欒豐實：新石器時代考古
2015年，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田野考古工作蓬勃開展，重要發現層出不窮，研究方法和手段趨向於多元化，研究成果豐碩。
據統計，2015年度出版的以新石器時代為主的田野考古報告6部，發掘簡報50餘篇，研究專著十餘部，發表各種論文300餘篇。同時，2015年度提交答辯並通過的博士學位論文近10篇，碩士學位論文30多篇。
圍繞著特定的學術課題召開了一系列新石器時代考古的專題學術會議，例如：「早期文明對話：世界主要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較國際學術研討會」（4月，北京）；「早期文明中的『權力與信仰』學術沙龍」（6月，北京）；第22屆世界歷史大會衛星會議——「比較視野下的龍山文化與早期文明」（8月，山東濟南）；「齊家文化與華夏文化國際研討會」（8月，甘肅廣河）；「第十一屆紅山文化高峰論壇」（8月，內蒙古赤峰）；「《良渚玉工》學術成果發布會暨良渚文化玉器與中國古代玉器工藝學術座談會」（10月，北京）；「《襄汾陶寺》出版暨陶寺遺址與陶寺文化學術研討會」（11月，北京）；「黃河流域史前陶器與文明·社會學術研討會」（12月，山東濟南）；「石家河遺址考古60年暨中國考古學會新石器時代考古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12月，湖北天門）；「五千年文明見證——紅山文化與中華文明學術研討會」（12月，大連）；等等。這些學術會議的召開，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新石器文化研究的深入開展。
一 考古新發現和基礎性研究
這一部分內容既包括2015年度公布的考古新發現資料，也有相當多的往年發掘資料系統整理後的正式全面出版。以下分八個區域予以簡要介紹。
（一）海岱地區
黃淮下游的海岱地區公布的新資料以大汶口、龍山文化為主。在魯南薛河流域進行的區域系統調查，累計調查面積約260平方千米。調查中對採集的遺物、遺址邊界、堆積剖面等，普遍採用了GPS定點記錄方法。同時，分後李、北辛、大汶口、龍山、岳石、商代、西周、東周和秦漢九個時期，對調查區域發現的聚落遺址分類進行了分析和概括。在具體分析各個時期聚落演變特徵的基礎上，將這一長時段的聚落髮展過程歸併為三個大的階段，即後李和北辛文化時期、大汶口文化至商代時期、兩周及秦漢時期，揭示了長達數千年間的穩定發展過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3期）。
大汶口文化是海岱地區新石器文化快速發展併產生早期文明的重要時期，而大汶口是迄今為止分布區內最大的遺址。2012~2013年，在800平方米的發掘範圍內，發現了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7座保存完整的房屋基址。房址排列整齊，朝向東南，面積整齊劃一，均為邊長約42米的正方形。房址開口於第4層層面，周邊有一圈較為密集的柱洞，地面上遺有石、骨、陶器若干，其中大口尊的發現較為重要，顯著擴大了此類器物向北分布的區域。每座房址之上皆均勻地布滿一大層小塊紅燒土堆積，其中包含有明顯為牆皮或房頂的殘塊。其他遺迹很少，同時期的灰坑只有2座，位於居住區的東北側，其中1座埋有2隻整豬，1座埋有1隻幼豬，當有特殊用途。上述重要發現，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區域研究增添了新的資料（《考古》10期）。
皖北地區固鎮南城孜和宿州楊堡兩處遺址，均發現典型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階段遺存。南城孜遺址發現的8座房址，均為有成排柱洞的地面式建築，並且在修建之前用純凈的黃土或白色土鋪墊，然後再挖柱坑立柱。此外有一定數量的灰坑和少量土坑墓。楊堡遺址的遺迹主要為墓葬和灰坑。發現的6座小墓均為土坑豎穴，葬式有仰身直肢和側身屈肢兩種，而側身屈肢的葬法在大汶口文化中較為少見。從出土遺物來看，南城孜和楊堡兩處遺址的大汶口文化遺存均屬於晚期階段偏後時期，與尉遲寺同類遺存的晚期相當（《考古》2期）。
龍山文化的資料相對豐富一些，既有邊線王的早年發掘資料，也有新發現的堯王城、南城孜和楊堡等。堯王城是魯東南沿海地區一處重要的大汶口文化末期到龍山文化時期遺址。歷經多次發掘，2012年以來的新一輪發掘，有兩項重要發現。一是在遺址內部發現一座早期環壕城址。勘探和試掘結果表明，城牆南北長近500米、東西寬約300米，包括城牆在內的面積接近15萬平方米。城牆寬度為26米~28米，牆體基礎部分有用石塊鋪墊的現象，可能與良渚文化的影響有關。城牆外側的壕溝寬近30米。城牆始建和最初使用的時代可以早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偏後時期，與丹土和垓下城址的時代相若。這是目前海岱地區發現的第三座年代可以早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階段的城址。二是城內發現分布密集、保存較好的龍山文化房址。在300平方米的範圍內分布著6座，為典型的台基式建築，即先行在地面用土鋪墊出相對高一點的土台，然後在土台上挖槽築牆體，牆體有夯土牆和土坯牆兩種。房址的形狀有長方形和圓形兩種，以單間為主，個別為雙間，面積在12平方米~15平方米。此外，還發現一些出土較多完整或可復原的龍山文化陶器的灰坑，當有特殊用途（《考古》9期）。
邊線王是繼山東城子崖，河南王城崗、平糧台之後較早發現的一座龍山文化城址，一直沒有正式的報告或簡報公布，所以學界長期以來都只能引用《中國文物報》的一篇極其簡單的報道。邊線王位於魯北中部的河流域，由於遺址所在位置較高，是歷年整地和挖土的主要地點，所以遺址受到嚴重破壞，多數地段去掉耕土後便暴露出生土。邊線王的城址僅保留著城牆的基槽，地上部分基本沒有保存下來。隨著海岱地區一系列城址和環壕的發現，如城子崖、丁公、桐林、景陽岡等城址和李寨、後埠、逄家莊、蘇家村等環壕，人們發現這些面積均遠遠大於邊線王的龍山文化城址，均是在平整的地表上直接築牆，完全沒有挖基槽的現象。而面積在5萬平方米以下的多是環壕聚落。所以，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人對邊線王的城牆基槽心存疑慮，認為城牆基槽或許就是壕溝，或者主要是壕溝，該遺址很可能就是一座環壕聚落。新公布的資料繼續堅持邊線王龍山文化城牆基槽的存在，同時，認為「內城大約構築於龍山文化早中期」，「外城構築於龍山文化中晚期」。不過，從報告中公布的出土陶器可知，邊線王遺址的龍山文化遺存均為龍山文化前半期，最晚也只到龍山文化中期前段，沒有晚期的遺存（《海岱考古》8輯，科學出版社）。
南城孜和楊堡相距不遠，均存在著依次的三個時期的文化遺存，即大汶口文化晚期、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兩遺址龍山文化遺存的共同特點是，年代均為龍山文化後半期，文化面貌上既有與北、東兩側的魯南、蘇北地區龍山文化相同的特徵，也有與豫東魯西南地區相似的因素，如各種拍印紋飾和罐類器物較多等，甚至還有一些長江下游地區的文化因素。因此，值得進一步開展工作和深入研究（《考古》2期）。
繼青島膠州趙家莊遺址發現龍山文化時期水田遺迹之後，近幾年在位置略偏東南的青島市黃島區台頭遺址發現了新的疑似龍山文化水田遺迹。水田位於遺址邊緣，為面積較大的大片純凈灰黑色淤積土，並發現類似於土壟的黃色土堆積。從疑似水田遺迹中採集的151份土樣，經檢測水稻植硅體的密度超過1000/g的有111個，所佔比例達70%以上，達到和超過了水田的數值。從而為在當地及更北的膠東半島、遼東半島等地區尋找早期水田提供了有益的經驗［青島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編著《青島考古》（二），科學出版社］。
繼遼東半島地區的《文家屯——1942年遼東先史遺迹發掘調查報告書》和《遼東半島四平山積石塚の研究》兩部早年發掘資料的田野報告正式出版之後，2015年度又整理出版了上馬石貝丘遺址1941年的全部調查和發掘資料。上馬石遺址位於遼寧大連市長海縣大長山島，後來發掘的小珠山和吳家村等遺址就在鄰近的廣鹿島。宮本一夫等通過對上馬石遺址發掘資料的系統研究，認為該遺址存在長時段的文化發展過程，即「小珠山下層—小珠山中層—偏堡—小珠山上層—雙砣子1期1—3期—上馬石A區下層—上馬石A區上層—上馬石BⅡ區—尹家村2期」等遺存。這一編年與目前完整的遼東半島古代文化遺存的編年體系比較，只是缺少小珠山中層和偏堡文化之間的吳家村期。這一編年體系對於建立整個東北亞地區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的完整序列和年代對應關係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有助於對旱作農耕和稻作農耕的傳播和擴散、日本彌生時代的開始年代等重大學術問題的解決。上述編年的前半部分，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通過對小珠山等遺址的發掘和研究，提出新的五期劃分意見，與此大同小異（《遼東半島上馬石貝塚の研究》，九州大學出版會）。位於大連金州張家嵐後山的積石冢，儘管遭受嚴重破壞，僅存一座大冢，出土遺物也不多，但在被完全破壞之前經搶救性發掘，清理了冢內11座小珠山三期文化墓葬，為遼東半島地區沿黃海地區龍山文化時期的積石冢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新資料（《北方文物》4期）。
後李文化的區域差異、相互年代關係以及與北辛文化的關係等問題，學術界存在著諸多分歧意見。梅圓圓把後李文化分為西河和月庄兩類遺存，認為它們之間差異的原因不是傳統認為的那樣西河較早而月庄較晚，而兩者基本是平行發展的。提出月庄類遺存發展為北辛文化之後，又與西河類遺存並存了一段時間。這一觀點的問題在於，月庄遺址在西，後李遺址在東，西河遺址位於兩者之間，而月庄遺存未見於同時的西河，卻越過西河出現在更東面的後李和前埠下遺址之中，令人費解。所以，這一問題的解決還有待於更多的資料（《海岱考古》8輯）。
（二）中原地區
中原地區新發表的資料比較豐富。年代較早的是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在前六次發掘的基礎上，2001年進行了第七次發掘。特色是充分利用科大的科技優勢，全面開展了目標明確的多學科綜合研究，內容幾乎包括了影響人類生存的各個方面。報告在全面公布居址、墓葬的發掘資料之後，分12個專題報告了各學科的研究成果，內容涉及人類學、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岩礦資源、遺址古環境、經濟形態、農業、技術工藝、聚落形態、用龜習俗、原始文字和骨笛等。此次發掘對所有文化層和遺迹單位定量採集土樣進行水選，鑒定後發現，農業經濟的比重遠遠低於採集。從而得出賈湖先民的生存策略是以捕撈和採集為主，狩獵為輔，農業和家畜飼養僅處於從屬地位的結論，修正了原來的認識。科學研究資料的系統性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研究結果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換言之，田野階段非系統性的點綴式取樣，有時會得出誤導人們認識的結論。這是在考古學中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的一條重要經驗，應引起考古學界同人的重視。此外，賈湖遺址發現了距今8000年前後的小麥，這就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同時，以賈湖遺址為代表的豫中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展現了較高的社會發展水平，其與裴李崗文化的關係，是一個仍然沒有解決的問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編著《舞陽賈湖》（二），科學出版社］。
