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 到《白鹿原》中找我去

陳忠實 到《白鹿原》中找我去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記者 彭蘇 實習記者 張莉亞 發自北京

日期：2012-09-24

「電影打出標語，田小娥是中國式的慾望。不光是她，中國式的慾望是一群白鹿原上人的慾望。裡面還有白嘉軒、鹿子霖，他們都有各自的生存慾望」

陳忠實（左）和王全安

2007年11月9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在首都劇場演出話劇《白鹿原》

2004年4月8日，導演林兆華（右）在陳忠實的陪同下體驗西安的風俗人情

　　幾年前，話劇《白鹿原》籌備之際，陳忠實帶著導演林兆華，「從西安灞橋區轄的原（指白鹿原）的西坡上去，直到藍田縣轄的原的東頭下了北坡，沿著灞河川道途經我隔河相望的家門再回到西安城」。

　　9月13日、14日，北京，他被媒體包圍，反覆被問及對即將上映的電影《白鹿原》是否滿意，對書中人物如何解讀。此刻，一位攝影師正勸他面朝前方，目視窗外。

　　「額（我）說你也拍夠了吧？這張爛臉有啥好拍？再說，你這裡拍，叫人說話分心。」華僑大廈客房裡，他操著一口陝西腔，比起王冠雪茄的氣味，更嗆。

　　11日下午，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第一報告廳里，陳忠實也是這般斬釘截鐵。

　　當一女生拐彎抹角問：您那一代人理應思想保守，為何書中卻有赤祼祼的性描寫？

　　「那是人物性格命運，必然要這樣干。」

　　某男生緊接著問：據說《白鹿原》要選入中學生課本，您覺得引用哪段章節合適？

　　「你喜歡哪段，就用哪段。」

　　會後，《白鹿原》的首任責編、人民文學出版社前副總編輯何啟治，遠遠注視為人簽書的陳忠實，不禁笑了，「忠實忠實，忠誠老實。如今他也變得老辣了。」

　　今年，陳忠實70歲了，《白鹿原》問世也已20周年。

不敢寫長篇

　　電話中，現任陝西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李星被拉回1973年。那會，陝西省作協還是「中國作協西安分會」，旗下雜誌《延河》還叫《陝西文藝》，自己尚在評論組。

　　「他經常跑到編輯部，找主任改稿。黑布鞋，紅衣服，頭上還沒有白髮。透出的體面，與他那時的公社幹部身份相符。」

　　當時，雜誌社在陝西搜羅有寫作基礎的作家。有人提供線索：「30里外的東郊灞橋區，有個陳忠實。中學時就是文學愛好者，曾與人辦過文學社，60年代就在報上發表過《櫻桃紅了》、《迎春曲》等散文。」由此，兩人開始了長達40年的交往。

　　「陳忠實寫作初期的最大特點是，農村日常的種種色色，在他筆下尤顯逼真，充滿了強烈的美感。」李星說。

　　老朋友何啟治則回憶，「《白鹿原》出版前，他在陝西文學界號稱『小柳青』。」

　　1959年，在西安18中讀初三時，對柳青這位陝西籍老作家的代表作《創業史》，陳忠實「深愛之情超過能讀到的一切文學作品」，甚至於，「上五七幹校時，他的背包里除了《毛選》就是一本《創業史》」。「可以說，直到80年代初，陳忠實的作品從語言到藝術品位都還沒有離開柳青的影響。」

　　1973年隆冬，西安奇冷。郊區區委的一次會議散後，何啟治在門外一把攔住陳忠實。那是他倆第一次相遇。

　　他開門見山，來自北京，剛從幹校調回人民文學社，任現代文學編輯，分管地域是西北一帶。此次來西安組稿，經《陝西文藝》編輯的推薦，讀了陳的新作——短篇小說《接班以後》，當即斷定，這一作者極熟悉農村生活。但他眼下的任務是組長篇小說，深知社裡「絕不會為一個新入行的作家發中短篇」。

　　聽到對方說，自己2萬字的短篇小說能改成「20萬字左右的長篇小說」、「頗具長篇小說的架勢」時，陳忠實感到茫然。

　　他推辭，「這事好比老虎吃天」，「根本沒動過長篇寫作的念頭」。

　　回京後，何啟治不死心又髮長信，「仍是鼓勵長篇小說寫作的內容」，卻絲毫打動不了陳忠實——那會兒他是不自信的，他在文章中提到，「我常常在閱讀那些優秀長篇小說時一回又一回地感嘆，這個作家長著一顆怎樣的腦袋，怎麼會寫出讓人意料不到的故事和幾乎可以觸摸的人物！」

