涉及到樂與欲、樂與禮的關係問題。他主張「以道制欲」、「美善相樂」。他論樂與禮的關係，認為二者相輔相成、相反相成。荀子繼承並發展了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音樂美學思想，並在某些方面還有所突破。這是新興統治階級的音樂觀，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但荀子論樂中，也存在否定俗樂「鄭衛之音」的偏頗之處，他主張「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有著封閉、保守的一面，這實際上是輕視民間音樂、俗樂的一種偏見。

《荀子·樂論》是我國古代第一篇系統、完整的音樂美學論著，對後世代表著一種普遍的藝術和諧觀、明確標舉「中和之紀」的《樂記》等音樂論著的問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七、《樂記》論樂

《樂記》為《禮記》的一部分，共二十三篇，現尚存十一篇，即樂本、樂論、樂禮、樂施、樂言、樂象、樂情、樂化、魏文侯、賓牟賈和師乙篇。其餘十二篇，現已無從所見，但據孔穎達疏曰：「《別錄》十二篇余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招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這佚失之十二篇，實為樂史之大憾。但僅存部分的《樂記》仍不失為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古典音樂美學論著，其宏大的音樂理論框架以及音樂美學諸領域的若干理論觀點，都代表了儒家的音樂美學思想，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樂記》首篇《樂本》論述了音樂的本源：「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樂者，音之所由生也。……感於物而後動。」「樂記」提出了音樂藝術相關的許多問題，諸如，音樂的成因和特徵、音樂與政治的關係、音樂與現實生活的關係、音樂的審美作用、音樂的教育作用、音樂的社會功能等。這些音樂美學思想的內容和審美標準，有的至今還是適用的，例如《樂記·樂情》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說，作品的思想內容是首要的，技藝是次要的，德行的修養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在當代的音樂教育中，音樂教育工作者不僅要把自己的學生訓練、培養成專業的音樂人才，更重要的是通過音樂教育，培養、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使他們具有道德素養、藝術修養，成為「德藝雙馨」的新型人才。（張英基）

注釋：

（1）《左傳·昭公二年》；（2）《論語·述而》；（3）《論語·陽貨》；（4）《論語·衛靈公》；（5）《論語·陽貨》；（6）《論語·八佾》；（7）《孟子·盡心上》；（8）《孟子·盡心下》；（9）《墨子·非儒下》；（10）《墨子·公孟》；（11）《荀子·樂論》；（12）《荀子·正名》；（13）《荀子·正名》；（14）同上；（15）《荀子·禮論》；（16）《荀子·正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