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長期性

略論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長期性

孫茹

【內容摘要】 亞太地區形勢正在發生複雜而深刻的變化，對美國在亞太的主導地位構成了長期性的挑戰。奧巴馬政府出台「再平衡」戰略，提升亞太戰略地位，加大亞太戰略投入。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受到中東、歐洲形勢以及美國內政治的制約，但是從美面臨的挑戰、戰略目標和部署看，「再平衡」戰略是一項長期性的戰略。對華政策是「再平衡」戰略的關鍵內容，「再平衡」戰略的長期化將使中美競爭長期化。

奧巴馬政府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以來，受到廣泛關注，也引發很多爭議。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是，奧巴馬加大亞太投入的戰略能持續多久？「再平衡」是戰術應變還是戰略部署？2011年初中東北非大變局，這一問題被提了出來。2013年10月，奧巴馬因政府「關門」風波缺席APEC（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和東亞峰會，引發外界對「再平衡」戰略的疑慮。2014年3月烏克蘭局勢升溫時，「再平衡」戰略是否會半途而廢的問題再度被熱炒。筆者認為，從美面臨的挑戰、戰略目標和部署看，「再平衡」戰略將延續到奧巴馬離任之後，加大對亞太投入將成為一項長期性的戰略。

一、背景：美主導地位面臨長期性的挑戰

二戰結束後，美國在亞太地區確立了主導地位。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歷屆政府均竭力維護其主導地位，奧巴馬政府也不例外。奧巴馬政府調整亞太戰略的背景大體可分為兩大方面：客觀上，地區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複雜的變化，對美主導地位構成長期性的挑戰；主觀上，美自認戰略投入不足，急需加大投入。

挑戰之一是，亞洲大國的崛起衝擊美主導的地區安全秩序。中國迅速崛起；日本謀求在政治與安全領域發揮與經濟實力相匹配的作用；印度積極「東進」，謀求提升在亞太的影響力；俄羅斯亞太外交發力，亞太新一輪博弈展開。2001年布希政府上台以來，美尤其關注中國崛起的地區及全球影響，認為中國崛起正在使亞洲安全結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布希第一任期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凱利表示，「亞洲的根本問題是中國的和平崛起」，第二任期負責亞太事務的助卿希爾2005年5月作證時指出，「我們面臨的關鍵挑戰之一，特別是亞太國家面臨的挑戰之一是如何適應中國作為地區和全球大國的出現」。2006年9月，有四百多位專家學者參與、由美國前國務卿舒爾茨和前國家安全顧問萊克共同領銜的跨黨派研究項目「普林斯頓報告」稱，「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初劃時代的事件之一。中國迅速的經濟增長和積極的地區外交已經在改造著東亞」。2007年2月，有眾多智囊參加、前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和前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領銜的第二份阿米蒂奇報告稱，「太平洋地區發生的最重大事件可能是中國經濟的迅猛增長」。

美對中國崛起心態矛盾。一方面，美歡迎中國「走向強盛、和平與繁榮」，「尋求同一個處於變革中的中國建立一種建設性的關係」，期待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認為中美在反恐、防擴散、海事安全、禽流感、打擊毒品、朝核、伊朗核問題等大量議題上可以進行合作。另一方面，美對中國發展保持警惕，將中國稱之為處於「戰略十字路口」的國家，對中國如何運用其實力和影響力感到不確定，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宣稱，美不會把前途押在中國的「和平崛起」上。美對中國的擔心主要集中在：一是擔心中國在東亞影響力上升導致美影響力下降；二是擔心「追求可威脅到亞太地區鄰國的先進軍事能力」，威脅美地區軍事優勢；三是擔心中國的「軟實力」攻勢以及「中國模式」產生地區效應；四是擔心中國謀求東亞領導權，推動「亞洲門羅主義」，排擠美勢力。簡言之，美擔心中國崛起削弱其主導地位。

