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亦是如此

【紐約時報】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終結、政治秩序與中國閱讀曹起曈2015年04月29日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

Noah Berg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這是作者今年4月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專訪內容的上篇，點擊此處閱讀下篇。

去年9月，斯坦福大學知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新書《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出版發行，隨即收穫了全球範圍的關注。書中指出了美國政體的諸多弊端，警示了「政治衰敗」的風險。

對此，各界紛紛發出疑問，上世紀九十年代對自由民主制充滿自信的福山，學術思想是否發生了重大轉折，這其中也不乏中國官方媒體的評論——認為福山基於20年的觀察，對其理論進行了大幅調整，以至於承認相較於民主和法治而言，國家能力對繁榮更為重要，而這恰恰契合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發展模式。但在筆者去年11月同福山進行的訪談中，他強調，這種解讀誤解了他的想法。「我的論點是，一個有效的政治體制必須讓國家能力與民主和法治相平衡。」他說，「我認為美國和其他一些民主國家過於強調限制國家權力，以至於把我們逼到了無法做出艱難抉擇的處境。但我覺得中國正相反，國家能力與法治、民主之間仍不夠平衡，而這也並非是一種良好的情況。」

4月初，福山在其斯坦福大學的辦公室再次接受了筆者的採訪，我們深入探討了不同政治制度的發展趨勢。這一問題自1989年初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文至今，已經引發了學界的廣泛辯論。福山在文中斷言，民主制將「成為全世界最終的政府形式」。這一論述無異於在學界投下了一顆巨石，而隨著幾個月後柏林牆的驟然倒塌，一石激起千層浪。他隨即在這篇文章的基礎上加以擴充，刪去了原標題的問號，於1992年出版了評述和爭議延續至今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福山所謂的「歷史」，並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過往事件，而是指「人類活動洪流中體現的有意義的秩序」。他援引了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所詮釋的黑格爾(Hegel)的見解，即人們追求普遍而平等的「承認」(recognition)。

在福山看來 ，自由民主制承認每個公民的尊嚴和價值，因而他相信民主制具有道德上的基礎。就「歷史終結」這一問題，福山認為人類終將「接受世界歷史『市場』的判斷」——歷史相當於一場不同社會組織形式之間的競爭。當某種政體消除了根本矛盾，人民不再表達極端不滿之時，就可以說這種特定的社會組織形式贏得了競爭。在福山眼中，自由民主制就是歷史市場的上的一個勝利者。

隨著福山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和政治模式的深入研究，他逐漸開始從政治經濟學角度思考國家能力對政治體制的影響。2004年出版的《國家構建：21世紀的治理和世界秩序》(State 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一書強調了國家能力的重要性，而這一因素傳統上常常為研究民主的學者所忽略。隨即，福山試圖進一步探究國家能力、法治和責任制政府的發展源頭，以及這三種關鍵制度對政治秩序的影響。在2011年問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以及2014年剛剛出版發行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福山綜合運用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手段分析了全球政治發展史。

對於歷史上第一個建立現代官僚系統的中國，福山在討論政治秩序時自然著墨頗多。他結合自己關於政治發展的理論，同筆者探討了對中國政治未來發展的見解。以下為訪談的前半部分。訪談內容經過編輯和刪節，並經過福山本人的審閱。

曹起曈:如今想來，你覺不覺得你的論點受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特殊時期里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等一系列歷史事件的影響？

福山:我不這麼想。你知道，我最初的那篇《歷史的終結》文章寫於柏林牆倒塌之前，所以不如說我是在觀察（蘇東劇變）發生之前就已然涌動的趨勢。其實柏林牆倒塌的速度之快，我也吃了一驚。廣而言之，我認為我們經歷了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所言的「第三波民主化」，這一過程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西班牙、希臘和葡萄牙，其間我們見證了民主國家有35個激增至115個。柏林牆的倒塌僅僅是這一進程的中點，在此之前，拉丁美洲、歐洲、亞洲等地已經誕生了許多新興民主政體。

曹起曈:所以你如何看待自己這些年的見解？在哪些問題上你的觀點改變了？在哪些問題上沒有改變？

福山:有幾件事：我覺得現在我更清楚地意識到了許多制度的發展過程是非常偶然而出人意料的。我在撰寫《歷史的終結》時並未仔細考慮過政治衰敗。總的來說，我一開始沒有就國家能力這一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我覺得主要區別就是這些。

