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2

第三章：梁啟超的政治主張分析

　　但凡天才級人物，一定有他超凡脫俗之處。梁啟超天才之處在於他對於時代的感應格外敏銳。儘管他在政治中左衝右突，仍免不了失敗，甚至被孫中山斥責為「首鼠兩端」，但他始終主張反對野蠻專制，寄希望於和平改良。

　　梁啟超在中國近代史上地位的真正確立，不僅在於他捕捉時代信息的敏銳嗅覺、筆端常帶激情的宣傳性文字，還在於他在政治領域眼光獨到的見解，以及他堅守獨立人格的身體力行。他那些鼓動性的文字、蔑視強權的勇敢、捍衛真理的據理力爭，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近代中國的急劇變化，而且深深地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

　　與袁世凱、孫中山比肩，梁啟超沒有他們官大，因為袁世凱、孫中山都官至大總統、臨時大總統；與段祺瑞、馮國璋比肩，梁啟超沒有他們權大，因為段祺瑞、馮國璋都手握重兵，政壇上可以呼風喚雨。可是，在那個年代梁啟超的影響力一點也都不比他們遜色。作為「言論界之驕子」，他執中國輿論界之牛耳，啟迪了一個世紀，他的開明專制之憲政思想，即使今天重溫，我們仍能從他的那些金玉之言中獲益匪淺。

　　梁啟超認為，共和立憲不能行，可行之途只有開明專制的君主立憲。「夫開明專制，非不美之名詞也」，它以開發民智為目的，經過若干年的開明專制時代，再「移於立憲，拾級而升」，既充分準備了立憲的施政機關，又緩和了新政體初建時，其政策與「舊社會一大部分人」的利害衝突，同時也鍛煉了中國國民的「共和之程度」，何樂而不為呢？

　　梁啟超堅持開明專制之憲政主張，堅信只有建立起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經過實行開明專制之後才能建立真正的立憲民主政治，時間不必太長，但開明專制是必要的過渡階段,同時這個階段必須開啟民智，令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而民智卻是民主的基礎。梁啟超認為，中國長期處在封建專制制度、宗法制度的統治下，人民身受種種壓抑和束縛，人們的政治知識極為貧乏，參政意識非常淡漠，不僅下層群眾如此，即使封建士大夫階層也同樣孤陋寡聞。近代中國的國情決定了憲政起步，必須從提高民智開始，而民智的提高有賴於政府的開明。梁啟超說：「不先利用國家之強制力，以實行一切行政法規，則教育斷無普及之理。」梁啟超對民主的外部條件建設的重視，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沒有行使民主權利的外部條件，即使頒布了憲法，也是一紙空文，而要具備這些條件，則需要一定的時間。

　　梁啟超反對革命黨人對民權的宣揚。他說：「我國今日固儼然共和矣，民權之論，洋洋盈耳，誠不憂其夭闕，所患者甚囂塵上，鈍國權之作用，不獲整齊於內竟勝於外耳。故在今日，稍畸重國權主義以濟民權主義之窮。」他認為，「未經一度開明專制之國而驟語立憲，此如未列伍之卒談兵，集不學操縵之人使之顧曲，勢必步武零亂，節奏脫落，欲求其章，其道無由。」

　　他在《開明專制論》中分析中認為，只要有權力，就有可能形成專制，但如果權力受到憲法的約束，即使政權是以君主制的形式出現，該政權就是憲政的；如果權力不受憲法的約束，即使政權是以民主制的形式出現，該政權也註定是專制的。憲政的精髓就是約束權力，專制之所以禍患人民，是因為權力不受任何對象包括憲法的約束。君主與民主的區別，就權力來源而言，君主的權力來自世襲，民主的權力來自選舉；但如果用革命的方式推翻君主，將會有延續專制的危險。

