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趕超戰略的追問

06-06

對中國趕超戰略的追問 2007-8-14 13:44閱讀(1101)

技術上可以搭順風車高奏凱歌前進嗎？　　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今年上半年在一次論壇上表示：如果中國經濟以現有方式繼續發展，非常有可能再維持這樣的速度20年，甚至30年。那樣，2030年的中國將是世界上經濟最強大的國家。　　接著，又有報道說某政府高官預測，5年之後中國經濟實力將超過德國。　　中國人嘗夠了落後挨打的滋味，所以渴望有一天能趕上或超過西方。人們相信發展是硬道理，可是很少有人深入思考到底什麼是發展，如何發展。只是以為既然要趕上別人，自然就是越來越接近別人那些有形的經濟指標，於是人們常常滿足於關於ＧＤＰ等數據遊戲。　　在經濟學界，以林毅夫為代表的所謂「後發優勢」論最給人直接的滿足。在他看來，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技術進步；發達國家的技術進步沒有別的辦法，只能自己創新，這樣花錢多，風險大，彎路多，見效慢，總體上的回報低；而不發達的國家卻有捷徑可走，只需要引進別人已經成功的技術，這樣風險小，花錢少，見效快，經濟回報自然就高。　　初一想，好像是這麼回事。人家在前面開路，我們搭車跟著前進，反正技術與知識是可以傳遞的，我搭他的車，很快提升了我的經濟水平，再付他一點專利費，大家雙贏，何樂不為呢？亞洲四小龍不就是這樣成功的嗎？咱們中國大陸過去關起門來自力更生，一定要自己搞高精尖的技術開發，結果很多時候費力不討好。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引進的技術的確大大改善了勞動效率，給人們從未有過的豐厚物質回報，以及進入現代生活的甜蜜感。　　人們眼睛盯著外來的文明，漸漸開始放棄自己固有的生活價值與傳統習慣，認準先進國家的一切表徵作為目標，死心塌地跟人接軌。從單片機到286，從386到486，再一路奔騰，每年上一個台階，給人們強烈的印象，自己也毋庸置疑地在不斷進步。可是，當整個社會完全被外來技術手段所支配，人們向現代生活邁進的每一步，都要靠購買不斷升級換代著的外來技術，以至於欲罷而不能的時候，人們需要追問，這真的等於社會進步嗎？社會發展是可以靠外部推動的嗎？文明社會是可以引進的嗎？　　其實，我們只是離自然狀態與傳統生活越來越遠，但相對於西方的優勢地位來說，並沒有實質性的進步，尤其是經濟競爭關係上。因為完全依賴外來技術，自己卻沒有內在的文化動力，因此實力反而會倒退。　　正如一時擁有財富，並不等於具備生產財富的能力一樣，獲得一種高技術，也不等於自己具備技術開拓的能力。技術能夠提升勞動效率，但只有開拓新技術才能贏得經濟的領導地位，在有限的資源分配中佔據優勢。技術讓人們贏得在對象中的主動地位，但技術的開拓者才能贏得社會經濟結構中的主動地位。　　技術壟斷構成經濟的金字塔結構　　對自給自足的農民來說，技術可以傳遞，你的勞動效率增長對我至少沒有壞處。但對於有競爭關係的官吏、秀才、工商業者就不同，大家同在江湖上混生活，誰的本領高，取得絕對優勢，別人就可能沒有飯碗。　　在現代社會，技術進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雖然技術交流和傳遞更加頻繁，但這本身也構成經濟競爭手段，如果誰擁有全面的技術優勢，就能通過技術壟斷控制市場，決不會馬上傳遞給別人，即使高價轉讓也不會幹的。那些完全依賴別人技術的國家，就會被置於完全被動的地位。　　今天的世界高科技領域裡，技術產品被人為分出明顯的等級，構成一個金字塔結構。一個主流技術等級的產品通過強大的市場和廣告作用，牢牢地套住大多數消費者的腰包，上一等級只要對下一等級構成足夠的優勢就夠了。即使完全有可能一次性提升到更高等級，只要沒有人挑戰主流商人的技術壟斷地位，只要還有錢可賺，他就不急於把最新的東西給你，而是要像在兔子面前擺弄胡蘿蔔葉子一樣，一步一步地牽著他人鼻子走。他生怕一步到位之後，讓你趕上來，他又不得不花錢去開發新的技術以保持優勢。當中國企業也能把大批量的電子產品廉價地輸送到國際市場，甚至能收購別人的企業時，許多人以為自己進步得不得了，卻不知這些都是已經賺不到大錢了，才被人不情願地吐出來的二手三手的夕陽產業。　　在一個社會內部，技術作為主要資本也構成金字塔結構，導致社會階層的激烈分化。擁有技術手段的人獲得越來越大的利益，其他大多數人則相對貧困化，甚至完全失業，無法參與現代生活資料的分配，而他們又已經失去了傳統的土地資源，再無生存的依託，必然導致社會危機。　　在西方發達國家內部，已經廣泛形成一種有效的福利與就業機制，可以控制社會的兩極分化，而且他們已經有充裕的物質資源作為後盾，以保障社會的穩定，這些資源不僅取自他們國內，而且靠自己經濟上的絕對優勢廉價地取自他們外部的落後國家。　　西方各國政府把技術與人才納入國家戰略，並通過財政與外交手段實施干預，保持一些暴利行業、壟斷行業的技術優勢。而在依賴技術引進的發展中國家，金字塔上層的人們要不斷從外部獲得新的技術來維持自己的國內優勢，只有源源不斷地向外輸送資源。