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洪君:紅色高棉運動始末
06-06
1975年4月,距今恰好40年,中南半島傳出一個震驚世界的消息: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即共產黨的武裝力量打敗了美國支持的朗諾政權,進入首都金邊。由紅色高棉領導並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新柬埔寨宣告誕生。當時世界上不少力量為柬共的勝利而歡呼,認為世界社會主義又有了重大突破。中國1979年出版的《各國概況》就此寫道,柬埔寨人民經過五年多浴血奮戰,終於「解放了全國,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柬埔寨歷史上第一個工農革命政權」。然而,令人沮喪的是,這年年初,即1979年1月7日,紅色高棉的「工農革命政權」已被徹底推翻,柬埔寨式的社會主義遭到失敗。之後,紅色高棉苦苦掙扎20年,最後曲終人散,走向沉寂。 紅色高棉領導的柬埔寨共產主義運動,跌宕起伏,由盛而衰,歷史教訓極其複雜和深痛,撫今追昔,讓人難以釋懷。 紅色高棉初創時期歷經磨難,艱難求索 柬埔寨位於中南半島西南部,20世紀中葉紅色高棉運動初起時,該國人口不到600萬,其中主體民族為高棉人,約佔80%左右。另有占族、普儂族、老族以及越裔、泰裔、華人等20多個少數民族和族群。 早在公元一世紀,高棉人就有了自己的國家。1863年法國人侵入印度支那後,柬埔寨淪為法國保護地,從此深受法國影響。二戰期間,日本人一度佔領了柬埔寨,1945年日本投降,法國殖民者捲土重來。柬埔寨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進行了長期抗爭,於1953年實現了國家獨立。 柬埔寨共產主義運動的發生,與印度支那地區民族獨立鬥爭密切相聯。1930年,以胡志明為代表的越南共產主義者在法屬印度支那地區成立了印度支那共產黨,作為蘇聯主導下的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1951年2月,由於印支地區形勢發生重大變化,越南共產黨人已經奪得政權,印支共產黨在越南北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解散統一的黨組織,而由越南、寮國、柬埔寨三國共產主義者獨立建黨。當年6月28日,柬埔寨的山玉明、蕭興、杜斯木等人成立了建黨宣傳委員會,籌備中的新黨當時稱柬埔寨人民革命黨。 1953年柬埔寨獨立後,一批曾在法國留學的「革命青年」返回國內,其中包括後來成為柬埔寨共產黨即紅色高棉核心人物的波爾布特(沙洛特紹)、英薩利、宋成、喬森潘等人。抗法鬥爭時期,人民革命黨建立了武裝,在柬埔寨已有一定影響。波爾布特等人回國後,相繼加入了人民革命黨。 1954年,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協議簽字生效。按照這份協議,柬埔寨人民革命黨應當解除武裝,複員部隊,和平地參與新國家建設。但人民革命黨反對西哈努克建立的王國政權,為保存實力,山玉明帶領部隊退入越南,在那裡秘密潛伏,伺機再起。蕭興留在國內領導地下工作。 當時柬埔寨實行的是君主立憲體制。西哈努克國王意識到中國在地緣政治環境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堅持走和平中立道路,拒絕追隨美國,受到中國的高度讚賞和支持。但對待柬埔寨人民革命黨,西哈努克國王毫不妥協,必欲除之而後快。因此,人民革命黨從未公開存在,而是以紅色高棉名義開展活動,但很多人實際上也清楚,所謂紅色高棉,就是地下共產黨。 1958年,柬埔寨人民革命黨國內負責人蕭興叛變,紅色高棉內部出現深重危機,國內組織幾乎全部癱瘓。1960年9月30日,人民革命黨21位代表在金邊秘密召開代表大會,將黨改名為柬埔寨勞動黨,選舉杜斯木為書記(實際上是總書記),農謝為副書記(即副總書記)。英薩利、波爾布特當選黨的政治局委員,從此進入核心層。1962年夏季,杜斯木神秘失蹤,柬埔寨勞動黨於1963年2月召開二大,波爾布特接任書記職務,成為黨的最高領袖。以他為首的留法派,從此控制了紅色高棉運動和柬埔寨勞動黨。 波爾布特1928年出生於磅同省一個較為富裕的農民家庭,職業技術學校畢業,畢業後一度打工為生,1949年獲得公派留學資格,赴法留學,在法國參加了英薩利領導的「柬埔寨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回國後成為金邊一所中學的教師。他參加過反法武裝鬥爭,但日內瓦協議簽字後,他沒有隨部隊去越南,而是留在了國內,繼續從事地下活動,並且直接參与了柬埔寨勞動黨的籌建活動。1963年7月,為躲避當局對紅色高棉的監控和鎮壓,身份暴露後的波爾布特與宋成、英薩利等人陸續離開了金邊,進入東北部臘塔納基里省的叢林地區,在那裡秘密開展活動。後來,曾經留學法國的胡榮律師、柬埔寨中國協會主席符寧等人也因身份暴露而潛入農村。這兩人當時都是國會議員。 1968年1月17日,柬埔寨勞動黨在馬德望省維甲山地區發動農民群眾,以武力方式反對強征土地,從此開始了武裝鬥爭,紅色高棉領導的武裝力量應運而生。1969年3月,美國擴大印度支那戰爭,轟炸柬埔寨,紅色高棉率先舉起反美大旗,在國內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持。他們領導的武裝,很快控制了東北大區,波爾布特本人開始兼任黨的東北大區書記,同時也是黨的武裝力量的最高指揮。 在抗美救國鬥爭中抓住機遇,迅速發展壯大 1970年3月18日,以朗諾將軍為首的柬埔寨右翼勢力趁西哈努克國王出訪之機,發動政變,奪取了政權。此時,作為紅色高棉領袖的波爾布特正在北京秘密訪問,亡國之君西哈努克按原定出訪計劃恰好也到了北京。中國強烈譴責柬埔寨右派政變,不但以國家元首規格接待了被黜的西哈努克,而且促使紅色高棉與柬埔寨各派反朗諾力量捐棄前嫌,共同組成了以西哈努克為首的抗美救國統一陣線。在這個陣線中,紅色高棉力量最強,它擁有5000多黨員,4000多軍人,在全國19個省份中的17個省開展武裝活動,控制區人口超過百萬。其中,西南地區由達莫(即切春,又名努剛)領導,東北山區為紅色高棉領導機構所在,由波爾布特直接控制。這兩個區的力量最大。 突如其來的「3o18政變」,為紅色高棉放手發動群眾、擴大武裝力量、進一步拓展根據地,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西哈努克當時在北京沒有見到他的老對手波爾布特,但由於中國大力推動,紅色高棉成了他所領導的柬埔寨統一陣線的中堅力量。這時,在越南生活多年的山玉明、高密等人也已來到中國。