河南靈寶北陽平和西坡遺址的發現，為學界正確理解和認識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和社會提供了一個重要契機。西坡遺址面積達40萬平方米，周邊有河和人工壕環繞。在遺址中心位置發現的較大規模廣場，四角各有一座面積超過100平方米的特大型半地穴式房址，這種聚落布局當繼承自仰韶早期。2011年發掘的大型半地穴式房址F107，面積169平方米，由半地穴坑體、柱槽和槽內立柱、半地穴牆體、火塘和居住面等部分構成。F107恰好位於前期大型房址F108（廣場四角四座房址之一）之上，形制和結構相近，但方向掉轉了90度，為南略偏西。由此看來，仰韶中期偏晚階段，西坡遺址的聚落布局與前一階段相比發生了明顯改變。向心式聚落結構的結束表明，仰韶文化中期偏晚階段的社會組織開始產生較大變化或變革。所以，為了全面了解和研究仰韶文化中期的微觀聚落形態和社會結構，今後應有計劃地持續開展西坡遺址的發掘工作（《考古》5期）。
山西省東南部的濁漳河上游地區，地形複雜，以山地和丘陵地貌為主，屬於自成一系的地理單元，以往的考古工作較為薄弱。2010~2014年，國家博物館考古部等單位對這一地區進行了為期五年的田野考古調查，旨在梳理和把握區域內早期文化的整體面貌和基本內涵。經過調查和複查，確認古遺址263處，在95處遺址採集了標本並予以介紹。其中仰韶早期7處，仰韶中期27處，仰韶晚期33處，廟底溝二期文化41處，龍山文化59處。調查資料的發表為今後在該地區進一步開展田野工作奠定了基礎（中國國家博物館等編著《濁漳河上游早期文化考古調查報告》，科學出版社）。
在經過了30年的期盼與等待之後，陶寺遺址1978~1985年的發掘資料，在發掘團隊的努力下，終於呈現給了學界和廣大讀者。佔地總面積達430萬平方米的陶寺遺址，作為中國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遺址之一，前期七年間發掘面積達7000平方米，發現了大量遺迹和遺物。報告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發掘資料，主要有居址和墓葬，分廟底溝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兩大部分。陶寺遺址發掘的1300多座墓葬，雖然排列得嚴整規範，但相互之間的分化和差別則十分明顯，並且大中型墓葬分布得相對較為集中。故報告將墓葬劃分為大中小三型六類十二小型，整體上呈現出典型的金字塔狀結構，較為清晰地展現了陶寺這一都城級別的龍山文化時期大型中心聚落內部複雜的社會組織和社會結構。為中華文明的形成研究提供了有力證據。從考古學角度來看，陶寺遺址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出土了一大批高等級的貴重物品，如鼉鼓、土鼓、石磬、龍盤、文字、銅器、玉器等，而且首次在中國北方地區清理出一大批完全朽蝕不存的成套木器和葬具，如鼉鼓、木案、木俎、木盤、各種木豆、木盆、木斗、木勺、木碗、木杯、木觚、木倉形器、木桶等，大凡其他質料有的容器，都有木製者，從一個角度向我們再現了史前社會的真實面貌。為今後的同類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範例和可資借鑒的經驗。下編主要是出土遺物的檢測、鑒定和分析，內容包括孢粉、出土木材、人骨、動物遺存、石器和玉器、陶器、銅器、彩繪木器、顏料、樂器以及遺址的地貌環境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編著《襄汾陶寺》，文物出版社）。
陶寺遺址發現城址後開始的新一輪發掘，重要發現不斷。前幾年在大城東南部發掘出一座屬於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型夯土基址。基址長約27米、寬約19米，面積超過500平方米。整體是由主體建築、東西南三側牆基礎和中間圍攏起來的庭院組成的「回」字形大型建築。這座位於陶寺城內手工業作坊區的大型建築，當與城市的手工業生產管理關係密切（《考古》1期）。
位於晉南運城盆地的絳縣周家莊遺址，包含仰韶、廟底溝二期、龍山等多個時期的文化堆積，其中龍山文化遺存的面積達450萬平方米。經勘探和局部解剖發現的龍山文化環壕，壕內面積300多萬平方米，屬特大型環壕聚落遺址。截至2012年，累計發掘面積近3000平方米，發現房址29座、陶窯9座、灰坑近200座、墓葬289座。房址均為小型，面積在10平方米左右或更小，有地面式、半地穴式和地穴式三種。陶窯由工作坑、火膛、火道和窯室等部分構成，圓形窯室的直徑在1米~15米。墓葬有土坑墓和瓮棺墓兩種主要形制，頭向西南。土坑墓集中成群分布，相互之間有一定分化，按墓室面積可分為較大型和小型兩類，前者多有木質葬具，後者墓室狹小，僅可容身。所有墓葬幾乎沒有隨葬品。周家莊遺址與相距不遠的陶寺規模相當，文化面貌大同小異，但兩者的等級就目前資料而言差別很大，其原因有待於進一步探究（《考古》5期）。
位於河南禹州的前後屯遺址，面積約6萬平方米。2010年發掘的2000平方米，以廟底溝二期文化晚期遺存為主，也有少量龍山文化時期遺存。遺迹有房址、灰坑、灰溝和墓葬等。出土遺物中有一定來自東方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如籃紋鼎和罐、匜、高足杯等（《考古》4期）。新鄭龍湖興田遺址的發掘，發現有王灣三期文化的房址、灰坑和灰溝等遺迹及大量陶器等遺物，有助於對豫中地區王灣三期文化整體面貌的認識（《華夏考古》2期）。
陝北石峁龍山文化特大型石城遺址的發現，是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成果。而城內布局、結構和文化內涵的全面揭示，需要長期而紮實的田野考古工作。新近公布的兩處遺址發掘資料，後陽灣位於內城東部，呼家窪位於內城皇城台南部。兩地點共發現6座房址和5座墓葬。後陽灣的房址均為地穴式白灰面房址，面積10餘平方米。墓葬則有土坑墓和瓮棺墓兩類。出土遺物中還發現1枚鱷魚骨板。這次搶救性發掘雖然面積較小，但出土遺物為確定石峁城址的年代及內涵提供了一定證據（《考古》5期）。此外，在榆林寨峁梁、神木圪垯梁遺址也發現與石峁時代相近的新石器時代遺存（《考古與文物》2期）。經過較大面積發掘的神木木柱柱樑遺址，發現龍山晚期的橢圓形環壕，壕內面積約17萬平方米。此外還有半地穴式房址、灰坑和墓葬等。為了解石峁所在的榆林、神木地區龍山晚期的聚落形態和社會結構提供重要資料（《考古與文物》5期）。
關於仰韶文化半坡類型（或稱為半坡文化）和廟底溝類型（或稱為廟底溝文化）的年代關係，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直有學者為維護自己的見解而進行新的論證或提出新的證據。徐永傑從兩者典型單位的疊壓打破和共存關係入手，重新審視和討論了兩者的年代關係。按半坡和廟底溝各分為三期，半坡文化一期早於廟底溝文化，廟底溝文化一期可以早到半坡文化二期，而半坡文化三期則和廟底溝文化二、三期平行發展，兩者大抵同時結束（《考古》3期）。
（三）甘青及西北地區
位於河西走廊的張掖西城驛，是一處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說其重要，一是地理位置重要，遺址位於連接中國中原地區與中亞地區的交通路線上，這是學界從早年安特生開始就一直關注的區域。二是遺址的文化內涵重要，不僅發掘出用於青銅冶煉的遺迹和遺物，還發現了與中西文化交流相關的遺存，如大麥和小麥、土坯等。西城驛遺址的史前文化遺存分為兩期。一期為馬廠文化向四壩文化發展的所謂「過渡類型」；二期為四壩文化，或認為四壩文化已經進入了青銅時代（《考古》10期）。在正式發掘之前，曾對西城驛遺址進行過三次調查，確定其面積為35萬平方米。在第一地點採集到齊家文化和四壩文化遺物，第二地點採集到齊家文化、「過渡類型」和四壩文化的遺物，兩個地點均採集到銅礦石、銅渣、銅顆粒等冶煉遺物（《考古與文物》2期）。張雪蓮等對西城驛遺址的26個樣品進行了14C測年，並對其測年結果進行了初步分析，認為馬廠文化遺存的年代範圍大致為公元前2135~前1900年，四壩文化大致年代為公元前1880~前1530年（《華夏考古》4期）。
青海民和喇家遺址已進行過多次考古發掘，成果豐碩。2014年，配合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又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發掘，揭露面積3600平方米，發現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等多個時期的遺存，其中以齊家文化最為豐富。齊家文化的遺迹主要有房址、灰坑、灰溝、陶窯和墓葬等。房址面積不大，多不足10平方米，平面有圓角長方形、圓形和橢圓形等多種，一般由居室、灶址（部分有壁爐）、門道、門前活動場地等部分構成。幾棟房屋合用一個戶外活動場地是此次發掘的重要新發現。出土遺物除了石、骨、陶器之外，還有青銅器、玉器、卜骨等（國家文物局主編《2014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以下簡稱《考古發現》）。
謝端琚從發現和工作過程、分布區域和年代、房屋和墓葬、經濟生活、宗教信仰及其與仰韶文化的關係等方面探討了馬家窯文化石嶺下類型。認為石嶺下類型的14C測年在公元前3980~前3042年，居民多以氏族或部落為單位聚居，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兼營畜牧業和狩獵業。總體上屬馬家窯文化早期階段的文化遺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續）——王仲殊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四）環太湖地區
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的發掘收穫，是近年來環太湖地區史前文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突破。之前已有不少零星報道，2015年度較為全面地發表了東山村遺址的發掘資料。東山村遺址包含馬家浜文化和崧澤文化兩個時期的文化遺存。馬家浜文化遺存主要有1座房址和16座墓葬。墓葬成組分布，以南北向為主，相互之間有分化，但不明顯。崧澤文化時期的聚落布局較為清晰：中部為房址密集的居住區，被紅燒土覆蓋的5座房址有規律地排開，其中長方形建築F1，面積達85平方米；西部是高等級的大中型墓葬分布區，10座大墓均位於此區；東區分布著22座中小型墓葬。東山村崧澤文化遺存蘊含的意義是多方面的，例如：第一次揭示出崧澤文化高等級聚落的真實面目，進而昭示著崧澤文化偏早階段的社會分化就非常明顯，為後來一進入良渚文化就達到很高水平做了充分的鋪墊；至晚從崧澤文化偏早階段開始，權貴階層和普通民眾就分區獨立埋葬，這一中國後來普遍實行的埋葬制度，很可能肇始於崧澤文化（《考古學報》1期、《考古》3期）。
