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思想者：改革再探路10

王占陽，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中國民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1956年生於瀋陽市。1978年考入吉林大學歷史系。1990年獲吉林大學法學碩士學位。主要從事世界歷史理論、歷史哲學、新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世界史等領域的研究工作。致力於探究人類歷史之迷，著力探索中國社會發展道路。【以下文字由王占陽先生授權發布】

　　改革首先要從法治入手

　　搜狐財經：您認為下一階段的改革，當務之急應該是哪個領域的改革？

　　王占陽：十八大強調法治是比較突出的特點，我認為在法治上可以有所推進。這也是現在的黨務實際。但是在法治問題上要有清晰的思考，就是說在權力不受制約的情況下，不可能最終實現法治。用法治來制約權力，而不用民主制約權力，也是一種幻想。法治只有在民主的基礎上才能確立起來，比較有效的制約權力。

　　在現有的情況下，法治也可以有所推進。我區分兩種類型的法制，一種是他律式法制，一種是自律式法制。十八大報告里的法治實際上還是自律式的法治，自律式的法治它所依靠的是領導人的善意、理性和威權。它能使法治建設有相當程度的推進。但是，畢竟中國太大了，中國不像新加坡，新加坡很小，中央管理力度非常之大。中國太大了，完全依靠這個無法實現法治。將來還得發展到自律型的法治，也就是依靠民主的法治。

　　搜狐財經：您覺得現在政治體制改革突破口應該從哪裡入手？

　　王占陽：其實有兩種不同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突破口：一種是在新前衛主義框架下政治體制改革突破口；另一種是走向民主化政治體制改革突破口。這兩種突破口是不一樣的。走向民主化要系統監控憲政民主政體，突破口只有一個，就是進行選舉改革。只有在選舉改革基礎上，真正競爭性的選舉，才能夠改革人大。只有改革人大才能有分權制衡，然後才能有法治，然後才能有黨政關係的根本改革。最後才能實現一個新型的政治體制。按官方的話語來說，就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至於新前衛主義框架下，就是還沒有進行選舉改革的情況下，這個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不是一個突破口，它是一組突破口。突破口這個詞有一個還原論的邏輯，就是一個邏輯起點以後，都由它來展開。在新前衛主義框架下，也就是在威權整體框架基本不動的前提下推進的改革，不是一個突破口，是一系列的突破口。它們前後之間並沒有一種嚴格的邏輯關係在裡面，同時可以做一系列的事情。

　　實際上被大家列為突破口的事情，很多都是可以來操作的。比如說，可以加強輿論監督，可以在公民社會建構上有一個更寬的政策和做法，人大可以搞一點諮詢。可以搞財政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可以把財政審計權從國務院拿到人大，這都是現在可以立即操作的。這不需要前後的邏輯關係，可以分別操作。在這個階段尋求一個突破口，這個思維方式上有問題，應該尋求的是一組突破口，但是一組突破口之間要有一定的協調關係。

　　搜狐財經：提到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如何脫敏？

　　王占陽：現在提出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總框架，在框架下單獨列了政治體制改革這一部分，具體列了七個方面內容。在這種情況下，政治體制改革本身就不應該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了，政治體制改革現在是一個正式的話題，沒有任何風險的正式話題，那你說還有什麼敏感可要脫除。

　　改革路線的確定事在人為

　　搜狐財經：小平南巡有20多年了，再改革呼聲漸高，您認為南巡的一些改革方案還適合於今天的改革嗎？

　　王占陽：還可以繼續走下去，關鍵事在人為。這一條改革路線，鄧小平有很強烈的擔憂，怕改革路線中斷了，所以一再強調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這反映出他強烈的不安感。他說過一句話，他說擔心這條路線在不知不覺當中就消失了。所以，改革路線不是作為一種歷史必然性自然能夠實現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的努力狀況，人們實際的價值取向。從目前情況看，全社會已經形成比較強烈的，可以說很多年來建立的改革共識。大家希望國家安穩，在這個前提下又希望改革，以至於現在大家都強烈希望中國能夠有力的推進改革。

　　此外，從十八大來看，也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這是一個大的框架，我相信領導層也會有比較強的改革意識。上下這兩方面的力量合在一起，既延伸和發展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就有了很大的改革動力。但是，沒有誰能夠有根據的說對改革是有絕對的把握，我們還是需要經過努力才能把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

　　搜狐財經：有人也站出來否定了改革的一系列成績，您怎麼看？

　　王占陽：有一種觀點認為，鄧小平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這種威權與市場結合就導致權貴資本主義，也就是他們認為鄧小平的路線是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路線。實際上不是很確切，因為民主化是一個有條件的過程。在經濟體制改革啟動的時候，同時實現民主化，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在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基礎上是無法實現民主化的。特別是在中國這種嚴重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就更不可能民主化。

