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五大臣西方取經：憲政為何有始無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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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4日，京城正陽門車站熱鬧非凡，載澤、徐世昌、紹英、戴鴻慈和端方五位大臣在一片喧囂聲中登上專列，啟程前往歐美各國考察憲政。正當列車準備駛離時，只聽「轟」的一聲巨響，一團濃煙和烈焰從車廂中衝出——一顆炸彈爆炸了！事後查明，本次事件是革命黨人吳樾精心策劃的一次暗殺，爆炸導致載澤「眉際破損」、紹英「受傷五處」、徐世昌「略受火灼」，「肇事者」吳樾也當場被炸身亡。或許有人要問，吳樾此舉究竟為何，他到底是痛恨清廷還是痛恨立憲，或者兩者皆有？

日俄戰爭帶來的立憲潮

鴉片戰爭前，清廷對外部世界的概念幾乎為零，其自命天朝，根本不想也不屑於去了解。但在兩次鴉片戰爭中，不可一世的天朝被打得鼻青眼腫，清廷也不得不低下「高貴」的頭顱，洋務新政由此打開了一個向西方學習的窗口。期間，清廷分別於1866年派遣斌椿考察團及1868年委派浦安臣考察團訪問歐美，但因為各種原因，這兩次的考察活動並沒有像日本考察團一樣受到國內的極大重視，而之後三十餘年中，清廷再未派過類似的使團出國考察，直到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

對清廷而言，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新世紀到來之時，由於慈禧太后的一時糊塗，清廷發現自己再次被整個世界孤立甚至敵對，重新走到了窮途末路的邊緣。此前的甲午戰爭中，東鄰日本掃蕩了洋務新政近三十年苦心經營起來的家當，而隨後的庚子年更是被八國聯軍乾脆利索的揭了老底，徹底暴露了這個王朝的時日無多。

正因為如此，慈禧太后才痛下決心，其接過「亂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變法旗幟，於1901年後推行新政。1904年（也就在甲午戰爭爆發後的第十年），當年的戰場上再次爆發日俄戰爭，兩個強盜在中國的土地上大打出手，而主人卻無奈又頗為無恥的掛起免戰牌，宣布在這一場令國人蒙受恥辱的戰爭里「嚴守中立」。無論誰是這場戰爭中的贏家，清廷這種夾起尾巴的「鴕鳥政策」都將令後人感到羞愧。

戰爭的結果卻意外地為突破當時新政的瓶頸提供了契機，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國人親眼目睹這小小的島國日本竟然將老牌的沙俄帝國打翻在地，這一令人驚詫的結果，不免讓國人又想起了十年前的甲午之役。一向為國人瞧不起的東鄰日本，究竟是從何處獲得的力量呢？如果說日本戰勝中國是「以國運相搏」、還有點運氣成分的話，這次日本擊敗龐大的沙俄，算是讓國人徹底無語了。

長期積壓的危亡意識和變革要求，終於在這場令人蒙羞的戰爭後得到了宣洩的機會。不出意料的是，日本的勝利很快被時人歸結為立憲政體對專制政體的勝利。戰爭剛一結束，素有清議之名的《大公報》即立刻發文稱：「日立憲國也，俄專制國也。專制國與立憲國戰，立憲國無不勝，專制國無不敗。」在《大公報》的帶動下，國內輿論情緒高漲，他們紛紛利用自己的渠道大力宣傳「立憲勝於專制」，「20世紀舉全地球中，萬無可以復容專制政體存在之餘地」，立憲自由主義乃大勢所趨，所向無敵，如「頑然不知變計者，唯有歸於劣敗淘汰之數也。」

據《東方雜誌》稱，當時人人談立憲，「上自勛戚大臣，下逮校舍學子，靡不曰立憲立憲，一唱百和，異口同聲」。萬民交議的氣氛也影響了朝中大員們，如袁世凱、張之洞、周馥等人便在輿論的推動下向朝廷上書，請求實行立憲政體。就連當時的駐外大使們也紛紛奏請清政府仿效「英、德、日本之制」，「定為立憲政體之國」。在這些上書中，提出了一個相對可行的建議，那就是派遣官員出國考察其他國家憲政，為中國的立憲做準備。

出洋考察幾經波折

群情激昂之下，慈禧太后也難免動心。1905年7月16日，清廷下發諭旨，「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嗣後再行選派，分班前往。其各隨事諏詢，悉心體察，用備甄采，毋負委任！」

清廷的表態立刻成為當時的重磅新聞，讓國人興奮莫名。次日，當時的主要報刊都在顯要位置刊登了這道簡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上諭全文。不僅如此，各報刊還紛紛組織人手針對「考察政治」一事做連續的專題報道和評論。對於這次大臣的出洋考察，輿論和民眾更是翹首以盼，寄予厚望。

出發前，慈禧太后特意召見了端方，讓他帶上些宮廷御用點心路上充饑。召見中，慈禧太后問端方：「如今新政都已實行數年，你看還有什麼該辦而未辦的？」端方說：「尚未立憲。」慈禧太后問：「立憲有什麼好處？」端方說：「立憲後，皇位可以世襲罔替。」慈禧太后聽後，若有所思。

按最初計劃，考察團在五位大臣率領下兵分兩路，一路由載澤、戴鴻慈和紹英帶隊，前往俄美意奧等國，重點考察憲政；另一路則由徐世昌和端方率領，前往英法德等國，主要是面上的考察。正當考察團準備妥當預備出發時，卻又意外的發生了前文所述的爆炸事件。