挑戰之二是，東亞地區合作迅猛發展削弱了美影響力。東亞一體化迅猛發展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地區貿易聯繫增強。1992年到2007年，地區內貿易在東亞總貿易額中所佔比重從30％上升到60％。布希任內，美在東亞的兩大盟國日本和韓國對華貿易額均超過對美貿易額。東盟與中國的貿易額也迅速增長。二是東亞區域內的自由貿易協定不斷發展，東盟自身啟動了自貿區建設，並與中國簽署了自貿協定，地區國家紛紛簽署雙邊自貿協定，一向將對美貿易關係置於首位的日本也開始熱衷建立區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三是東亞地區合作機制在美缺席的情況下蓬勃發展。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東盟10國與中日韓三國建立了「10+3」機制，發起了金融合作的「清邁倡議」等。90年代初期，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倡議的「東亞經濟論壇」因美反對而擱淺，但2005年12月，東亞國家首次在沒有美國參加的情況下，建立了東亞峰會，對美產生很大震動，成為美與東亞關係的一大轉折性事件。

在東亞一體化發展上，美關注的問題主要有：一是開放性還是排他性，是否把美國排除在外。美認為東亞峰會的幕後主導者是中國。東亞峰會籌辦期間，美一再警告不要將美排除在外，並採取「滲沙子」的辦法，讓印度、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三個地理上不是東亞的國家加入東亞峰會。二是「泛亞機制」和「跨太機制」之爭。美認為「泛亞機制」（以10+3為代表，成員以東亞國家為主）與「跨太機制」APEC功能重疊，並削弱了後者。美希望該地區的機制簡潔，「不要弄出一大堆疊床架屋似的多邊機制弄得人頭昏眼花，疲於奔命出現會議疲勞」。美主張「泛亞機制」要服從於「跨太機制」，要求東盟10＋3以及東亞峰會作為對APEC等現有跨太機制的一種補充。

布希政府時期，全球戰略重心在反恐。美國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先後有200萬軍人參戰、6000多人死亡、4萬人受傷、直接開支1.5億萬美元，國力受損。接著2008年美又遭受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重創，元氣大傷。布希任內，對亞洲關注不夠，賴斯國務卿兩次缺席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議、擬議中的2007年美國與東盟建立對話夥伴關係30周年紀念峰會，也因布希處理增兵伊拉克問題而未能舉行。冷戰剛結束後的十年，美對其亞太的主導地位自信滿滿，自詡將在東亞發揮「地區平衡者、誠實的掮客、最終的安全保證者作用」。布希任期結束時，儘管宣稱「美國作為維持該地區穩定的力量依然是一個主要角色，其地位沒有受到削弱」，「美國作為地區穩定力量的作用仍是核心的，沒有減少」，但歷經兩場戰爭和一場金融危機，對於美國實力地位的懷疑開始出現，「美國衰落論」一度甚囂塵上。儘管美政府官員仍宣稱其在東亞的作用「不可或缺」，但也開始意識到東亞實力消長對美主導地位產生的長期挑戰，意識到布希政府對亞太戰略投入不足。冷戰結束以來，美一貫擔心的是地區內的不穩定因素，現在則首次為自己的地位擔憂，這是美在東亞處境的一大逆轉。

二、「再平衡」含義：加大亞太戰略投入

二戰以來，維護美主導地位是其亞太戰略的首要目標。在這一大目標之下，維持美在東亞的同盟關係，促使盟國在解決全球和地區問題上與美進行積極合作；穩定地區大國關係和地區熱點問題；推動東亞民主化和發展自由市場經濟，促使東亞市場向美國商品、服務和投資開放以及海上自由等也是美重要的戰略目標。根據形勢變化，美政府不斷進行政策調整以實現美戰略目標。布希政府採取了夯實同盟體系、以靈活姿態參與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推動「亞太民主夥伴關係倡議」、建立東北亞安全合作機制等舉措，但美戰略界人士認為上述舉措還不足以應對亞太形勢變化。在奧巴馬上台之前，美戰略界圍繞亞太戰略展開反思和辯論，對加大亞太戰略投入形成了強烈共識。第二份《阿米蒂奇報告》指出，「亞洲是建立一種最有利於促進美國利益、穩定和繁榮的世界秩序的關鍵所在。美須對其在東亞面臨的挑戰保持警惕」，提出提升日本政治和安全作用，強化美日軍事安全合作的應策。2008年6月，美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發表題為《平衡的力量：美國在亞洲》報告，提出要制定綜合性的亞洲戰略，實現思維上的根本轉變，從而在亞洲快速轉變的局勢中推進美國利益。2009年2月，美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太平洋論壇（Pacific Forum/CSIS）、防務分析研究所、海軍分析中心、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新美國安全中心五家智庫聯合推出一份報告，稱亞太對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美要動用一切手段，重申美領導權。奧巴馬政府順應國內呼聲，對亞太戰略投入更多，並冠之以「再平衡」戰略。