曹起曈:你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中引述黑格爾的觀點稱，人類歷史的根本驅動力並不在於經濟層面，而在於心理層面——人們為獲得「承認」而鬥爭。這本書中有整整一章都在探討這種追求「承認」的鬥爭。你似乎在說，既然「承認」的問題深植於人類心理，這種追求必然具有普世意義，是這樣嗎？

福山:我認為任何政治理論都必須是一種基於人性的理論，因為在某些方面違反人性的政治體制是無法維繫的。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在我看來，共產主義的一個問題在於它對人性的某些方面做了錯誤的假設——它假設人類本質上趨向於大型集體而非自己或家人，缺乏真正激勵個人的機制。因此，作為一種經濟體制，共產主義從未奏效。所以當中國和東歐恢復市場激勵體制時，生產力突然之間即得以擴大，其原因在於，在某種層面上，人的本質是自私的，只願意為自己工作，而不願為無法獲取個人利益的大型工廠出力。從這點上看，我認為人性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人性的另一些方面的確無助於建立一種現代的政治秩序，對於這一點，我最新的兩本書（《政治秩序的起源》及《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談得很多。人性有趨向朋友與家人的自然傾向，但一個現代的政治體制必須是不帶有個人色彩的——應該基於一個人的優點、技能和（專業）背景選賢舉能，而不能僅僅出於親屬關係或利益交換而聘用不稱職的人選。

從這種意義上說，我認為所有的現代政治體制都有與人性不相符的地方，因此必須取得適當的平衡——人性的某些方面不能違背，但也不能讓人性完全支配體制。

曹起曈:但有些人可能會說，人性是一個非常主觀的概念。的確，演化生物學家和心理學家對人性進行了一些研究，但這些研究通常不能提供充足證據表明，人性存在某種確定的模式。因此，你如何回應那些質疑你關於人性的假設本身是否正確的批評人士？

福山:誠然，「人性究竟為何?」 這一基本問題就某種意義而言是尚未明確的，因為人類可以改變自己的行為，（這種行為模式）極為複雜。所以就這方面而言，文化非常重要，不同的人雖然有相同的基本生物學屬性，但由於成長過程中培養方式等其它因素的不同，其表現也不盡相同。所以顯然環境可以塑造人。但我覺得，不同文化下的人類行為仍具有諸多共同點。我們已經對人腦的生物學屬性及對外界事物的反應方式有了很多認識，所以我的確認為，我們現有的經驗依據可以支撐「人類普遍享有某些特徵」這一說法。

曹起曈:你剛才提到了文化的重要性，這一點很有趣，因為在《歷史的終結》一書中，你對韋伯(Max Weber)所提出的「現代民主制起源於某些地區獨有的社會或文化條件」這一論斷給予了特別批判……

福山:這種說法並不盡然。我的意思是說，我認為自己對文化的見解一直是相同的。文化很重要，某些特定的文化習慣有助於成功民主制的發展。但另一方面，我不覺得文化是完完全全決定性的。此外，我堅信文化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所以諸如「阿拉伯世界無法民主化，因為伊斯蘭教出於某些原因天生就反民主」，這種論調是未經實踐檢驗的，我並不相信。但如果說伊斯蘭教是否滋生了一些對創立自由民主制不利的障礙？嗯，我覺得很有可能。

曹起曈:這就引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許多人聲稱你對「歷史終結」的描述是基於歷史決定論的。就我所知，你首次對此予以直接回應是在數年後《歷史的終結》再版時的一篇跋文中——你提到自己的觀點「只是弱決定論的」。能詳細談一談嗎？你怎麼看強決定論和弱決定論之間的差別？

福山:我認為人類活動的作用和其它更為寬泛的社會力量都應該納入考量。因此，我一直堅持的一個論點——當然，這些論點並非由我所創——就是政治形式會隨著經濟體的發展而變化。所以工業化的過程創造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理，人們的教育水平改變之時，其期望要求也相應改變，特別是隨著中產階層的興起，人們對政治參與的要求幾乎總是會提高，我認為這是一種普世的情況，不隨任何人的意志而轉移。許多政體都嘗試過對壓制或阻止這種趨勢，但如你所知，他們終歸無能為力。

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社會）力量本身並無法決定社會的形態。我在最新的一本書（《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指出，義大利和希臘，以及德國和英國都是現代化、工業化的富裕民主國家，但希臘和義大利的腐敗和侍從主義(clientelism)現象遠比德國和英國嚴重。這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原因在於某些特定的偶發歷史事件中不同領袖做出的不同決定。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義大利歷史的關鍵節點上，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恰恰處於領導地位，我認為這是某種重大的悲劇，因為我們可以想見，假使那時是一個更有遠見也更為廉潔的領導人執掌政權，義大利原本將得以徹底轉變——而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曹起曈:所以你也認為歷史上的意外和偶發事件也是重要因素……