　　辛亥革命前，孫中山提出共和立憲，梁啟超倡導君主立憲，在論戰中梁啟超反覆指出，中國如果通過革命的方式選擇「共和立憲」，將使中國「流血飄杵」。中國之所以「可效英而不能仿美」，是因為中國國情類於英而別於美。中英兩國都是從君主體制演化而來，沒有經歷北美的殖民自治，所以立憲之路，應當選擇英國模式，憲政應當在自己固有的傳統里誕生。法國、日本就是前車之鑒，有1000多年的君主傳統的法國，就因為效法美國。從第一共和開始，法國動蕩了近80年，不僅架起了斷頭台，而且一直到第三共和才穩定下來。如果法國一直維持吉倫特派的君主立憲格局，法蘭西的憲政史就不會血腥而漫長；而近鄰的日本，明治維新時，因為保留皇室而能夠平穩改革，成為一個政局安定憲政國家，並且在亞洲迅速崛起。回顧中國近一百多年的歷史，中國今天的紅色政權是革命先烈們用四千萬的鮮血奮鬥來的，加上被革掉命的舊政權派，還有戰爭中死去的無辜百姓，還有文革中死去的冤魂，這個數字該是多少？直接或間接死於「革命」的人估計有數以億計。梁氏說：革命導致的最直接的結果是，以「富人」而不是社會制度為革命對象，這是以破壞中國經濟發展為前提的。中國幾千年來的歷次「革命」已經證明，革命者的血管里皆含有黃巢、李闖王、張獻忠的基因，其政權的建立，也只是城頭變幻大王旗而已。他擔心革命之後，中國將會：1.無直接實行共和國的可能；2.軍政府革命後，不是還權力於議會，而是選擇專權；3.革命將引起時局動蕩，劉邦、項羽之輩迭出，諸侯混戰、百姓遭殃；4.「土地國有論」的現實將會偏離設計的理想；5.三權分立的議會政治，也會變形，不是議會專制，就是行政首腦專制；6.共和立憲還可能引起新的革命。其結果就是流血之後還是流血，革命之後接著革命，而永無休止。梁啟超的這六個擔心，在中國近百年歷史上都非常不幸的變成了現實。

　　梁啟超的開明專制思想的實質，其實是一種民主漸進的思想，即民主不能一蹴而就，必須先經過一段時間的開明專制，創造出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各種社會條件，然後才能水到渠成地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孫子曰「兩權相害取其輕」，他的「開明專制論」的理論與暴力革命比，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傷害要小一些。他認為，許多強權者武裝奪取政權之後，一開始都會玩假立憲的把戲，他們會在形式上搞出一部憲法，肯定一些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實際上卻仍然是靠軍隊、警察、特務來進行高壓統治，並且完全或大部分剝奪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生命自由，使社會生活與皇權時代並沒有本質區別，有時候甚至更加黑暗。清末政府實行專制，其實北洋政府也是專制；但清末十幾年來沒有什麼動亂，北洋十幾年來，不但軍閥割據、政局動蕩，而且波及社會，老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不獨北洋政府如此，全世界也都這樣。在歐洲，那些君主傳統的國家，只要是走君憲道路的，二三百年，都安定和平。相反，由君主立憲轉共和立憲的，卻陷入無盡的動蕩之中，如20世紀的蘇俄極權、義大利法西斯和德國納粹等，都是共和的產物；還有亞非拉有多少軍政府掌權的共和國，在以共和之名，而行專制之實？

　　在《復劉勉已論對俄問題》中，梁啟超一針見血的指出：蘇聯帝國主義的結晶，是帝國主義的大魔王。俄國人玩的政治是「對內專制、對外侵略」。蘇俄的現狀，只是蘇共的成功，而共產主義卻是失敗的。你跟他們走，自以為忠於共產主義，其實只是替蘇共充當鷹犬而已，蘇俄的現狀和你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相去不知幾萬里，他們早已把真正的馬克思丟在毛廁里了，馬克思只是他們在出廟會的時候，抬著騙人的偶像。傻子，可愛的青年們，醒過來罷！事實證明，蘇俄的現狀，確與梁啟超的分析不謀而合。