對於「再平衡」的含義，奧巴馬政府並沒有正式的名詞解釋，但從美國務卿、國安顧問和防長的講話看，「再平衡」戰略就是對亞太投入更多資源、更大關注，防止亞太力量出現不利於美的失衡。2009年7月，柯林頓國務卿用了「重返」來概括奧巴馬政府亞太戰略的調整。2011年8月，坎貝爾助理國務卿用了「轉向」（pivot）來指奧巴馬加大對亞太全方位投入的政策。2011年11月奧巴馬出訪亞太期間，媒體熱炒美「轉向」亞洲。國家安全顧問多尼隆主張用「再平衡」（rebalancing）來形容奧巴馬亞太戰略的調整，他接受扎卡利亞GPS節目訪談時稱，奧巴馬上任之初檢討外交政策，看哪些地方投入過多，哪些認為投入不夠，得出的結論是對亞洲投入不夠，所以加大了投入，這即是「再平衡」的含義。其後，他又多次重申了這一點。2011年11月，多尼隆在英國《金融時報》發文稱，奧巴馬尋求實現美外交重點的「再平衡」，這一戰略的核心是強化美在亞太「這一關鍵地區所扮演的角色」。2012年1月出台的新軍事戰略用了「再平衡」(rebalance)一詞，提出美國要「恢復亞太地區的平衡」。2012年6月美防長帕內塔在香格里拉會議的講話題為「美國對亞太的再平衡」，主要闡述了美加大對亞太軍事投入。

奧巴馬第一任期擔任國安會亞洲事務主任的貝德解釋了美棄用「轉向」一詞的原因：一是避免外界誤解美外交政策。「轉向」讓人以為美要離開中東，但實際上美不打算離開中東，只是確立哪些事務需要優先考慮。二是避免中國誤解。「轉向」讓人以為美要與中國對抗，也引起中國焦慮，實際上美對華政策沒有大的改變。這只是美方一面之詞，美認為其在亞太最大挑戰是中國崛起，所謂「再平衡」實際上影射中國崛起可能改變亞洲力量平衡，所以要加大防範力度。多尼隆也稱，「重返」是一個太強烈的詞，並且容易讓人誤解美國將完全撤出中東轉向亞太。相較於「重返」，「再平衡」更能體現對資源配置重新調整的意圖。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表示，「轉向」一詞太有攻擊性，「再平衡」稍好，意思是美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離開，同時在亞洲「再平衡」。

從美政要的言論看，「再平衡」戰略對亞太加大投入是長期性的。2009年2月，柯林頓國務卿在亞洲協會的演講中，表示美準備「更強有力、持久地介入與接觸」亞洲。柯林頓首次外訪選擇東亞，成為1961年來上任後首訪亞洲的國務卿。此後柯林頓多次發表亞太政策主題演講，宣示美加大亞太投入。2011年APEC峰會前夕，柯林頓在美《外交政策》雜誌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長文，並以此為題在夏威夷東西方中心演講，稱「21世紀世界戰略和經濟重心將是亞太地區」，美將「鎖定」亞太，確保「領導地位」。奧巴馬自稱是「第一位太平洋總統」， 2009年11月訪問東亞，成為上任後在最短時間內訪問東亞的美國總統，顯示出重視亞太的強烈政治意願。奧巴馬強調美「世世代代是一個太平洋國家」，2012年11月連任後不到48小時即宣布訪問東南亞。近年來，美總統、國務卿、防長層級的高官未缺席亞洲重要會議，竭力維護美在亞太的存在。

三、著眼長遠的戰略部署

冷戰結束後，美亞太戰略在保持二戰後確立的框架基礎上，形成了以確保美主導地位為目標，以保持前沿軍事部署、強化雙邊同盟體系、兩手應對中國崛起、防止地區熱點失控、提升美經濟利益、大力推動民主為主要戰略支柱的戰略框架。奧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延續了冷戰後美歷屆政府的亞太戰略框架，同時又有新的發展。奧巴馬政府繼續強化美在亞太的軍事優勢，加強軍事部署，強化同盟關係，積極彌補經濟短板，加大利用多邊平台。