　　1962年高考落榜，他接受了父輩的勸勉，大不了安守土地，做一輩子農民。別無選擇，他當起鄉村民辦教師，開始了業餘文學創作。

　　4年後，宿辦合一的住屋門框上，貼了對聯：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眉批：送瘟神。他日日面對，心說，我完了，「完了自然首先是指政治上完了，那時候的社會準則和生活法尺都是以政治為『綱』的，『綱』完了『目』還能張么？作為『目』的文學理想也完了。」

　　那次，沒讀過書的姐姐和大學生的表妹不約而同地寬慰他，「想開點兒，你看看劉少奇劉瀾濤都給鬥了遊了，咱們算啥？」

　　何啟治在文中披露，1970年代末，陳忠實小說里的農村還難脫階級鬥爭的基調。

　　1976年，應《人民文學》之約，陳忠實寫下一篇日後不願多提的反「走資派」小說。很快，隨著「四人幫」倒台，「他在社會政治領域的巨大歡欣與在寫作上的挫折，形成劇烈的心理衝突」。

　　1978年冬，他帶領眾人投入灞河河堤的會戰工程。河岸下，一間孤零零瓦房裡的麥秸上，他躺著讀完陝西青年作家莫伸的《窗口》，和當年被認為是「新時期文藝復興潮聲」的劉心武的《班主任》。

　　一個比他小許多，一個與他同齡，「讀著這些優美的小說，不由得聯想到自己的失挫。更深地陷入羞愧之中……」

　　1982年，第一本小說集《鄉村》問世，他從西安郊區文化館進入省作協專業創作組，成為專業作家，這才壯起膽給何啟治寄去第一部中篇小說《初夏》。

　　何記得，那部小說歷時3年，重寫4次，1984年在《當代》上發表。多年以後，他還直言原稿不忍卒讀，燒了扔了罷了。但這一次，「鍛煉了我駕馭較大規模、較多人物和多重線索的能力，完成了從較為單純的短篇小說結構到中篇小說結構形式的過渡。」

死時咋能沒有一部墊棺壓枕之作

　　1983年春夏之交，妻兒戶籍轉入城裡後，陳忠實將鄉間分下的土地交回村委會，自己也沒住進省作協在西安市內分給他的一套兩居室，他決定尋一清靜之處，讀書思考，從原供職的灞橋區文化館搬回地處偏僻的老家，「冷下心來，回嚼親身經歷的生活。」

　　「後來總是回憶原下老屋10年的寫作生活，生出一個『剝離』的詞，取代『回嚼』，似乎更切合我那10年的精神和心理過程。」他寫道。

　　為究析這場「剝離」，9月14日，我問陳忠實，「沒有《藍袍先生》，就沒有《白鹿原》？」

　　他點點頭。「1985年，我寫《藍袍先生》以前，眼睛緊盯新的農業政策和鄉村體制在農民世界引發的變化，一直描寫當代農村題材。這部8萬字的中篇小說純屬一個意外。解放後，我剛上小學一年級，村裡的教書先生還穿藍袍，還很年輕。一晃到80年代，他早已退休，偶然找到我家中，訴說他的老伴走了，他想和另一女子重組家庭，受到兒女反對。這本司空見慣，不意產生了《藍袍先生》——一個人自小受儒家傳統束縛，畏畏縮縮謹慎小心。縱使後來，藍袍換成了列寧裝，但一打成右派，又套進了另一封閉思想里。我在解析藍袍先生的精神歷程時，也在透視自己的精神禁錮與心靈盲點。」

　　構思「藍袍先生」的家庭背景時，他在1949年前的記憶閘門一點點撬開：那一時代的鄉村生活結構和社會形態。光憑浮光掠影，顯然不夠。「我選擇藍田、咸寧、長安3縣，查閱當地縣誌，也就誘發了《白鹿原》的創作慾望。」

　　1986年夏，陳忠實搭上通往藍田的班車。駛過白鹿原的北坡，此前熟視無睹的景象，頓時鮮活生動，乃至陌生神秘起來，「一個最直接的問題旋在我心裡，且不說太遠，在我之前的兩代或三代人，在這個原上以怎樣的社會秩序生活？他們和他們的子孫經歷過怎樣的生活變化中的喜悅和災難……」