對這次的暗殺事件，當時輿論評價不高。相反，他們大都認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為立憲作預備，事關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凡稍具愛國心者應鄭重其事，以祝其行，因而對此暗殺活動一般持譴責態度。不僅如此，輿論還深恐這次的事件會影響到大臣出洋考察，進而影響到憲政的實施，於是他們紛紛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艱難，奮勇前行。民間對於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們紛紛發來慰問電，如上海南洋公學等三十二所學校就聯合發了慰問電。

爆炸案後，清廷主張緩行出洋考察。聽到這個消息，各地方官員和輿論大為不滿，其紛紛致電清廷，強調「當此更宜考求各國政治，實行變法立憲，不可為之阻止」。考察大臣端方態度更為積極，其上奏朝廷，稱各國均有來電，對中國考察團已做妥善安排，如因一顆炸彈就取消出洋考察的話，恐怕會被外人笑話。另一大臣紹英被人譏諷借口養傷後，其非常氣憤地說：「如我死而憲法立，則死而榮生，死我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於是他也堅決上奏請求繼續出洋考察。

而在這時，戰敗的俄國也宣布要推行憲政。1905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頒布《十月宣言》，承認人民有言論、出版等各項自由及參政權利，並開始著手實行政治改革。駐俄大臣胡惟德隨即將此一情況通報清廷，稱「俄國現已公布立憲」，本國「亟宜立定憲法，上下一心，講求自立之策，以防各國侵害。」

得此消息後，清廷態度又發生轉變。10月底，慈禧太后再次召見軍機大臣，表明考察政治是當務之急，務必飭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誤。而此時的俄國人腳步更快，俄皇於11月2日宣布立憲，4日後又下詔釋放所有政治犯。唯恐落在他人之後的清廷也急起直追，於11月18日諭令政務處先籌定憲法大綱，11月25日又設立了考察政治館，作為領導立憲改革的專門機構。

當年12月，清廷決定再次派遣大臣出國考察憲政。由於紹英受傷未愈、徐世昌另有任用，後由山東布政使尚其亨和順天府丞李盛鐸二人替換。12月7日，端方和戴鴻慈帶領首批考察團出發；次年1月14日，載澤、李盛鐸和尚其亨率第二批考察團出發。之後，兩團分乘「西伯利亞」號及「克利刀連」號從上海揚帆啟程。由此，幾經周折的出洋考察團終於正式離開國門，出發了。

清末憲政為何無果而終

考察團的首要目標是憲政考察，其每到一國，必去議院參觀並考察其議會制度。由此，考察團對對各國憲政記載最詳，也引發了頗多值得借鑒的思考。如戴鴻慈等人的記載，其看到美國的議員們在國會中為議案而爭得面紅耳赤，「恆以正事抗論，裂眥抵掌，相持未下，及議畢出門，則執手歡然，無纖芥之嫌。蓋由其於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這種公私分明的議事方式，讓考察團成員們既驚奇又大為嘆服。

考察團在英國時發現，「議員分為政府黨與非政府黨兩派。政府黨與政府同意，非政府黨則每事指駁，務使折中至當，而彼此不得爭執。誠所謂爭公理、不爭意氣者，亦法之可貴者也」。這裡說的政府黨，其實就是執政黨；而非政府黨，指的是在野黨（反對黨），這種良性的政治互動關係看似吵鬧，其實更加穩定。

此次五大臣出洋名為憲政考察，實則政治法律、經濟產業、教育文化、軍事科技、社會福利、公共設施乃至禮教習俗等等，幾乎無所不包；但由於時間有限，加上要考察的國家和內容如此之多，難免也有些一種蜻蜓點水、走馬觀花的感覺。

1906年7月，考察團在歐美各國訪察大半年後回國。在隨後的召見中，考察團團長載澤力陳各國之所以富強，主要是各國均以憲法為國本，而中國搞了這麼多年的洋務運動卻成效不大，原因就在於不得要領。由此，載澤提出清廷立憲最好以日本模式為效仿對象。

當年8月，考察團又向朝廷上了一道密折，其中明確指出立憲有三大好處：一是君主神聖不可侵犯，君位萬世不易，相位旦夕可遷，君主不負行政責任；二是外患漸輕，立憲是國際潮流，立憲後外國將尊重我國；三是內亂可平息，實行立憲後，革命黨人也無話可說，即使想作亂也無人跟從。據說，慈禧太后見此折後大為動容，足足看了有三個時辰。

五大臣的立憲奏摺上去後，受到頑固派前所未有的攻擊。據《東方雜誌》記載：「頑固諸臣百般阻撓，肆其簧鼓，淆亂群聽。……澤、戴、端諸大臣地處孤立，幾有不能自克之勢。」這一反應也不奇怪，百年固有的積習決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而對立憲的誤解乃至對失去權力的恐懼，使得各種反對者或公然反對、或陽奉陰違，即使是慈禧太后，其對實行憲政改革何嘗不是心存疑懼，立憲時間表的屢屢推遲。

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清末十年中難得的一抹亮色，曾給沉淪中的國人帶來了無限的希望和遐想。這次出洋考察，清廷事實上承認了西方文明在政治制度上的優越性。應該說，在清王朝統治岌岌可危之時，這是清廷刻意改善自身形象以融入先進文明的一個重要舉措，一旦轉型成功，對於這個古老國家和民族的長遠發展，將帶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預備立憲，此舉最終邁出了清廷乃至中國歷史轉型的第一步。但令人遺憾的是，歷史終究是歷史，它未必會符合人們的美好願望。清末各種矛盾的糾葛和皇族親貴的倒行逆施，使得新政及立憲的一切努力最終化為東流。這所有的一切，伴著憲政考察的曾經夢想，漸行漸遠，漸成輓歌。

不忘初心，心繫大陸，

從未離開，與你一直同在！——弔民伐罪