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中國模式相對成功對西方形成了挑戰

　　非常感謝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為我的《中國震撼》英文版（the China Wav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舉行這麼一個發布儀式和研討會，也非常高興有機會再次來到牛津大學。20年前我曾在這裡做過訪問學者，度過了一段令人難忘的時光，牛津大學強烈的歷史感和濃厚的思辨氛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幫助我形成自己研究中國發展模式的一些思路。這次你們又安排我住在牛津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學院底樓有學院之子大詩人雪萊躺在湖邊「安睡」的雕塑。雪萊在中國是家喻戶曉的詩人，他的著名詩句「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曾鼓舞過無數中國仁人志士為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而英勇奮鬥。過去的30年中，這些詩句又鼓舞了無數投入中國改革開放大業的人們，激勵他們克服了改革開放過程中許多艱險，這一切為今天中國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雪萊住在樓下，我住在樓上，這種感覺無比奇妙。無疑，英國人的歷史感在這裡得到了最佳體現。這使我想到了今天我要講的內容，和英國人一樣，中華民族也是一個歷史感極強的民族。如果說「雪萊住在樓下，我住在樓上」體現了英國文化的歷史傳承，那麼在中國，孔子兩千多年前的論著，今天多數中國人還可以閱讀其原文，則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歷史傳承。中國今天的崛起離不開這種偉大的歷史傳承。

　　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最重要的國際事件，但我們也知道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對中國的了解並不充分。我接觸過很多對中國了解甚少的西方人，在他們的感覺中，中國大致就是一個放大了的東德，正在等待一場顏色革命。他們還認為哪些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代表了中國的未來。今天中午，牛津大學把名譽博士學位授予緬甸反對派領導人昂山素季，這裡就有人問我中國會不會也走上西方指引的政治道路。我坦率地告訴他，我去過緬甸，這個國家的治理水平比中國落後至少40年，換上西方政治模式來治理緬甸，結果也不會好。我走訪過100多個國家，絕大多是發展中國家，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兩種結局：一種是從希望到失望，一種是從希望到絕望，所以我感謝了他的好意，並告訴他中國還會繼續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緬甸的路，也不是埃及的路。埃及革命爆發後，我就說過，「埃及之春」將演變成「埃及之冬」，現在這種前景似乎變得日益清晰。

　　其實西方模式在西方本身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從今天希臘的破產到西班牙和美國的危機都說明了這一點。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不久前套用林肯總統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說美國民主已經蛻變成了「1％有、1％治、1％享」。幾乎所有民調都表明西方國家的民眾對自己政府的支持率都很低，政府的表現遠遠低於本國人民的期待，也低於中國民眾對自己政府的支持率。這些情況說明西方自己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還任重道遠。

　　過去30多年，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做了無數悲觀的預測，無數次地預測中國將走向崩潰，但結果證明都是錯的，中國沒有崩潰，而是迅速崛起。西方對中國不斷誤判的深層次原因是其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偏見。一旦他們能夠尊重事實，能夠擺脫意識形態的偏見，他們會看到中國過去30多年發生的變化是人類歷史上一場最偉大的經濟和社會革命，5億多人脫離了貧困，約佔整個整個世界脫貧人數的百分之七十。這個成就奠定了中國今天的崛起，它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也影響了包括英國在內的整個外部世界。

　　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中國的變革。在座的大都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一定聽說過中國民間結婚有「三大件」之說。在上世紀70年代到時候，「三大件」還是「手錶、自行車、縫紉機」；到了80年代，已經是「冰箱、彩電、洗衣機」；到了90年代，則成了「空調、電腦、錄像機」；進入21世紀後，已經變成了「房子、車子、票子」。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經歷過這麼快的財富增長。當然我也要向大家表示歉意，因為這是一個過於「物質主義」的例子。但一個曾經上千年領先世界的國家，一落千丈後貧窮了二三百年，然後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又迅速致富，「物質主義」一時抬頭恐怕也在所難免。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文化建設也會趕上來的，中國的文化底蘊為這種文化建設和中國自己的文藝復興奠定了基礎。

　　迅速發展的中國自然也有自己的各種問題，有的問題還相當嚴重，而且不容易解決。我們可以把今天中國的崛起和當年英國的崛起做一個比較，英國崛起的時候，英國本土人口才一千多萬人，但它已經有了比自己領土大幾十倍的龐大的殖民地，英國可以把自己的問題都「出口」到外部世界，例如，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亞，把失業者「出口」到非洲，把持不同政見者「出口」到美洲，而中國已經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卻只能在自己內部消化伴隨國家迅速崛起而帶來的各種問題。但過去30年的實踐已證明，中國可以應對這些挑戰。儘管中國存有各種問題，但中國總體的成功是確切的，而這種成功的關鍵是中國國家的性質和中國的發展模式。

　　中國不是一個放大的東德，也不是另外一個普通國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國家。中國是一個集5000年連續文明和超大型現代國家為一體的國家。我這裡可以使用一個不太準確的比方：這有點像古羅馬帝國一直沒有滅亡，一直延續到今天，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在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領導下，實現了現代化轉型，其地域、傳統、文化等巨大的內部差異都可以和平共處於一體，大家都使用一種語言：拉丁語。