杭嘉湖平原腹地的嘉興吳家浜遺址，為一高出周圍水田的土墩，發現了比較單純的馬家浜文化遺存。遺迹主要有房址3座、灰坑13座、墓葬15座。房址平面為長方形，有柱洞和灶坑。墓葬均為土坑豎穴墓，有的還發現木質葬具。出土遺物有石器、玉器、骨器、陶器和動物骨骼等。吳家浜遺址是浙北地區繼羅家角和馬家浜之後又一處重要的馬家浜文化遺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10輯）。
位於浙西北的安吉安樂遺址，是一處圍繞著山岡由多個獨立的遺址點組成的山前坡地遺址，保存較好。2013~2014年又發掘2000平方米，發現豐富的崧澤文化遺存，其中有房址1處、紅燒土遺迹28處、灰坑13座和墓葬90座。出土遺物除玉、石、陶器和木器之外，還有較豐富的動植物遺存等。從宏觀上看，浙北西部山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以馬家浜文化晚期和崧澤文化早期居多，而東部平原則多為崧澤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時期。兩者之交，有一個由西向東較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其原因待考（《考古發現》）。
良渚文化又有較多新資料面世。1987年以來的調查顯示，良渚城址外圍西、北方向的近山地區，存在著由多條水壩組成的大型水利設施，由高壩和低壩兩個系統組成，可分為三組。第一組是位於城址北側大遮山前的塘山水壩群，東西向分布，整體近似橫「L」形，東西長約5千米，局部存在內外雙壩。第二組是城址西側略遠處的鯉魚山水壩群，由四條水壩連接斷續的5座小山丘，東北與塘山水壩相連，形成低壩系統。第三組是崗公嶺水壩群，位於低壩的西北山中，目前發現的6座水壩，可分為東西兩小組。築壩工藝和14C測年數據顯示，水壩的始建和使用年代不晚於良渚文化早中期，絕對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前後。關於這一規模宏大的水利工程的功能和用途，目前有防洪、運輸、蓄水、灌溉等不同意見，與莫角山良渚文化古城遙相呼應，直接相關。
最近幾年，在良渚古城外圍發現了規模更大的外郭城。經探查後基本確定，由古城北面的扁擔山—和尚地遺址、東面的鄭村—里山—高村遺址、南面的卞家山遺址等高地構成了良渚古城外郭城的基本輪廓。整個外郭城東西約3000米，南北約2700米，面積約8平方千米。卞家山和扁擔山等遺址的發掘資料表明，這些呈條形分布的遺址，均為人工堆築的居址，同時也是外郭城城牆的組成部分。良渚古城東郭城之外發掘的美人地遺址，發現了6處良渚文化的人工土台遺迹，土台的大小不一。在土台靠近河道一側發現3處防護的木板遺迹，結構為：下部鋪設縱橫交錯的枕木，其上為豎立的整齊木板（以上均見《考古》1期）。呂青等分析了良渚古城城牆鋪底石的形貌特徵、岩石類型及組合。調查古城周邊山體露頭及沖溝岩石的特徵後認為，古城鋪底的11種岩石類型均產自附近山體，所以其來源是城周邊的山腳和山澗沖溝（《華夏考古》2期）。
先後經過四次發掘的浙江海寧小兜里遺址，揭露面積超過3000平方米，包含了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三個時期的連續堆積和各種遺存。小兜里主要遺迹有人工修築的土台、墓地和其他建築遺迹。土台分布在東西兩區，始建於崧澤文化晚期，沿用到良渚文化甚至馬橋文化時期。發現的50多座墓葬，主要屬於崧澤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時期，從整體上看，良渚文化墓葬的等級不高，但社會分化和分層十分明顯。如M5、M6和M8，墓室面積為5平方米左右，均為一槨一棺，隨葬品數量較多，使用了玉石鉞、冠狀玉梳背和其他較多玉飾，但未見琮和璧等，應屬聚落內的社會上層。小兜里的考古發掘工作雖然是配合基本建設，時間緊，任務重，發掘期間困難重重，但發掘質量堪稱一流。發掘者對土台、墓葬等重要遺迹的精細清理，獲取了不同形制的葬具、隨葬品的配置等許多稍一疏忽就無法獲取的資料。此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M5和M8兩座良渚文化墓葬，與其有關聯的「大口缸」均為崧澤文化晚期型式，這是文化上的「滯後」或是兩者並非一體，值得關注（浙江省文物博古研究所、海寧市博物館編著《小兜里》，文物出版社）。
位於杭嘉湖平原南端的海寧楊家角遺址，坐落在村南一處人工土台之上。經發掘除了發現少量灰坑和灰溝等遺迹，主要是清理了22座良渚文化小型墓葬，出土了玉器、石器、陶器等隨葬品。西距良渚遺址群約16千米的餘杭三畝里遺址，坐落在橫山北側，由東西兩個人工土台構成。在1600平方米的發掘範圍內，發現較為密集的居住遺迹，如柱坑和柱洞、溝槽、灰坑、灰溝、水井以及墓葬等。三畝里遺址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可以分為早晚兩期：早期的主體屬於良渚文化早中期，部分可以延續到良渚晚期；晚期遺存則為相當於龍山早期階段的錢山漾文化。此外，蕭山金山和桐鄉董家橋遺址也發現少量良渚文化遺存（均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10輯）。
受良渚古城發現的啟發，上海博物館在福泉山遺址尋找城址線索時，於北側吳家場隆起的地段發現了一處新的良渚文化墓地。發掘的4座良渚文化墓葬，以M207的規模較大，殘長385米、寬約2米，面積接近8平方米，與反山大墓的規模相當。葬具推測有一槨一棺，墓中使用了6隻狗殉葬。隨葬品總數達308件（組），其中有包括1件琮、3件璧和6件鉞在內的280件（組）玉器。同時，還發現2件長度達90厘米的片狀大型象牙器（權杖），底端突出的榫頭恰好插入象牙鐓孔之內。象牙器的主體表面雕刻有纖細的雲雷紋，在邊緣位置有十組精美的淺浮雕「神徽」圖像。由此可見，M207的等級屬於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級別，其墓主當為福泉山良渚文化最高等級的貴族。應該特別指出的是，福泉山M207大型象牙器的成功提取和精美圖案、紋飾的剝離和復原，得益於整體運到室內進行實驗室發掘清理。此前有過不少的失誤和教訓，所以，今後在田野發掘階段遇到類似重要遺存，應排除一切困難採取措施整體運回室內進行處理（《考古》10期）。
鎮江馬跡山遺址的再次發掘，發現新石器時代末期廣富林文化遺存，雖不豐富，但增加了該文化的分布點（《東南文化》1期）。
距離凌家灘遺址僅2000米的韋崗遺址，面積約3萬平方米。經發掘後發現成群柱洞、陶片和燒土堆、灰坑和灰溝等遺迹。出土遺物以陶器和陶片為主，特徵和時代與凌家灘遺址居住區相同。結合在凌家灘周邊地區開展的區域系統調查，表明高等級的大型中心聚落凌家灘遺址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周邊有不同層級的眾多聚落支撐和拱衛，從而為正確理解和認識凌家灘地區這一時期的社會組織和社會結構提供了有益的資料（《考古》3期）。
江西撫河流域樂安、宜黃兩縣開展的考古調查中，發現一批先秦時期的古遺址，其中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有4處，從採集的遺物看，與贛江流域文化區的面貌相近。同時，也有與良渚文化類似的因素。這一調查工作，填補了贛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空白［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著《江西撫河流域先秦時期遺址考古調查報告》（I），文物出版社］。
2014年是崧澤文化正式命名30周年，有一系列文章討論了崧澤文化的有關問題。環太湖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為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已無疑問，但張敏認為崧澤文化與前後文化之間的界緣尚不明確。崧澤文化與馬家浜文化之間，替代大於傳承，兩者可能有一段平行發展的時間。崧澤文化與良渚文化之間的「過渡段」，明確的歸屬也存在不確定性。陳傑認為崧澤文化的形成過程十分複雜，除了繼承本地馬家浜文化的傳統之外，更多的是受到皖江流域甚至更西文化的影響，在成功吸收和消化這些外來因素之後，在中期階段達到其發展過程中的鼎盛時期，不僅反向影響了許多地區，也為後來良渚文化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欒豐實認為崧澤文化可以區分為核心區、外圍區和周邊影響區三個層次，其核心分布區在環太湖周邊一帶。隨著崧澤文化的崛起，其向北方擴散和影響的力度不斷加強，這從崧澤文化典型器物陶豆和大口尊向北方的傳播可得到確證。而文化傳播和擴散的程度可以明確分為四個層級，並對應著四個區域。朔知將皖江兩岸與崧澤文化時代相當的新石器文化分為東西兩區，聚落選址多在崗地邊緣，形成了以玉石器為主體的文化特質，同時吸納鄰近地區的文化因素，文化發展很快達到一個高峰，促進了長江下游地區的崧澤化進程（以上均見《東南文化》1期）。
良渚文化的去向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許鵬飛從探討良渚文化末期遺存的內涵入手，認為良渚文化末期出現大量新的文化因素，意味著這一時期發生了巨大變化。由錢塘江以南地區良渚文化和錢山漾文化的文化因素分析，可知後者的典型特徵來自良渚文化內部。同時，還吸收了其他文化的文化因素，最終完成了由良渚文化到錢山漾文化的過渡。曹峻對錢山漾文化進行了文化因素分析，認為本土文化因素及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因素佔主流地位，而來自北方龍山文化的因素居於次要位置（均見《東南文化》5期）。此外，曹峻還從文化面貌概況、器物形態和特徵等方面討論了廣富林文化的本土因素和外來因素，認為廣富林文化的主體因素來自當地的錢山漾文化，其中也有來自北方龍山文化的因素（《東方考古》12集）。
（五）江漢地區
以江漢平原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資料較為豐富。位於南洞庭湖和東洞庭湖之間的青山島青山遺址，面積約3萬平方米。由於發掘面積較小，發現的遺迹不甚豐富，主要有人工土台、房屋基槽、灰坑（報告名之「坑穴」）、灰溝和柵圍溝槽等。遺址的時代較為單一，報告分地層及遺迹、遺物兩大部分予以介紹。遺物部分先按器類劃分型式，選典型標本介紹，然後以探方、層次、遺迹為單位，將可辨別的器形按單位一一介紹。整體看下來，確如作者所言，「有重複冗贅之嫌」。在考古學研究的重心開始轉移到古代社會研究的今天，如何編排和發表田野考古資料，確實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報告最後在總結青山遺址文化特徵的基礎上，討論了湘江流域同時期遺存的文化性質，提出「堆子嶺文化」的命名，在分布上與鄂東皖西南的黃鱔嘴文化、長江中段的大溪文化、沅江中上游的高廟上層文化並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湘陰青山》，科學出版社）。