波爾布特認為這些人長期脫離國內鬥爭,對他們沒有好感,不想和其相見。這位紅色高棉領袖,對黨內的所謂「親越派」不感興趣,而不管他們過去資歷如何。 1970年5月5日,柬埔寨統一陣線領導的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在北京成立,紅色高棉推出喬森潘擔任副首相。此人1931年出生於柴禎省一個職員家庭,1954年赴法留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60年回國從事新聞工作,因激烈反美而聲名大振。1962年1月,喬森潘被任命為商業部國務秘書(相當於副部長),同年11月當選為國會議員,後來又相繼擔任了經濟大臣、商業大臣、國民議會經濟事務和計劃委員會副主席等重要職務,擁有紅色高棉其他領導人所不具備的顯赫身份。1967年,喬森潘身份暴露,轉入叢林開展秘密鬥爭。1968年,喬森潘被當局缺席判處死刑。 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成立後,中方向留居北京的高密通告情況,建議紅色高棉儘快派人來華,以便加強各方面的協調溝通。高密遂於當年5月途經越南回國。1972年2月,紅色高棉派英薩利來華,擔任駐華特使。當年7月,英薩利開始公開活動。這時,紅色高棉的頭面人物是喬森潘,駐華代表是英薩利,但黨的靈魂和最高領袖始終是波爾布特。1971年9月,柬埔寨勞動黨召開三大,正式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波爾布特繼續擔任黨的書記,同時兼任黨的中央軍委主席、全國戰場軍事指揮部主席。 這段時間紅色高棉發展很快,到1973年春,其「正規武裝力量」已經壯大到5萬餘人。在這種形勢下,為爭取國際社會對柬埔寨抗美救國鬥爭的支持,也為了擴大紅色高棉自身在國際上的影響,1974年4、5月間,喬森潘、英薩利率領柬埔寨代表團正式訪華,各方做了高調宣傳和報道。隨後,在中方直接幫助下,喬森潘、英薩利訪問了歐亞非許多國家,開始大踏步地走向國際舞台。 1974年底,柬埔寨共產黨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會議在波爾布特主持下,全面分析了國內戰場形勢和力量對比關係,最後通過了決戰計劃,即在短時期內發動大規模軍事攻勢,徹底推翻朗諾集團,奪取全國勝利。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色高棉部隊,一舉摧毀了腐敗無能的朗諾軍隊,在幾乎沒有遭遇重大抵抗的情況下進入首都金邊。隨後兩天,紅色高棉攻佔柬埔寨其他地方。 美國支持的朗諾集團徹底垮台,意味著柬埔寨的民族革命取得了勝利。突然走上執政舞台的紅色高棉,面臨著如何鞏固新生政權,如何對待原統一陣線中的盟友,如何處理朗諾勢力殘餘,如何醫治戰爭創傷,以及如何恢復國民經濟、組織社會管理、建設新型國家,如何建立對外關係等一系列重大任務。要解決這樣一些複雜而艱苦的任務,紅色高棉無論在政治上、思想上,還是在組織上,都沒有充分的認識和準備。對已經公開共產黨身份的紅色高棉而言,這一切來得太突然。何為執政黨,如何執政,從高層領袖到普通黨員,可以說他們不甚了了。 柬埔寨共產黨奪取政權後,沒有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制定並執行有助於團結社會、安邦立國的政治路線和行動方針,而是從簡單化、概念化的社會主義教條出發,制定並執行了一系列極端激進、極富冒險主義色彩的政策。 執政後推行極左路線和政策,出現重大失誤 柬埔寨共產党進入金邊後採取的第一個重大舉動,就是強行撤退首都金邊居民。短短几天時間,這個擁有200多萬人口的城市剩下不到3萬人。許多人在這一過程中死於非命,其中包括大量婦女、兒童和老人,還有許多知識分子和原朗諾政權的殘餘勢力、公務人員。正是這一非同尋常的行為,導致民怨沸騰,社會各界對柬埔寨共產黨建立的新政權異常恐懼。柬埔寨國內外反對紅色高棉的勢力,對柬埔寨共產黨詬病最多的,也是這件事。 後來,紅色高棉失勢,其領導人對此做過一些解釋。柬共黨內二把手農謝曾說,1975至1979年間,民主柬埔寨面臨最為複雜的局面。戰爭使國家遭到破壞,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蘇聯克格勃都在民柬政府中進行破壞,越南也企圖打著印度支那聯邦的旗號吞併柬埔寨。正是這些原因,導致紅色高棉決定從金邊和各省會城市撤人,「以使他們在沒有資本家、地主和剝削階級的情況下,平等地在農村地區生活,進行農產品生產」。至於大規模殺人一事,農謝表示,當時組織正在國內清剿敵人,可能會有下面的人在上級組織不知情的情況下趁機殺人。但紅色高棉組織從未制定人們指控的屠殺人民的政策或者種族滅絕政策。 也有人解釋說,紅色高棉當初之所以採取如此舉動,是因為當時以為敵人策划了大陰謀,即把大批軍政人員偽裝成普通民眾留在金邊,準備在時機成熟時向新政權發動進攻。只是為了搶在敵人陰謀得逞之前採取主動,紅色高棉才不得不決定進城後立即撤出所有居民,然後再慢慢加以區分和處理。而事實是,紅色高棉攻入金邊前夕,朗諾政權已潰不成軍,根本沒有可能做出柬共領導人後來所說的戰略「潛伏」,久經戰爭考驗的紅色高棉領導人對此應十分清楚。因此,他們為驅趕金邊居民尋找的借口,無法自圓其說。 還有人分析說,紅色高棉之所以大規模驅趕金邊居民,有一個不便公開的想法,這就是要通過大規模清理城市人口,在新政權建立起來之前,全面削弱西哈努克國王在首都的社會基礎。西哈努克國王的十多位王子和親屬,當時的確都被趕到了農村,最終大多不知所終。 柬埔寨共產黨即紅色高棉執政後所要建立的,實際上是「兵營式的」、「斯巴達式的」社會主義,是一個「苦修苦煉的」、「禁欲主義的」新社會。在這種極端激進和扭曲的思想指導下,學校停辦、醫院關門、各種文化機構和設施一律廢止。農村實行絕對的財產公有制與生產合作社,搞起了全民「大鍋飯」。整個國家,市場經濟被人為取消,貨幣發行遲遲不動,商品買賣受到嚴厲禁止,國民經濟持續地大幅度下滑,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後來有人指控紅色高棉,說許多人在這幾年因飢餓和病患而死亡。 1976年1月,柬埔寨共產黨在政權基本穩定後,召開了第四次代表大會,選出由九人組成的中央常委會,以體現集體領導。黨的書記為波爾布特,副書記為農謝和達莫。大會確認黨在新時期的任務是:一、堅決捍衛民主柬埔寨,保衛柬埔寨的獨立、主權和現有邊界內的領土完整,保衛黨的工農政權,保衛柬埔寨的革命成果;二、繼續深入搞好社會主義革命,即逐步鞏固發展柬埔寨在各方面的公有制;三、在民主柬埔寨努力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即更好、更快地在各方面建設社會主義。 