（一）加強軍事部署，突出軍事優勢。2012年1月發表的美新軍事戰略報告，宣布美軍事重心將轉向亞太。奧巴馬在報告發布會上強調，美軍在經歷十年戰爭後正處於「一個過渡時期」，雖然美軍將繼續為維護全球安全作貢獻，但有必要對其關注重點進行再平衡，把重心轉向亞太地區。美國防部公布的《2013財年國防預算》在減少歐洲兵力、抽身兩場戰爭的同時，卻強化了亞太地區的兵力部署，強調發展針對中國的「空海一體戰」能力，以便保持在東亞的「反介入」和「區域拒止」環境中作戰的優勢。著眼未來，美宣布加大亞太軍事部署的主要措施有：一是2500名海軍陸戰隊員輪駐澳大利亞達爾文港，加強在澳軍事存在；二是在阿拉斯加新增14個遠程導彈防禦攔截器，在關島部署一個戰區高空區域導彈防禦連；三是在新加坡部署4艘瀕海戰鬥艦；四是到2020年將海軍總資源的60％配置給太平洋艦隊，這將包括部署6艘航空母艦，以及大部分的巡洋艦、驅逐艦、近海戰艦和潛水艇。美也宣布到2020年前將本土以外60%的空軍力量部署到亞太。同時，美將增加在亞太的軍演次數和規模，增加軍艦訪問亞太的次數。

（二）進一步強化雙邊同盟，夯實戰略基礎。奧巴馬政府強調美與日、韓、澳、泰、菲等同盟關係仍是「亞太安全與穩定的根基」。美日重建同盟信任，修復日民主黨執政時期受損的關係。美日就普天間機場搬遷的「懸案」達成協議，雙方決定加強聯合訓練、設施共享，促進情報共享及聯合監視偵察活動，加強反導合作。在地區安全方面，美日積極推動與澳、韓、印及東盟的安全合作。在應對新型挑戰方面，決定加強應對太空、網路、海洋等「全球公地」及能源資源挑戰。美積極支持日解禁集體自衛權，分擔負擔。雙方擬定於2014年底出台新的防衛合作指針，取代1997年版防衛合作指針。美韓全面強化同盟。2009年6月發表的《美韓同盟聯合展望宣言》中，美國首次明文承諾對韓提供「延伸威懾」。美韓軍事合作升級：一是提升對話層級，啟動了外長、防長同時參加的「2+2」戰略對話。二是就推遲移交戰時作戰指揮權達成一致，移交時間由2012年4月推遲到2015年12月。三是在PSI (「防擴散安全倡議」）上加強合作。韓國加入美主導的PSI，在釜山附近海域主辦了多國海上攔截演習。四是在地區和全球的軍事合作有所加強。韓首次參加在泰國舉行的「金色眼鏡蛇」軍演，並派軍艦赴亞丁灣護航。美韓加強了經濟關係，雙邊自貿協定於2012年3月生效。此外，美日韓啟動了三邊防長會，三方多次舉行海上聯合軍演。美澳同盟方面，雙方在太空、網路安全等領域加強合作，增加了雙邊聯合訓練，美軍輪駐達爾文港，還可能在澳修建美軍核潛艇基地，澳大利亞為美軍提供更多便利設施等。美菲合作強化。奧巴馬政府在延續反恐合作的同時，啟動「2+2」戰略對話；簽署加強防務合作協議，加強共同訓練，美軍將以輪駐的方式重返菲律賓。美泰同盟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年度「金色眼鏡蛇」聯合軍演，以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為主，參與國家不斷增多。

（三）加大參與多邊外交力度，擴大迴旋空間。2009年11月，奧巴馬參加新加坡APEC峰會時表示「美缺席亞太多邊組織的時代結束了」。美一改觀望態度，加大參與地區合作與多邊機制建設，以此彌補之前的投入不足。美任命了首位駐東盟大使；建立美國—東盟領導人會議機制；參加東盟防長擴大會議（ADMM+）；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加入東亞峰會。東亞峰會曾被定義為對現有機制的「補充」，主要討論「戰略、政治和經濟問題」，聚焦金融、教育、能源、預防禽流感、災害管理五大合作領域。2010年美加入東亞峰會後，試圖將東亞峰會改造成政治和安全論壇，提出討論核不擴散、常規軍力增長、海上安全、氣候變化、促進共同價值觀和公民社會五大議題。此後，美積極推進東亞峰會討論海上安全、氣候變化以及核不擴散議題。