龍嘴遺址位於湖北大洪山南麓，西北距著名的石家河遺址只有6000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其進行了較大面積的發掘，發現了城址、房址、灰坑、灰溝和墓葬等，其中以城址的發現最為重要。龍嘴城址屬油子嶺文化時期，城址平面近似圓形，南北長305米，東西寬269米，面積82萬平方米。城牆底部寬約17米，殘高1米~32米。城牆東、南、西三側環湖，北側有壕溝，壕寬約18米，深15米左右。整體上由城牆、自然湖泊和壕溝圍合成一個封閉的城垣結構。在目前長江中游地區發現的17座新石器時代城址中，龍嘴城址的時代僅次於湖南澧縣城頭山大溪文化城址，也是江北地區最早的城址，從而為探討江漢地區新石器時代城垣聚落的起源、發展、功能和社會組織形態等，提供了重要資料（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門市博物館編著《天門龍嘴》，科學出版社）。
長江中游規模最大的石家河城址內外屢有重要發現。2011年在城內中心譚家嶺遺址南部低洼地段進行了小面積發掘，收穫頗豐。發現的遺迹有房址、灰坑、木構遺迹和瓮棺墓葬等。出土遺物十分豐富，除了較多石器、陶器和陶塑人及各種小動物等，還首次在石家河遺址發現了竹編、木器、木樁、木板和原木等有機質遺物。木構遺迹有可能是石家河文化時期由陸地伸向河道的碼頭類遺存（《考古》3期）。
位於隨棗走廊涢水流域的隨州佘老灣遺址，面積近10萬平方米，由東西兩區構成。發掘資料表明，這是一處以石家河晚期和後石家河文化為主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對於認識隨棗走廊與大洪山南麓後石家河文化的不均衡發展有一定積極意義（《江漢考古》6期）。
趙亞鋒分析了城頭山屈家嶺文化時期城址產生的背景，認為是在與漢東地區激烈衝突中修建起來的，其用途與大溪文化階段的城址有所不同，應該承擔著一定的防禦功能（《湖南考古輯刊》11集）。
（六）川渝及西南地區
重慶豐都玉溪坪是三峽工程淹沒區一處十分重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2002年發掘2000平方米，包含新石器時代及商周等時期的遺存。發現的遺迹數量不多，主要有房址及其他與居住有關的遺迹如柱洞和燒土面、灰坑和墓葬等。出土遺物比較豐富，可以劃分為早晚兩期三段。推測早期在公元前2900~前2600年，晚期在公元前2400~前2000年，中間有一定缺環（《南方民族考古》11輯）。
嘉陵江流域以往發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不多，最近幾年，在嘉陵江下游的合川、北碚一帶發掘了多處先秦時期遺址。其中合川河嘴屋基、猴清廟、牛黃壩、老菜園和北碚大土等5處遺址發現有新石器時代遺存。這幾處遺址發掘面積都不大，發現的遺迹和遺物也不甚豐富，但基本的文化面貌比較清楚。除了合川河嘴屋基時代略早，其他4處遺址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年代均在距今5000~4500年，與峽江地區玉溪坪文化晚期大同小異，可歸為同一文化（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重慶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編著《嘉陵江下游考古報告集》，科學出版社）。
坐落在大渡河中游西側的四川瀘定縣坪上遺址，發掘面積900平方米。發掘出新石器時代晚期和以後多個時期的遺存，屬於新石器時代的遺存主要有灰坑和部分石器、陶器。坪上遺址儘管出土遺迹和遺物不甚豐富，但對於以往工作比較薄弱的大渡河流域新石器文化，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四川文物》6期）。
位於貴州中部的貴安新區牛坡洞遺址，由A、B、C三洞組成，為典型的洞穴遺址。2011年的發掘，主要集中在A、B兩洞，發現了較為豐富的新石器時代早期到歷史時期的文化遺存，整體上分為四期。第一期為舊石器時代晚期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出土石器以打制石器和細石器為主，測定年代為距今10200~8700年；第二期是洞穴內的主要堆積，石器仍以打製為主，但已出現磨製石器，經濟生活仍以狩獵和採集為主，年代在距今8000~5500年。第三期的顯著特徵是開始出現陶片，並且製作技術較高，故發掘者認為與第二期之間沒有直接的承繼關係，推測年代為距今5000~3000年。第四期已進入歷史時期。牛坡洞遺址的發掘，為貴州地區史前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資料（《考古》8期）。
緊鄰金沙江支流桑園河的雲南賓川白羊遺址，坐落在河岸的台地之上。遺址面積不大，但文化堆積十分豐富，地層厚達55米，可分為25層。發現的遺迹有房址、灶、火塘和火堆、灰坑和墓葬等。房址有多種，如直接在地面立柱建房、半地穴式、在基槽內立木柱和在淺基槽內墊柱礎石等。墓葬有土坑墓和瓮棺葬之分。土坑墓的墓主葬式有二次葬、斷肢葬、合葬、單人葬等。白羊村遺址可以分為早、中、晚三期，推測其絕對年代在距今4200~3600年（《考古發現》）。
青藏高原東南部從自然地理上可以劃分為三個部分，即藏東川西、藏南和喜馬拉雅山南翼。羅伊考察了這三個區域新石器文化的文化面貌，進而探討了三者之間的關係。認為其文化面貌的相似性主要是由相似的生存環境決定的（《中原文物》4期）。
（七）燕遼及東北地區
內蒙古東部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遺址繼2010年和2011年兩次大規模發掘之後，2012年、2014年對該遺址搶救性發掘3150平方米，發現24座房址、23座灰坑和7座墓葬。聚落遺址內部以房址為主，一般遺址常見的其他遺迹如灰坑數量不多，墓葬甚少。三次發掘的7400平方米範圍內的68座房址連成一片，布局嚴整，排列有序，整體上蔚為壯觀。因為哈民聚落的房址可能是因為遭遇到不可抗拒的突發性不幸事件，從而導致聚落內房屋在短時間內全部毀滅，所以，對這一保存完整的「活態聚落」所承載的哈民社會研究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機緣。在2011年探出並確認了存在環壕之後，此次又在其外側相距5米的位置發現一條新的環壕，表明哈民聚落外圍為雙環壕結構。哈民一類遺址主要分布於西遼河以北以東的科爾沁草原地區，年代在距今5500~5100年，與紅山文化晚期相當，可命名為「哈民文化」（《考古》10期、《草原文物》1期）。
牛河梁一帶是紅山文化祭祀遺存——女神廟、祭壇和積石冢的密集分布區，在不到50平方千米的範圍內，發現了16處祭祀遺存，被稱為紅山文化的聖地。為了廓清牛河梁地區古代遺址及祭祀遺存的分布和變遷，進而探討牛河梁祭祀遺迹群的性質、歸屬及內部組織等相關問題，近期在牛河梁地區40多平方千米範圍進行了系統的區域考古調查。調查分四個時期記錄了陶片分布點的情況，認為紅山文化時期的社區和祭祀遺存之間存在著分層對應關係，即調查區的東北和西北各有一個小型社區，對應著新發現的小規模祭祀遺存。而南部原有的大規模密集存在的祭祀遺存，則可能為整個紅山文化所有。由於調查面積過小，目前的證據似不足以得出以上結論（《華夏考古》3期）。
坐落在內蒙古林西縣柳樹林村東北丘陵西南坡的柳樹林遺址，在2500平方米的範圍內發現紅山文化房址20座，灰坑30座，同時出土了一批石骨器和陶器資料，陶器以筒形罐和疊唇缽為大宗。房址為成排分布的半地穴式建築，平面以圓角長方形和圓角梯形為主，房址使用面積在30平方米~80平方米。柳樹林遺址為一處單純的紅山文化中期階段的聚落遺址，保存相對較好，值得今後關注。敖漢旗七家紅山文化遺址亦經較大面積的發掘，發現了較為單純而豐富的紅山文化遺存，其中包括房址10座，灰坑73座，灰溝1條，出土一批石骨蚌器和陶器。房址成組分布，均為半地穴式，開間有雙間和單間之分。極具特色的是雙連間房址，平面呈「呂」字形，均為前後室相連的結構。一般前間較小，中部呈坑狀下凹；後間面積較大，為主室，內部或設前後排列的雙灶。以上兩處遺址的發掘，豐富了紅山文化的居住類資料（均見《草原文物》1期）。
吉林伊通杏村和羊草溝兩處遺址的發掘，發現左家山二、三期文化時期的房址和灰坑等遺迹。房址均為半地穴式建築。出土陶器以筒形罐為主，並發現少量玉器。為東北中部新石器文化研究增添了資料（《考古》6期）。
張星德選擇朝陽小東山等7處紅山文化早期遺址，對出土典型器物進行了類型學排比，進而將紅山文化早期再細分為早中晚三期。並與後岡一期文化進行了比較，認為兩者存在較多相似之處，進而認為紅山文化的形成與後岡一期文化有關。故紅山文化早期可以稱之為後岡期紅山文化（《邊疆考古研究》18輯）。趙賓福等重新討論了小河沿文化的分期和年代，將其劃分為早、中、晚三期，早、中期分別與紅山文化中期晚段和晚期同時存在，晚期晚於紅山文化。絕對年代的上限超過公元前5500年，下限可到公元前2500年，前後延續了1000多年（《邊疆考古研究》17輯）。
（八）嶺南地區
在以往小規模試掘的基礎上，2013~2014年又兩次發掘福建三明南山遺址，對4號洞穴和山頂部分進行了較大面積的揭露。發現柱洞、灰坑和大型蓄水池及墓葬等遺迹，出土石、骨、陶器千餘件和大量炭化稻穀。南山遺址的發掘收穫，對於完善閩西北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序列具有重要意義（《考古發現》）。
位於廣東龍門山前侵蝕台地的廟山遺址，2015年經過較大面積的發掘，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主要有柱洞、灰坑、墓葬等遺迹，出土的遺物有石器和陶器。陶器分為硬陶和軟陶兩種，以硬陶為主，外表普遍施加各種紋飾。從文化歸屬來看，廟山遺址早期為虎頭埔文化的地方變體（《四川文物》6期）。
廣西邕寧凌屋貝丘遺址坐落在邕江北岸的台地上，面積約3000平方米。2013年，在2000平方米的範圍內發掘出303座新石器時代墓葬。墓葬的葬式主要有屈肢葬和肢解葬兩類。屈肢葬又有仰身、側身、俯身和蹲踞等不同形式。肢解葬約佔全部墓葬的三分之一，也有多種形式。凌屋遺址自下而上的年代大體與頂獅山文化第一至四期相當，絕對年代在距今10000~6000年（《考古發現》）。
坐落在海南陵水桐棲港西北岸的橋山遺址，為一處典型的潟湖沿岸沙丘遺址，2012~2014年發掘600平方米。以遺址第3層層面為界，層面之上疊壓的遺存和第3層遺存的面貌不同，屬於不同的考古學文化。海南地區以往甚少發現距今萬年以來的史前遺址，橋山遺址的發掘成果，對於建立海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發展序列具有重要意義和價值（《考古發現》）。在海南西部昌江流域的考古調查中，新發現和複查了10餘處史前文化遺址。何國俊將其劃分為早、中、晚三期，早中期為距今5000~4000年。就目前的資料而言，海南地區的史前文化，時間上存在著比較大的缺環，文化發展上也不銜接和不連貫，這些問題的解決有待於今後的田野考古工作（《百越研究》4輯）。
陳偉駒以廣東牛欄洞為例，探討了華南地區史前遺址的年代學問題。認為牛欄洞遺址的動物骨骼14C測年偏晚，而螺殼的14C年代較好地反映了該遺址的真實年代。由於年代學處理模式的改變，導致眾多嶺南史前遺址的年代都可能有所改變，其後果甚至會帶來整個嶺南史前文化格局的調整（《東南文化》6期）。
二 專題研究
（一）總括和跨區域研究
王小慶系統梳理和分析了中國大陸、日本列島和朝鮮半島地區迄今所發現的距今1萬年以前的早期陶器。認為陶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16000~15000年，這一時期生活在東亞地區的人類開始嘗試製作和使用陶器。到距今1萬年前後，陶器已經成為人類生存的基本用具，並且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中國大陸存在兩個與陶器起源關聯度較高的區域，即華南地區和華北西北部，分屬兩個不同的文化系統。而日本列島與後一個文化系統存在一定關聯（《四川文物》5期）。
