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章潤：漢語學思的體系化功業

　　 在「蘇俄文化」一文中，以賽亞·柏林感言，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年，幾乎一切俄國知識分子內心都秉持著這樣一種信念：所有的問題都是相互關聯的，而且必定存在著某種能夠解決這一切問題的理論體系;發現這一理論體系是一切道德、社會生活和教育的根本出發點，也是它們的最終落腳點。由此，幾乎一切試圖全面解釋各種宏大問題的哲學體系，均會獲得俄國思想者們的熱情歡迎。他們熱切、急於做出呼應、充盈理想主義、一絲不苟，有時過於追求邏輯嚴謹性。在柏林看來，凡此種種思想體系受到追捧的程度，「令人驚訝，甚至讓人覺得有些過頭。」實際上，在他的觀察中，俄羅斯這個國家的現代歷史，「就是各種抽象思想觀念發揮巨大威力的活教材」;而且，「俄國人具有大大簡化他人思想並用以指導行動的非凡天賦。他們獨一無二地將西方社會理論付諸實踐，改造了我們的世界，無論好壞優劣。」

　　 是的，這個民族的最為智慧的大腦對此是如此孜孜以求，以致於倘若關注個別的或者個人的目的，比如說為自己追求知識、藝術創作、幸福或者個人自由而放棄對於這種理論體系的求索，將會被視為主觀任性、失去理智、自私自利，是逃避責任的不道德之舉。這不止是左翼知識分子的共識，事實上，持不同政見的各派俄國開明人士均作如是觀，而流行於宗教界與世俗階層，亦為文化界與科技界所分享。可能，正是基此熱情、抱負和自許，俄國向世界貢獻了一個不同於「知識分子」的「知識階層」，如柏林所言，這個階層的成員自認促使他們成為一個群體的不僅在於觀念之興味盎然，事實上，「他們以一個忠忱專致的流品自居，跡近世俗教士，獻身傳播一種特殊的人生態度，猶如散布福音。」

　　 於是，普魯士的歷史主義，特別是黑格爾式的歷史主義體系，以其磅礴氣勢與網羅一切的整體性邏輯，一度俘獲了俄國知識分子的心靈。法國的社會預言家們，諸如聖西門、傅立葉及其眾多弟子，同樣讓他們傾倒。再後來，各種羅梭式的或者孔德式的「主義」，包括民主主義、實證主義、達爾文主義、新中世紀精神和無政府主義以及生命哲學等等，均在俄羅斯找到了自己的知音，成為相互競爭的信仰，而與神秘的君主主義、斯拉夫的懷舊情結、極權主義展開了心靈拉鋸戰。最後，一種「包含了年輕的俄國造反者們所期待的一切要素」的理論體系，終於以雷霆萬鈞之勢，席天幕地般降臨俄羅斯嗷嗷待哺的心靈。這一理論體系最具整體性，宣稱發現了歷史規律並因此而揭示出人類的正確目標，主張人與制度不可分割的統一性，宣布建立在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之上的各項原則可以引領人類找到通向至福的路徑，循此以往，經此理論武裝了的人們可以拯救自己，解放全體人類。

　　 這一理論體系不是別的，今天我們都知道，它就是「馬克思主義」，以及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自此，俄國匍匐在它的巍峨大廈的柱基之下，以數千萬人的生命和超逾七十年的歲月，進行了史無前例的理論試驗，用滿目灰燼的實踐結果告訴子孫萬代，這座大廈原來不過是海市蜃樓。

　　 其實，回頭一看，百年滄桑，對於宏大理論體系的嗜好不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專利。相反，它似乎是一切知識心靈的共同夢魘。程度不等地，它也似乎是一切具有較高文明的各色民族的共同心理需求。換句話說，追求烏托邦，不管是何種形式的，本就是人類的那點事兒!時候不到，時辰一到，全都那樣。沿接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整個十九世紀都是一個大觀念時代，一個意識形態-社會運動的世紀，對於整體性地解決人類根本問題的理論和政治方案的尋求，構成了歐洲的世紀特徵。

