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要不要用西方教材的理性聲音

再看《權衡:批判性思維之探究途徑》的譯後記，非常有感觸。不僅感動於譯者對書的全面把握，更感動於作者對中國讀者的拳拳之心，最讓我感動的是她關於教材的「中國化」問題的真誠渴望，我以為這是一種理性的聲音。譯後記2012年的冬季學期，我在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與戴維·希契柯克（David Hitchcock）教授聯合完成了我校批判性思維課程的教學。我們為那門課所選用的教材，正是這本《權衡》。首先，正如希契柯克教授所看重的，《權衡》的最大特色在於其「探究」之途徑。所謂「探究」，就是在面臨一個複雜而實際的問題時，能夠清楚地界定問題、澄清定義，並能充分地了解與這個問題相關的背景，在此基礎上綜合考慮各方觀點以及支持它們的論據和理由，審慎地權衡，最終做出一個平衡、合理、同時又是開放性的判斷。在面臨一個錯綜複雜的實際問題的時候，比如是否允許墮胎、要不要廢除死刑等，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大概是首先拋出自己的觀點，然後搜羅一些理由來支持它，並努力證明對立觀點是不可取的。然而，這種未經訓練的思維方式存在很多缺陷。很可能，在我們急於證明自己觀點正確的時候，甚至連問題是什麼都沒有界定清楚。也很可能，在我們急於證明對方觀點錯誤的時候，不知不覺中就帶入了自己的偏見，從而不能給對方以客觀而合理的評價。所以，《權衡》首先強調的是作為「探究」的第一步：清楚地界定問題，明確核心概念的意義。這在很多人看來可能是多餘的：「問題是什麼」難道還不是明擺著的嘛！比如「是否應該允許墮胎」，要麼就是允許，要麼就是不允許，有什麼複雜的呢？然而，當我們進一步深究這個問題時，就會發現澄清問題遠非想像的那麼容易。比如，胎兒在發育過程中要經過前、中、後三期，那麼我們的討論究竟是針對哪一期呢？又如，反對墮胎的一方常常會把墮胎和謀殺相提並論，那麼首先就得澄清「謀殺」這種關鍵字眼的意義，否則在討論的過程中對立雙方很可能是雞同鴨講。只有在明確了問題的範圍和實質的基礎上，建設性的討論才可能得以進行。這讓我想到了國內的讀者們更加熟悉的一個案例。在教這門課的時候，恰好國內網路上爆發了方舟子質疑韓寒代筆事件。網路意見迅速地分成了「挺方派」和「挺韓派」兩類。很多人在問題究竟是什麼尚未搞清楚的情況下，就急於表達意見支持自己的偶像。在我看來，如果我們遵循《權衡》中所倡導的批判性思維的精神，那麼首先，我們就應該問這樣一堆問題：「什麼是『代筆』？」「『代筆』和請人潤色文章之間的區別和界限在哪裡？」「什麼樣的證據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表明一篇文章是由人代筆的？」「是說韓寒所有公開發表的作品都是代筆的，還是某幾篇文章是代筆的？」等等。在界定這些問題的時候，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對一些關鍵字眼的定義。比如，很多網友會說「要鼓勵質疑精神」、「公眾人物應該更多地接受來自公眾的質疑」等。那麼，在提出這樣的意見時，我們應該首先明確「質疑」、「公眾人物」等核心字眼的意義，而這種意義的澄清當然需要我們對問題的背景做更為深入的考察（比如「公眾人物」這個概念的由來及其應用範圍的轉化等）。在缺乏清楚界定的情況下，問題很可能只會越攪越亂，最後變成意氣之爭。所以，明確界定問題實在是一個建設性討論的奠基性步驟，卻也常常是最為大家所忽略的步驟。當我們隨著未經訓練的思維方式，急於表達自己的觀點、急於證明對方錯誤的時候，就已經與批判性思維的精神相悖甚遠了。