　　他記得，一部二十多卷的《藍田縣誌》，有四五卷記載該縣所有貞婦烈女的事迹或名字。他在《白鹿原的創作手記》中寫道，「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閱覽過程裡頭暈眼花，竟然產生了一種完全相背乃至惡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這時候浮上我的心裡。在彰顯封建道德的無以計數的女性榜樣的名冊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殘。便產生了一個純粹出於人性本能的抗爭者叛逆者的人物。」

　　至於「黑娃」這個人物，時任《長安報》編輯記者的李東濟在文章里寫道，一次，陳忠實逼視他，「樣子獃滯極了，像被一不明之物擊中」。他有點怕，輕聲叫著「陳老師」，音調逐步提高，最終「驢吼樣地嗥了聲——陳忠實！」

　　「黑娃，你剛剛聽到一聲槍響了沒？」被喚醒的陳忠實問道。

　　誤以為他稱自己「濟娃」，李東濟不在意：聽見了，響聲大得怕人。

　　「你能聽見個熊？你都給人家槍決咧……我咋看你像土匪黑娃。」

　　「土匪黑娃是你長篇的主人公？」

　　「我老陳倒想叫他當，可歷史不給他機會。黑娃那好小夥子，他是當不成主人公了，土匪咋能當一部歷史正劇的主角嘛。」

　　「那誰是一號角兒？」

　　「我也沒想明白，反正要是一個你沒見過的，絕對中國的，我們這個民族絕不能沒有魂呀。」

　　白嘉軒——這一象徵中國文化中傳統與威嚴的一號男主角，是調查間隙，陳忠實從「近門的一位爺爺」那裡得知：自己的曾祖父，個兒很高，腰桿兒總是挺得筆直，從村子走過時，「那些在街巷在門樓下袒胸露懷給孩子餵奶的女人，全都嚇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進村人的院門裡頭去了」。

　　也就在那時，他從縣誌上抄錄的《鄉約》——曾推廣至中國南北鄉村的第一部用來教化和規範民眾做人修養的系統著作，自然融進腦海中尚未具象的「白鹿原上的族長」的血液里。他難抑興奮，「連同他周圍的那些他喜歡的敬重的或討厭的不屑的人，漸漸清晰起來豐滿起來，故事也由單線條到網路似的複雜起來」。

　　恰逢其時，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等魔幻現實主義小說風行中國。古巴作家卡彭鐵爾的《王國》，陳忠實讀得「迷迷糊糊」。卡彭鐵爾赴法國學習現代派小說，失望離去前說出的那句，「在現代派的旗幟下容不得我」，令他「噢喲」一聲，「卡彭鐵爾的宣言讓我讀懂一點，現代派文學不可能適合所有作家。」

　　自小生活在農村，基層20年摸爬滾打，他原以為自己了解腳下的每寸故土，自信「對鄉村生活的熟悉和儲存的故事，不差柳青多少」。而對「藍袍先生」的「一瞅一瞥」，卡彭鐵爾傳奇性的開拓，讓他明白自己對鄉村社會，尤其是對1949年前鄉村的認識「浮泛而膚淺」——「我必須立即了解我生活著的土地的昨天。」

　　他重新面對寫作上的偶像柳青。柳青攀上文學的高峰時，正值國家大力倡導農業合作化，將農民組織起來集體生產，共同走向富裕。所以，他的《創業史》會成為革命的標杆。

　　而當他見到最後駐到渭河邊的一個公社，農民將集體畜欄里的牛騾牽回家飼養，生產隊大塊耕地被男女各自插牌條塊分割，便意識到「在公社10年努力鞏固發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徹底瓦解」。

　　「農業合作化既然證明行不通，再寫合作化下的生活就會失意」，1993年，陳忠實與李星有過對談，「80年代中期，我的藝術思維十分活躍。這種活躍思維的直接結果，就是必須擺脫老師柳青……我開始意識到這樣致命的一點：一個在藝術上亦步亦趨地跟著別人走的人永遠走不出自己的風姿。」

　　1987年8月，陳忠實又一次到長安縣翻閱縣誌與文史資料。一天晚上，他與李東濟在旅館裡喝酒，慨嘆自己轉眼已到45，人說沒了不就沒了？有愧的是，愛了一輩子文學，寫了十幾年小說，死了卻沒有一本墊棺作枕的書——關中民俗，亡者入殮，頭下要有枕頭，身旁配備其他飾物，多由死者生前準備妥當。