與此同時,紅色高棉以西哈努克國王名義頒布了新憲法,廢除君主立憲,改行共和體制,並將國名改為民主柬埔寨,規定「柬埔寨是一個獨立、統一、和平、中立、不結盟、主權、民主和領土完整的國家」,「是柬埔寨工人、農民和一切其他勞動者的國家」,國家的「立法權屬於工人、農民和其他柬埔寨勞動者」組成的「柬埔寨人民代表大會」。關於經濟制度,新憲法規定「主要生產資料一般歸全民所有或人民的集體所有」。在對外政策方面,「民主柬埔寨始終不渝地奉行獨立、和平、中立和不結盟的政策」。 根據這部憲法,1976年3月,民主柬埔寨以普選方式選舉產生了人民代表,並於當月舉行了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選舉農謝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任命喬森潘為國家主席團主席。波爾布特被任命為政府總理,英薩利和宋成分別被任命為負責外事和國防的副總理。前王國民族團結政府首相賓努被任命為國家主席團高級顧問(總理級)。 西哈努克國王在柬埔寨共產党進入金邊後一直被冷落。1975年12月底,迫於外部壓力,喬森潘到北京把西哈努克請了回去。但是,簽署取消國家元首的新憲法,竟成了西哈努克最後的國務活動。1976年4月4日,西哈努克宣布退休,一周後,喬森潘開始履行民主柬埔寨國家元首職權。為了遮人耳目,被禁閉在王宮中的西哈努克獲得了偉大愛國英雄的稱號,紅色高棉還為他建了紀念碑。 1977年9月27日,在紀念柬埔寨共產黨成立17周年大會上,紅色高棉正式公開了身份,結束了對內對外只稱「安卡」(即組織)的歷史,實現了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但在柬埔寨內外,人們習慣上仍把柬共稱為紅色高棉。 直到這時,從表面上看,紅色高棉的所作所為似乎仍然有板有眼,而實際上,在波爾布特等人極端偏激的思想指導下,紅色高棉把廢除王權及其社會基礎,防止外部勢力滲透當成頭等大事,不但廢除了戰爭條件下形成的統一陣線,大規模排擠和鎮壓曾與紅色高棉並肩戰鬥的人士,而且野蠻驅趕和迫害包括華人華僑在內的少數民族。在各級黨、政權機關和軍隊接連不斷地開展大清洗。被關押在S-21監獄的近2萬人,幾乎全部被處死,據說倖存下來的只有幾個人。1975年10月成立的柬埔寨愛國民族統一陣線,13名領導人中5人被處決。紅色高棉政權的政府副總理、內務部長、兩任商務部長、新聞宣傳部長乃至國家主席團第一副主席等許多人,都被無情地「清洗」了。就連波爾布特的戰友、同為黨的創始人的符寧、胡榮等元老級幹部,也被肉體消滅了。1978年達莫領導的東部大區清洗,被害人據說多達10萬。 紅色高棉統治時期,到底多少人非正常死亡,至今沒有準確數據。估計數字從40萬到200萬不等,一般認為100萬左右。如此大規模的清洗和鎮壓,導致社會對紅色高棉的不滿急劇增長,柬共的國際形象越來越差。對於柬埔寨共產黨執政後實行的政策,有學者直截了當地指出,柬共雖然在恢復和發展生產方面取得一些成績,「但它不顧柬埔寨基本國情,試圖使柬埔寨在短期內跳躍式地建成共產主義的指導思想,以及為此而推行的一系列極左政策給人民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災難」。 社會主義實驗全面失敗,紅色政權短命夭折 紅色高棉奪取政權後,民主柬埔寨與越南的國家關係變得日益緊張。雙方的矛盾一方面表現在對外政策領域,民主柬埔寨全面倒向中國,而越南加緊倒向蘇聯;另一方面還表現在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上,雙方爭議巨大,互不相讓。再加上紅色高棉一再聲稱,雖然他們與越南共產黨是盟友,但他們是靠自身力量推翻朗諾政權的,這讓越南人十分不快。他們認為,柬埔寨取得抗美救國鬥爭的勝利,與越南的貢獻密不可分。 1976年6月,波爾布特率柬共中央全體常委訪越,與越共中央舉行會談,期望解決兩國的領土爭議,直至訂立友好條約。但雙方立場都很強硬,無法相向而行,訪問無果而歸。此後,雙方在邊界地區的摩擦和衝突此起彼伏,不斷升級。1977年4月底,紅色高棉部隊攻入了越南境內。據柬埔寨現任總理洪森回憶,當時民主柬埔寨方面抽調了23個師中的19個師對越作戰。至於民柬軍隊是否「殺害越南百姓,打死耕牛,燒毀房屋,破壞了大量村莊、財產和農作物」,我們不得而知,這是洪森描述的。但民柬軍隊不僅攻入越南,還一度進入泰國和寮國,這是事實。1978年,柬越之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國家關係惡化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 這期間,圍繞如何處理同越南的關係問題,紅色高棉內部的分歧和矛盾逐漸顯現並激化。1977年6月,在民柬東部大區,時任獨立團團長的洪森拒絕執行對越作戰命令,逃到越南申請避難,從此開始反對波爾布特政權。東部大區領導人受到懷疑,遭到清洗,其部下大多被關進金邊的S-21監獄。 1978年12月2日,由越南扶持的「柬埔寨民族團結救國陣線」在桔井省斯努縣宣告成立。洪森、謝辛、韓桑林等一大批脫離波爾布特集團的原紅色高棉人士,成為其中堅力量,韓桑林出任陣線主席。在越南的大力幫助下,該陣線建立了柬埔寨人民革命軍,與數萬名來自越南的「志願軍」一起深入到民柬境內,全面展開了旨在推翻紅色高棉的軍事行動。當年12月25日,20萬越軍攻入柬埔寨,進入民柬境內數十公里。12月31日,民柬政府宣布與越南斷交,同時對越宣戰。波爾布特親自出任民主柬埔寨國民軍最高委員會主席兼總司令,全力領導民柬對越戰爭。 此時的紅色高棉已經外強中乾,其軍隊因眾叛親離、人人自危而渙散無力。1979年1月7日,柬埔寨民族團結救國陣線領導的人民革命軍攻下了金邊,民主柬埔寨國民軍號稱8萬人,不堪一擊,被打得七零八落,最後只剩萬餘人。波爾布特及其領導下的紅色高棉,奪取全國政權僅三年多,不得不帶領殘兵敗將,倉皇撤離金邊,進入叢林深處進行武裝抵抗。從這時起,大批普通民眾重返家園,開始了新的生活。多災多難的柬埔寨進入歷史發展新階段。 1979年1月7日這一天,被今日的柬埔寨政權視為結束紅色高棉暴政統治、人民擺脫種族滅絕政權的日子,是解放之日。1979年1月10日,柬埔寨民族團結救國陣線改名為柬埔寨人民革命黨,同時宣布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國。韓桑林成為新政權的總理。1981年,柬埔寨人民共和國頒布新憲法,新政權進一步鞏固,韓桑林改任國務委員會主席,賓索萬繼任總理。1981年5月底,柬埔寨人民革命黨召開四大,越共中央總書記黎筍到會祝賀。大會選舉賓索萬為黨的總書記。當年12月,韓桑林取代賓索萬,接任總書記職務,姜西擔任政府總理。