在界定了問題之後，我們應該儘可能全面、充分地考慮到各方觀點，以客觀的態度對各方理由做出評價。這便是我要提到的本書的第二大特色：對話體以及對一個問題綜合性的考量。全書通篇貫穿以對話，然後再適時給出理論總結。這樣做的好處是：第一，對話的雙方（或者多方）常常持有不同的觀點，這些個性鮮明的人物角色總是能為自己的觀點據理力爭，從而呈現給讀者關於一個問題全方位的視角，而不會使讀者先入為主地被代入某一既定觀點。同時，這種方式凸顯了理性的精神和嚴謹的態度。通過對話，作者傳達給讀者的是這樣的信息：作為一個具有批判性思維精神的人，我們應該給予各種觀點充分的尊重和考量，仔細傾聽不同意見，在充分掌握信息、深思熟慮的基礎上進行權衡和判斷。這本書的名字叫作「權衡」，就是要強調，在分析問題的時候要有一種全局性的視角，而不是囿於自己狹隘的偏見或者為個人盲目的好惡所驅使。而且，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構思這些對話的時候，總是力圖從日常生活場景出發，想像各種身份的人會怎樣表達他們的觀點，從而讓人覺得一點都不造作。有時候，我們在未經深入思考的情況下往往會自然而然地同意某個角色的觀點，然而當這一觀點被其對話方指出其中錯誤之處的時候，我們會猛然一驚：「啊，原來我也經常犯這樣的錯誤！」這樣的閱讀體驗顯然比一味的理論灌輸讓我們收益更多。這種對話體寫作方式的另一個顯著特色是，它無時無刻不在強調批判性思維的一種核心精神：開放性。所謂「開放性」，就是在綜合考慮各方觀點及理由的前提下，形成一個合理的判斷，同時又能夠認識到，這樣的判斷只在現有證據和經驗基礎上是合理的。當出現了新的證據時，我們也應能夠細緻考慮新的情況，從而重新審視甚至是推翻自己既有的觀點。能夠發現並承認自己觀點中的缺陷和錯誤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書中對於這一批判性思維之精神的強調，讓它不再局限於一些具體的辯論技巧的傳授，而是提升到人格塑造的高度，凸顯出這門課程在學生的理性精神培養過程中的重要地位。當初在選擇這本教材的時候，我深深為書中對「探究的精神」的強調所打動。一種理性的精神、嚴謹的態度、開放的心態貫穿於全書的始終。這種精神也應該滲透到每一個學生的日常生活中去：這正是大學通識教育中設立這門課的初衷，也是它有別於邏輯導論課程的關鍵。我在初讀這本書的時候，就曾希望國內同仁能譯介這本優秀的教材，然而不久我就意識到翻譯的困難。正如這本書的介紹所言，它是非常具有「加拿大特色」的。它所選擇的案例均為加拿大社會的熱點話題，而它們在中國可能難以引起同樣的共鳴。不過，當人大出版社的費小琳編輯邀請我來翻譯此書的時候，我還是欣然接受了。雖然面臨種種困難，但是想到當國內的讀者們翻開這樣一本書的時候，可以看到一種耳目一新的批判性思維的途徑、一種活潑鮮明寓理於事的敘述方式、一種深切悠長的對於理性精神的召喚，我便頓覺充滿動力。當然，我更願看到的是，有朝一日，我們的市面上出現一本能夠借鑒《權衡》這本書的構思、態度與方法，同時又真正做到「中國化」的教材，用我們社會中的熱點問題作為案例、針對我們的學生在思考問題中可能出現的錯誤、誤區而給出有針對性的討論和建議。當我們看到網路上太多人云亦云而不深究其竟、微博上太多隨手轉發而不辨真偽、對於「權威」意見一概拒斥而不問其內容究竟是否有合理之處之類的現象時，我們不能不感嘆一門內容恰切而方法得當的批判性思維課程在中國大學校園中的迫切之處。仲海霞2014年2月24日於加拿大漢密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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