　　 可能，在一般的印象中，英國人秉持經驗理性，蹈礪事功精神，是個地地道道的商業族群，悶聲發大財。實際上，整個英語民族，不論英美，無分澳新，其精神特質和致思習慣莫不如此。尤其是老美，將實用主義發揮到極致，天時地利，兩百年間成就了一個世界帝國。所謂經驗理性，也就是庸常理性，一種常識，有事說事、就理論理的致思方式，重在辦事實效，把事情辦成。在商言商，不涉虛空。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不少時候，精靈古怪的人類恰恰缺乏的就是常識，也容易傾向於偏離「有事說事、就理論理」的庸常智慧。而且，即便如此，正是這個民族向世界貢獻了種種宏大的政治和社會理論，且不論哲學玄思。時當「現代」來臨的拂曉時分，因為感受到了「現代」即將降臨的陣痛，霍布斯描述了一幅現代秩序的藍圖，一種關於萬千雜眾(multitudes)如何群居的政治構想，進而，億萬國民如何在政治上和平共處的政制構想。當其時，蘇格蘭啟蒙學者們橫空出世，構想了一個將市民生活悉予通盤安排的整體性陣勢。洛克更往前推，用「政治社會」籠罩向人類，旨在於現代民族國家框架內，提煉和建構一整套體系性的秩序形態和制度框架，一種關於人世生活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秩序，即一種「立憲的政治經濟學」安排。其為人類共同生活的基本秩序，所要總體性地調理的是多維、多層級和多向度的錯綜互動，涉關國家與社會、市場與政治、權力和權利、民族與族群、內政與國家間政治，等等。這一切所為何來?欲將何往?真的切合人類心性並且為人類的心智所能、所欲並所以理解和接受嗎?正當笛卡兒和斯賓諾沙的抽象思考將世界與他們對於它的解釋無可救藥地分割開來之際，是的，休謨回答，哲學必得切近自然，在實踐經驗中生髮推理，而與一切懷疑和平共處，卻不為其所左右。所謂人類理智及其道德原理，不過如此。亞當·斯密的抱負，其所思所慮，如其「告讀者」之夫子自道，在於揭示人類的基本生機和原理，包括財富的人性論，法律和政治和基本原理，等等。

　　 那邊廂，法國人從來都是思想的健兒，或者，耽溺於空想的最佳選手。在想入非非的海闊天空中，一不小心，將人類扯進兩百年的大革命軌轍。盧梭的理論俘獲了億萬人心，直從人類的童年說起嘛!孟德斯鳩雖以法意為題，牽扯的卻是全部人世的方方面面，直欲將人性和盤托出呢!德國人更是體系性思維的全民愛好者，逮至十九世紀，康德、黑格爾兩大家，特別是後者，幾乎將體系化登峰造極，並且，就此差不多終結了人類的體系化夢想。

　　 朋友，近代早期西洋貢獻給世界的，哪一項不是宏大理論。你看，現代商業資本主義理論體系、戰爭與和平法權、憲政之治和「君王」之策，海洋政治與民族國家，以及新教改革重締超越意義等等，都是超級宏大的理論嘛!它們對應的是糾結千絲、關涉萬端的現代世界降臨之際的人世生活的總體布局，不宏大行嗎?!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所有的理論都是對於時代的回應，人類理性的脈動緊繫於自家生活的律動。因而，有什麼樣的時代就會有什麼樣的理論，不一樣的生活催生了別樣的致思進路，而表現著普世理性繽紛萬千、婀娜多姿之殊象。上述英、法、德、俄、中諸國，晚近以來之所以都曾出現過對於宏大理論體系的渴盼，並且誕生過各自奉為圭臬的宏思大論，就在於各自時代需要，時代喚醒了自己的理論，催生出自己的思想健兒，而成就了時代，並匯入了浩瀚的時代，並且，也都恰恰趕上了一個大時代。前文說「時候不到，時辰一到，全都那樣」，陳述的就是這個道理。

　　 體系化論述的高峰出現於兩次樞紐文明時段。在雅斯貝斯所說的古典「樞紐時代」，主要大型文明誕生了各自的體系化思想，由此奠立了各自文明的生死義理、治亂政道、審美禮儀及其形上學思。現代早期以還，自西徂東，又一個樞紐時代，體系化思維和體系化思想的抉發噴涌，蔚為時代特徵，而導引、催生了一個叫做「現代世界」的時代。兩次樞紐文明，古典的與現代的，提供了人類生息的主要意義，奠定了人世生活的基本格局。

　　 僅就後一脈而言，現代世界及其現代秩序首先醞釀於現代早期思想家們的腦海，誕生於他們的筆下，而後歷經衍生，演化為制度形態，落實於日用踐履，最終換形為現象界的大千人間，所謂的「現代秩序」者也。伴隨著這一進程，對於它們和他們的反思，聯袂並行，嘈嘈切切，出現了諸如馬克思主義這類龐雜而博大的體系化思考。晚至十九世紀中後葉，這一波人類思想的體系化衝動基本衰落，其功力亦且基本告罄，此後學科化時代的精細分工式研究大行其道，今日後學科時代之各式問題領銜的專題性研究之精靈古怪，延續的實為學科化的餘韻，以及，對於它們的反抗。雖說冷戰前後，像哈耶克、哈貝馬斯們依舊不脫體系性思維，而且，冷戰之後，類似的體系化努力似有零星復現，漢語學界最熟悉的莫如美國政治哲學家沃勒斯坦和福山的最近著述。但是，總體而言，此種體系化建構無可奈何地衰落了。蓋因時代條件有別，大時代不再，其大規模、成批量涌流的初始條件不復存在也。

