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政治反思之三｜《大西洋月刊》：美國左派失敗的「七宗罪」

導言

左與右之爭始終困擾著美國大選，但是有學者認為，無論左右兩派如何對立，二者的良性發展均有利於美國。基於這一理念，2017年，柯里斯·弗里德斯多夫於

《大西洋月刊》發文呼籲左右兩派參與到有效對話中，鼓勵其要擁有擁抱建設性批評的魄力。在文中，柯里斯·弗里德斯多夫針對左派近年來狼狽的勝負記錄，針砭其「七宗罪」：譴責和羞辱特朗普的支持者、拒絕對話、放棄政治行動、精英做派、用訴苦埋怨代替實質性的改善組織、參與地方政治弱、一味指責白人享受特權等。與之相對，他認為左派應當參與到日常政治對話和實踐中，放棄用矯情的精英做派來對抗那些沒有惡意和仇恨的反對者們，著眼實際以解決問題和獲取成功。

作者介紹

柯里斯·弗里德斯多夫(Conor Friedersdorf),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作者之一，主要關注政治和國家事務。弗里德斯多夫生活在加利福尼亞的威尼斯，同時是非虛構作品時事通訊《最佳新聞報道》的創始編輯。

《大西洋月刊》：美國左派失敗的「七宗罪」

特朗普總統行使著巨大的權利。那些認為他粗暴、不誠實，顯然不夠格作為總統發號施令和指揮美國外交政策的人，應當歡迎來自左派、右派以及特朗普行政當局的挑戰。

但現在，美國左派有能力取得政治成功嗎？

左派近期的勝負記錄是狼狽的，無論是西雅圖WTP抗議、2003年的反戰遊行、推動移民改革、佔領華爾街，或是黑人權利運動（譯註：「Black lives matter」，以「黑人的命也是命」為口號）。觀察特朗普行政頭一百天里左派的表現後，我開始感到失望，恰恰是在最糟糕的右派佔優勢之時，左派的問題也在加深。

我不是左派分子，但我期望這個國家的左派和右派以最好的狀態來競爭，期望對移民、經濟和刑事司法制度的進行遲來的改革。我相信任何聯盟都可以在建設性批評中得到強化。左派分子、自由主義者、保守派人士等任何一個可以給美國作出重要貢獻的人，都能夠提供這樣的批評。

基於這種精神，我提出如下評論，它既不全面也不權威，但我希望它可以開啟一個有效的對話。

譴責和羞辱特朗普的支持者是錯誤的

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33歲時，在長老會的教會中針對戒酒協會(temperance society)發表了講話。他傳達了如下信息：我們應當對飲酒者和販賣酒精者更加仁慈，而非排斥或是用道德敗壞來譴責他們。即便一個男人因醉酒使他的妻子痛苦，使他的孩子飢腸轆轆、衣不蔽體，我們也應當待以「和善的勸誡」。

因為加入到譴責者的行列，並不會使人們更加容易改變或轉變其思維行為方式。

另一方面，「期望他們不要面臨無盡的譴責和厭惡，便是對人性逆轉的期待，」林肯解釋道，「如果你想要贏得人心，首先要使他相信你是個真誠的朋友。這是一顆抓住人心的蜜糖，是一條通向他的理性的康庄大道，一旦得到了，你就會發現，說服他是輕而易舉的。」

然而，林肯警告說，決定一個人的判斷，指揮他的行動，或是將他列為不齒，「那麼他會在內心退縮，關閉所有能夠通向他思想和心靈的通道。即便你的理由是明白無誤的真理，是最重的長矛，比鋼更堅硬和鋒利，即便你將真理擲得力大無比、精準到位，你也難以刺穿他。」

對於左派來說，將特朗普的支持者看作「一群無恥之徒」（basket of deplorables），只能是適得其反的，特別是考慮到，在華盛頓，只有極小部分的特朗普支持者需要從支持總統轉換為支持重新調整的政治力量。感謝安德魯·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引導我閱讀了此前不曾看到過的林肯演講，沙利文用它來支持了如下觀點：「忽視反對力量，或將其視為偏執蠢笨的而不予理會，是不能夠將其消除的，你只能通過了解其觀點，加入到它的呼聲中，從而化解它。」