1984年姜西病故,洪森成為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政府總理。 再返叢林後洗心革面,尋求和談絕地謀生 在失去政權的柬埔寨共產黨即紅色高棉看來,1979年1月7日這一天是民主柬埔寨遭受越南侵略、社會主義革命因叛徒出賣而遭受重大挫折的日子。西哈努克等王族勢力,也將越南入侵視為奇恥大辱,視1979年1月7日為國難日。 1979年5月,退守於叢林之中的紅色高棉領導人,全面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正式確立了通過武裝鬥爭重新奪回政權的政治方針,對內對外仍稱民主柬埔寨。8月21日,由喬森潘出面,紅色高棉宣布組建新的愛國、民主、民族大團結政府,號召柬埔寨人不分政治傾向,積極行動起來,趕走越南侵略者,推翻韓桑林等人在金邊建立的偽政權,建立一個獨立、統一、民主、和平、中立和不結盟的柬埔寨。 此後不久,即9月6日,民柬公布了民族大團結陣線政治綱領草案,宣布將保障人民在政治、精神和物質生活中的民主自由,擴大民柬和各級地方政權,允許私人經濟活動和使用國家貨幣進行自由貿易。同年12月,民柬正式宣布停止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中止1976年憲法,由喬森潘出面組織新政府。在國內外名聲欠佳的波爾布特辭去了柬共中央書記和總理職務。 當時國際形勢十分複雜,蘇聯的霸權主義在全世界呈咄咄逼人之勢,越南被視為蘇聯在東南亞的頭號代理人。以黎筍為首的越南領導層圖謀建立印度支那聯邦,引起了東南亞各國的警覺和反感。紅色高棉重新聯合西哈努克等力量反對金邊新政權,不僅得到泰國、新加坡等東盟國家的支持,也得到世界上所有反對蘇聯霸權主義和越南地區霸權主義的國家的同情和支持,其中也包括中國、美國和歐洲各國。 1981年9月24日,反對越南入侵和金邊新政權的柬埔寨三方勢力在新加坡達成共識,決定成立聯合政府。1982年7月9日,以西哈努克為主席、喬森潘為副主席、宋雙為總理的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正式成立。這個政府內部關係非常鬆散,力量對比懸殊,最有影響的還是紅色高棉。紅色高棉執政時確立的國號民主柬埔寨,不僅得到新政府的確認,同時還得到了聯合國的承認,紅色高棉以民主柬埔寨名義派駐聯合國的代表,繼續在國際事務中代表柬埔寨。這一點對紅色高棉非常重要,因為國際社會繼續承認民柬,有助於增強他們所主導的抗越戰爭的合法性,更廣泛地吸引各界國內力量,在國際上贏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為了洗心革面、重塑形象,柬共1981年9月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決定自行解散,要求黨員今後不再以柬共名義開展活動。當時,柬共曾考慮成立一個新黨,但無法就如何命名形成共識。儘管如此,當年12月6日,柬共中央還是發布了公報,正式宣布解散,但保留「民柬武裝力量」稱號,人們也習慣性地繼續稱他們為紅色高棉。這時,內外形象相對較好的喬森潘,成為紅色高棉露面最多的領導人。1985年7月,已經宣布解散的柬共又召開了全國代表會議,推舉宋成為黨的最高領袖,但喬森潘依然是黨的公開代表。波爾布特堅稱黨內權力移交要有過程,遲遲不肯讓權,繼續以強勢操控黨內事務。 這時,柬埔寨內外形勢已經發生新的變化。1985年成為金邊新政權總理兼外長的洪森,力排眾議,開始尋求與民柬進行和談的可能性。1986年,金邊政權與民柬聯合政府在軍事上形成僵持狀態。當時,民柬各派武裝力量有7萬之眾,但要推翻金邊政權,幾無可能。有鑒於此,西哈努克於3月17日提出了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八點建議,表示願意成立包括韓桑林政權在內的四方聯合政府。1986年7月,越共領導人黎筍去世,越南內外政策開始調整。柬埔寨問題和平解決的前景進一步看好。 1987至1988年間,西哈努克兩次去巴黎,親自與洪森進行談判。1988年7月下旬,金邊政權與抵抗力量三方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行首次非正式會晤。由於各方分歧嚴重,首次會晤未能取得成果。1989年4月,金邊方面將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更名為柬埔寨國,向抵抗力量做出和解姿態。7、8月間,由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代表、東盟國家代表、越南代表和柬埔寨四方代表共同參加的柬埔寨問題國際會議在巴黎召開。金邊政權當時堅決主張,越南自柬撤軍後,金邊政權必須維持原狀,反對建立四方聯合政府,會議仍無成果。當年10月,越軍撤出柬埔寨,紅色高棉的軍隊發動攻勢,奪得拜林。 為了打破政治僵局、推進和談,1990年2月3日,西哈努克提議將民主柬埔寨改為柬埔寨,恢復使用1970年政變前的舊國旗和舊國歌,以進一步去除柬共即紅色高棉統治痕迹。民柬聯合政府改稱柬埔寨民族政府,同時規定柬埔寨主席為國家元首。4月9日,西哈努克又提出九點倡議,同意在民族和解的過渡時期不解散金邊政權。 1990年8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全面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框架文件,柬埔寨四方均表示接受。當年9月,包括紅色高棉在內,柬埔寨各方在雅加達成立了全國最高委員會,作為過渡時期的合法機構和權力來源。西哈努克為全國最高委員會主席。當時各方商定,柬埔寨未來實行自由的政治制度,公民可自由組織和參加政黨,現有各派武裝各自裁員70%。當年10月,柬埔寨問題巴黎會議復會,捲入衝突的所有各方以及18個相關國家,都在協議上籤了字。 眾叛親離陷入窮途末路,最高領袖成了孤家寡人 1991年夏秋之際,柬埔寨宣布無限期停火。當年11月28日,紅色高棉領導人喬森潘、宋成等人返回金邊參與新政權建設,遭到示威者暴力襲擊。雖然他們在警察保護下成功脫險,但臨時下榻處被付之一炬。這表明,柬埔寨社會仍處於高度分裂狀態,國內形勢仍不穩定,各派武裝力量的衝突隨時可能複發。此時回到金邊的西哈努克,也被迫去了曼谷。柬埔寨和平進程面臨半途而廢的巨大風險。 1992年2月,聯合國根據巴黎協定,決定由18個協定簽字國派出維和部隊和文職人員,共同組建柬埔寨臨時權力機構,為期16個月。此時仍以民柬自稱的紅色高棉,對聯柬機構監督停火、要求各方裁減70%武裝力量強烈抵制,不準維和部隊進入其控制區。聯合國不甘示弱,宣布制裁「民柬」,但紅色高棉不為所動,固守其立場和武裝,與金邊政權衝突。