　　 朋友，晚近四百年，是古典「樞紐時代」以還人類又一個宏大的時代嘛!宏大理論體系誕生之際，恰為近代社會文化轉型、「現代」降臨的關口。這可是四、五百年間最為緊要的時段，也是四、五百年來最為輝煌的事件。這次轉型，自西徂東，是古典「樞紐時代」以降人類面臨的又一關。一過關隘，從此，古典與現代分道揚鑣，這個叫做「現代」的秩序便劈頭蓋腦、席天幕地般籠罩了人間，幾經翻騰，遂成定製，歷史「終結」了嘛!它最初萌動於地中海文明，嗣後英國率先將它肉身化為體制，接著是美、法革命各逞其意，德、俄兩國不甘人後緊隨而來，聯翩新章。終於，這一波浪濤拍岸，搖撼著太平洋畔的中華大地。看官，這一場撼天動地的大變局，怎麼能沒有自己的理論邏輯和思想體系呢!事實上，它們不僅擁有自己的思想體系和理論邏輯，而且，簡直就是思想和理論的產兒呢!

　　 「現代」是個什麼玩意兒?現在的人事後回視，念念有詞，依然不明所以，當時的人更是懵懂未知了。不論是馬基雅維理供役侯門之際的義大利半島，還是英、法革命前後的西北歐，抑或德、中奮力轉型當口的兩國人民，誰能清楚地知道它究竟是哪門子事呢。迎拒出處，何去何從，政商軍學，多半不摸門嘛!所以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碰得頭破血流，千迴百轉的，挺曲折呢!朋友，這時節，理論和理論體系，思想和思想家們，囊括天地的宏思儻論及其神馳八極的碩儒大家，因應時需，橫空出世，恰恰能夠宣諭世人時代轉向，於講述當下的特質和使命中描摹未來景緻，讓這個世界躁動、激動而躍動呢!這不僅是它們和他們應當從役的勾當，也是只有它們和他們才能勝任的行當。當年馬基雅維理諸賢辨析真正的政治，縱論為何需要國家、怎樣才有國家和國家應當如何云云，實在是因為感知到了一種新型秩序正在孕育之中，快要按奈不住出世了。這不，主宰著現代人類、蔚為現代秩序的基本政治法權邊界的民族國家和國家理性，正在潛伏前行，即將駕臨人間大地，他們因為感知其降臨，預為闡釋，先編說法，乾的是「現代」的接生婆的美差與苦差呢!為此，他們半是歡欣，半是不安，焦躁而又平靜，因為預感、預知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偉大時代的降臨而欣欣然，而莊敬自強。既是一種席捲全球、綿恆四百多年、事關基本秩序的轉型嚆矢之際，天大的事嘛，他們的理論能不呈現為一種宏大的體系嗎?!他們的學思能不經天緯地、席天幕地、鋪天蓋地嗎?!

　　 別的不說，但說俄、中兩邦，難兄難弟，就不得不耽溺於此種體系化思想之夢，而翻騰輾轉，流血成河，不就是昨天的事情嗎!

　　 所以，朋友，什麼「宏大理論」，是找出路嘛，找人類的出路嘛，而首先和緊要的是找一個國族的現代活法與說法嘛!柏林似乎未曾點明此點，抑或，不曾看透此層，又或者，不喜歡這一切，因為如同一位當代美國學者所言，他雖然自己具有某種大觀念，但卻一生懷持「對於大觀念的戒備心」。不過，他確乎明知對於俄羅斯心智而言，一個心智健全和心力強健充沛之人，明白自己的責任，而又有勇氣，必得將自己思考的特定問題指向俄國社會在此歷史階段究應選擇何種道路這一大是大非，與此大是大非聯繫起來，否則，不足以稱其善，亦不足以言其勇，甚至難說其智。柏林以浪漫主義、文化自卑感、拜占庭或者東正教的末世論渴求來解釋俄國知識分子對於「宏大理論」的追求，觸及其文化、歷史之維，卻忽視了更為宏闊而深遠的歷史轉型時段「為國族找活路」這一最為深重而迫切的原因，說明作者到底是來自英國的觀察家，而非潛含俄羅斯大地、浸潤於俄羅斯心魂的赤子。對於宏大理論和整體性思想方案的渴求，正說明存在一個「俄國問題」，而「俄國問題」的解決需要它們。此間情形，一如「英國問題」、「法國問題」存在之際，兩邦勞心者處心積慮提供的，同樣恰是這一時代之需!這隻要看看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波濤洶湧歷史進程和思想陣線中的各位先賢，則答案自明。所以，百年中國需要宏大理論和思想方案，如同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和俄國，原因在此，不得不然，有所然而然矣!