何駑通過分析陶寺文化和王灣三期文化時期的天下觀，認為「地中」概念出現於陶寺文化時期，確立於王灣三期文化，普及於二裡頭文化。其中王灣三期的強勢對外擴張起了重要作用。而中原概念與「中國」概念存在著必然聯繫（《中原文化研究》5期）。
關於「龍山時代」的時間跨度，目前存在著兩種意見：一是為公元前3000（或略晚）～前2000年，主要包括廟底溝二期文化和龍山文化兩個時期；二是為公元前2600（或2500）～前2000年，只包括龍山期諸文化。王立新認為應以後者即嚴文明先生於1981年提出的「龍山時代」的時間範圍為準（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著《慶祝魏存成先生七十歲論文集》，科學出版社）。需要指出的是，嚴文明先生提出「龍山時代」概念10年之後，在紀念城子崖遺址發掘60周年時，認為可以將廟底溝二期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等歸入龍山時代早期，而「龍山時代的年代就當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持續達一千年」（《龍山時代考古新發現的思考》，載張學海主編《紀念城子崖遺址發掘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齊魯書社1993年版）。
魏堅等認為，分布於陝北、晉北和內蒙古南部的廟子溝文化，與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共同源自仰韶中期的廟底溝文化，兩者在房址形態、陶器的基本器類、彩陶紋樣、經濟形態等方面具有較多相似性，社會發展階段大體一致。由於後來的發展，兩者逐漸產生較大差異（《邊疆考古研究》18輯）。
中原地區與北方之間的文化聯繫，太行山東西兩側歷史上都曾起過通道的作用。張渭蓮和段宏振提出，太行山東麓的南北狹長地帶，位居中原、北方、山東、黃土高原四個文化區的夾縫地帶，既是南北方的交通要道，也是東西方的溝通橋樑，而主流則是一條南北方向的文化走廊。然後從自然環境、考古分期、文化面貌和聚落形態等方面，分早、中、晚不同階段探討了這一區域的新石器文化。最後，分新石器時代早期、前仰韶和仰韶早期、仰韶中期、仰韶晚期、廟底溝二期文化、龍山文化等六個時期探討了太行山東麓地區新石器文化演進的基本格局（張渭蓮、段宏振《中原與北方之間的文化走廊》，文物出版社）。
1922~1923年，安特生依據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資料，將甘肅地區史前和青銅時代早期文化劃分為「齊家、仰韶、馬石、辛店、寺窪、沙井」六期。夏鼐先生利用1944年赴西北地區開展考古工作的機會，對安特生當年調查和發掘的遺址一一審核，並適度發掘，最終修正了安特生分期的錯誤。欒豐實對這一工作過程進行了詳細梳理，還原了夏鼐先生嚴謹、細緻的科學態度和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東方考古》12集）。
（二）聚落考古與文明起源
由嚴文明提出並和趙輝一起主持的「聚落演變與早期文明」研究課題，作為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成立之後第一個重點課題，於2001年正式立項，2005年基本完成。因種種原因到2015年才由文物出版社結集出版，所以，文中所用資料絕大部分止於完成之前。課題的指導思想是採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分區域來探討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和社會的發展進程，力求梳理出史前社會複雜化或文明化的演進和軌跡，進而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問題。全書除了前言和後記之外分為9個部分，總體上按區域來探討和分析中國各主要地區史前聚落的演變與早期文明的發展。分別是：中原地區的史前聚落演變與早期文明（魏峻），海岱地區的史前聚落演變與早期文明（欒豐實），長江中游地區的史前聚落演變與早期文明（張弛），長江下游地區的史前聚落演變與早期文明（秦嶺），成都平原先秦時期聚落演變與早期文明（孫華），北方地區的史前聚落演變與早期文明（韓建業），東北南部地區的史前聚落演變與早期文明（郭大順），論中國史前社會的文明化進程（趙輝），西亞史前聚落的發展與文明進程（楊建華）。趙輝最後綜合討論了中國史前社會的文明化進程，從啟動、多元進程、兩個模式、階段性、動因和歷史的表達、「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的形成和中國文明的特徵等方面，總結和概括了中國文明起源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問題（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編著《聚落演變與早期文明》，文物出版社）。
「早期中國」是考古學近年來迅速走紅、熱度持續不減的名詞，其闡釋迭有新論。韓建業從宏觀的角度探討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國」。認為其植根於遙遠的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早期，萌芽於公元前6000年前後的新石器時代中期，這一階段可稱為「早期中國之前的中國」。而公元前5000年之後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各區域的文化融合得到進一步加強，形成早期中國的三大文化系統。公元前4000年前後開始的廟底溝時代，文化上的早期中國得以形成，產生所謂的核心區、主體區和邊緣區三個層次的結構。公元前3500~前1800年，為文化上早期中國的古國時代或邦國時代。公元前2500年之後的龍山時代諸文化，實際上是新石器文化上早期中國的主體文化，從萬國林立到中原中心的出現。公元前1800~前1300年是早期中國的王國時代，其核心是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岡文化。同時，他還探討了早期中國與五帝及夏商時期的古史傳說，分析了早期中國的地理環境、環境變遷與文化演變的關係等問題（韓建業《早期中國》，上海古籍出版社；《江漢考古》3期）。
楊育彬、鄭傑祥、竇志力等總結和歸納了中原地區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特點，趙春青、馬世之、李慧萍等討論了中原地區早期城址與嵩山文明、早期中國的關係等（《中華之源與嵩山文明研究》2輯）。
李伯謙認為陶寺是中原地區最早出現的一個科學意義上的國家——王國的都城所在地。並認同陶寺遺址就是「堯都平陽」的觀點（《華夏考古》4期）。何駑討論和分析了陶寺晚期聚落形態和社會的變化。認為陶寺中晚期之交，宮城大部分城牆受到大規模破壞，到晚期偏晚，被破壞的宮城牆體又得到修復重建，但工程比較潦草。此後不久，宮城又被徹底平毀。如何解釋這一現象？陶寺晚期人牙鍶同位素的分析結果顯示，當時的移民比例佔到75%以上，從遺址中飼養的家畜由以往的家豬被綿羊所替代，以及陶寺與石峁兩個城址的異同分析，何駑認為造成陶寺晚期兩次平毀失去都城地位和社會動蕩的策源地很可能是以石峁城址為代表的集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續）——王仲殊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謝銀玲、陳淳翻譯了戈登·威利的名著《秘魯維魯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態》，認為他在秘魯河谷採用的聚落形態研究方法，標誌著考古學研究範式的重大變革。這一開創性研究，是考古學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論突破，自湯姆森三期論以來最重要的發明（《東南文化》4期）。最近20年來，隨著中國考古學研究的重心逐漸向古代社會研究轉移，聚落考古作為一種考古學研究古代社會的方法，得到學界的廣泛採用和實踐。聚落考古作為一種方法論，有宏觀和微觀之分，區域聚落形態屬宏觀範疇。裴安平對區域聚落形態包括戈登·威利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質疑，認為區域聚落形態弊端種種，如並非史前晚期才開始產生，混淆了聚落遺址自然群落和社會組織的區別，忽略了小區域的聚落形態及其變化，不能反映史前聚落之間的血緣關係，將遺址和聚落混為一談，過分強調面積和內涵的重要性，等等（《東南文化》1期）。
陳繼玲等引入陶器風格的分類方法來討論查海聚落的居住性質。所謂陶器風格主要包括了陶器的形態、紋飾和製作技術三個方面，據此把查海遺址房址中的筒形罐歸納為三組風格。認為時間不是風格變化的主因，而是與居住方式和性質聯繫緊密。進而推定第一組的房址為臨時居住，第二組為短期居住，第三組則為長期居住。這一研究把國外流行的陶器風格分類方法運用到國內的考古研究，其結論還有待於證實（《邊疆考古研究》18輯）。
姜寨遺址的資料發表以來，國內各種研究層出不窮。對於這樣一個經過多年多人研究過的聚落資料，可否產出新的重要認識，克里基斯琴·彼得森（美）和吉迪恩·謝拉克的《姜寨：中國一座新石器中期村落的社會與經濟結構》（《南方文物》4期）給出了答案。文章依據發表的姜寨報告，在概括仰韶文化和姜寨遺址的環境背景等基本信息的基礎上，討論了姜寨一期聚落的聚落分區、建築的分布和大小及功能、戶口的估算、農戶的儲藏能力、遺址內動物骨骼的廢棄形態、家戶的人工製品組合等。得出了一些新穎的結論，有些甚至是顛覆性的。如傳統的認識是，姜寨聚落的各個區（以大房子為中心的區塊）可能統一控制著區內的生業和手工業生產活動以及消費、積累和再分配，並且是當時聚落內基層的主要決策單位。而上述研究認為，資源的生產、集中和消費是以家戶為單位來安排，生產的側重點和家戶之間的交換，都是由家戶做主，不受區一級首領控制。於是，在生產側重和剩餘產品的積累上展現了豐富的多樣性，從而成為黃河中游地區複雜社會發展的重大起點，並展現了不平等的最初萌芽。這一成果為我們認識和研究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社會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當然，其中一些基礎性問題，還存在一些可以討論的方面。如姜寨仰韶一期聚落的三個亞期，是否如其所說只有40年，從而不必要劃分開？中國新石器時代房屋從建造到廢棄的使用壽命有多長？如何確定聚落內同時存在的房址數量？如此等等都有不確定的因素。
程玲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地區以貝丘和沙丘為代表的史前海洋宏觀聚落形態的變遷。認為冰後早期隨著海進海洋聚落開始發育，到達高峰時呈現「河網—濱海」的聚落分布格局。距今6000年之後海平面回落，貝丘聚落逐漸荒廢，沙丘聚落持續發展。距今5000~3000年海平面回升，海洋聚落呈現開始擴張的態勢（《南方文物》2期）。