拒絕對話是不對的

有一個普遍存在的觀點，認為與反動派進行價值上的辯駁或對其擁護者進行勸說，就是在一定意義上認可他們的想法。「在很多自由派中，都存在一股可理解的衝動，它拉起弔橋，拒絕把一些想法納入到體面的對話中，以防某些概念被『正常化』，」沙利文這樣寫道， 「但正常化已然發生了——很大程度上，在西部的選民中——因此刻意對當下最激烈的政治運動視而不見，這一行為並不能使衝突消失。我們的工作不是屈服而是參與，不然就是講當下和未來的政治拱手讓給了反動派。」

諾亞·米爾曼（Noah Millman）闡明了為什麼防止正常化的姿態沒法成功：

「任何說特朗普不應該被「正常化」的人，是在暗示某些人——或許是媒體？——有資格決定什麼是正常的，並且將之告訴所有人。但這不不符合常理，無論是媒體還是其他人，都沒有批准或拒絕承認新政府的資格。

事實上，這個詞使人把注意力從手頭關鍵工作中分散出來。例如，當特朗普說他可以免於利益衝突法律的束縛時，他這話是有堅實法律依據的。但法律可以被改變——也許它們應當被改變。要做到這一點，就要製造一個先例，不是基於特朗普做的事情不「正常」，而是基於這是一件值得動用法律來禁止的惡行。說「我們不能使這種行為變得正常化」，而非「我們應該阻止這個行為」，就好比是說我們不希望參與政治，而寧願向那些已經認同我們的人表示我們有多震驚。難道我們還沒有從用美德取代政治的可怕後果中獲取教訓嗎？」

馬特·伊格萊西亞斯（Matt Yglesias）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在當前語境下，正常化是種典型的與特朗普的共謀，用額外費用來保持僵硬的警戒狀態，並警告人們，他並不僅僅是另一個你可能認同也可能不認同的政治家，」他寫道，「但國外專制民粹主義運動下的一些學生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想要打敗特朗普，他的對手就必須進入到日常乏味的政治實踐中。」

到目前為止，這麼做的人太少了。

放棄政治行動是不明智的

弗雷迪·德博爾（Freddie DeBoer）反思了他所謂的「醒悟的身份（the woke identity）」，他觀察到，左派分子存在用諸如「我並沒有義務來教育你」這樣的話來拒絕說教。這種尚未醒悟的狀態將會被指責，而非被採納。

「等級總是排他性的，這是將政治方案變為道德制高點時存在的問題，」德博爾說道，「自由政治通往勝利過程中所遇到的一個根本性、結構性的阻礙是，他們認可的道德姿態，必然性地限制了他們可以贏得的支持者的數量。這是個數學問題：如果你的日常工作是找到更多的異端，並將他們排除到社群之外，你便不可能培植一個大眾政黨。」

他補充道：「政治進步總是、而且只能是把底層事件拉入特殊軌道，並期望他們會及時地與你的目標越來越近。」

因此，他反對「呼籲是一種無用的表演。」

不要走矯情的精英路線

埃茲拉·克萊恩（Ezra Klein）和克里斯·海斯（Chris Hayes）也在一次廣播談話中表達了類似的擔憂，他們都同意，雖然反對種族主義或其他偏見很重要——正如德博爾認同的那樣——左派必須要小心，伴隨著問題的不斷擴大，我們不能用精英做派來對抗那些沒有惡意和仇恨的違背者們。更重要的是，最好能夠澄清那些讓觀察者們感到震驚的精英做派，在事實上是一些應當被強調的實質性好處。

正如他們所說的：

海斯：社會正義問題已經被大範圍的民眾視作本質上的精英做派問題。

克萊恩：他們有時會從這個維度看問題。

海斯：這兩件事是緊密關聯的。如果你去看喜劇，看到裡面一個參加晚宴的人不知道該使用哪個叉子，會覺得這很深入人心。在我們的政治中，大量民眾已經將我所認為的——為社會正義和平等所做的真正鬥爭，理解為本質上的精英做派。米歇爾·戈德堡（Michelle Goldberg）提出了下面的觀點，恰好也與我的經驗契合。她說，「當我去群眾集會時，許多人和我談政治正確，卻很少有人和我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至少對於那些會去集會而非參與貿易的堅實支持者來說，這是違反禁忌的。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對此的理解，是那種所有人都使用著精美瓷器、用了九種不同的叉子，僅僅是為了喝掉碗里的湯的宴會。我的老兄，就是這樣的。