　　 也就因此，不僅時代造就了自己的理論，理論同樣也在塑造著時代，思想的力量才是最為深厚而久遠的根本性決定偉力。諸位想想，這個宏大的時段過後，何曾出現過什麼宏大的理論體系?沒有，也不可能有。過了這個村，就沒了這個店，不奇怪嘛!至少就歐美來看，因應這一時代的宏大理論體系早已在現代早期至十九世紀發揮盡凈，此後就是實踐的問題了，再後來就是「歷史終結」了，無需也不可能再產生出什麼宏大的理論體系了。處此時段，思想者們只好拾遺補缺，小打小鬧，至多，中打中鬧。其上焉者，如海德格爾，如哈耶克，如阿倫特，如哈貝馬斯，巍巍然矣;其下焉者，雖雲「歷史終結」，信誓旦旦，相較於現代早期的大師們，不過小兒科，只好乾嘆氣。不是後來人沒本事，而是後來的時代定型了，再也沒可能出現諸如樞紐時代或者近代轉型這樣數千載難逢的大時代了，縱然學富五車、滿腹經綸，還不是只能小打小鬧。

　　 的確，說到「對於大觀念的戒備心」，不能不說，找到一個人類生活的至上原則和根本原理，然後藉諸強力和「計劃」，特別是憑藉國家理性強力和以理性的名義，推廣於一切人類物質生活和精神領域，沒有什麼比這更為可怖之事。普魯士-斯拉夫式的體系化思維之網羅一切的裹挾力量，其之獨創性，正如論者所言，於純粹理性言，也許是一種美德，但在實踐理性中卻可能是一種邪惡。畢竟，如同以賽亞·柏林曾經指出的那樣，人的存在是一種觀念性存在，觀念的多元源於人類自由的天性。不同的個體、不同的文明，基於不同的生存境況和考量，追求不一樣的目標，秉持不可通約的人生和社會理想，註定了價值的衝突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決定了無法一勞永逸地用一種方案根本解決之。用一種觀念壓制其他觀念，從而讓這種觀念以及基於這一觀念的生活方式居於絕對統治地位，沒有什麼比這種做法更加危險、更加有辱人類自由本性的了。換言之，如同柏林在上揭論文中所言，正是因為「相互競爭的善之間的衝突是道德生活中無法避免的」，因此，「人類不會在全福狀態中獲救，而只能在審慎和平衡中生存。」自由就是負責任地進行「審慎」和「平衡」，而解放不過是「在有限的、充滿衝突與危機的世界中，通過節制與平衡而保持一種體面、人道的生活。」

　　 當下中國，情形略有不同。一方面，「摸著石頭過河」式的經驗主義、直覺理性與事功精神，與高屋建瓴的宏大理論建構，一種對於超逾一個半世紀的浩瀚實踐的理論收束和思想總結，恰為引領國族前行的兩翼，不可偏廢。畢竟，東方神州建設「現代中國」的偉大轉型，已然接近水落石出的收尾階段，對於它的理論概括和思想總結，不僅意味著向昨天告別和感恩，而且是邁向明天、保證獲享一個完美收尾的必需。無此作業，單靠「摸石頭」，一種立足當下的經驗理性主義，已不足以引領如此巨型國族安全續航。正是在此，另一方面，思想的貧乏和理論的積弱，已然開始、並且愈益顯露出其對於最終完成歷史轉型進程的負面影響來了。可能，正是有鑒於此，近年來漢語思想對於「中國問題」概予體系性解釋的勢能愈發強勁，而呼喚大時代之大思想噴薄出世!