　　「東濟，啥叫老哥丟心不下？就是那墊頭的東西！但願——但願啊但願，我能給自己弄成個墊得住頭的磚頭或枕頭。」

如果因為藝術缺陷不能出版，我就去養雞

　　早在1982年，同屬陝西作協的路遙發表了《人生》。陳忠實於某次訪談中表示，讀完《人生》，很是沉重，「這份沉重不是妒忌，而是鞭策——他意識到要達到路遙的水準，就要下極大工夫，更別說超越。」何啟治談到。

　　1991年，路遙出版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這年早春，陝西人民出版社舉辦有關文藝書籍出版計劃的座談會。會上，李星坐在路遙的右邊。陳忠實晚到，坐在路遙左邊的空位上。在路遙背後，李星對著陳忠實湊過來的耳朵，告知路遙獲獎的消息。

　　「他說好事好事。要向路遙表示慶祝。過一會，我又伸過頭去，你的長篇小說怎麼樣了？你要是今年還寫不完，就從這7樓跳下去。」李星替朋友焦急。

　　1988年清明前後，陳忠實打開了大16開的硬筆記本，寫下《白鹿原》草稿開篇第一句：「鍋鍋兒嘉軒後來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里娶過七房女人」。直至1991年臘月25日下午，他的眼前出現原上最壞的男人、與白嘉軒作對一生的鹿子霖的屍首。他寫完書稿最後一行文字：「天明時，他的女人鹿賀氏才發現他已僵硬，剛穿上身的棉褲里屎尿結成黃蠟蠟的冰塊。」

　　「愛與性」成了他構思時再三琢磨的命題。他刻意給自己寫下兩張提示性的紙條，一是針對性描寫的：「不迴避，撕開寫，不作誘餌」；另一張是寫到田小娥被公公鹿三用梭鏢鋼刃從後心捅進，她回過頭來，百味雜陳地喚了一聲「大呀」時，他頓感兩眼一黑。睜開眼，順手在紙條上寫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

　　「電影打出標語，田小娥是中國式的慾望。不光是她，中國式的慾望是一群白鹿原上人的慾望。裡面還有白嘉軒、鹿子霖，他們都有各自的生存慾望。」陳忠實說。

　　完稿後，他叮囑妻兒守口如瓶。那時，他對社會關於文學的要求和對文學作品的探索中所觸及的某些方面承受力沒有把握。他還對妻子說，如果僅僅因為藝術能力所造成的缺陷不能出版，他就去養雞。

　　1992年初，陳忠實在廣播中聽到鄧小平南巡講話摘錄：思想要再解放一點，膽子要再大一點。他嗅到一種氣息，長篇一旦完成，立即投出去，「一天也沒必要延誤和擱置。道理太簡單了，社會對於具體到一部小說的承受力必將隨著兩個『一點』迅速強大起來」。

　　這回，他想到了何啟治。

「咋叫咱把事弄成了」

　　收到陳忠實請求馬上派人來看稿的信後，已任《當代》常務副主編的何啟治十分欣慰。他與當時人文社副總編輯朱盛昌商議，速派雜誌編輯洪清波和高賢均前往西安。

　　洪、高見完陳忠實，取走原稿20天後，陳忠實收到高賢均的來信：他倆在回京的火車上，輪流讀完這部五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愛不釋卷，拍案叫絕。

　　陳忠實讀完信後，「嗷嗷」三聲跌倒在沙發上，眼淚奪眶而出。

　　「我只見過忠實兩次激動。一次是在我們同影視界幾個名人的聚會上，當聽到有人將農村的落後歸之於農民的不爭氣時，他不顧禮儀拍案而起：這能怪農民嗎？當極左政策將農民一步步剝奪殆盡時，農民的苦難一點不亞於知識分子。他發誓，遲早有天，我要將他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另一次是在有領導參加的嚴肅大會上，他發言談到鄧小平的政策給人民帶來好處時，激動了：『我是從農村的過去和現在走出來的，我知道鄧小平給中國農民帶來多大好處、多大變化，歷史終歸要否定那些該否定的恥辱，銘記那些該銘記的榮光。』」李星說，為此，他猜想陳忠實會在《白鹿原》里寫什麼。

　　《白鹿原》複印稿交給他一周後，陳忠實從鄉下趕回。他們在自家樓下遇上，「陳忠實問我看完沒有，我說看完了。他後來說我黑著臉，我看出他的臉色緊張發白。進屋後，我突然一拍他，咋叫咱把事弄成了？！《白鹿原》大大超過我的想像。他將1949年以前的農村社會寫得那麼真實，人物塑造得那麼飽滿，屬於一流上乘之作。」