正是這樣。

恰是因為如此一來，國際大都會的精英們、文化守護者們，這些聚集在城市中心的人們，他們不僅擁有一套來自對正義的真實承諾的社會價值觀和社會禁忌，同時擁有這一方面的精英做派，社會大部分群體也將其視作精英做派。

事實上，即使是在城市地區聚集的左派，也對精英做派改變的短暫程度感到失望。

改善組織，取得勝利，而不是訴苦埋怨

去年夏天，因「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而聞名的民權激進人士德雷·麥基森（DeRay Mckesson）表達了擔憂，「運動過程中人們顯然缺少一種風度，有些人更著迷於鬥爭，而非獲得勝利，」組織者的個人背景常常被視作他們有效性的代表。「人們已經開始通過與創傷的接近程度來監督其可靠性，而非通過他們投入工作的程度。」他說，「我的父母都是吸毒者，母親離開後我們由父親撫養。我知道那種睡在地板上，而他們就在房子邊上注射毒品是種什麼樣的感覺。這些經歷並不會使我成為一個更好的組織者，它只是使我受到了更多的心理創傷。怎樣才能使人們不再認為經歷創傷可以使人成為一個更好的組織者？」

這種說法隱含的是，最好的組織是現實地終結問題，而非延續或提升創傷。

去年，聲名顯赫的哈佛法學院教授蘭德爾·肯尼迪（Randall Kennedy）在雜誌《哈珀》（Harper』s）中一篇論文里表明，儘管「體面的政治偶爾會給黑人群體帶來深刻的傷害」，並且常常被誤導，「這種對政治體面的誤用不應當掩蓋一個重要事實：任何被邊緣化群體的態度都不能被忽視。」在蘭德爾·肯尼迪看來，「體面的政治是一種處於灰色地帶的公共關係策略，並不絕對的是好事或壞事。在給定情況下，對策略的評估取決於其目標、實踐方式和事件背景。非裔美國歷史上受人尊敬的人物和事件表明了體面政治能夠保證人們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傾聽。」

他繼續強調那種傾聽，回溯到具體的民權時代的勝利，告誡人們要反對「強迫在對外抗議和對內建設之間進行摩尼教的選擇」，他總結道，「憑藉著機智、勇敢和堅持不懈的集體行動，非裔美國人通過提供鼓勵和希望來推動美國轉型。的確，一些尊重黑人政治者的遭遇令人擔憂。 尊重黑人的政治雖然沒有消除種族主義的歧視，但大大改善了種族情況，並使一些垂死掙扎的黑人得以存活。」

這兩種聲音也許會在「什麼是左派最有效的策論」這一問題上產生分歧，但他們都對「獲勝次要於其他因素」的想法表達了不滿。

參與地方政治

15年前，當我還是個學生的時候，克萊蒙特大學的本科生們對警權濫用十分不滿。正如我最近在《洛杉磯時報》中回顧的，「1999年春天，18歲的黑人歐文·蘭德拉姆（Irvin Landrum）在路上停車時被警察槍殺，射殺他的警察說他們在歐文車裡找到了一把槍，但這把槍最近一次登記卻顯示是在鄰近市政府的警察局長處。我在校期間最轟動的事情，就是人們呼籲對槍擊事件進行獨立調查，以及呼籲對克萊蒙特警力進行改革。」

如今，克萊蒙特學生依舊對警權濫用感到不滿。「但已經不再有能改變克萊蒙特城市議會或警察局的大型運動了，」我觀察到，「學生最近做的吸引眼球的事是動員反抗一個政治觀點令他們反感的人：他們打斷了希瑟·麥克唐納（Heather Mac Donald）的演講，麥克唐納在曼哈頓研究所研究警務，曾經批評過「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但即便是麥克唐納不再發表演講，警察局也依舊會過度使用武力。我並沒有找到打斷演講和改善警察武力使用之間有任何貌似合理的因果。

