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學偉：「關係」與「社會資本」之辨析

　　 中國社會在自身的形成和發展中所生成的「關係」的概念，一般很難找到一個相應的英文詞。但為了溝通與理解上的方便，此概念在社會學中時常被含混地用來表明個人與個人的關係，也就是人際關係，有時也用來特指比如人情、面子、恩惠、送禮及儒家所謂的人倫思想等。在社會學中，由於「關係」與交往本身在含義上有重疊，因此一些西方社會學的概念往往會成為東西方學者研究中國人「關係」的分析框架。比如符號互動論、角色論、社會交換論及場域、慣習等理論和概念。現在又有一種新的概念成為我們分析中國人「關係」的理論依據，這就是「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大約於上個世紀80年代被人們所熟知，至90年代後成為熱門話題，受到許多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管理學家的高度重視，同時也伴隨著不少評論和反駁。依照此概念的倡導者之一、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觀點，人的經濟資本以金錢為符號，以產權為制度化形式；文化資本以作品、文憑、學銜為符號，以學位製為制度化形式；社會資本則以聲譽、社會地位為符號，以社會規約為制度化形式。產權與學位都好理解，但社會規約是什麼則不太好理解，由此社會資本的含義也始終含糊不清。在眾多的討論中，比較公認的社會規約主要是指人們彼此之間結成的社會網路，而簡化了的社會網路就似乎成了「關係」，或者叫人際紐帶。這樣一來，社會資本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種研究「關係」的理論。它無形中實現了中國人的「關係」與社會資本之間的融合，似乎社會資本的確可以用來研究中國人的「關係」現象。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問題被許多學者迴避了：「關係」在中國社會往往有偏負面的含義，而社會資本在西方往往有偏正面的作用。如果社會資本可以用來解釋「關係」現象，那麼我們在價值上是否要接受「關係」在中國社會的正當地位呢？從大量的中國事例和調查情況來看，「關係」對社會良性運行起的負面和阻礙作用更多一點，走後門、任人唯親、官商勾結、有法不依、拉幫結派、徇私舞弊等，說到底都牽涉到「關係」運作的問題。但我們翻遍社會資本的所有研究，包括學者對社會資本的負面研究卻看不到這些問題。那麼「關係」與社會資本究竟是一種相似的運作模式還是各有不同之處呢？我認為這些問題只通過對網路規模、信任、規範、合作與互惠等研究是不容易看出來的，而是需要回到各自的社會形態中來討論。

　　 中國社會在特徵上被概括最多的是家族主義、家庭取向、家庭本位、宗法社會以及倫理本位，這些特徵同中國傳統社會的小農經濟有著直接而密切的聯繫。雖然我們進入了工業化社會，但曾經有過的計劃經濟時的單位制，以及現在的私營或家族企業乃至千萬農民進城務工而產生的城市周邊的這村那村（比如浙江村），都在說明這一種不易變化的基本特徵還在。這個特徵從社會結構層面上講，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依賴性。人們在鄉土生活中將自己依附於家庭、親屬與老鄉，在城市生活中將自己依附於家庭、同學與單位，在社會流動中將自己依附於親朋好友，正所謂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因此，中國社會中的個體首先是天然地生活在一個他自己不能選擇的網路中。他的喜怒哀樂，他的成功與失敗總是嵌入到他的社會網路中而難以獨享。這就是說，他在沒有打算擁有社會資本的時候，別人在道義上就是他的社會資本，而無論他願意否，他本身也是別人的社會資本。試想，如果一個人的社會資本不用爭取就天然擁有，他如何會去強調社會資本的重要？反之，一個個體在社會上闖蕩，想爭取社會資本，他又怎能不感受到社會資本有多重要？所以社會資本這個概念在西方盛行，實在有它的道理，而在中國只是個常識。

　　 社會資本發生的前提在於個體是否願意加入社區或一些組織並積极參与社區與組織的活動。於是，如果一個社區被說成其社會資本豐富，是因為此地的人們聚合的方式多樣且樂此不疲，反之則社會資本貧乏。美國社會學家普特南在對義大利社區進行研究中發現了這兩種類型的社區，而這兩個社區的民主選舉也大不相同，於是他認為社會資本可以讓民主運行起來。由此研究，我們看到了社會資本形成的根基是一個公民社會。其本意是討論一種社會中的個體自願聯接的各種方式——市場、俱樂部、志願者、非政府組織等等。而信任、規範與互惠等就是這些聯接的粘合劑。反觀中國社會的「關係」，其本意就是人的本身，依照儒家思想中的「仁」與「倫」的觀點，人只有通過「關係」才能證實自己的存在。因此，人一生下來就被確定在「關係」的包圍中，剩下的就是一個學會做人的問題。可見，中國人所講的「關係」是指關係確定後你如何作為，而西方人所講的關係是如何找到你要的關係。

　　 現在我們需要從傳統社會步入現代社會來考察中國人「關係」上的變遷。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也有市場經濟、有法制、有城市化、有新型的社會組織、有社區建設、有會員制等，這些只能說明中國原有的較為穩定的關係網路正在被改造或打破，卻不能證明我們已經可以通過信任、規範與目標來重新理解關係的用途。中國人原有關係網的打破導致的可能是人們會仿照原有的方式來重新搭建新的網路，即由一種親情網轉化成一種交換網。前者中本混有情感性與工具性，但伴隨著市場化，工具性逐步增強，關係變成了關係學；人情成為了一種投資。而這些都是社會資本討論不到的問題。

　　 由此可見，社會資本是在物質資本、技術資本、人力資本基礎上提出的一種新型的研究社會網路的理論，它的出現說明了良好社會運行的機制不但要靠政府及其正式制度，而且還要有公共領域、社區意識與公民參與。如果我們簡單地把這個概念套用在對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關係」研究上，那麼我們很有可能就會為「關係」運行正名和平反，我們就會為「關係」的種種負面效應尋求合法的理論依據，至少也是在忽略我們該做的研究，而虛設了一個尚未成型的社會。由此可見，關注「關係」與社會資本的關係研究，一個真實問題應當是：傳統中形成的「關係」如何可能（或不可能）轉換成現代型的社會資本。退一步說，如果還有社會學家認為，社會資本至少部分地可以同「關係」研究相嫁接，那我認為，中國社會運行凸顯的問題是，中國人傾向把天然的生活網作為搭建其後來社會網的最重要的社會資本，也就是說，把親屬、同學、朋友、同事等作為人們拉關係，擴充其關係網的基礎，從而使其社會作用同社會資本的原意相違背了。可見，即使在這一層意義上，用社會資本解釋「關係」依然有南轅北轍之嫌。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學研究應該有自己的理論貢獻，中國社會學者們應當面對自己的社會來發展自己的理論。中國社會在自身的發展、變化，尤其是現代化的道路上有許多其他社會未曾有過的經驗和事實。要想對這些經驗和事實有所解釋，需要中國社會學家進行創新性的研究和思考。但是，長期以來，中國社會學（包括其他社會科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太依賴於西方的理論解釋，照搬與套用似乎成為研究者的研究路徑。理論只能是西方的，經驗才是自己的，進而也就無法顧及理論與現實是否脫節，運用起來是否隔靴搔癢，是否生搬硬套，是否張冠李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