　　「碰到《白鹿原》是我的幸運。我看稿時，胸中涌動一股興奮感與幸福感。這種狀態可以拋掉個人利害關係的計較，願與作品共榮辱，願與作者共進退。這6個字，只有我們這些過來人才理解其中內涵。」何啟治感嘆。

　　《白鹿原》出版後，儘管洛陽紙貴，何還是發現，他請評論家寫文章，「評論快要見報了，卻被退了回來。編者透露，反正有人不讓討論這本書，肯定或批評它的文章都不便發。」

　　當時，一位廣電局領導明確表示，《白鹿原》與《廢都》一樣，著眼點不對，「沒有積極意義，更不宜拍成影視劇」。

　　1995年至1997年，《白鹿原》參與第四屆茅盾文學獎評選時，評委會出現分歧。部分評委提出，作品中，儒家文化的體現者朱先生將國共兩黨的政治鬥爭比作「翻鏊子」——「白鹿原這下子變成鏊子」，應以適當方式予以廓清；與思想主題無關的直露的性描寫應加以刪節。

　　論及性描寫的處理，何啟治說，他終審時的批語是：「我贊成此類描寫應有所節制，或把過於直露的性描寫化為虛寫、淡化。但是，千萬不要以為性描寫是可有可無的，甚至一定就是醜惡的，色情的。……小娥就是個很重要的形象。她在鹿子霖挑唆下拉白孝文下水這段性情節，就很能表現鹿的卑鄙……」

　　老評論家陳涌力挺《白鹿原》，「陳忠實充分地理解現實鬥爭的複雜性，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複雜性和殘酷性這個特點，但同樣清楚地看到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向。儘管陳忠實在自己探索中國社會關係和社會鬥爭的過程中，也出現了自己主觀認識的一些問題，但他整體思想傾向的正確應該肯定，他的這部作品，深刻地反映解放前中國的現實的真實。」

　　有一晚，陳忠實接到茅盾文學獎主持人的電話，「評獎沒問題。提出刪改的地方，只是徵求我的意見。可以改也可以不改。」

　　何啟治記得，「他又一次躲到西安郊外一個安靜地方，平心靜氣地對書稿進行修訂。」

他像白嘉軒？

　　近年來，陳忠實一不喜坐飛機，二不願別人為自己寫傳。

　　他的朋友、《小說評論》副主編邢小利解釋道：飛機上不能抽雪茄；他作為作家，還是希望別人關注他的作品，而不是他；另外，傳記會涉及到很多往事，他人。

　　他在灞橋區教小學時，學校劃為東西兩片。一天中午，派出所來人將西片教研組長抓走，聲稱其破壞軍婚。作為東片教研組長的他，為其送鋪蓋卷。一路上思緒萬千，暗暗發誓，在農村有不少誘惑，他還年輕，但如果犯下同樣的錯，這一生就全完了。如果他還想干點事，決不能在這件事上栽倒。

　　《白鹿原》之後，他曾有計劃，將《藍袍先生》改成長篇小說，但終未實現。

　　有一次，邢小利等人勸他，你最熟悉、體驗最深的，是建國以後這幾十年間的中國農村生活，也就是《白鹿原》結束後的數十年，何不接著寫這半個世紀的中國農村？恰好與《白鹿原》接上，構成關中農村也是中國農村的百年史詩。

　　陳忠實聽後不語。有記者重提此事，他一言以蔽之，為什麼沒寫——說不清。

　　「我想每個人的創作，各有創造力旺盛的一個段落。80年代屬於陳忠實。農村生活的長時積累，經濟開放搞活促使他從過去壓抑的政治思維中走出來。但他更熟悉的是傳統農村。90年代以後，中國社會的市場化、商品化，他難以把握。」李星說。

　　有人曾說陳忠實類似白嘉軒——一個深受中國儒家文化浸染的農民。李篤定地說，他一定不會承認。

　　果然，他笑而搖頭，「額不是，額不是。」說著，隨手將煙缸中的半截子雪茄噙入口中。霎時，閃光燈一亮，他的眼神無意地犀利一瞥，那裡既有一個作家的敏銳，也有中國農民式的「豪狠」。

　　（參考書目：陳忠實《憑什麼活著》；陳忠實《尋找屬於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創作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