程玲討論了台灣海峽兩岸史前聚落的變遷。認為早全新世為「海島聚落」初現時期，距今6500~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中期是「海島聚落」的發展階段，距今5000~3000年的晚期海洋聚落由海島向海岸和近海河岸擴張。海峽兩岸史前宏觀聚落形態時空格局的變遷，反映了閩台史前人類對海洋環境的適應和利用（《百越研究》4輯）。蔡彥從宏觀角度討論了台灣地區史前聚落的變遷。認為新石器時代早期原住民在北部丘陵定居，帶著稻作的大陸居民開始來到嘉南平原。中期開始向西部平原擴散，台中盆地和嘉南平原得到進一步開發。晚期則主要集中於東西兩岸的低地，形成兩大集團分庭抗禮的局面（《華夏考古》2期）。
（三）墓葬和埋葬習俗
張弛的論文集《社會權力的起源》（文物出版社），是通過墓葬的葬儀來探討社會權力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書中多數文章在不同場合公布過，未公開發表的有5篇，即作為序言的第一篇和結語的最後一篇，以及正文中的第四篇和最後兩篇。序言是從宏觀層面來討論史前考古的社會權力研究，並進一步引申到葬儀中的社會、觀念和權力，在此基礎上具體分析了中國史前考古中墓葬和墓地研究的得失。結語則從社會、觀念和權力三個層面探討了中國史前葬儀發展的階段性，或者說由這三個層面解讀社會和權力的演進過程。這一過程在時間上可以劃分為三個大的階段，即裴李崗時期、仰韶中期和仰韶晚期至龍山文化時期。社會分化從無到有，社會分層由起步到越來越明顯；各個地區所展現的權力形態既有相同之處，如尚武，也有完全不同的方面；從仰韶中期開始就存在於各個地區大大小小的邦國，到第三階段尚不能確定是否發展到更高一級的邦國聯盟或王國形態的政體。正文中的三篇，即《五千年前的社會權力形態——以大汶口（早期）、東山村和凌家灘大墓為例》《大汶口大型墓葬的葬儀》《陶寺和龍山大墓的葬儀》，則是做出上述研究結論的基礎，從方法、研究過程和結論都值得一讀。
錢耀鵬等對半坡遺址仰韶早期墓葬的埋葬方式重新進行了檢討。認為以往的認識存在諸多疑問，以埋葬特徵為分類標準，把半坡仰韶早期墓葬的人骨分為五類，即骨骼基本完整而有序、局部骨骼位移或缺失、整體位移且擺放整齊、整體位移而擺放凌亂和骨骼零星或缺失嚴重。最終確認其埋葬方式存在疑似一次葬、二次葬（遷出和遷入）、二次擾亂葬（局部或整體擾亂）和多次使用或合葬所導致的人骨堆積現象。而「割體葬儀」則沒有可靠證據。二次擾亂葬等葬俗在甘青地區馬家窯文化中得到延續和發展（《西部考古》8輯）。
陳洪海討論了青海宗日墓地隨葬的大量特徵鮮明的屬於明器範疇的小型陶器。明器的使用從宗日墓地早期就已經開始，中晚期達到頂峰，幾乎每一座墓葬都使用明器，此後又開始減少。文中對明器的擺放位置和方式、宗日式陶明器的源流、明器的使用規律以及明器的產生與消亡過程進行了詳細探討（《西部考古》8輯）。
許鵬飛選擇高城墩等7處良渚文化墓地資料，依隨葬品的種類和數量，將良渚文化的墓葬劃分為7個等級，不同等級所擁有的財富和社會地位均不相同，整體上形成一種金字塔狀社會結構。而激烈競爭的社會關係和凌駕於血緣關係之上的等級制度是良渚文化社會的主要特徵（《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3期）。
山東膠州三里河遺址大汶口文化墓葬分為三區，其中一、二區墓葬數量較多，區內又有不同的墓組，李長盈認為這種三級結構目前主要見於大汶口文化之中。它們僅靠血緣關係難以維持，所以這一時期很可能已經出現了「血緣＋地緣」的模式。同時，墓葬之間的分化加大，可以劃分為三個等級，高高在上的一級墓葬昭示著領袖人物的出現（《東南文化》5期）。
（四）文化交流
小麥起源於西亞，後傳入中國，逐漸成為中國北方地區的主要農作物。趙志軍依據目前的考古資料，提出至遲在距今4000年以前，小麥已經傳到中國境內。認為小麥傳播到黃河流域的通道至少有兩條：一條是草原通道，傳播途徑為西亞—中亞—歐亞草原諸青銅文化—中國北方文化區—黃河中下游地區；一條是綠洲通道，傳播路線是西亞—中亞—帕米爾高原—塔里木盆地南北兩側的綠洲—河西走廊—黃土高原區（《南方文物》3期）。
陶鼎是中國新石器時代重要的炊器，使用區域廣，流傳時間長，為核心器物之一。韓建業從宏觀角度梳理了新石器時代陶鼎的產生、發展和擴散的過程。認為陶鼎源自中原地區的裴李崗文化，公元前5000年前後開始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擴散到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公元前4200年以後進一步擴展到遼東半島；公元前3500年以後，陶鼎仍主要在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流行，並擴展到華南北部地區；公元前2500年開始的龍山時代，陶鼎的流行區域沒有大的變化，只是向南進一步擴展到華南大部地區。最後指出陶鼎4000年的發展過程，「中原地區始終是核心」，這一結論可能會有異議（《考古》1期）。
任瑞波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分析了四川茂縣營盤山遺址出土的彩陶。他從彩陶花紋的分類分期入手，對川西地區新石器時代彩陶的本地化過程提出異議。認為營盤山彩陶紋樣與甘青地區馬家窯文化彩陶有很大共性，本地特色彩陶花紋在早期階段即已出現（《邊疆考古研究》18輯）。
洪猛等把湖南湘鄉岱子坪遺址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遺存分為五期，分期考察了各期之間存在更替和延續兩種基本發展模式。通過分析與域外文化的交流，揭示了洞庭湖、鄱陽湖和太湖三大區域文化的互動關係（《江漢考古》6期）。
膠東半島和遼東半島之間的文化交流，牽涉到中國大陸文化向東北亞地區的擴散和傳播，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王富強等認為，兩個半島之間的海上文化交流始於距今6000年以前的白石村一期和小珠山一期文化，此後不斷發展。到龍山文化時期，兩地的文化交流進入了一個內容廣泛的快速發展和活躍時期，而相互交流的趨向，膠東半島向北的擴散和傳播始終佔據主流地位（《東方考古》12集）。
分布於閩江下游地區的曇石山文化，經濟活動始終與海洋緊密聯繫在一起，與周鄰海域史前文化關係密切。海峽對岸與其時代相若的圓山文化、鳳鼻頭文化中，均有一些來自曇石山文化的文化因素，如有段石錛、彩陶等，表明曇石山文化曾向海東地區擴散並對當地的圓山文化和鳳鼻頭文化施加了強烈影響（《福建文博》4期）。
（五）環境考古
胡松梅從遺址的地層、遺址布局、動植物遺存和湖泊演變等方面，分析了渭水流域距今8000~5000年的環境演變，在此基礎上勾勒出文化的動態發展過程。認為白家文化最初分布在渭河流域低級階地，距今7300年前後，氣候波動升溫，人們為避水患而向高處遷移，後產生了新的西山坪文化。隨著氣候好轉形成的半坡文化，開始向四周地區擴散。距今5800~5300年，氣候緩慢降溫，反而使廟底溝文化得到空前發展。之後，氣候進一步惡化，導致關中地區人口減少和文化衰落（《考古與文物》6期）。
張宏彥認為歷史時期北方地區農牧交錯的「長城地帶」，其產生之前曾經存在過一個「前長城地帶」。從環境、氣候和文化的變遷過程來看，河套地區距今7000年以前的前仰韶時期，氣候偏冷偏干，為採集—狩獵文化區；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時代，由於仰韶文化的北上，該地區進入農業文化與採集—狩獵文化南北二元分布的格局；距今5000~4000年的龍山時代，原先的和平格局被打破，對抗和衝突成為常態，「前長城地帶」形成（《西部考古》8輯）。
王輝等依據河南禹州瓦店遺址附近的地學和考古資料，並結合環嵩山地區的區域資料，將瓦店遺址附近晚更新世以來的地貌演化劃分為6個階段。龍山文化晚期，瓦店附近的潁河流域呈現「水鄉」特點。在此基礎上，瓦店先民建起了環壕聚落，並在台地上發展出稻旱混作的生業經濟。作為人類主要活動區域的河流地貌，其演化對人地關係研究有重要意義（《南方文物》4期）。
李蘭等通過微體遺存、孢粉、礦物表面微形態等檢測分析，探討張家港東山村遺址的全新世環境變遷。認為這一帶在馬家浜文化之前是湖沼相沉積環境，距今7400年之後，水體不穩定，受氣候變化影響明顯，人類活動加強，對區域植被破壞嚴重。而依山傍水的自然地理環境，是崧澤文化在這裡獲得迅速發展的有利條件（《考古與文物》6期）。
湖北沙洋縣鍾橋是一處包含大溪、屈家嶺和石家河文化等不同時期堆積的遺址。吳立等採用對疑似洪水層和現代洪水沉積物的鋯石微形態、粒度、磁化率等地球化學指標的比較，揭示了屈家嶺文化中晚期（距今4900~4600年）和石家河文化末期（距今4000~3800年）發生的兩次大洪水事件，在江漢地區分布得十分普遍，影響了區域新石器文化的興衰（《地理學報》7期）。
青海喇家齊家文化聚落遺址發生的災難性事件，引起不同學科學者的關注，已有多種解釋。周強等在野外考察的基礎上，利用第四紀地貌學、沉積學、古洪水水文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對遺址剖面中的紅色黏土層與喇家北部大紅山腳下的沉積物及上游積石峽黃河古洪水滯留沉積層進行了對比研究。認為伴隨著強地震的暴雨山洪，裹挾著來自大紅山的泥石流，使喇家遺址遭受毀滅性破壞（《地理學報》11期）。
李梓傑等對珠江三角洲地區多個遺址採集的貝殼進行了鑒定和統計分析，結合佛山銀洲貝丘遺址出土的貝類資料，圍繞著當時的古環境和人地關係等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南方文物》4期）。
（六）生業經濟
生業經濟主要包括植物考古與早期農業、動物考古與家畜飼養及漁獵等。
1.植物考古與早期農業
劉莉等對內蒙古敖漢旗西梁遺址出土的1件石磨盤和1件石磨棒進行了殘留物和微痕分析，認為磨棒和磨盤主要用來加工山藥、栝樓根和百合等塊根植物。進而認為小河西文化先民的經濟形態明顯繼承自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採集狩獵傳統，而粟黍和小麥族的種子也是食譜中的一部分，是尋找東北地區農業起源的主要線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續）——王仲殊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付萍等對內蒙古哈民忙哈遺址浮選獲取的植物遺存進行了種屬鑒定和統計，炭化農作物中黍占絕對優勢，粟的數量很少。進而認為該遺址先民的生業經濟，是以黍為主的旱作農業。同時，採集和狩獵仍然是哈民居民生存資源的重要補充（《農業考古》4期）。但在另一篇運用同一批資料進行的研究，其結論相反，認為哈民先民經濟結構的主體仍然是採集和漁獵，農業是生存資源的重要補充［赤峰學院紅山文化研究院編著《第九屆紅山文化高峰論壇論文集》（以下簡稱為《紅山論壇》），吉林出版集團］。
陝西藍田新街遺址的浮選結果顯示，炭化稻的出土概率和絕對數量都達到了較高水平，表明仰韶文化晚期已經形成稻旱混作的生業經濟類型。同時，還發現1粒炭化小麥。以往在黃河中游地區發現的小麥遺存時代均偏晚，今後應關註上述地區的同類發現（《南方文物》3期）。
王祁等對現代小麥和水稻進行了炭化模擬實驗，結果顯示，水稻的炭化溫度區間為180℃~210℃，而小麥的炭化溫度區間為215℃~315℃。據此推斷，炭化稻的形成概率只有炭化小麥形成概率的三分之一左右。這對於通過炭化植物的數量統計來研究人類生業經濟會有一定影響，應引起相關研究者的注意（《南方文物》3期）。
齊烏雲等在山東莒縣5處遺址採集的6個植硅體樣品，包括了大汶口晚期（4個）、龍山（1個）和岳石文化（1個）三個時期。檢測結果顯示，大汶口晚期該地區就已經開始種植水稻，但數量少於黍粟。到龍山文化時期，稻屬植硅體顯著增多並超過黍粟。由於經過測試的樣品數量過少，缺乏系統性，其結論還有待於驗證（《農業考古》6期）。