　　 表面來看，最近三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以「摸著石頭過河」著稱，似乎並無理論思維引領。其實大謬不然。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現代中國史上的第三次，接續的是清末、民初第二次改革開放的進程，更是對於第一共和的回歸。而無論是第二次改革開放，抑或第一共和，都是時代及其思想風雲激蕩的產兒。時代已如前述，「思想」則基本為現成的舶來品，也就是現代早期西洋的那些玩意兒。上述英法德意各邦袞袞諸公的精神世界，在相當長時間裡左右著中國人的思考，甚至迄今而未止，本不是什麼秘密。朋友，不奇怪嘛!現代早期的西洋思想佔領了人類這個歷史時段的精神制高點，至今未有重大突破，置此時空，當然只能受它主宰了，或者，得其沾溉了。因此，上述三次改革開放何曾沒有自己的思想準備和理論邏輯，只不過這個思想和理論來源神神秘秘的，多元紛呈、歧見百出，原典呈現與闡釋文本交輝互映罷了。而這就是晚近中國的精神歷程，也是中國式的宏大理論構想紛然出世的學理背景。它們混雜一堂，導引著中國的近代轉型。其間，最為宏大、強勁而酷烈的一脈，就是那個叫做馬列主義的西洋玩意兒了!

　　 其實，自洋務運動啟動現代轉型以來，無論是洋務自強維新，還是辛亥第一共和、1949第二共和，抑或1978年以後三十五年間的「改革開放」，哪一項社會政治進程都是時代擠壓的結果，也是思想和理論的產兒。無論是「姓資姓社」的政治辨析與「市場和計劃」的進退，還是「價格雙軌制」與「國進民退」的拉鋸，抑或「專政」「民主」的較量，以及眼面前的的憲政與反憲政的思想博弈，其背後無不牽扯到龐大的思想理論體系，而且，勢必伸展深入到樞紐文明的思想體系。總之，一百多年來的中國文明轉型，包括晚近三十五年來的所謂改革開放，無一不是宏大理論的產物，正如它們都是深植於實踐理性土壤上的果實。

　　 晚近以來，漢語學界與海外和港台學人接觸日繁，其間一大現象，就是大陸中國的某些理論性思考，在他們看來，未免大而無當，或者，徑謂「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云云。的確，漢語學術之粗疏無當，曾經是晚近三十年間的客觀事實，時至今日，某種程度上，依然不能否認是客觀事實。但是，據此無察漢語學思的體系性努力的知識正當性，特別是無視面對浩瀚中國近代歷史轉型而不得不以體系性思想來回應之思想抱負的必然性，以及向時代提供歷史性解釋的必要性，暴露了他們對於「現代中國」與「中國問題」之缺乏全局性觀照的興趣，或者，還有眼界、心胸與格局的問題。再者，「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這一判稱，需予語境化考察，否則，難免「誰解決了?為誰解決了?」這類疑問。就是說，雖說作為一種「現代問題」，已有其他文明的學思慨予回應，甚至是終局性回應，但是，若無本土在境性學思提出針對性解釋，則終究難言「解決」。此為科學與人文之別也，不可不察。因此，當下漢語學思既然時有體系化建構的強烈衝動，亦有一定嘗試，必有其內在緣由，需予同情善意的理解。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正如所有的學思均不過現實焦慮的理論化，而中國歷史和當代中國奔競至此，恰恰提供了體系化思考的條件，也向一切有心有志而有力的漢語學人，提出了這一要求，甚至是迫切的要求。

　　 這一條件不是別的，就是中國近代轉型超逾一個半世紀，億萬萬人建設現代中國與中國現代文明的奮鬥實踐，大起大落，輾轉騰挪，積累了豐瞻綽約的經驗教訓，並伴隨著積澱深厚的反思忖度，使得據此進行體系化建構的歷史材料和思想積蘊，均已具備，只待開發利用，而為此刻漢語思想之體系化作業預備了機運。這一要求不是別的，就是中國的近代轉型已然臨近收束階段，回顧既往，瞻望前路，迫切需要給予總體性回答和整體性闡釋，不是一般性的回應和闡釋，而是在境性的體系化解答。此前無此條件和要求，此後轉型落定，長時段內恐怕亦將無此條件和要求。因此，此時此刻，一個大時代的收束階段，對此歷史進程及其文明意義的全局性、整體性和體系性總結，實為漢語學思不可迴避的歷史重任，可能，也只有漢語學思方始恪任。如果說上個世紀初葉以還的一些歷史和政治著述旨在對於故國文物概予體系性回顧，那麼，此刻的體系性解說以此為縱深，重在回應一個半世紀以來「現代中國」誕生的歷史進程和精神歷程。這一百多年來，中國的大轉型，呼應的是全體人類第二次樞紐文明的律動，並且構成了人類第二次樞紐文明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而以中國歷史加入世界歷史，為此番樞紐時代作結，其典範意義，怎麼說都不過分。因而，瞻前顧後，漢語學術和中國思想亟需總體性思考，在給它們以體系化解釋和整體性觀照的思想作業中，為此大轉型時代作一收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