　　實際那個時候鄧小平推進改革，客觀上有很大的風險，無法在經濟改革啟動深化初級階段，創造出一種能夠制約權力的政治體制。他創造不出來，他儘可能的希望有所約束。所以，他特彆強調法制。他知道民主做不到，就強調法制，可是沒有民主，法制也不會辦法實現。客觀上說，小平走的是一條風險很大的路，放開經濟但政治上又不能實現民主化，這本身就包含著很大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他也提出用政治體制改革，在新前衛政治體制改革來解決問題。但這種改革實際上不太順利。不順利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觀上的原因，也有改革者本身的原因，其中就包括十三大改革方案設計本身就有相當大的缺陷。實際上，小平要達到的目標，那個設計是無法實現的。當然，這不能說是鄧小平改革路線的問題，而是說歷史處於一個搖擺不定的時期。這不是一個路線問題，這是一個歷史機遇能不能把握得住的問題。

　　頂層設計要有制度創新

　　搜狐財經：關於頂層設計，您認為這個天花板應該怎麼去設計呢？

　　王占陽：至少得解決幾個問題，核心是整個政治體制改革的長遠目標。這裡面有兩個大的問題必須解決，一個是價值目標，普世價值要不要。另外一個是體制目標，要不要憲政民主政體。這兩個問題現在都沒有完全解決，所謂的設計，首先是設計者要解決理念問題。然後才能在第二個部分考慮，中國民主化道路究竟應該怎麼走。現在大家普遍爭論的問題就是要不要改革，我們現在面臨的更大問題是怎麼改革，這些需要頂層設計。實際上首先是知識界討論，因為在中央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情況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主要依靠民間來推進，靠學界來推進的。此外，要解決制度創新問題。制度設計並不包括制度創新。反過來說，如果只是按照過去思路來考慮，不把憲政民主要素引進來，那也沒有改革，所以制度創新極其重要。

　　頂層設計，實際上是沒有人設計，沒有機構在設計，沒有組織系統在設計。頂層設計不應是組織化的概念，應該是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理性的理念，需要理性高度的思考、方案的設計。當然到一定時候需要有組織系統向中央的研究機構來設計，來具體定方案，草擬這個方案。就現在來說，頂層設計應該是知識界要考慮幾個大的問題，改革的大目標到底是什麼，改革的路如何走，需要進行怎樣制度創新才能使路走得通。最後，我們要實現這樣一個改革目標，需要什麼樣的方法和策略。

　　社會主義才有普世價值

　　搜狐財經：您認為所謂的「普世價值」，我們到底應該持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

　　王占陽：普世價值有四個層次。一是人性層次的普世價值，二是社會發展階段層次的普世價值，三是觀念層次的普世價值，四是實然層次的普世價值。也就是從應然到實然，從人性到認知，到制度的實現。這是一個歷史過程，最終還是要實現普世價值，因為它是根治於人性的，又是根治於社會發展階段。普世價值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都能實現的，人性的潛能需要一定的社會發展的階段條件才能夠得到發揮和實踐。現在到了這個階段，就需要在認識上跟進，要形成普世價值觀。普世價值不是一個超歷史的，既不是簡單的人性論，也不是簡單特殊論，也不是特質論，是人性和歷史的結合。

　　是不是說社會主義價值觀是非普世價值觀，普世價值屬於西方價值觀，我認為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恰恰是社會主義普世價值才是普世價值觀，因為社會主義所追求是解放全人類，使人類普遍達到自由、平等、公正、幸福的生活狀態，這就是普世價值。資本主義是資本至上，以資本為中心，不尋求更普遍的利益。所以，資本主義可以口頭上說普世價值的辭彙，但內在的不是在追求。

　　搜狐財經：鄧小平的理論中，普世價值存在嗎？

　　王占陽：作為從建黨初期就開始參與和領導中國革命改革的人物，鄧小平本身就是歷史感特彆強的一位領導人。就是說現階段做現階段的事情，將來再做將來的事情，現在為將來做準備。鄧小平有很強的歷史感，這個體現在政治體制問題上。他所設想的政治體制改革涉及是兩大階段的政治體制改革，第一大階段是新前衛主義框架下政治體制改革，十三大報告就是這種類型的改革。當時就說這還是很有限的改革，將來還有遠大目標。第二階段是直接走向民主化的改革，超越新前衛主義框架新的改革。所以，鄧小平說我們走到下世紀中葉的時候一定要實現普選。而且這個普選實現不是說哪一天突然實現了，而是按照他的想法應該是民主一天一天的擴大，現代化和民主化兩者相互配套。也就是說他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那就是說先要有民主化，才能夠逐步實現現代化，這是很重要的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