這是許多大學的常態：學生活動專註於校園事件，而非地方政治。就像羅伯特·史密斯和惠特尼·泰馬斯在大選之夜所說的，左派依靠刑事司法改革在地方層面贏得了重要支持，改革者們沒有理由不能實現更多：

相比於需要國會行動才能取得重大進展的氣候變化和移民改革，刑事司法改革截然不同，其重心往往是地方性的。警察是否應該使用攔截和搜身的方法？是否可以在調查非暴力犯罪時進行強制入室調查？是否能夠使用軍型車？這些決定是由警察局自身或本市議會作出的，會受到社群民眾影響。公訴人應當要求保釋嗎？應付多少錢？是否應該起訴非暴力毒品持有行為？是否應該起訴與無家可歸者相關的罪行，例如與不得坐、睡、躺有關的禁令？是否要將青少年案件轉移到成人法庭？是否要執行死刑？

地方政治對這些決定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僅僅在這周柯林頓所贏得的15個縣中，就生活著大約五千萬的人，一些縣以接近2：1的比例投給了柯林頓。如果這些沮喪的公民和柯林頓支持者們能夠重新調整資源和注意力，推動以上地區改革，他們很快就會在取得顯著的成效，幫助數百萬美國人得到救濟。

不要一味指責白人享受特權

特權的危機（the perils of privilege）這本書是菲比·馬爾茨·波維奇（Phoebe Maltz Bovy）對特權思維的精細的長篇大論和批判。以下對特朗普興起的評論寫於2016大選之前。

或許特朗普的吸引力不（僅僅）在於他給人留下的關注被遺忘的阿巴拉契亞群體的印象，而是在於他將受害者地位也賦予了實質上並非受害者的人？特朗普主義並沒有將窮人和工人階級白人重新納入社會經濟不平等的討論中，它實質上宣告的是白人和男性都成為了邊緣化的形態。

這為什麼會吸引大量投票者？

答案已經在先前的書中闡明了。因為支撐特權思維的是這樣一種理念，它認為「事情的正常狀態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糕」。馬爾茲·波維（Maltz Bovy）寫道：

這就好比將達成公正的目標設立為使所有人都進入壓迫中，而非使所有人都脫離壓迫。白人殺手被警察活捉，而不是被射殺會成為問題嗎？出現在媒體上的白人吸毒者總是能得到醫療救治是問題嗎？還是在於黑人殺手和吸毒者沒有得到同樣的對待？看來使用「特權」的觀點是對的，有些人確實得到得比別人更容易。

畢竟，這就是「特權」的含義。

這就是為什麼在案件中，「世界對一些人是公平的，而對另一些人不公平」這一觀點會顯得有些奇怪。將正義視為「特權」，只是以另一種方式強調了不是所有人都被公正對待。問題在於，這也意味著沒有人應當得到公正。特權思維將重點放在不應得的好處，而不是不公正的壞處，它並不適用於這樣一種情形，在那裡甚至是有「特權」的人，也面臨著窘境。

由於左派在15年和16年放在對特權思維的指控上，它將優勢讓與特朗普：這似乎暗示了一個零和博弈的世界（為特朗普這樣的政治家提供優勢），迫使人們在追求少數族群的社會公正和改善大量白人工人階級生活之間做出選擇。左派放棄了優勢，卻沒有換來任何東西，就像馬爾茲·波維在結論中指出的那樣，我們沒有理由一定要用特權來描述社會，以「承認這些面臨著多種歧視的特殊鬥爭」。我們有無數種方法來處理不公正現象，但無法終結「在巨傘下對各式各樣人性進行不精準的分類。」

（1）翻譯文章：

Conor Friedersdorf ，Seven Reasons the Left Is Losing，The Atlantic，May 4 2017 Issue.

（2）網路鏈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7/05/why-cant-the-left-win/522102/?utm_source=feed

（3）圖片來源網路

責任編輯：韓笑

技術編輯：韓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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