（四）加大經濟介入，彌補經濟短板。一是在東亞次地區層面，發起了「湄公河下游合作」倡議，吸收泰國、越南、寮國、柬埔寨等湄公河下游國家參加，推進環境、衛生、教育和基礎建設合作，提議湄公河委員會與美密西西比河管委會建立夥伴關係。2011年7月，美還主持召開了「湄公河下游之友」會議。二是跨地區層面，力推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最早由新加坡、汶萊、智利、紐西蘭4國締結，美國2008年3月加入。面對APEC裹足不前，10+3、中國—東盟自貿區等東亞合作機制穩步推進的局勢，奧巴馬政府轉向主導TPP談判，有意將其打造成一個高標準的自貿協定，瓦解東亞一體化勢頭。此外，美大力推動對亞洲出口，分享亞洲發展機遇。據統計，美國對亞太出口額占其對全球商品出口額的60%，出口總額大幅增長，大大促進了奧巴馬政府的出口倍增計劃。

（五）深化與地區新興大國和夥伴國關係，完善戰略布局。奧巴馬政府在鞏固與印度、印尼關係的基礎上，大幅推進與越南、緬甸等國的關係，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再上台階。一是提升美印關係。美印關係定位由「戰略夥伴關係」提升為「全球戰略夥伴關係」，啟動外長級戰略對話機制，構建反恐夥伴關係、加強網路安全及國防合作，強化經濟與金融夥伴關係等。奧巴馬首次公開支持印度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並啟動了美日印三邊對話。二是與印尼建立「全面夥伴關係」，將其樹為穆斯林國家的「民主典範」，通過印尼的橋樑作用改善美與伊斯蘭世界關係，雙方在反恐、人權、教育、發展、防務等領域合作加強。三是加強美越關係。美越也建立「全面夥伴關係」，開展了政治、安全和戰略對話，尤其是安全合作向「准同盟」關係邁進。2011年7月，美越首次舉行海上聯合訓練，8月，美艦隊自越戰後首次訪問金蘭灣。美越簽署了軍事合作協議，在軍隊醫療、軍事院校交流等方面加強合作。2013年12月，克里國務卿宣布向越南提供1800萬美元援助，幫助後者提升海事安全和巡邏能力。美越達成了《民用核合作協議》，美國承諾將向越南開放核燃料市場及轉讓民用核技術。四是美緬關係取得突破。美長期以侵犯人權為由對緬實施制裁，拒絕與緬打交道。奧巴馬政府官員則頻繁訪緬，與緬當局、反對派、人權活躍分子、非政府組織成員等深入接觸，促緬放鬆政治管制，加快國內和解。2011年11月和2012年11月，柯林頓國務卿和奧巴馬先後歷史性訪緬，促緬在民主化方面邁出更大步伐。

（六）管控地區熱點，維護戰略平衡。布希政府花了大量精力預防颱灣問題和朝鮮半島問題失控，奧巴馬政府積極介入東海和南海問題，防止現狀以武力方式被改變。2010年9月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發生後，美防長蓋茨、參聯會主席馬倫、國務卿柯林頓等紛紛出面稱，美日安保條約適用協防釣魚島。2010年7月，柯林頓國務卿在東盟外長論壇上突然聲稱在南海地區尊重國際法關乎美國利益，美從不介入轉向介入南海問題。從2014年4月奧巴馬出訪東亞的表態看，美既警告中國又牽制盟國，威懾任何一方挑起武裝衝突。對中國示強，奧巴馬首次表態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釣魚島，同時菲律賓將南海爭端提交國際仲裁，要求中國遵守國際規範。另一方面，對盟國既要「安撫」(reassurance)，又要防止盟國將美拖入武裝衝突。不願預測美軍是否出兵釣魚島，也沒有表示美菲防禦條約適用南海爭端。

四、「再平衡」戰略前瞻

從奧巴馬政府第二任期的言行看，美加大亞太戰略投入的決心堅定不移。2013年7月出任亞太助理國務卿的拉塞爾表示，美對亞太「再平衡「戰略「不會放鬆，不會後退，不會減弱」。2013年11月，接替多尼隆出任國安顧問的蘇珊·賴斯在喬治敦大學演講時表示，亞太仍是「奧巴馬政府外交政策的基石」，「不管其他地方出現什麼熱點問題，我們都將繼續深化對這一關鍵地區的長期承諾」。2014年3月，美國防部發表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重申亞太地區對美國政治、經濟和安全利益而言越來越重要，美將繼續推進「再平衡「戰略。