1993年1月,金邊政權恢復對紅色高棉控制區的軍事進攻。 1993年5月,柬埔寨舉行民族和解後的首次大選。根據最高委員會和聯柬機構聯席會議決定,包括紅色高棉在內,共20個政黨可以參選。紅色高棉最初表示願意參選,並且組建了柬埔寨民族團結黨。但在大選前夕,紅色高棉擔心敗選,臨時決定抵制大選,失去了回歸社會併合法參與政治生活的機會。 在這次大選中,拉那烈領導的奉辛比克黨意外地成為第一大黨,洪森等人領導的人民革命黨成為第二大黨,宋雙領導的佛教自由民主黨位居第三。其他16個參選政黨均未進入議會。當年7月,人民革命黨主席謝辛當選國會主席,以拉那烈為第一首相、洪森為第二首相的新政府由西哈努克國王主持宣誓就職。9月,柬埔寨通過新憲法,改回君主立憲體制,西哈努克重新登基為王。 紅色高棉在政治上邊緣化後,徹底成了孤家寡人,其內部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絕望情緒,有人開始試探投誠。對此新政權最初表示沒有興趣,反而於1994年7月通過了確認紅色高棉為非法組織的法案。紅色高棉在金邊的辦事處被強行關閉。但此時的紅色高棉畢竟還控制著柬埔寨約10%的領土,其武裝力量還有一定戰鬥力。 面對此種局面,為防止紅色高棉困獸猶鬥,引發新的大規模戰亂,金邊新政權提出了「雙贏性」的和談條件,承諾保障投誠人員人身安全、私有財產和既有職業。在這種情況下,1996年9月,擁有兩個師的兵力、佔據梅萊山和拜林的英薩利率部投誠。英薩利是波爾布特的連襟,他帶頭投誠,拉開了紅色高棉全面瓦解的序幕。為吸引更多的紅色高棉人士歸順新政權,西哈努克國王頒布赦免令,允許英薩利在其統治區內實行自治,成立民族民主團結運動,這對紅色高棉其他力量產生了強烈誘惑。為了防止倒戈行為進一步蔓延,1997年2月,紅色高棉扣押了政府派來談判的軍事代表團16人,最後將他們全部槍殺。 這時,金邊新政權內部也出了問題。第一首相拉那烈和第二首相洪森的矛盾開始激化。紅色高棉試圖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聯合拉那烈打倒洪森,以便東山再起。1997年6月,紅色高棉一位名叫彭皮的校級軍官向拉那烈控制的武裝力量投誠,後不滿待遇,又轉而投向洪森的武裝力量。他透露了紅色高棉擬與拉那烈派武裝合作,通過軍事手段消滅洪森勢力,從而奪取政權的意向。紅色高棉電台也鬼使神差地公開了喬森潘致拉那烈的信,透露了紅色高棉與奉辛比克黨秘密接觸,擬以拉那烈為主席,共建民族團結陣線的建議。洪森本人也得到了紅色高棉部隊進入金邊,參與保衛奉黨總部的情報。由於這一切,洪森與拉那烈的對立加劇,雙方的武裝力量衝突不斷,紅色高棉的處境更加困難,連投誠之路都變得山重水複。 英薩利率部投誠後,紅色高棉再也無法保持內部統一。為進一步分化紅色高棉,推動他們選擇投誠之路,1997年春,作為首相的洪森不顧安危,親自到紅色高棉控制下的三洛縣慰問投誠人員,其中包括與紅色高棉軍事首領宋成情同手足的原民柬海軍司令密木等人。堅決反對投誠的波爾布特得知消息,懷疑宋成變節,以開會為由,於6月9日誘殺了宋成和他的妻子云雅,同時還殺害了他的9名部下和親屬。 深陷絕望的紅色高棉殘餘勢力,包括喬森潘等人,對波爾布特此舉極為憤慨和恐懼。波爾布特預感到大事不好,倉皇出逃,但被宋成部下抓獲。他們對波爾布特進行「公審」,於7月26日對外公布了判處其終身監禁的消息,宣布紅色高棉中「今後再也沒有波爾布特其人」。 1998年4月15日,就在紅色高棉岌岌可危之際,波爾布特在安隆汶家中死去,終年73歲。這位曾經擁有巨大權威和能量,在柬埔寨內外呼風喚雨幾十年的強人,終於永久地退出了歷史舞台。當時,關於波爾布特之死,柬埔寨內外流行毒殺一說。實際上,波爾布特死後,紅色高棉曾請一位泰國醫生做了屍檢,醫生確認波爾布特死於心肌梗塞。 在許多柬埔寨人眼裡,波爾布特是洪水猛獸,是邪惡之源,實際上,並非所有人都這樣認為。波爾布特的秘書迪昆後來就說過,他讚揚波爾布特具有「溫文爾雅、平易近人的性格」。不僅如此,迪昆還娶了波爾布特遺孀,以便日後更好地照顧她和她女兒的生活。有位中國人也曾這樣寫道:「一提起波爾布特這個名字,人們很自然地把他同殺人魔王聯繫起來,他的政敵則稱他為『滅種分子』,也譯『種族滅絕分子』。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呢?如果把柬埔寨民族都滅絕了,他自己還能存在嗎?」其語何意,不言自明。 投誠後未能得到寬恕,「審紅」問題提上日程 波爾布特問題解決之後,喬森潘等人於1997年6月21日再次與拉那烈代表恢復談判,雙方商定7月6日舉行兩派力量聯合儀式。得此情況,洪森提前出手,向拉那烈部隊發起全面攻擊。拉那烈部隊很快瓦解,他本人也逃到了境外。紅色高棉試圖與拉那烈結成同盟,共同對付洪森,以迂迴的方式回歸社會的如意算盤至此徹底落空。 1998年3月底,洪森政府向紅色高棉控制的安隆汶、柏威夏寺等地發起最後攻擊,又有一些紅色高棉軍人集體投誠。6月5日,洪森的軍隊攻下了紅色高棉最後的據點安隆汶。此時,柬埔寨正處於第二屆全國大選前夕,各派力量秣馬厲兵,爭奪激烈,形勢極為複雜。7月7日,就在大選投票之前,達莫指揮一支紅色高棉部隊襲擊國家選舉委員會,試圖阻止大選,但大選還是如期舉行了。大選後成立的王國政府得到了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 1998年12月26日,走投無路的喬森潘、農謝等人正式向洪森政府投誠。他們在會見洪森後表示,要忘記過去的一切。洪森方面則宣布,紅色高棉已經瓦解,其軍隊將編入王國政府武裝力量。但是,紅色高棉最後一位軍事領導人達莫仍拒絕投誠,他隻身逃到了泰國。1999年3月,73歲高齡的達莫終於被捕。5月,S-21監獄典獄長杜奇也被政府軍抓獲。至此,紅色高棉悲壯凄涼的歷史,連同柬埔寨的共產主義運動,落幕了。 喬森潘、農謝等人投誠後,基本上不再過問政治,而是準備安安穩穩地度過餘生。然而,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1993年柬埔寨實現民族和解、成立第一屆王國政府後,要求審判紅色高棉的聲音就逐漸高漲起來。奉辛比克黨的領導人以及某些學生組織「審紅」呼聲最高。歐美某些勢力出於對共產主義的敵意,也不遺餘力地推動「審紅」。美國參議院1993年還通過了關於起訴和排斥紅色高棉的法案,要求大力促進「審紅」國際法庭的設立。 