可是自然資源在現代技術的榨取之下並不是無限的，這會令環境狀態急劇惡化，而人們長期跟隨別人的潮流，獨立的文化空間喪失，創造力弱化，久而久之便會全面矮化。　　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在制度與文化里　　就一個社會的長遠發展來說，關鍵並不是獲得一枚枚看似和人家一樣的果實，而是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培植一棵棵能結出自己果實的大樹。　　西方現代文明的根本在哪裡？中國人總是關注著人家外在的表象，總是把現代文明當作一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上世紀50年代，從朝鮮戰場下來的中國軍人總結說，現代戰爭就是拼鋼鐵。此後的「大躍進」為追求鋼鐵產量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後來人們逐步認識到，現代經濟的核心是技術，技術就不那麼實在了，不是直接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但我們仍然把它看成一種靜態的結果，如技巧、圖紙、方案，可以搬過來。　　再進一步，技術背後是科學。現代技術是由理論科學決定的，而科學是意識層面的東西，這難以被唯物主義思維所接受。為此，人們為科學的本質有沒有階級性的問題長期爭論。直到後來，實用主義者突破了教條主義框架，直接定義科學就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爭論停止了，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人們理解的科學，也是一種知識、結論、原理，掌握了便可以運用，於是一種崇拜外來科學知識的新式教條主義又來了。　　無論是物質對象，還是實用技術，或者科學知識，都是外在於人的，都是強勢國家先有的東西。近代以來，中國人為了獲得它們，總是圍繞這些對象而努力。中國教育的中心任務，就是以學習現成的知識、掌握特定的技能為中心，用以武裝自己，它要把人變成人才，變成現代文明的工具，而不是文明的主體、文明的創造者。因此，現代文明對於中國來說，不是自己社會生活里自然生長出來的，始終是一個外來者，來了不能生根。　　科學還真是意識層面的東西，它本身並不是生產力，而是一種文化，一種人們的好奇心驅使下的認知活動，旨在以理論思維和實證方法，揭示客觀現象背後的內在必然性。它的結果引導著現代技術的起步。承認科學是一種文化現象，就得承認文化並不是依附於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文化的生命根植於所有人們的心靈里，以及整個社會生活的體系中。　　現代技術的進步本身需要特定的文化土壤，它不是傳統生產與生活經驗的積累，而是在科學理論與藝術氛圍里成長的。科學思維揭示經驗對象背後的普遍規律，藝術想像力帶來超越功利主義目的的創意，兩者只有在特殊的文化環境里才能獨立成長。在急迫的生存競爭里，人們懷著急功近利的心態，必然導致文化上的弱勢與依賴感，無法形成自由而從容的創造性生活。即使有充分的專業培訓與大量的勞動就業，普及現代技術的同時，也只是強化了技術開創者的優勢，以及技術運用者的從屬地位。　　現代技術的進步不是個別能工巧匠的發明，而是在社會化的分工協作中完成的。這也就是說，現代技術需要相應的社會背景，包括人們之間廣泛的社會交流、協作，有穩定的信任機制與可靠的制度保障。　　文化戰略才是一個國家的最高戰略　　僅從經濟思維出發，再強調科學是第一生產力，再強調高級人才的培養，再強調自主創新的價值，都沒有把握文明的核心。沒有現代科學技術成長的文化基礎和自由氛圍，沒有相應的社會信任體系、協作關係，大家都在物慾的驅動下，要麼從政府權力的控制下爭奪資源，做些給人看的政績工程，要麼只有仰賴西方優勢力量的滲透，從中撈一點代理費。　　制度建設的重要性，隨著現實中權力腐敗的日益加劇，已經越來越突出了，在中國知識界甚至成為主流的聲音，只是在現實運作中舉步維艱。因為制度總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只要人們被單一的慾望驅動，不管他如何呼喊、鬥爭、操作，總是要讓自己的利益趨於最大化並對別人的利益造成侵害。顯然，制度背後還要有一個更加重要的東西，這就是超越物質慾望的文化層面。然而，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建構的重要性始終是一個弱音，即便有也大多停留在務虛層面，缺乏現實的力量。人們一談文化，無論高級學者還是普通學生，就以為是回歸於古老的傳統，或者依附於普遍的外來教條，追隨流行的時尚。總之都是拿現成的「文化」來，而人自己仍在慾望里，文化只是一個手段、一種標榜，只有外殼，沒有靈魂。　　人們的精神涵養和覺醒意識，包括決定著人們現實選擇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情感取向，才是活生生的文化。任何社會變革的關鍵，都歸於人們心中文化內涵的演變。平時人們把生產力視為一種經濟實在，卻不曾想到既然生產力是人的一種能力，而不是動物的本能，那它就一定是人後天的精神能動性所造成的。