陳濤等對四川新津寶墩遺址的土樣進行了植硅體分析，發現大量具有馴化特徵的水稻葉稈的植硅體及出自水稻稃殼的植硅體。此外，還存在少量黍稃殼植硅體。從而表明寶墩文化時期的經濟結構是以稻作為農業為主（《人類學學報》2期）。
聶政從植物考古、動物考古和人骨膠原同位素三個方面討論了山東青島北阡大汶口文化早期遺址的生業經濟狀況。認為鄰近海洋的北阡聚落採用了海洋生物類、陸生肉食類和植物性食物並重的三元結構的資源利用模式。這一時期農業經濟已經出現，農作物以黍為主，採集野生植物和堅果類也一直持續下來（《海洋遺產與考古》2輯）。
陳相龍等對神木木柱柱樑遺址出土的人骨進行了碳氮穩定同位素的檢測分析。結果表明，當時居民的食物結構以粟、黍等C4類植物為主，肉食的攝入量較低。所以，以穀物種植和家畜飼養為特點的農耕經濟是當時先民的主要生計方式（《考古與文物》5期）。
吳夢洋等選取18例福建閩侯曇石山遺址墓葬出土的人骨標本，進行了骨膠原的提取和C、N穩定同位素的檢測。分析結果表明，曇石山先民以來源廣泛的肉食和一定量的C3類植物為生，肉食來源既有大量的海生動物類資源，也有陸生動物類資源。同時進行的墓葬等級與食物鏈的關係分析，表明食物的營養級與社會貧富可能沒有關聯（《海洋遺產與考古》2輯）。
2.動物考古與家畜飼養及漁獵
河南新鄭李家溝遺址早期遺存的發現，是近年來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的重要收穫。王星光認為中原地區的農業起源，由仰韶文化、裴李崗文化上溯到新發現的李家溝文化。地處中緯度的嵩山地區，具有過渡色彩的氣候和地貌，這是由採集狩獵經濟向農業經濟過渡的最佳生境。而李家溝遺址發現的牛、馬、羊、豬和陶器，均與定居相關，這一時期可能已經培育了黍、粟等農作物（《中華之源與嵩山文明研究》2輯）。
2014年年底，《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報》發表署名文章《全新世早期中國北方地區的家雞馴化》，認為中國北方是早期的家雞馴化中心之一。袁靖等對文中觀點進行了全面分析和駁議，認為目前中國家雞的可靠證據是來自距今3300的前後的安陽殷墟（《南方文物》3期）。
李志鵬等鑒定和研究了河北邢台小里遺址出土的後岡一期文化動物骨骼資料，包括哺乳類、爬行類、鳥類、魚類和無脊椎動物等，分屬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兩大類。統計分析結果表明，較之此前的磁山文化時期野生動物超過半數，後岡一期文化時期獲取肉食資源的生產方式轉變為以家畜飼養為主（《南方文物》4期）。
葉茂林以喇家的動植物遺存為例，探討了齊家文化農業發展的生態化適應問題。齊家文化同時存在著農業和畜牧業，兩者孰輕孰重，學界意見不一。文中認為齊家文化存在一種草作農業畜牧方式，形成與粟作並存的半農半牧的經濟形態。由於草作農業的失敗，導致齊家文化向游牧方向轉化過渡（《農業考古》6期）。
四川馬爾康哈休是大渡河上游地區一處重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文化內涵兼有本地土著文化和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等文化因素。在發掘報告劃分為三段的基礎上，何錕宇將其歸併為早晚兩段，探討了哈休遺址史前生業方式。認為其在栽培旱作穀物的同時，主要以狩獵方式獲取肉食資源，經濟結構比較單一。而岷江上游地區的馬家窯類型，其生業方式在旱作農耕的同時，獲取肉食資源以飼養家畜為主，狩獵採集作為補充，與隴東、隴南地區的仰韶文化晚期、馬家窯文化相似（《考古》5期）。
方方認為凹石和蚝蠣啄廣佈於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貝丘遺址，是史前居民用於捕食貝類的兩種基本工具。關於凹石和蚝蠣啄（凹形器和尖狀器）的功能和是否為組合使用等問題，還有待於新的資料加以證實（《海洋遺產與考古》2輯）。
（七）技術和經濟
李小龍等收集了中國北方地區20餘處新石器時代的窯洞建築資料，按仰韶晚期、廟底溝二期文化、龍山前期和後期四個階段，總結和歸納了其形制、結構、灶址、牆和地面、通道和門等房屋要素髮展演變的基本特徵。認為北方地區史前窯洞建築可以劃分為兩大階段，即仰韶晚期和廟底溝二期文化為第一階段，窯洞建築尚處於探索和發展時期；龍山文化為第二階段，窯洞建築已經成熟，已經與現代窯洞大同小異（《草原文物》1期）。
楊寬等採用觀察和實驗考古相結合的方法，探討了內蒙古林西白音長汗遺址出土的興隆窪文化石鏟的功能。分析內容包括形制特徵、使用痕迹、設計工藝分析、複製使用實驗和民族學佐證等。結果表明這些石鏟是刀耕火種時期人們生產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邊疆考古研究》7輯）。栗榮賀等採用實驗考古的方法，對查海遺址出土石器的製作技術和裝柄方法進行了模擬實驗。製作技術包括鑽孔中的弓鑽模擬，石鑽和石環的配套結合形成簡單的機械裝置，起著和後來金屬裝置同樣的作用，他們認可鄧聰關於鑽頭的軸承說（赤峰學院紅山文化研究院編著《紅山論壇》，吉林出版集團）。
新石器遺址的石器中，有一種類似於「鑽頭」的工具，一端或兩端有旋轉磨製的痕迹，鄧聰認為是「轆轤承軸器」。李永強對此提出異議，認為這是一種環玦類石製品擴孔的工具——環砥石。為了了解擴孔技術並與同類工具進行比較，他採用實驗考古的方法進行了模擬實驗，步驟包括選料、制坯、琢孔、擴孔等。比較後認為環砥石雖然在不同遺址有細微差別，但其作為環玦類毛坯的研磨、擴孔功能是基本相同的（《東南文化》6期）。
長江下游地區良渚文化及以後經常發現一種所謂破土器的石器，即上側有斜把的三角形石刀，其用途主要有破土劃溝和大型廚刀兩種基本觀點。劉莉等採用微痕分析和模擬實驗相結合的方法進行了探討，認為其功能可能是加工多種植物，類似於鍘刀（《東南文化》2期）。孫建等對劉莉等關於長江下游出土的新石器時代三角形石器不是石犁的模擬實驗和微痕分析提出質疑。認為微痕分析立足的模擬實驗，要與實際環境相符合，以北方旱地之犁來衡量南方耕作水田的石犁似不妥。同時，提出選擇標本要有代表性，微痕分析不能割裂器物的整體性。最後認為把三角形石器解釋為石刀沒有足夠的證據（《四川文化》6期）。
面積達15萬平方米的山西襄汾大崮山遺址，在300平方米的範圍內，發現了2萬餘件石製品。翟少東對大崮山以及周邊的陶寺等遺址出土石製品的岩性進行了鑒定和對比分析，並把分布範圍擴展到以大崮山為中心的400平方千米。同時，還探討了大崮山石料資源的利用模式（《考古》3期）。為了考察陶寺遺址磨製石器的生產工藝，翟少東仿陶寺石器中的斧、錛、鑿、楔、刀、矛和裝飾品等7種器形，進行了針對性的複製實驗。結果表明，陶寺遺址磨製石器的完整生產工藝包括選料選型、打片、琢、鑽孔、磨和拋光等程序，但並不是每一件石器都要經過這些工序。在技術上，磨製石器的製作比打制石器容易，但比較耗費時間（《人類學學報》2期）。在上述研究基礎上，又從宏觀角度考察了華北地區磨製石器的製作工藝，並與打制石器的工藝進行了比較（《中原文物》1期）。黃可佳對國內磨製石器的研究方法和現狀進行了分析，內容涉及磨製石器的定名和分類、製作工藝和技術、功能和使用方法、原料和流通體系等，並分析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文物春秋》1期）。
彭小軍等在討論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陶窯及陶器生產的過程中，分析了陶窯經歷了同穴窯（大溪文化）、橫穴窯（屈家嶺文化）、豎穴窯（石家河文化晚期）依次替代的演變關係及其區域性特點。而伴隨著陶窯結構的變化，是陶器燒制技術的改進和發展。同時，還討論了陶器生產的規模和專門化問題（《南方文物》4期）。
喬玉統計分析了尉遲寺遺址大汶口文化聚落內陶器的使用情況。認為聚落中每個家庭的陶器使用量約為15件。一些特殊器形，如鬶、甗、甑、箅子等，則與特殊食物的製備和消費密切相關。而陶豆則在葬儀中受到特殊重視（《南方文物》4期）。
辛學禮等探討了安徽蚌埠禹會村遺址的龍山文化低溫陶器。通過提取過程和修復過程中的全方位觀察，認為這裡發現的低溫陶器與新石器時代較早階段因陶器燒制技術水平低而產生的低溫陶器不同，屬於有意而為。這種現象應與禹會諸侯記載中的短期會盟和祭祀活動有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續）——王仲殊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魯曉珂等利用多種科技手段，對河南瓦店遺址出土的7件王灣三期文化白陶樣品的組成結構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瓦店遺址白陶可以分為高鋁型、高硅型和高鈣型三類。高鋁型白陶，推測其原料是含有鐵鈦等雜質的高嶺土。高硅型白陶的原料以石英為主。高鈣型白陶的原料主要是文石碳酸鈣，為首次發現（《華夏考古》4期）。
關於史前紡織業的重要工具——紡輪，近年來陸續開展了專門的研究。吳衛對曇石山及閩江下游地區史前遺址出土的紡輪進行了觀察和比較，對其基本特徵、製作、不同形式紡輪的使用情況及反映的紡織業生產水平進行了分析和討論（《文物春秋》1、2期）。謝莉等分析了廣西革新橋遺址出土石拍的製作方法和程序，贊同其功能是製作樹皮布的工具，並與周圍地區的石拍進行了比較（《南方文物》2期）。
山西芮城清涼寺廟底溝二期文化至龍山文化時期的墓地資料，展現了一些特殊的現象，如墓主身份差別較大，前後期分布規律不同，有非正常埋葬現象，墓中隨葬大量玉石器以及墓地中有來自不同區域的文化因素等。薛新明在分析上述現象的基礎上，提出清涼寺墓地的墓主與潞鹽外銷有關，當時已經開通了黃河北側穿越中條山區的運鹽通道（《東方考古》12集）。燕生東將萊州灣南岸地區分為兩個區域。第一區域在距現海岸線15千米~30千米，第二區域在現今鹹淡水分界線兩側，距海岸線30千米~40千米，各發現10處和12處龍山文化遺址。這些遺址面積普遍較小，均在2000平方米以下，出土遺物以鼎和罐的數量最多，可以確認為製鹽的遺址有12處。從而表明龍山文化時期已經產生規模化的鹽業生產（《考古》12期）。
（八）玉器研究
良渚文化的文化和藝術成就，首推發現的大量精美玉器。隨著發掘品的數量不斷增多，玉器的研究工作也日益精進。鄧聰和曹錦炎主編的《良渚玉工——良渚玉器工藝源流論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是良渚玉器研究最新的扛鼎之作。研究分為兩大部分：一是良渚文化玉器的製作技術和工藝研究。包括通過實驗考古學手段來模擬沙繩切割大小玉料和擴孔、鋸片切割和精雕細琢、微雕技術的充分運用和展示、管轉轆轤機械的使用、砥磨和鑲嵌技術的發展等。特別對象徵王權和軍權的玉琮、玉鉞，採用高精拍攝技術獲得的圖像信息，甚至發現在1毫米內有5條細線條的現象，為5000年前名副其實的絕代微雕精品。細緻觀察和比較後發現，即使是象徵王權的高端玉器，也有出自不同玉工之手的現象，而為「王」治玉的玉工的作品，偶爾也出現於貴族的墓中。這對於了解高端玉器在社會上層的流轉，進而分析其社會和政權運作方式等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二是從多個方面和視角對良渚文化玉器的來源和內涵進行深入解讀和研究。全書收錄論文11篇，作者有所內老一代專家，而絕大多數為中青年中堅力量。內容涉及史前早期玉器的工藝、崧澤玉器、良渚玉器工與藝的展續、良渚玉器工藝之源流、良渚玉器複合工藝、良渚用玉之形和紋飾、管鑽工藝、線切割工藝等研究以及安樂、塘山背、好川等遺址出土玉器的研究等。全面、系統、準確、深入地展現了良渚文化玉器研究的現狀。