對於審判紅色高棉,西哈努克國王、王國政府以及絕大多數柬埔寨民眾最初並不贊成,原因是:第一,苦難深重的柬埔寨剛剛實現民族和解,復興與重建的任務異常繁重,審判紅色高棉必然要揭開歷史的傷疤,這樣不僅會分散社會的注意力,而且會浪費國家大量資金;第二,現政權許多高官,包括洪森首相,最初都是紅色高棉成員,就連西哈努克國王,也曾與紅色高棉密切合作,審判紅色高棉可能嚴重損害現政權及其領導人的威信;第三,紅色高棉成員已經放下武器回歸社會,不對現政權構成任何威脅和危害,有些人還在國家權力結構和地方政權中佔據要職,開始發揮建設性作用,「審紅」極可能引發新的對立和衝突,重新撕裂社會;第四,紅色高棉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其發展壯大有著極其複雜的國際背景,美國、歐盟各國、中國、日本以及東盟各國,當時都曾支持過紅色高棉,「審紅」可能使柬埔寨與相關國家的關係受到衝擊。 正是出於上述種種考慮,紅色高棉投誠後相當一段時間,「審紅」問題並沒有納入王國政府的議事日程。但是,人們對紅色高棉畢竟積怨甚深。他們執政時期的政策失誤,導致很多人對其充滿仇恨。審判紅色高棉,被他們視為「恢復歷史正義」的必然選擇。另一方面,時值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向低潮。歐美某些勢力將「審紅」視為在全球範圍內打擊社會主義的重要舉措。因此,儘管柬埔寨政府對「審紅」存有疑慮,來自外部的壓力卻越來越大,柬埔寨國內的爭論也越來越激烈。 在這種情況下,1997年6月,時任王國政府第一首相的拉那烈和第二首相洪森,聯名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表示願意為「審紅」提供幫助。1998年11月,安南派專家組前往柬埔寨,就「審紅」的可行性進行研究。1999年,專家組向安南建議成立國際法庭審判紅色高棉。聞此消息,西哈努克國王表明立場。他說,如果國際法庭審判紅色高棉,他願放棄因憲法地位和皇家身份而享有的豁免權,出庭受審。他所表達的實際上是一種憂慮,意在緩解歐美的壓力。 在此之前,西哈努克曾主張火化紅色高棉統治時期所有遇難者的遺骸,讓死於非命者早日轉世投胎。這個建議緣於傳統習俗和宗教情感,但洪森堅決反對,其理由是火化處理這些死難者,可能使種族滅絕的罪證被毀。在「審紅」問題上,洪森的立場漸趨明朗和強硬。 至於審判對象,柬埔寨方面最初主張只審判達莫和杜奇兩人,因為英薩利已被國王赦免,不應再起訴。至於農謝和喬森潘是否應當起訴,要視法庭調查情況而定。其他人都不必追究。但聯合國方面堅持認為,所有犯有種族滅絕罪和反人類罪的紅色高棉領導人,都應接受審判,實際上否定了西哈努克國王的赦免令。面對強大壓力,柬埔寨做出讓步,於1999年4月做出與聯合國共建「審紅」特別法庭的決定。2001年1月,柬埔寨通過一項法案,正式確認通過初級法院、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在金邊公開「審紅」。 紅色高棉領導人被判重罪,審判是否公正眾說紛紜 2004年10月,柬埔寨國會再次通過有關審判紅色高棉的提案。但是,到了2005年,柬埔寨第三屆王國政府擱置了「審紅」問題。原因在於,柬埔寨找不到那麼多高水平的檢察官和法官。柬埔寨政府擔心,這樣一場舉世矚目的大審判,如果把握不當,可能造成嚴重的法律隱患,給柬埔寨歷史留下污點。後經各方反覆協調,2006年5月8日,西哈努克國王最終簽署了「審紅」特別法庭檢察官和法官名單。這份名單由29人組成,其中17人來自柬埔寨,其餘12人來自澳大利亞、奧地利、加拿大、法國、日本、荷蘭、波蘭、紐西蘭、斯里蘭卡和美國。「審紅」要以柬埔寨為主的意志終於得到了體現。 根據柬埔寨和聯合國達成的協議,2007年6、7月間,「審紅」特別法庭開始工作,當時預計用三年時間完成全部審判。雙方還商定,「審紅」訴訟活動必須依據柬埔寨的國內法律,同時也要遵循國際上通行的一些司法標準。雖然因政治、法律、財政和技術原因,特別法庭起步工作困難重重,但是2007年11月還是拉開了「審紅」帷幕。 此時,紅色高棉在世的領導人大都到了風燭殘年,有的已生命垂危。被視為紅色高棉第四號人物的達莫,沒有等到特別法庭開庭,就於2006年7月21日在金邊一家醫院去世。達莫死後,等待審判的剩下了五人,即S-21監獄負責人杜奇、前柬埔寨共產黨副書記農謝、前民主柬埔寨國家主席團主席喬森潘、前民主柬埔寨政府副總理兼外長英薩利和他的妻子、前社會部部長英蒂迪。2009年2月17日,「審紅」法庭對他們的「種族滅絕罪」及其他重大罪行進行審理。 「審紅」開始後,特別法庭內部一度矛盾激化。一些外國檢察官和法官審閱案卷時發現問題越來越多,主張擴大「審紅」範圍。柬埔寨王國政府反對無限擴大「審紅」範圍,擔心這樣會破壞來之不易的政局穩定,堅決維護原有決定,反對增加新的審判對象。一批外國檢察官和法庭工作人員竟因此「掛冠而去」。為農謝辯護的荷蘭籍律師甚至對洪森、謝辛等王國政府領導人提起了訴訟,指控他們干擾特別法庭工作。對此,柬埔寨方面堅決予以否認。但洪森首相確實說過:審判紅色高棉的問題,是要讓柬埔寨滿意,還是讓外國勢力滿意?他還旗幟鮮明地表示,在「審紅」問題上,柬埔寨「要堅持自主政策,要讓外國聽我們的」。 2010年7月26日,特別法庭對「審紅」案中的「001號案」,即S-21監獄典獄長杜奇案作出判決。此時,杜奇早已萬念俱灰,他於1999年皈依了基督教,在法院上顯得溫順而虔誠。他承認自己做了壞事,但稱所有指令都來自紅色高棉中央。只要有人被捕,必須讓他去死,這是黨的決定。他自己無力改變。最後,老態龍鍾、步履蹣跚的杜奇獲刑35年,實際上是判了無期徒刑。 2011年6月27日,「審紅」法庭開始審理「002號案」,即農謝、喬森潘和英薩利夫婦案。此案涉及種族滅絕、反人類、嚴重破壞日內瓦公約罪,另外還有謀殺、酷刑、宗教迫害等許多罪名,有人估計整個案件全部完結至少要到2018年。實際上,對「002號案」的審訊最初只涉及強制撤退金邊市民、槍殺朗諾政府士兵、建立農業合作社和工作社、屠殺越南人等部分案情,儘管如此,起訴書仍長達1000多頁。2013年,早已重病纏身的英薩利不治身亡,法庭對他的指控只好自動撤銷。他的妻子英蒂迪因精神錯亂無法應訴,法庭不得不做出免予起訴的決定。 在審判中,特別法庭使用的是柬埔寨語、法語和英語,共有92個證人出庭作證,10萬餘人到庭旁聽。所有被告都有兩名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並在法庭上為其提供辯護。其中一人為柬埔寨人,另一人為外國人。 柬埔寨國內外普遍認為紅色高棉罪不可赦的是強制撤離金邊市民案。由於時間過去太久,證據搜集非常困難,「審紅」特別法庭最終沒有找到紅色高棉強制市民撤出金邊、導致平民大量死亡的有力證據,也沒有弄清到底是誰下達了相關命令,或者說哪一份命令要求市民必須撤離。儘管如此,2014年8月7日,特別法庭還是對農謝和喬森潘進行了最後宣判,兩人均被判處無期徒刑。同杜奇不同的是,農謝和喬森潘均不承認有罪。88歲的農謝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站立聽取判決。他宣稱自己無辜,說他從未參與過法庭指控的那些罪行。83歲的喬森潘也申明,他從來沒有參與任何迫害人民的計劃,「從未這樣做過」。 