　　文明型國家是長期歷史進程中「百國之和」的產物。這也是為什麼我在《中國震撼》一書中反覆強調，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如果採用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的話，將變得無法治理，將走向分裂和解體。其實不光是中國，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國三分之一的歐盟今天也無法實行西方的多黨制和一人一票來選舉歐盟「總統」。如果這樣做的話，歐盟要麼解體，要麼成為一個沒有任何決策力和執行力的空架子。

　　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是四個超級因素的複合體，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豐富的文化積澱。以人口為例，2012年中國一個春運就有31億人次上路，這大約等於把整個南、北美洲、整個歐洲、非洲、俄羅斯、日本的人口都在一個月里挪動一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面臨這樣人口規模帶來的巨大挑戰和機遇。

　　中國是一個大陸，具有一個洲的規模，內部區域差異性巨大。中國在人類幾乎所有知識領域內都有數千年的歷史傳承。中國文化的豐富性也是舉世罕見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餐飲的豐富性。歐洲最豐富的菜系是法國菜，但我個人以為中國八大菜系中的任何一個菜系，其豐富型和多向性可能都超過了法國菜系，換言之，法國菜系是法蘭西一個民族文化的產物，而八大菜系是中國「百國之和」文明型國家的文化產物，所以其豐富性和複雜性舉世罕見。其實中國社會方方面面都體現了這種巨大的豐富性和複雜性，這既是中國政治治理最難的地方，也是中國崛起最精彩的地方。

　　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四超」特徵實際上已經規範了中國的發展路徑，規範了中國模式的所有特點。中國模式的最大特點是實踐理性，也就是在「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下，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本本主義，不斷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推動大膽而又慎重的體制改革和創新。這種謹慎探索，尊重事實，不斷試錯的改革方針符合中國幅員遼闊、情況複雜的國情。這種實踐理性和英國人崇尚的經驗主義哲學有共通之處：大衛?休默一直質疑純理性因果推理的可靠性；埃德蒙?伯克反覆強調一國的政治體制應主要來源於自己的歷史傳統；伯特蘭?羅素大力提倡「唯事實」，即「事實是什麼？事實所證實的真理是什麼？」。如果這些偉大的哲學家今天仍健在的話，他們會理解今天的中國。

　　在實踐理性的指導下，中國堅持把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放最為優先的位置，並取得了人類扶貧史上的最大成績；中國堅持了漸進改革，拒絕休克療法，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不斷糾錯，持續漸進；中國堅持了對外開放，汲取別人之長，同時也延續自己的傳統，特別是通過一個比較中性的、強勢的、有為的政府來推動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中國還確立了混合經濟模式，即發揮市場支配資源的效率，也發揮社會主義保證宏觀平衡的優勢，使中國經濟出現了長達三十多年的持續增長，這個趨勢我看還會繼續下去。

　　實踐理性使中國較好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義和經濟浪漫主義，避免了一個又一個政治和經濟陷阱，特別是避免了休克療法、全盤私有化、金融危機、偽「民主化」導致的國家解體等重大陷阱，實現了中國今天的全面崛起。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確實對西方模式形成了某種挑戰，從政治上看，中國模式最終可能會給世界帶來一種範式變化，即從「民主與專制」的分析範式轉向「良政與劣政」的分析範式，而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如瑞士（儘管不少瑞士人不同意），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如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雖有各種問題，但總體上的治理水平遠遠高於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同樣，劣政也可以是西方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蒙古、烏克蘭、希臘等，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如緬甸等。中國模式將激勵越來越多的國家大膽探索自己的道路，進行體制創新，追求良政善治。

　　中國確實在迅速的崛起。今天越來越多經濟學家傾向於認為中國將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我自己估計屆時中國中產階層的人數將是美國人口的兩倍。中國的發展模式雖然有自己的缺陷，但它是國際激烈競爭的產物，還在不斷完善之中。它充滿生命力，可以和西方模式、美國模式競爭。

　　其實，西方也沒有必要害怕中國模式。和經濟增長一樣，發展模式的競爭並非零和遊戲，而是可以雙贏的，就像西方已經從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獲益良多。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發展過程就是一個互相學習的過程，中國已經從西方學到了很多東西，現在還在學習，以後還要繼續學習，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發揮了自己的傳統和優勢，在中西高度互動的過程中形成了越來越多自己的東西。西方不妨也可以如鄧小平所說「解放思想」一下，嘗試從中國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經驗。這將有助於避免誤判中國的未來，也可以豐富我們共同的智慧，以更好地應對各種棘手的全球性問題的挑戰，如消除貧困，創造就業，避免金融危機，防止文明衝突等。

　　去年這個時候，我曾經在上海和《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之人》作者福山教授有過一場關於中國模式的辯論，我坦率地告訴他，歷史沒有終結，也不會終結，如果一定要說終結的話，那隻能是「歷史終結論」的終結，而且這種終結對中國有好處，對西方本身也有好處，對整個人類都有好處，因為整個人類都需要不斷探索新的更好的政治和經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