既然如此，文化才是生產力的核心。　　西方現代文明與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希臘理性傳統和聖經所代表的猶太信仰傳統有著一脈相承的文化聯繫。在每一個成功的現代國家，教會和大學都是獨立而自主的，在人們的文化生活里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不被世俗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所左右。宗教開闢了人們心靈中獨立的精神生活，大學給人們一種理性的指引，惟有如此，人們才能更遠地擺脫自然狀態，培養更高的自由智慧，拓展更高的文明空間。　　日本也沒有西方文化，但它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也看到，社會變革看起來有一條捷徑，從器物開始，到制度，再到人心，但這條路其實走不通；必須反過來，從人心的改變入手，才能實現制度與器物的變革。日本人看似在追趕西方，但他們最早也最從容地建構了自己能夠與西方平行的文化，不管在別人眼裡如何有問題，但自己內部是高度認同的。　　中國最早面對西方挑戰時，在文化與制度上由於千年的慣性而表現遲鈍，通常只有器物層面的被動應變，所以一再失敗。直到受日本人啟發的梁啟超提出「新民說」之後，中國才有了新文化運動，20世紀的現代進程也才真正開始。從北大到西南聯大培養的現代知識精英，從國民黨的黃埔到共產黨的延安所訓練的政治精英，都是一種特殊文化戰略的產物，他們才走出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的現實困境，相對從容地帶來了一些有限的創造力，給絕望的中國帶來一線生機。然而，他們的努力總是被現實的政治經濟利益所束縛、遲滯，以至趨於腐敗與瓦解之中。　　楊小凱後發劣勢論的警示　　針對長期的經濟追趕戰略，前幾年中國經濟學界才出現「後發劣勢」論，代表人物是已於2004年7月患癌症去世的海外經濟學家楊小凱。在他看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既有技術差距，也有制度差距。技術模仿比較容易，但制度模仿非常困難。從技術模仿開始做起，取得資本積累、結構變遷、技術創新，經濟發展比較快；把制度模仿放在後面，因為制度模仿較難，當生產水平提高了，制度卻成了一個障礙。　　英國自光榮革命開始，形成議會與國王權力均衡的共和制，對國王權力有限制，對私有產權有保護，然後才出現工業革命。這很重要。如果國家權力不受到制衡，就會產生國家機會主義，權力腐敗無法制約，國家發展進步的果實落到少數政治精英手中，經濟發展就會失敗。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沒有進行徹底的憲政體制改革，雖然技術上模仿發達國家取得了成功，但天皇代表的國家權力不受制約，終於導致了軍國主義戰爭。日本在銀企關係、企業之間關係上仍存在不少東方模式，銀行大量給企業貸款，形成大量呆壞賬，造成了1990年以來的經濟困難。　　一般認為，楊小凱是站在制度學派的立場上討論經濟學問題。其實，楊小凱並沒有把經濟現象的探討終結於制度層面，而是更進一步深入到文化層面。他認為西方經濟與政治的基礎是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信仰。在他去世前一年所作的《基督教和憲政》的講演中，他以自己的學術經歷，解釋基督教文明為什麼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其中談到它的第三者功能：在市場經濟中，買者賣者如果沒有第三者來溝通，明明一個互利的買賣可能都做不成。若有一個沒有利害衝突的第三者來仲裁，就容易成功。宗教里的上帝跟人沒有利害衝突，是一個真正的第三者。基督教有一些無條件的禁忌，讓人在做生意時遵循取之有道的承諾，所以基督教國家裡可以發展大公司，而其他國家只能在小公司里建立信任。在政治秩序上，一個永久的社會和平要有公平的政治遊戲規則，要滿足模糊面紗的原則——不管你在什麼地位，不管你是小偷還是警察，是被告還是原告，都要認同公平的遊戲規則。這個原則很難在沒有宗教的情況下產生，因為制定規則的人不能替自己著想，不能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要照顧對手的利益。　　為什麼美國、英國、澳洲的制度好，因為基督教勸戒人，你要愛你的敵人，要替自己的敵人著想；你還要擔心下地獄，如果做了壞事而不思懺悔的話。中國歷史上的孔孟哲學不是宗教，儒相當於今天的智囊團，他們有自己的利害關係，要討好皇帝才能拿錢，所有難以構成超越的第三者。　　我們永遠不能判定哪一種智慧更好，但可以說，今天中國已經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走得很遠了，在得到巨大成功的同時也出現了種種問題，現在是需要基於人的內在智慧來平衡的時候了。所以，中國國家戰略的重點，應當從趕超別人的經濟戰略，讓位於自身崛起的文化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