福山:對的，完全正確。

曹起曈:不過《歷史的終結》對民主普世性的整體基調還是高度樂觀的。你明確反對了當時存在的悲觀見解，但的確提到了兩種擔憂——左派認為，由於巨大的貧富差距，民主無法向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承認，而右派則基於人們有意追求優勢地位的前提，擔心平等承認會弱化社會的激勵機制。你當時說，來自右派的挑戰比來自左派的挑戰更為嚴肅。但從這25年的發展上看，美國和其它發達國家的社會不平等程度顯著增長。所以左派的挑戰如今似乎比過去緊要了許多？

福山:我尚不清楚不平等的問題普遍上將如何解決。當然，人們渴望民主的原因之一在於，如果存在這樣一種貧富差距，尤其如果這種貧富差距是由於菁英階層為一己之利操縱政治體制所導致的，那可以想見，絕大多數人不會希望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會以行使投票權的方式阻止貧富差距擴大和體制頑疾惡化。而這就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的情形，當時的羅斯福新政和許多福利項目都旨在使得收入趨於平等，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在此之後，美國就沒有再實行過類似的項目，箇中原因相當複雜，但我並不覺得這個過程已經完結了。並且我認為，長期而言，民主制的確具有自我糾正的機制，這使得我們可以修正存在的問題，只不過有時候自我糾正的過程緩慢而耗時。

曹起曈:在同一篇跋文中，你提到了國家能力的重要性。這在當時對於你來說可謂是非常新穎的論點，因為在《歷史的終結》的第二章中，你明確列舉了強大國家的諸多弊端，將其總結為「強國的弱點」。但隨後你反思了之前的想法，用一本書（《國家構建：21世紀的治理和世界秩序》）的篇幅探討了國家構建的問題。你為什麼對衡量國家能力的標準產生了興趣呢？

福山:我認為這其實是源於我對發展中國家所做的所有研究，因為我發現放眼全球，非洲、中東，以及其它地區的國家為何會愈發貧窮，這主要是由於國家能力不足導致的負面效應，它比政治發展中其它任何成分的缺乏所造成的影響都更嚴重。而寫作《歷史的終結》之時，我尚未仔細考慮過這一問題。我是說，在我看來，自己同許多生活在發達國家的人一樣，有時候會把國家能力當做理所當然之事——嗯，對啊，反正國家能力就擺在那裡，我們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對其加以限制。相比之下，我們並沒有捫心自問，如何發展國家能力。

所以如你所知，伊拉克和阿富汗面臨著國家崩潰的問題，我們不得不重新建立起新的國家，而這不是一個我們習慣於處理的問題，因為之前我們似乎總是想當然地以為，國家自然而然就是存在的。

曹起曈:既然你提到了伊拉克問題，你對伊拉克戰爭的個人態度在這些年裡發生了怎樣的改變？那場戰爭有沒有影響到你對國家構建這一問題的基本看法？

福山:嗯，有段時間我不禁開始懷疑，如果我們在2003年之前就入侵了伊拉克，如今的結果將會怎樣。但總之我覺得伊戰的情形對我的觀點產生了重要影響，因為我認為這場戰爭是一場重大的錯誤，它反映了我們對國家構建的過程知之甚少，也折射出美國的對外政策並不具備有助於在這些地區構建強大國家的手段。

另外，理解我所說的「強大國家」究竟是什麼意思，這一點十分重要。我依然認為，「強國的弱點」是《歷史的終結》第二章恰當的標題，因為當你考慮一個像俄羅斯這樣的國家時，它的強大在於它具有很強的壓迫性，這樣的國家有許多警察，有強大的軍隊來鎮壓異議者，如此種種。但與此同時，俄羅斯卻無法提供優質的醫療保障，俄羅斯人的壽命預期一直在下降。國家也無法提供高質量的教育或公共服務，其司法體系也是高度腐敗，缺乏公正良好的法律。總而言之，它儘管在壓迫能力方面很強大，但就提供基本服務的能力而言，卻非常羸弱。所以我認為這就是一個看似強大，實則有著很多很大程度的弱點的國家，前蘇聯亦是如此。

曹起曈是獨立網站「政見」(CNPolitics)觀察員和Stanford in Government (SIG)成員，目前就讀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訪談用英文完成，由曹起曈譯為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