　　既然開明專制的君主立憲有諸多的合理因素，開明專制理論關於民主漸進的觀點也符合民主進程的客觀規律，為什麼梁啟超幾次苦心經營的「開明專制的君主立憲」都慘遭失敗？這種失敗是偶然的，還是有其內在的必然性？

　　我分析認為：其實在中國近代，實行「開明專制」，只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一廂情願。其理由是，民主和專制是對立的，既然「開明專制的君主立憲」屬於專制政體，就意味著統治者手中掌握著最高權力，「開明」與否，僅僅決定於權力本身；把民主的希望寄托在個彆強有力的人物身上，而他們又恰恰是民主革命的對象，當然是與虎謀皮而不得。

　　梁啟超晚年總結自己政治生涯的教訓時說：「因為我從前始終脫不掉『賢人政治』的舊觀念，始終想憑藉一種固有的舊勢力來改良這個國家，所以和那些不該共事或不願共事的人，也共過幾回事。雖然我自信沒有作壞事，多少總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壞事，我良心上無限苦痛，覺得簡直是我間接的罪惡。」

　　毫無疑問，梁啟超的理想是美好的，理論是正確的，可惜二十世紀的中國缺乏實現梁啟超美好理想的條件，彼時的當政者無不自私自利；同時梁啟超沒有看到更深的原因：在封建經濟基礎沒有觸動，舊的統治秩序保持不變，民眾智力沒有開發的情況下，任何個人要在社會上成為強有力的人物，建立自己的個人權威，他只有一條路可走——成為封建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否則，他將失去其本來擁有的權威和擁護者。光緒帝就是這樣一個結局。

　　事實上，這個問題不但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派解決不了，就是革命派也解決不了。革命派最初過高地估計了自己階級的力量和階級意志，企圖從封建專制一躍而實現美式民主共和。他們認為在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中，「我們身為革命者，總應該選擇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制度來拯救中國。」章太炎曾豪邁地提出，「民智未開，即以革命開之；舊俗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這種理想固然高尚，卻脫離了中國國情。事實上革命派建立了共和國，並沒有真正控制住局面，結局是「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以革命來「開民智」成了水中之月，這種結局無疑是悲情的。如果說梁啟超等人醉心於「開明專制的君主立憲」其結局是與虎謀皮，那麼革命派革命的結果，則可以說是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梁啟超一直認為，暴力革命與野蠻專制，其實是一對孿生兄弟；中國依靠革命來實現民主同樣走不通。辛亥革命後，民國新貴們的紛紛墮落，從客觀上也證明了這一點。

　　孫中山先生晚年在《建國綱領》中明確規定了「訓政」時期。「訓政」其實也是開明專制的變種；而二十世紀２０年代胡適等人提出的「好人政府」、３０年代丁文江、蔣廷等人提出的「新式獨裁」主張，其實與梁啟超的開明專制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雖然我們無法推演，如果孫中山先生不死，他將會施行怎樣的「訓政」，但是通過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的強權執政史，可以證明「開明專制」面對強權只能是失敗。

　　無論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的「開明專制」思想，還是革命派的民主速成思想，其結局都是一樣的。在中國引進民主思想，首先必須開啟民智。中國實行民主化的歷史重任最終將落腳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大眾都擁有「思想力、獨立人格和身體力行」上。

　　梁啟超認為民主是需要漸進的，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創造一系列條件去成全民主，現在看來是正確的，對我們建設今天現代民主政治，仍然具有無可替代的指導作用。歷史的車輪飛速旋轉，一轉眼一百多年的時間過去了，反觀今日之中國，今天高等教育普及化、大眾化，已經完成了民智的開啟，為中國現實民主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梁啟超「開明專制君主立憲」的理論終於有了實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