彩繪石鉞是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特色遺物，波及的區域較為廣泛。劉文強從彩繪圖案分類與綁縛方式入手，分四個時期分析了彩繪石鉞的空間分布，總結了其產生、發展的演變過程，並討論了其功能和用途。同時，分析了彩繪石鉞發展傳播的社會背景，其中提出的一些看法，不僅與彩繪石鉞關係不大，作為研究基礎的年代對應也存在諸多問題，如對花廳遺址性質的認識等（《文物研究》21輯）。
王煒林從楊官寨等遺址發現的廟底溝文化時期的石璧和琮，聯繫到同時期的璧形彩陶紋樣，認為璧等禮器可能為中原本土起源，其時代或許可以追溯到廟底溝文化時期（《考古與文物》6期）。
山東臨朐西朱封遺址發現的3座重槨一棺的龍山文化大墓，是迄今為止中國新石器時代墓室面積最大的墓葬，或稱其為「王」墓，並以出土一批高質量精美玉器而聞名於世。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保中心組織不同領域的專家，對西朱封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玉器進行了全面的檢測、分析和研究。課題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系統公布了西朱封3座龍山文化大墓出土的玉器資料以及多年來臨朐縣調查、徵集的史前玉器；對西朱封遺址出土的龍山文化玉器進行多種手段的檢測和分析，如礦物學分析、能譜儀玉器成分分析、紅外光譜分析、拉曼光譜分析及靜水密度測定以及綠松石的顯微測量等，同時，也開展了玉料和治玉工藝及玉器加工技術的研究等；從宏觀角度考察和論述了海岱地區龍山文化玉器的發現和研究歷史、海岱系玉器在中國史前玉器中的地位及對中原地區文明進程的影響、用玉制度等相關課題。這一研究成果的及時公布，不僅為今後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而且也推動了中華文明探源研究向縱深的發展（杜金鵬主編《臨朐西朱封龍山文化玉器研究》，科學出版社）。
張登毅等探討了山西清涼寺、下靳和陶寺等遺址出土的綠松石製品，認為其較少有權力色彩，更多地表現為審美意識。作者認為探討綠松石的產地，有文獻釋讀、類型學對比和科學檢測分析三條途徑。從而可以推定綠松石的產地（可能是陝西洛南一帶）及其流通的通道（《華夏考古》4期）。
（九）精神文化考古研究
關於認知考古和人類精神文化考古研究，何駑在較長時間思考和實踐的基礎上，借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契機，提出了自己關於精神文化考古的理論架構。他認為，精神文化考古是「考古探索人類社會認知能力的主流成果所形成的文化內涵，即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形式」。社會心理是指一定民族、階層中普遍流行卻沒有經過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精神狀態，其中包括普遍的社會動機、社會態度和社會價值取向等。由於國內目前尚未開展這一領域的研究，故今後的發展任重道遠。社會意識形式包括三個核心內容，有兩種表達形式系統，即以自然觀（人對自然的認識觀念）、社會觀（人對社會的認識觀念）、宗教觀（人對超自然即神的認識觀念）為核心，以符號、藝術為兩大表達體系。而社會心理則是社會意識的心理基礎。何駑在論著中對後一部分，即構成社會意識形式主體的自然觀考古、社會觀考古、宗教觀考古、符號系統考古、藝術考古的理論與實踐，結合自己的實踐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解讀和論證。這一新穎而較為獨特的理論和敘事方式，應引起學界的重視（何駑《怎探古人何所思》，科學出版社）。
方向明認為，崧澤和良渚文化時期，屬於精神文化範疇的宗教信仰既有聯繫也有區別。崧澤文化時期的祭器和禮器豐富多樣，體現了尚未形成統一信仰系統的分散狀態。到良渚文化時期，以玉琮、玉璧、玉鉞和神徽圖像為主要內容的統一宗教信仰已經形成（《東南文化》1期）。
顧萬發對仰韶文化中最為流行的「迴旋勾連紋」彩陶圖案進行了新的詮釋和解讀。認為這樣的研究不僅僅是解決常規的彩陶問題，對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宏觀學術問題研究也有幫助。如對彩陶中有關陰陽和太陽等問題的探討，可以確知中國古代存在著太陽崇拜，古人多將太陽與祖先相聯繫，而陰陽理論也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內容（本書編委會編《慶賀徐光冀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同時，通過對大地灣等遺址出土的特殊彩繪圖案的解讀，他指出早期彩陶中普遍存在的「斜向軸對稱」構圖法和「陰陽組合」的構圖思想。袁廣闊等認為，在部分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彩陶花紋中，繪有特定的玉器圖案。這種彩陶繪玉風俗對中國古代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以上均見《中原文物》5期）。
江蘇澄湖遺址良渚文化古井中出土貫耳罐上的一行四個刻符，發表之後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多有隸定和解讀。張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其他考古發現，對四個刻符進行了新的解讀，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見解（《東南文化》5期）。
田廣林等將目前發現的20餘例紅山文化的人形坐像，分為屈腿盤坐，垂腿高坐，跪坐、踞坐和箕坐三大類。認為盤坐和高坐都是當時的正坐姿態，其形象均為神像（赤峰學院紅山文化研究院編著《紅山論壇》，吉林出版集團）。
王仁湘以紅山文化玉器為重點，探討了中國史前藝術中的鴞形主題。依次從史前藝術品中鴞形造型的分類、史前鴞形藝術主題作品的演變脈絡、文明時代早期的鴞形藝術主題的傳承、文化背景等方面展開。其內容屬於歷史長河中已經丟失的記憶（赤峰學院紅山文化研究院編著《紅山論壇》，吉林出版集團）。
陶器、玉器和石器等載體上刻劃的文字、圖像和符號，發現於多處良渚文化遺址，是良渚文化高度發達的文明成就的重要組成部分。良渚博物院課題組歷時5年，經全體人員的辛勤工作，由張炳火主編，良渚博物院編著的大型圖錄《良渚文化刻劃符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圖錄全文800餘頁，收錄器物554件：其中陶器536件，符號632個，分為象形符號、抽象符號和其他符號三大類，以抽象符號數量最多；玉器7件，符號10個；石器11件，符號11個（組）。其中，包括相當一批目前還沒有發表的資料，如來自美人地、卞家山、玉架山、庄橋墳、朱墓村等遺址的刻符。可以說是在目前條件下全面地記錄和再現了良渚文化精神文化領域的重要資料和成果。由於事先制訂有詳細而完整的工作方案，資料收集過程中採用了統一的標準，拍照、拓墨和臨摹基本同時進行，相互參照，加上優良的印製效果，使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個符號的完整載體、局部放大照片、拓本和摹本。這就為今後的研究工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可以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工作的重要價值和意義會逐漸地凸顯出來。
馬保春等討論了中國早期器物刻劃符號的命名問題，建議將「刻劃符號」和「刻劃符號」統一稱為「刻劃符號」。同時，認為目前的「幾何形符號」和「象形符號」存在不足，提出「線段形」和「形體形」的名稱（《中原文物》6期）。
（十）專題展覽及研究
2015年4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權力與信仰——良渚遺址群考古特展」，在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開幕。良渚文化發現以來，有兩次發現和研究的高潮：一次是20世紀70~80年代，由於草鞋山、瑤山和反山等一批貴族墓葬的發掘而出土數量驚人的精美玉器，引起世人的震動；一次是2007年以來良渚古城和周邊地區大型水利設施等一系列重要發現，使良渚文化成為中國最早產生國家進入文明社會的代表，影響擴展到世界範圍。深度解讀良渚文化，探討並總結其文明和國家的內涵、特徵，無疑是關心中國早期文明和良渚文化的同人的共同追求。展覽的舉辦者可能本著上述理念，精心挑選了良渚遺址群反山墓地的一座「王」墓——M20，予以全面展示，分為「『王』的葬禮」「權力的展現」兩個專題，來解讀良渚社會上層的「權力和信仰」。M20是反山墓地12座墓葬中隨葬品數量僅次於M12的大墓，男性。隨葬品單件計538件，其中玉器502件，包括琮（4件）、鉞（1件，另有24件石鉞）、璧（43件）等全套重器，向人們再現了5000年前泱泱良渚大國王者的風采。
展覽開幕和展覽期間，主辦單位召開了兩次專題學術研討會。「早期文明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對早期文明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就「早期國家的起源與形成」「全球視野下的早期文明比較研究」等專題進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討。隨後舉行的「早期文明中的權力與信仰」學術沙龍，多家學術機構的學者與會，就此議題展開了充分討論。配合展覽的大型圖錄，組織了一組圍繞著「權力與信仰」來深入探討良渚社會的論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權力與信仰》，文物出版社）。
2015年12月，山東省博物館等單位主辦的「大河上下——黃河流域史前陶器展」在山東省博物館開幕。展覽彙集了黃河上、中、下游地區的青海、甘肅、陝西、河南、山西、山東六省七個單位的史前陶器精品。展品主要集中在仰韶和龍山兩個時期，既有各區域文化精美的彩陶和彩繪陶，也有晶瑩剔透的白陶和烏黑光亮的黑陶，使廣大觀眾領略了中國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史前陶器的藝術魅力。
圍繞著黃河流域史前陶器的展覽，主辦單位組織了一組研究陶器的文章，內容涉及黃河流域彩陶（王仁湘）、西北地區的史前陶器（李水城）、中原龍山文化的陶器、聚落和社會（方燕明）、海岱地區陶器的精華——彩陶、黑陶和白陶（欒豐實）、黃河流域的制陶技術（李文傑）等。向廣大觀眾展現了黃河流域史前陶器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山東博物館編《大河上下——黃河流域史前陶器展》，文物出版社）。同時，配合陶器展覽，山東省博物館還舉辦了一次專題學術研討會，與會代表60多人，就黃河流域史前陶器的各個領域進行了深入的研討和學術交流。
（本文由《中國考古學會年鑒》編輯委員會提供，原文刊於：《中國考古學年鑒2016》，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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