對農謝和喬森潘宣判後,聯合國派駐特別法庭的特使費爾謝、柬埔寨副首相宋安等人立即發表談話,宣布「劊子手」得到了應有的審判;當年的一些「受害人」也認為,這是「遲來的正義」。有些人因此提議,特別法庭應把「審紅」繼續進行下去。還有人表示要起訴對柬埔寨平民遭受苦難負有責任的一些外國政府,譬如沒有保護到使館避難的難民、反而將其交給紅色高棉的法國駐柬大使館。 但是,柬埔寨政府對擴大審判早就失去了興趣,不贊成繼續審理「003號案」、「004號案」,因為「審紅」耗資巨大。據統計,截至2013年底,「審紅」法庭已花掉2.46億美元,儘管這些費用主要由國際社會捐助,柬埔寨只負擔6%,但這6%已經是柬埔寨最高法院同期經費的200倍。由於經費不足,特別法庭常常不能按時發放工資,此種窘況不僅導致法庭人員辭職,有時還釀成罷工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柬埔寨政府希望並要求特別法庭儘快結束其工作。 中國同柬埔寨的關係歷來很好,經得起歷史檢驗 紅色高棉運動衰敗後,歐美經常有人就中國當年與民主柬埔寨的關係,特別是中國共產黨與柬埔寨共產黨的關係說三道四。柬埔寨國內也有人不時就此混淆視聽,似乎紅色高棉所犯錯誤與中國對柬政策有關、波爾布特本人政治品格中的問題源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極左思想的影響。有鑒於此,這裡有必要對中國與柬埔寨的關係、中國共產黨與紅色高棉的關係做些說明,以正視聽。 實際上,中國與柬埔寨的友好關係,遠遠早於紅色高棉自身的歷史,更早於中國共產黨與柬埔寨共產黨相互交往的歷史。1954年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召開後,中國一直支持西哈努克國王奉行的獨立自主的中立政策,中柬關係很好。1958年6月,南越當局武裝侵略柬埔寨,中國與柬埔寨並無外交關係,但明確表示支持柬埔寨,柬埔寨深為感動,當年7月即與中國建交。1960年美國和南越當局對柬埔寨的壓力進一步增大,中國總理周恩來訪問柬埔寨並明確宣布,柬埔寨人民為保衛民族獨立而鬥爭時,「可以指望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始終不渝的支持」。當年12月西哈努克國王訪問中國,中柬簽署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 1960年代前期,柬埔寨先後與泰國、南越、美國斷交,國際處境比較困難,多次倡議召開國際會議以保障其中立地位,中國對此堅決支持。1963年3月,劉少奇主席訪柬,明確承諾中國隨時準備在柬方提供的文件上簽字。此後,中柬關係進一步鞏固,西哈努克親王1964至1965年間兩次訪華,與中國領導人就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交換看法。中國政府在此期間連續發表八篇聲明,譴責美國、泰國、南越對柬埔寨的侵略和威脅,並為柬埔寨提供了2億多元人民幣的經濟援助和3600萬人民幣的軍事援助。 由於中柬之間早就建立了友好關係,1970年3月柬埔寨發生政變後,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向已被廢黜的西哈努克親王表示,中國只承認他「是柬埔寨唯一國家元首」,中國將對他予以「全力支持」。正是在中國大力協調和組織下,印度支那三國四方領導人在中國廣州舉行最高級會議,發表了共同反抗美國侵略的「聯合聲明」。專程從北京趕去祝賀的周恩來對聯合聲明表示堅決支持,同時宣布:「七億中國人民是印支三國人民的堅強後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印支三國人民的可靠後方。」 當時,中國共產黨與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政黨和組織保持著友好聯繫。處於地下狀態的柬埔寨共產黨通過越南共產黨,也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聯繫。自1963年起,柬共開始選派幹部到中國接受培訓。他們除學習語言外,還研究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經驗,諸如「三大法寶」等。作為柬共領導人的波爾布特1965年11月下旬首次秘密來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與他進行了多次會談,他曾就柬共綱領和章程問題徵求過中方意見。這次訪問雖然可以說「揭開了兩黨關係史上重要一頁」,但中國政府當時支持柬埔寨和平中立政策,明確表示,希望柬共不要急於發動武裝鬥爭。 誠然,波爾布特本人對中國革命特別是毛澤東極為崇敬,是毛澤東思想的堅定信仰者。據他自己講,他經常學習法文版毛澤東著作,認為毛澤東的理論對柬共建立農村根據地、組織人民武裝、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之路十分重要。他常說,他指導柬埔寨進行革命鬥爭的理論是從毛澤東著作那裡學來的。1970年2、3月間,波爾布特第二次秘密訪華。這一次,周恩來、康生與他舉行了會談,他向中方介紹了柬埔寨國內情況,並去湖南參觀了毛澤東故居。 1970年3月,西哈努克國王被推翻後前來中國,波爾布特恰好也在。中國領導人力勸波爾布特,要他從國家大局出發,不記前仇,與西哈努克親王開展合作,建立統一陣線,成立聯合政府,反對共同敵人。由於中國全力推動,波爾布特與西哈努克實現了合作。當年曾被西哈努克逼入叢林的喬森潘、胡榮、符寧等人,都宣布支持建立統一陣線。柬埔寨歷史進入西哈努克與紅色高棉全面合作,共同開展抗美救國鬥爭的新時期。 在中國大力推動下,1970年5月4日,包括紅色高棉在內的柬埔寨各派反朗諾力量成立了以西哈努克為首的民族統一陣線和民族團結政府。此後,中國對柬共的支持和對柬埔寨王國政府的支持完全統一起來。中方不僅將北京西郊的友誼賓館交付給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作為辦公場所,每年還向柬方提供一定資金作為其活動經費。北京東交民巷15號賓館成了柬埔寨「元首府」,專供西哈努克生活辦公之用。 當時,柬埔寨抗美救國戰爭的主要力量是紅色高棉。為了壯大這支武裝力量,中國通過起始於越南、經過寮國進入柬埔寨的「胡志明小道」,為其提供軍用物資。除此之外,每年還為其提供相當數量的美元,讓他們自行購買武器裝備。正是由於中方的支持和幫助,到1974年時,紅色高棉已經有了建制齊全的正規軍,人數多達20餘萬,控制區面積佔全國面積90%。