奧巴馬政府將確保美軍事預算削減不會影響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施。前副防長米歇爾·弗盧努瓦表示，美未來10年削減預算4870億美元，不會削弱再平衡計劃，因為削減後的預算足以支撐美國在亞洲擴大軍事存在，包括海軍陸戰隊輪駐澳大利亞和在新加坡部署作戰艦艇等。奧巴馬第一任期亞太助卿坎貝爾最近撰文稱，「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並不需要大量的投入新資金，相反，五角大樓需要更靈活，同時更明智地花錢。」國防部長哈格爾表示：「美軍將把亞太地區作為軍事重點，繼續進行部隊的調整」。副防長米歇爾·倫普金則稱，「向亞太再平衡的決心堅定不移。再平衡的時機和步伐可能會隨著我們向前推進而進行調整，這取決於世界其它地方所發生的事情」，暗示「再平衡」的落實會受到客觀形勢的制約。

長遠而言，「再平衡」戰略將對中美關係產生深遠影響，將使得中美競爭長期化。奧巴馬第一任期對華「再平衡」引起中美關係緊張、摩擦甚至是衝突。美學者羅伯特·羅斯認為，奧巴馬亞太政策不必要地增加了中國的不安全感，只會助長中國的強硬姿態，破壞地區穩定，減少中美合作的可能性。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李侃如指出，美「亞太再平衡」戰略側重運用軍事實力，而中國的區域經濟優勢並未受到影響；另一方面，中國認為美在亞太海上爭端上挑撥離間，鼓勵日、越、菲不斷挑戰其底線，意圖坐收漁利。中國對美戰略疑慮加劇，亞太區域安全困境有惡化風險。為此需要「再再平衡」，加強對華關係。

2013年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做了一些調整，中美關係總體穩定。2013年6月舉行的習奧莊園會是兩國政府換屆後中美元首首次會晤，開創了中美高層交往新模式。雙方就共同建設新型大國關係達成共識，向世界發出積極信號。兩軍交流相對活躍，高層互訪較頻，多次開展聯合演習，未受「稜鏡門」事件、東海防空識別區問題過多影響。奧巴馬第二任期力圖澄清「再平衡」戰略不是針對中國而來。2014年2月，美國亞太事務助卿拉塞爾出席眾院聽證會時表示，再平衡戰略不是為了圍堵中國，美希望通過兩軍交流促使中國成為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穩定力量」。2014年4月初，哈格爾亞太行表示，「再平衡」從來不是，現在也不是為了遏制中國。2014年4月，奧巴馬出訪亞太時也強調，美「歡迎中國和平崛起」，不會「遏制中國」。另一方面，美對華強硬的一面也在發展。2014年1月以來，美官員在東海南海問題上頻頻指責中國。拉塞爾指責「九段線」不合法，指責中國在南海的主權要求缺乏國際法依據，並成為南海局勢緊張的根源。之後，國安會亞洲事務主任麥艾文指責中國在釣魚島「咄咄逼人」。2014年5月，美司法部搞「治外法權」，起訴中國軍人等，嚴重惡化了兩國關係氣氛。與此同時，美繼續施壓人民幣升值，要求停止侵犯知識產權。在民主人權問題上，美調門越來越高。中國注意維護中美關係大局，對美釋放善意，如習主席稱，「寬廣的太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並提出了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主張。另一方面，中國外交風格剛柔並濟，更堅決地維護核心利益,不迴避矛盾和問題。習主席強調，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能放棄正當權益，更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伴隨中國崛起和美亞太「再平衡」的長期化，中美在亞太的較量也將長期化。

孫茹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學士和碩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博士。曾在荷蘭格羅寧根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曾出版專著《朝核問題地區合作進程研究》，合著《西方人道主義干預理論與實踐》，參與撰寫《反恐背景下美國全球戰略》、《中美戰略關係新論》、《東北亞地區安全政策和安全合作構想》等書，此外還發表了十多篇學術論文。目前主要從事朝鮮半島、亞太安全和國際戰略問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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