紅色高棉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做出全面進攻的重大決斷。 1974年4月2日,毛澤東曾經會見過喬森潘、英薩利率領的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代表團。住在北京的西哈努克親王、賓努親王等人參加了會見。當時毛澤東除告誡他們要準備打長期戰爭而外,特別提醒紅色高棉領袖們,對資本家要謹慎,要團結中小地主,尤其「要團結兩位親王。統一陣線的領導者是他們兩位」。 中國支持民柬有理有度,符合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1975年紅色高棉攻佔金邊後,中國與紅色高棉的關係自然而然地要有重大變化和調整。當年4月,英薩利代表紅色高棉政府來華尋求援助,中方出於幫助柬埔寨休養生息的良好願望,為紅色高棉領導的柬埔寨提供了必要援助和支持,這種援助是通過國家對國家、政府對政府的渠道進行的,沒有多少黨際關係成分和意識形態色彩,因而無可厚非。 1975年6月,波爾布特和農謝以國家領導人身份訪華,受到毛澤東接見。當時主持黨和政府工作的鄧小平與他們進行了三次會談。鄧小平表示:中國對印支三國的抗美鬥爭全力支持,但對三國內政不提任何建議。他希望柬共「總結經驗,根據自己的國情,考慮經濟建設、金融、貨幣以及商業政策」。為幫助柬埔寨開展戰後重建,實現國家復興,中方再次向柬埔寨提供了無償援助,幫助重建工廠,修復基礎設施,同時也提供了一定數量的軍事援助。也正是在這時,中方向紅色高棉領導人表示,「建立民族統一陣線,團結各派力量共同戰鬥,是你們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建議紅色高棉維護同西哈努克、賓努的合作與團結,儘快迎接他們回國。毛澤東本人對喬森潘說,「你們把這兩位親王接回去」,「吵架會有的,小吵架,大團結」。他還對西哈努克說:「如他們對你們不好,你們再來中國,我們會熱烈歡迎你們。」 這時,中國仍處於文革時期,但對世界社會主義進程仍十分關注,對紅色高棉的社會主義實驗自然很感興趣。1975年12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張春橋訪問了民柬,向紅色高棉領導人講述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問題。1976年中國文革結束後,中國與民柬的關係在原有軌道上繼續發展。1977年9月,波爾布特以政府總理身份公開訪華,還專程去山西省參觀了大寨公社。當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回訪柬埔寨,波爾布特陪同陳永貴到金邊之外的地方訪問。陳永貴的感受是:這個黨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得好,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本國革命實踐結合得好。不過,陳永貴也看出一些問題,但認為新事物總有不完善之處,只要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缺點以至錯誤總會得到糾正。 遺憾的是,紅色高棉的領導人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更沒有改正這些錯誤。而中國方面對紅色高棉執政後的極左政策及其後果並不十分了解。中國代表團在柬埔寨訪問考察所聽到的往往是一面之詞,無法對民柬的真實情況作出準確判斷和分析。對於柬埔寨與越南之間的糾紛,中國最初保持中立,除聽取雙方通報情況外,既不公開報道,也不做任何錶態,只是希望他們友好協商,互諒互讓,找到公平合理的解決辦法。後來,越南圖謀建立印度支那聯邦,地區霸權主義野心逐漸暴露,在聯蘇反華道路上越走越遠,中國才選擇了援柬反越立場。因此,1978年民柬政府副總理兼總參謀長宋成訪華時,中國接受了柬方請求,同意為其提供軍事援助,實際上是支持柬埔寨反對越南的地區霸權主義。1978年11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率團訪問民主柬埔寨,以顯示中國對民主柬埔寨的堅定支持。 1979年1月7日紅色高棉政權垮台後,中國曾強烈譴責越南對柬埔寨的侵略,並和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繼續承認民主柬埔寨政府為唯一合法政府。中國當時堅持這一立場,不是僅僅出於對紅色高棉的同情,更不是為了維繫與柬共的特殊關係,而是為了恢復地區和平與秩序,這與當時國際社會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的立場總體上是一致的。當年召開的聯合國大會,曾以91票對21票通過一項提案,要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繼續維持民主柬埔寨在聯合國的席位。 中國對柬埔寨問題的政策和立場,並非抱殘守缺、一成不變,而是與時俱進、不斷調整。1986年西哈努克發出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倡議後,中國作為柬埔寨問題相關方之一,積极參与了有關柬埔寨問題的巴黎國際會議。作為1993年柬埔寨問題巴黎協定的簽字國,中方不僅主動中止了與紅色高棉的聯繫,而且與越南幫助建立的柬埔寨新政權改善了關係,最終實現了國家關係正常化。 進入21世紀後,中國與柬埔寨在各領域的友好交往與合作不斷擴大。在審判紅色高棉問題上,中國旗幟鮮明,毫不遲疑地支持柬埔寨政府立場。特別是在柬埔寨與歐美國家圍繞「審紅」問題出現衝突時,中國鄭重宣布,「審紅」是柬埔寨的內政,中國支持柬埔寨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主張要求,反對任何勢力藉此問題干涉柬埔寨內政。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客觀立場和公正態度,得到了柬埔寨方面的理解和認同,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支持和肯定,經受住了時代風雲變幻的考驗。 (相關簡介:於洪君,《當代世界》編委會主任。限於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釋,有需要的讀者可向本刊編輯部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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